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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博源的精英们为什么害怕“得而复失”?
(博讯2011年08月17日发表)

     博源基金会理事、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派遣其旗下的《财经》杂志,采访了博源基金会的总干事何迪——如果还有其他选择,相信博源的精英们不会频频让《财经》出镜(这一道具不久前秦晓才用过),有些话如果由其他媒体来说,怎么也要显得客观、公正些,虽然“公正”并不在秦晓的“现代性核心价值”之列。或许是由于就连《南方人物周刊》(显然更适合于进行这样的访谈)这样的媒体也不愿意再惹一身骚了,所以才只能自己“采访”自己——说是采访,不如说是演出。这种采访,与贺卫方20年不做论文的教授水平,朱学勤创作等于抄袭的论文水平,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启蒙派的学术奇观。
    
     尽管这可能是一场连演出都没有,直接就把剧本登出来的“采访”,但毕竟剧本也是人家博源的精英亲手写的,倒也透露了他们的一些真实想法,其间颇讲了些真话——如果你善于“听音”的话。 (博讯 boxun.com)

    
    文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博源的精英们坦露了他们内心一种深层次的担忧,“对好生活得而复失的担心”。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在的中国人民已经过上了“好生活”,但还没有建成“好社会”;“好社会”需要设计和建立一种对“好生活”的制度保障,以避免“得而复失”——这就是博源基金会所从事的工作,所想实现的目标。
    
    看到这儿,读者难免会产生几个疑问:既然“中国人民”在博源的制度还没有出来以前,就已经过上了“好生活”,难道他们不会自己捍卫这种生活吗,为什么还需要博源另搞一套制度来帮助他们捍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竟然能够威胁到中国人民和政府都愿意捍卫的目标,以至于缺了博源的制度设计就不行?而且,在博源的剧本中还写到:“尽管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中国人民”真的都过上了“好生活”,又怎么会“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如果所谓“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指的只是过上“好生活”后“二奶”包多、包少的问题,那么博源精英们所深恶痛绝的“极左思潮”,又怎么可能煽动起“历史的反动”之危险?
    
    启蒙派的精英们都喜欢自诩“讲逻辑”,但他们的逻辑往往就这样漏洞百出——关起门来自慰或许还问题不大,一拿出来亮相就现丑了。要回答上述问题不难,仅仅需要脑袋没有被精英们“启蒙”成一团浆糊即可。答案也简单:要么,博源精英们的制度设计欲实现和捍卫的,并非是中国人民的“好生活”,而是他们自己的私货,所以才会在“好生活”已实现后,还要另起炉灶;要么,所谓的“好生活”并不是现实,过上了“好生活”的,并非是“中国人民”,而只是包括博源群英在内的少数精英,大多数“中国人民”对今天的生活并不满意,不认为“好”,所以才导致“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才面临“历史的反动”之危险,而博源的制度设计,正是要“保障”少数精英的这种“好生活”,“保障” 这种“导致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的利益分配格局。
    
    确实,对于那些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讨不起老婆、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的人来说,你要他们怎么认同博源精英们所断言的“好生活”?既然其实只是包括博源群英在内的少数精英在代表“中国人民”过着“好生活”,那么,真正担心“得而复失”的,就不可能是“中国人民”,而只是那些时时刻刻想代表“中国人民”的精英们。博源精英们的这种“担心”,一点也不出人意料。以秦晓为例,在将几百亿国有资产装入私囊后,当然要担心“失而复得”了,当然会希望将视其所得为非法的现行制度推倒重来,另外设计、推行一种可以将这种非法财产合法化、甚至保障他们将更多公产纳入私囊的制度。这就是博源基金会的真正目的,不管它对它自己所倡言的制度作了何种外包装,其想达到的制度效果,就是这个。
    
    如果博源的精英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做的一切,就是变非法财产为合法,并且为进一步攫取非法财产创造制度条件,那么,他们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所以,博源的精英们没有这么做。将卖方的需要,包装成买方的需要,这是商人推销时的惯伎。秦晓、何迪“都在商界活动”,所以很懂得怎么将自己的目的装扮成符合公众利益的样子,这也是博源举办那么多研讨会的目的。
    
    在这篇何迪的访谈中,罗列了博源成立以来的种种成就,从中可看出博源是怎么进行包装、建构和说服工作,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抢钱的人,要把自己的抢劫行为包装成符合被抢者的利益,并且得到对方认同,这一任务太过艰巨。所以,一开始博源并没有将说服对象指向“中国人民”,而是首先限定在精英圈子内。第一步,是利用金融危机的机会,发起并组织了各大投行的首席中国经济师定期聚会,研讨中国决策层所关注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走向,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等热点问题,研讨结果刊登在基金会的内刊《中国经济观察——全球视野与决策参考》上,送决策层及相关的专业人士参考,“在市场与决策之间搭建了一班直通车”。
    
