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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水:北京流动人口管控监狱化
(博讯2010年05月07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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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水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596 (博讯 boxun.com)

    
    4月26日,《新京报》报道《北京试点对流动人口较多村庄建围墙封闭管理》,马上让人联想到当年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建立的一个个犹太人隔离区。北京的做法和纳粹隔离区具备共同的监狱化外在特征:岗亭、巡逻队、监控器、封闭式围墙、唯一出口、定时开闭村门、村民车辆出入须持证、24小时实行流动和网上监控,北京按照实有人口2.5%、流动人口5%的比例配备巡防队和管理员,今年内将先期在大兴区92个村庄推行封闭式管控……试点之一的北京大兴区老三余村,本地人口600人,外来流动人口6000人,这可是一个将近7000人口的大村庄,警方对全村的隔离已经启动实施。常识告诉中国人:只要对一个区域实行隔离,不能自由出入,要么是军事禁地,要么是政府驻地,要么是监狱。
    
    政府违法在先
    
    所不同的是,军事禁地和政府驻地是出于自我保护防范的目的,我们姑且不论政府驻地是否自信到像西方开放的必要,而对一个个自然村落实行隔离,全然出于限制自由、预设罪犯的管控目的,实则是在北京周围制造一座座流动人员大监狱,进而向北京乃至全国推广,此举骇人听闻。
    
    这些郊区村落被政府号称为“社区”,《物权法》明确规定社区属于居民自治范畴,政府不能介入,尽管城乡社区自治流于形式,固然法律被虚置,但政府带头实施准监狱化管制,实属违法兼非法。记得纳粹当初建立犹太人隔离区,也标榜为“模范社区”;纳粹针对的是犹太人种群,而北京当局试点之后将会针对整个流动人口阶层。
    
    政府设置隔离政策的初衷,已经预设立场,他们认为居住在这些郊区村落的流动人口都是潜在的“罪犯”,所以要管制起来。就算北京警方所称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但这绝对不是对一个群体实施隔离的理由。北京的上访村、黑监狱(各地政府设立的专门关押绑架上访人员的场所)举世闻名,而准监狱化隔离,则是管控升级,越加精密化、公开化。竟敢如此公然实施隔离政策,我们相信这不单是北京警方的行为。
    
    维稳是为维护权力
    
    我们要说,不管是黑监狱,还是今天的隔离政策,都是非常愚蠢、疯狂的举动。首先此举违法在先,其次将公民人身自由和民意诉求的正当性完全消解、异化。毫无疑问,政府投入巨资和人力对流动人口实施隔离政策,是所谓维稳手段之一,但是隔离等维稳手段不仅是非法的,而且将激化社会矛盾。北京地方当局以恶制“恶”,这是在制造新的罪恶和阶层仇恨,带头破坏社会稳定。维稳是政府单方面需要的,我们且不论其是否合法、人道,但绝对不受民众欢迎。维稳缺乏法制、人道、妥协机制制约,它在本质上是反人性、反法治、反民主的。当局的维稳最终只会将中国导向剧烈的社会动荡。
    
    任何社会都有内在的维稳诉求,它建立在法治、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但在中国,维稳就是维护政府权力,并非维护社会稳定;维稳是人治,而非法治。并且早已陷入“越维越不稳”、“花钱买平安”的恶性循环。
    
    北京此举事实上已经构成违宪。宪法规定所有中国人享有迁徙自由的权利,迁徙自由在本意是自愿离开户籍地而异地居住、工作、生活的权利。我们相信暂住在京郊的绝大多数流动人口都是良民,蚁族集聚的唐家岭也属于郊区,本该哪个流动人员犯罪,自然会有法律制裁,然而,如此公然实施集体隔离政策,其实减少犯罪是借口,维稳才是目的,亦犹见暴力主导下的制度惰性和愚性,这其中具有更深层的制度逻辑。
    
    流动人口从来被视为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前,农民被限制在农村,出门要靠村委会介绍信;城市人口被限制在城市,出门要靠单位介绍信。哪怕是夫妻在外投宿,也需要出具结婚证,否则就构成流氓罪嫌疑。改革开放后,农民成为流动人口的主流,但是“三无人员”、暂住证、收容遣送成为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近年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也加入流动人口行列,不乏居住在消费力低等的城乡结合部。但是,越是弱势群体,哪怕他们占据这个共和国人口总量的绝大多数,他们依然是管控的对象,无法改变被羞辱被剥夺被驱赶被隔离的命运。由此可见专制制度的野蛮特性。
    
    管控民众的制度逻辑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由权力来源所决定的,暴力夺权与民选权力构成不同的制度形态,也构成相异的意识形态。暴力政府的意识形态一直停留在阶级斗争的“敌我”状态,自身永远处于害怕失去权力的焦灼不安当中。所以,当他们掌控一个国家的所有政经军政等国家资源之后,寻找潜在的“敌人”,并将其消灭,成为他们本能的选择。只有制造和消灭潜在威胁对手,消除像当初他们暴力夺权时的革命动力,他们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中共建政六十年来不断人为制造政治运动,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个时候,他们往往将自己制定的法律游戏规则抛诸脑后,带头破坏法律,而不管不顾那些无辜的、占据绝对数量的受害者,以使他们屈从,继续当蒙昧的奴隶。
    
    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就是例子,对部分人实行镇压、残害,也是出于保护权力的维稳目的,但最后文革上演为社会全面动乱,草根民众死伤累累,但罪魁祸首毛泽东却能全身而亡,制度为他的尸体提供了庇护。八九民运是民间促使中国走向正常社会的一次流血补课,与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转型是合拍的,但却遭受血腥镇压。极权社会的特征之一是,虽然领袖更替,但权力被一党独占且能在党内禅让,权力能够始终严厉管控整个社会,不肯低下傲慢臃肿的脑袋向民意妥协。必须清晰地看到,专制制度造就的巨大而直接的社会成本,最终都会转嫁给老百姓。哪怕是和平抗议方式,都是以暴力和流血终结,制度民主转型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历史可以重演,只不过换个马甲,维稳取代了政治运动,具有更大的蒙骗性和遮掩性。不管他们今天以多么崇高和正当的名义,把流动人口当作人质以维稳的“敌我”思维,在统治者的内心并未改变。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并未有进步,财富增加只是表征,依然在制度和政治轮回的怪圈里打转,在不经意间,就会暴露出制度的真实面目。最可怕的并不全是制度恶,而是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认为国家、政府和社会本该如此强力管制。 _(博讯记者:引魂幡)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0/05/2010050713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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