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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发公开信对上书上访提出质疑/华夏
(博讯2010年11月22日发表)

     近年来,上访早就不是一个陌生词。上书中央政府或温家宝总理也是层出不穷。比如最近就李刚问题,百名海外留学生就发起致信温家宝总理的活动。然而来自美国西雅图的华夏律师却对这类维权形式提出质疑。他的公开信中指出,上访上书的对象本身就没有合法性。他的公开信提醒人们:没有言论自由,上访上书将“治表不治本”,并会反而对现有制度不断的认可。他的公开信还提醒人们不要仰视官员。在近来上访上书成为维权主流的背景下,此类直接触及根源性问题并对制度提出挑战的公开信比较少见。以下是公开信的正文。Google Doc 文档地址: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pub?id=1edWbbFNbFb85ruAbnn-BQD3PoDV55t5Ph5P_xV4o5qU&pli=1
    
     《一封来自公民致公民的信》 (博讯 boxun.com)

    以下公开信的目的不是为具体事件进行申诉,而是签署人作为公民的表态:上访、上书、致国家主席或总理的公开信,此类形式在当前中国社会不公、普通公民受害的背景下,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维权形式。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签署人希望借此公开信明确我们对此类向高层的“良心”求助的方式的一点看法。我当然不反对任何上书或上访的个人,我仅希望我们的公开信能对具体上访上书行动中所没有提到或不能提到的内容尽我最大的努力进行补充。
    
    首先,我不会满足于这类维权方式。哪怕上访上书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一百,我仍然认为这是治表不治本的被动公民行为。更何况事实上上访上书被采纳被公正裁决的实际可能性微乎其微。同时,此类维权形式能够如此流行正证明中国其他正常渠道的缺失以及公民对整个司法系统的各个环节的不信任。而制度性的缺陷又恰恰是中国千千万万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侵权行为的原因之一。如果仅仅满足这类“跪求官大人开恩开明”的形式,中国公民社会状况将永远停滞于封建小农社会的一盘散沙状态;正义能否得到伸张将永远会取决于是否有清官的存在,以及清官的轿子能不能碰巧经过受害人面前。而最可怕的是当处于权力顶端的决策者们是施害人时,上访上书就完完全全成了与虎谋皮;而中国权力顶端决策者施害早就不仅仅是个案了。
    
    其次,我对申诉的对象本身的合法性表示质疑。中国各级官员的就职,极大多数情况下公民无法过问;中国高官的任职,任何情况下公民都无法过问。在这种不允许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极权制度中的官员,他们在位的每一秒都是在对公民参政权力的侵犯。竭尽全力在这样的制度中搜索清官并让他们主持正义,即使有可能,久而久之这样习惯性的行为却会成为对这极权制度的认同。将分散的个案集中起来,不难发现侵犯人权和腐败决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所有个案其实都和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制度的认同其实就是间接的认同侵权和腐败行为的存在和对其继续存在的认可。
    第三,我认为,每当中国式的冤案和悲剧发生,与其向不基于公民民意的政府和依附于政府而不基于法律的司法体系疾呼“为某某平反”或“严惩某某”,我更值得向所有认为与之无关的其他人疾呼“下一个极可能就是你”!因为在不公正面前不存在“沉默”这个行为,只存在“默许”这个行为。
    