    这是什么意思呢?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博源是在好心为决策层提供“全球资本市场第一线的信息与分析”服务吗?看看“定期聚会”的对象就明白了,“各大投行的首席中国经济师”——众所周知,投行是以投机赢利的,投行的首席经济师,服从于投行利益。所以,经济学界有个默认:投行的经济学家,不能被视为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服从于背后资本利益的需要,不可能具备独立、公正、客观的立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实现背后资本的利益。因此,博源搭建的“直通车”,其直接效果是,为各国际金融巨头影响中国的经济决策提供便利。在这里,它同样是把卖方的需要包装成了买方的需要。以貌似中立、学术的形式,为国际金融巨头争取政策性、制度性的利益提供方便。博源这样做,当然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方面,各大投行精英们的利益与秦晓、何迪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争取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后,大家都可以“闷声发大财”;另一方面,这是博源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必须让大家清晰地看到:博源是干什么的,又能够干些什么。经此一役,精英们,尤其是与国际资本利益相连的买办精英们切身体会到了:博源是为我们的利益服务的,是我们的“自己人”,而且它的能量很大,能够搭建到达中央决策层的“直通车”。于是乎,博源“风生水起,影响日著”,各界精英趋之若鹜。
    
    定位清晰,影响出来后,第二步“博源基金会展开了与国内相关决策机构的对口交流。各级领导多次听取汇报,并亲自与经济学家们座谈交流,一些财经官员还以学者的身份参加了讨论。通过交流,决策者更清楚地了解市场关注的焦点和想法,借助国际的研究力量分析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从而使决策建议具有理性分析的支持。”
    
    这就更厉害了。第一步还只是为金融界精英一方的利益服务,这一步就进一步连接了政、商、学各界精英,为他们搭建起直接交流的平台,从中可以各取所需。这种可以将整个特殊利益集团一网打尽的“对口”服务方式,比之“天上人间”的“一条龙”模式,已经不遑多让了。所以,“博源很有凝聚力”。
    
    将特殊利益集团进行几番整合后,第三步就是说服决策层自己“改革”,变现行体制为另一种可以保障非法所得的体制。这一步本来很难,但博源的精英们显得很有信心。用何迪的话说“没有理由那么悲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相信,中国的明白人比不明白人多,也相信只要拥有适当的条件,明白人会做出顺应时代潮流的事。”——这话就需要“听音”了,换言之,他们相信,在决策层中,利益与他们站在一起的比没站在一起的多,有改变制度需要的比没这个需要的多,“只要拥有适当的条件”,有着同样需要的人就“会做出顺应时代潮流的事”——这些人除了代表“中国人民”外,顺便连“时代潮流”也一块儿垄断了。
    
    不知道何迪的这种判断有几份把握,只知道他们的这种乐观,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悲观。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博源的精英们信了,所以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到了第四步:准备“适当的条件”。这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搜罗一些同一鼻孔出汽的启蒙派精英学者,召开系列研讨会,“为构建未来的现代性国家进行制度储备”;二是用他们的话说,叫做“倡导理性,呼唤启蒙”, 变精英共识为社会共识。用大白话讲,就是通过一系列七绕八拐的话语建构(即所谓的“现代性框架”),让老百姓能够接受这么一种观念:特殊利益集团的精英们抢他们的钱是为了他们好,至少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起码有“一部分先富起来了”,避免了“共同贫困”的“最坏”结局,所以,大家应该紧跟精英,一起建构一个变非法财产为合法、保护和鼓励非法所得的“现代性国家”。
    
    第二点是最难的,也是能否为“中国的明白人”创造“适当的条件”之关键所在。为此,博源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艰辛努力。概括起来,他们的工作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包装了一系列漂亮的概念,二是画了个很大的烧饼,三是找到了吓唬人的王牌。
    
    包装漂亮的概念很好理解,任何利益的诉求,不管再怎么狭隘,当它要打出旗号时,都会选择一种对应的、看似符合公共利益和普世价值的外形包装。因此,判断一种诉求、口号和主义的倾向性与实质,不能依据它有的是什么(因为已经作了美工处理),而要看它缺的是什么。人们看到,虽然何迪在谈到当前弊端与困境时,说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但在博源所倡导的“现代性核心价值”或曰“启蒙价值”中,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正义,有的只是理性、自由和人权。这又导出几个疑问:如果公平、正义在今天并不重要,为什么就连博源的精英们在分析时弊时,也不得不说“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呢?如果公平、正义只是次一级的非核心价值,那么为什么罗尔斯会将其界定西方政治伦理的绝世名著,命名为《正义论》呢?实际上,在任何社会,公平、正义都是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反而启蒙派所高举的人权,只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一种方式。博源无论如何也要将公平、正义排斥在“现代性”之外的姿态和决心,不难理解。一种以公平、正义为价值支撑的制度,绝不可能坐视几百亿公产纳入私囊而不闻不问,绝不会保障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非法所得,绝不会赦免偷盗、抢劫公共财产的罪行。
    
