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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薄熙来为什么“唱红”?
(博讯2010年12月11日发表)

    
    “唱红”是薄熙来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也是令许多人感觉不可思议之处。从薄熙来个人的经历、环境判断,他没理由很留恋毛时代的东西,至少不会像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那么虔诚与推崇。更大可能是,“唱红”只是薄借用的一个手段,通过这种借用,他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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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是树立和推广一种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的阕如,正是当下中国许多弊端的根源,也是弊病难改的症结之所在,对这一点各方应无疑义。当代中国亟须建立一种主流价值体系,薄看到了这点。但是,作为一方诸侯,他不能,也不敢另起炉灶自建一套体系,于是只能在官方的武库内翻箱倒柜寻找。在官方认可的各种话语之中,除了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外,还有何种话语具有价值指导的意义?邓是实用主义者,对价值问题含而不露、存而不论;江萧规曹随;胡略有调整,但根基还是扎在邓、毛之中。所以,既要弘扬某种主流价值,又必须顾忌官方语境,薄其实别无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薄弘扬主流价值的方式很有特色,即所谓“唱读讲传”。也就是由官方提供价值内容,通过官方渠道全力传播,借以影响公众。这其中,没有对其他观点、说法进行针对性限制,只是“我说我的”,从内容和渠道两方面尽力放大自己的声音;同时,你也可说你的,“唱红”并没有要求禁绝不同声音。
    
    反观现在全国多地展开的所谓“反三俗”,则是自己提不出一套堪作“主流”的东西,只知道限制别人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不许说这个,不许说那个。两种做法,高下自现。
    
    作为政治合法性建构和社会主流价值建构的一部分,政府不可能不提倡一种东西。在政府掌控大量资源的中国,尤其如此。重要的是,这种弘扬,不能禁绝其他表达。你可以利用优势放大自己的声音,但要让其他声音也有起码的表达途径。这是在现代社会维持思想文化活力的必要条件,也是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以促使社会进步的基本要求。真理不是由声音的大小决定的,因此,不怕官方声音大,就怕它自己既说不出什么,又不许别人说。那样的社会,就只是一潭死水。
    
    其二,“唱红”是欲有所作为者的护身符。中国是个讲究循规蹈矩的国家,官场尤其如此。升官的终南捷径,就是只搞关系不做事。做事必得罪人,必触动既有的游戏规则和利益格局,必引来非议,遭致反弹。在中国,凡真心诚意想做点事的官员,大多没有好结果,而且往往被半途拉下马来,要做的事不了了之。这方面,吕日周、潘岳都是例证,官场对这些“麻烦制造者”的反应,效率很高,至少比对待腐败分子的反应要快得多。
    
    薄熙来在重庆闹出的动静,比吕、潘大多了,为什么他没有被官场的潜规则逼下台?究其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其中的关键,还是他早在“有所为”之前,就通过“唱红”给自己此后的所作所为披上了一层保护色。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至今仍是中共正统合法性的根基所在。立足在这个根基上,从这个方向上阐述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只要不直接反对“当今”,就谁都不好拿你怎么办,否则可能遭致整个执政集团意识形态力量的反弹。
    
    正因为薄步步为营,成算在先,所以尽管他在重庆折腾出惊涛骇浪,使许多人心存不满,却一时拿他无可奈何。在此敏感时刻,谁也不敢公开站在薄手握那面大旗的对立面,以免授人以柄。反之,中央大员还要一个个接连南下,表面为薄站台,实际上是想沾一沾那面虎旗的仙气——这就是政治智慧呵。
    
    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智慧,却招致民间一些人,尤其是自由派的批评。他们自以为最尖锐的讽刺是:薄熙来一方面要求重庆的大学生上山下乡,另一方面却让自己的儿子出国留学——这些人似乎忘了(或者是不知道?),他们最崇敬的西方政治家,一直是这么干的。例如,那些把人权、自由、平等喊得震天响的美国创国者们,大都是奴隶主,像华盛顿;林肯在人前一副悲天悯人、博爱无边的样子,史料却证明,美国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南北战争,就是这个人蓄意挑起的。这两个应该是自由派愤青们最推崇的政治人物了吧?不然还有谁?
    
    所以,不能用一般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政治人物。评判政治人物时,不用猜他在想什么,只须看他在做什么;不必纠缠他的私生活怎样,主要看他在公职范围内怎样。
    
    自由派批评较多的,还有重庆的法治,认为在“打黑”过程中,程序有瑕疵——这都是些脑袋被门挤扁后说出的屁话。重庆当然是人治,但全中国哪儿不是人治?中国的人治不是从重庆“打黑”开始的。同样是人治,不同的是,重庆的人治相对来说是“良治”,打的是黑恶贪;而其他很多地方是“恶治”,权钱勾结,法黑合流。
    在法治明显一时半会还搞不起来的情况下,如果连“好的人治”都不要,惟有陷入“恶治”或“无治”,即强势者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的失序状态。
    
    在价值上,我也认同民主,但我认为中国现在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关键指标是人均收入)。强行为之,结果不是崩盘,就是走向亚非拉那些“坏的民主”。
    
    既然“好的民主”还遥不可及,那么我支持“好的威权”;既然“好的法治”遥不可及,所以我赞成“好的人治”,只不过还要加上舆论监督,让民意有表达的途径。这才是今日中国有可能实现的“次优”,这也是我赞扬薄熙来“重庆模式”的原因——他的做法,符合了现实主义者的期待。
    
    对民间,尤其是媒体对民主、法治与言论自由的鼓吹、推动,只要不说得极端、过分,我都赞成、支持。我反对的,是那些“只有,才”之类的极端说法,是对待复杂社会问题只使用简单的“唯一”尺度;蔑视的,是一些人对其他选择的先天性拒斥,以“民主、自由”的名义,封闭了选择的多样性。
    
    其实,从薄这条路走下去,前方未必就不是民主、法治。现实主义的选择是:既然前路难行,绕一个弯,迂回而进,反而可能更快达到目的地。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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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0/12/2010121115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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