    鉴于以上理由,我为上访上书诉求提出以下有限的补充:
    1,每个冤案除了有冤,每个腐败案除了有黑,整个案件过程,不管结局如何,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影子却永远是严重缺失。毫不过分的说,言论自由的缺失在中国每一件冤案,每一件官员及其关联人员伤害公民的事件中均是一个表象也是一个内在起因之一。由于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从事发到事终,公民永远都是在势单力薄的逆流作战:网上评论会被删,媒体会极少或者根本没有报道,简单的举个标语到街上行使言论又会招来监禁。然而这又仅仅只是表象。容易被忽略的是言论自由的缺失往往又是造成具体冤案和腐败的重要原因。当媒体成为“喉舌”,媒体自然就没有主动探寻潜在问题的动力;当中共的地位不得质疑,媒体自然就没有质疑的勇气;当公民的民意成为时时需要被这喉舌引导的对象时,当“话语权”需要时时“争夺”而不是公开的平和的各自评说时,揭露问题的声音自然会被掐断。问题最终就只能以具体的冤案和灾难的形式亮在人们面前。可怕的是即使到这样的结局,掌“话语权”的一方仍然继续着对言论和信息的控制。因此,仅仅为冤案的受害人申冤,仅仅针对腐败的官员个人声讨是远远不够的。当言论自由持久的受威胁时,任何暂时的胜利充其量只是止痛药的效果。言论自由是底线。此底线不能突破,中国社会的本质就不会改变。
    
    2,众人的习惯性恐惧。恐惧是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专制统治的不可或缺的基石。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为这块基石的奠基人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除去这块基石的人却只能是被统治者。因为统治者可以更换,但人人自危的习惯不去,被统治者永远会被踩在脚下。况且,我们必须意识到,今天中国的形形色色的受害人中很多根本就不是因为其反对中共统治而受害;今天的受害人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今天是奶粉,明天是强拆,后天是疫苗等等。当乖乖听话已经无法达到真正保证安全的效果时,那就更没有理由看见他人受害而不发出呼声。因为被动的“自保”很多时候和长远的看是徒劳的。当你形成自我审查的习惯时,当你不断用恐惧压制常识时,你的心智的发展其实是在畸形的生长。恐惧也是一种孤独的个体心理过程;而将数十亿人变成数十亿分散的个体又恰恰是专制的目的。这条底线,就像言论自由的底线一样,没有绕道的可能性。因为一群恐惧的人形不成一个正常的社会。
    
    3,中国人的“谦虚和善良”。太多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受害人说“我没有其他要求,我更没有参与政治的要求,我只要你为我做主,为我在这个问题上伸张正义(或惩罚腐败官员)。”大错特错。当你连威胁官员的官位的意思都没有时,当官员明知自己身处一个自己官位不会轻易受到公民威胁的制度中时,他凭什么来为公民主动做好事?特别当中共发明“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后,中国就一直处在服务员欺压主人的荒唐闹剧之中。当主人连解雇这个服务员的能力和意识都没有的时候,这个主人和一个奴隶早就没有区别。掌握专权的人当然喜欢把所有政治活动政治形式描绘的很黑暗很无聊很低俗以便让他人没有挑战他的地位和他创造的制度的意愿;然而世上没有比一个受压榨但又自以为清高的奴隶更可悲的事了。因此,只有当认识到今天中国各级官位的非法性时,公民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公民才能开始“要求”而非“上书”,因为服务员或选举产生的官员根本就不应该在“上面”。也只有摆正这个位置,类似“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才有可能。因为“合作”是平级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谈不上合不合作的问题。
    
    鉴于以上三点补充,我做以下非常简单的几条:
    1,停止自我审查。张嘴说话是最不费力的事;我有能力在微博上说的话,我就有能力在其他任何地方说。我有能力在网络上和500个人讨论某个政治问题,我起码就有能力在生活中和50个人讨论同一问题并发表我发布在网络上的见解。网络上被屏蔽的文字、事件、和人物,我有能力在生活中用最简单的工具重复——我的嘴。
    
    2,我把自己看成公民。我认为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政府惧怕公民,而非公民惧怕政府。我害怕受害,但如果造成我伤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本身的恐惧,那我就停止恐惧。
    
    3,我不鄙视服务员,但我绝不会向服务员跪求任何东西,更不会允许服务员凌驾于我。服务员做好了其职责,我会赞扬,但不会感激。我永远保留解雇服务员的权力和意愿。该解雇的服务员迟早要被解雇,没有商量的余地。
    假如您同意并愿留下签名,请发至: [email protected]
     华夏 (律师)Twitter: @jdiknow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0/11/2010112210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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