    至于秦晓念念不忘的理性,就更可笑了。在几百年前的西方、几十年前的中国,强调理性对于那些陷入宗教式狂热中的人,或有一种纠谬性和必要性。但在世俗理性已经充分普及并成为主流的今天,再高举理性就是画蛇添足、无的放矢了。只有那些新的宗教式狂热分子,才会认为今天理性仍很稀缺,很有必要强调。因为在他们眼中,只有自己的理性才是理性,别人的理性都是非理性;任何与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都是理性缺乏的表现。实际上,这些人与其说是在“倡导理性”,不如说是在倡导对于他们自己的新的宗教式信仰的偏执。
    
    这些人画出的烧饼,有个名字叫“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现代性国家”。他们大声喊卖说:看呵,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只要我们放弃中国模式,模仿西方的这种制度模式,我们就能够像西方那样富裕、发达。
    
    这些人在这样喊卖时,严守两项视觉纪律。一是将眼睛死死盯着现在,决不看向过去;二是将眼睛死死瞄着西方,决不允许偏向世界其他地方。一旦看向过去,就会发现西方能够走到今天,绝不是因为什么民主,而是有着许多不可复制的必要条件,包括全球殖民,包括种族灭绝,等等。西方式民主不是富裕、发达的原因,而是结果。在西方,普遍、良性的民主制度,也是在二战以后,即相对富裕后才完善起来的。
    
    一旦看向世界其他地方,就不难发现,模仿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罕有成功的例子。反之,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最腐败的政权,大都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结出的果实。这不是某一个研究机构得出的研究成果,而是所有进行过这种研究的国际权威机构的共同结论;这也不是某一年的数据结论,而是持续多年的排名数据。博源不是又研究,又课题的吗?为什么对这么多明显的事实和数据视而不见,却偏偏拿着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少数例外津津乐道?可见他们的所谓学术研究,其实就是结论早写好了,然后再来寻找有利证据、无视于不利证据的“命题作文”;中心思想是,必须论证他们自己所需要的那一套就是“时代潮流”。这样的“学术活动”,当然其过程只能在“内部小型研讨会”上进行,所以颇有必要请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多个公开场合赞扬:博源基金会是“干实事、研究大问题的学术平台”。
    
    或许有人会说,落后国家的贫穷、腐败,是因为它们模仿西方却没有到家,变形走样了。问题是,把发达国家的东西放在落后国家来,能不变形走样吗?在西方,麦当劳是廉价食品;在落后国家,可能大多数人却吃不起。何况拥有资源和力量优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必然主导“变革”的过程。他们要保障和扩张自己的非法利益,能不将制度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形走样吗?
    
    看到何迪们侃侃而谈什么“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应对危机,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时,不由想到萨克斯们向俄罗斯推荐“休克疗法”时的从容与自信。不同的是,萨克斯们只是自欺,何迪们却是在欺人,以遂其不可告人之私。比之萨克斯,博源的精英们更像俄罗斯经济崩溃后的寡头们:他们不仅要坐而言,而且要起而行;不仅要导演崩盘,而且要参与瓜分。
    
    至于烧饼中所提的法治,同为启蒙派的贺卫方教授做出了明确注脚:法治就是哪怕明知是荒谬、错误、偏袒、不公正的判决,只要走过了程序,就必须接受其结果。显然,这正是秦晓们所需要的“法治”:只要过一过程序,装入私囊的几百亿原国有资产就变成合法的私有财产了;只要过一过程序,原来的罪行就都赦免了。而所谓的程序,从设计到执行,都是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的,那么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呢?这才是“完整的、合理的、符合现代性的制度”,这才是充分保障了人权尤其是财产权的“好社会”呵!
    
    吓唬人的东西不难找,难的是找到政府和民众都害怕,而且还符合精英们自我利益的东西。这也难不倒博源的精英们,他们找到了可同时满足上述三项条件的法宝,那就是: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乱,避免民族灾难,不希望中国再有大的社会动乱。
    
    动乱、灾难和博源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听博源的,就可以避免灾难、减少动乱?从秦晓到何迪,对此始终没有说出个所以然。他们只是反复表态:自己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想看到激进和动乱。对于这句话,不管决策层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穿靴的怕光脚的,抢了那么多钱,除非事先避到海外包括香港,否则当然会害怕现行秩序一下子崩解;一切都要在“明白人”的控制下,慢慢地转过来才好。对于老百姓,博源真正想说的是:你们不可对我们提起清算。道理很简单,清算一个秦晓,其他“有相同的经历”的“政界、商界或学界的翘楚”都会感到害怕;这些人都害怕了,中国还不得乱起来,发生“大的社会动乱”?
    
    对此,不管其他人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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