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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兆荣:我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当翻译
(博讯2010年04月20日发表)

    
     主持人:梅大使,请您用德语跟各位网友打个招呼。
     (博讯 boxun.com)

     梅兆荣:(用德文打招呼)你好,我亲爱的网友们。
    
     主持人:各位网友可能不太了解,您刚才听到的这句话规格非常高,因为梅大使曾做过新中国两代领导人的德语翻译。
    
     梅兆荣:是这样的,我给第三代领导人也做过一点翻译工作。
    
     主持人:给领导人做翻译有怎样特别的体会或是难忘的记忆?
    
     给领导人做翻译是很重要也是很艰苦的工作。我为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都做过翻译工作。给毛主席翻译是非常困难的,一是他讲的是湖南话,普通话不是那么标准的,所以有时候还需要旁边的其他领导同志给我做一点解释。我记得1959年给毛主席做翻译时,当时有些话听不懂,彭真同志就在旁边给我做了一点解释。毛主席讲话言简意赅,作翻译往往有跟不上的感觉。
    
     周总理的话比较容易懂,他虽然口音也比较重,但非常清晰,而且逻辑性很强,另外他非常体贴翻译。那时候我们都讲斤(这个重量单位),但他和外宾讲就讲公斤,这样翻译就不用自己再算了。我记得1959年东德在北京饭店有一个招待会,周总理在会上致辞,我做翻译。他事先就告诉我翻译的时候讲得慢一点,因为他知道我讲话比较快,因为厅比较大,讲话如果太快那边回音就有重叠了,很少有领导人会想得那么细致。
    
     邓小平给我的印象是讲话言简意赅。那时候我给邓小平见外宾陪见的时候他从来不用我们提供谈参,充其量就是给他汇报一下情况就完了。他讲得非常有针对性、非常贴切,话不多但是讲得都是当务之急,都是很要害的问题。我记得80年代初,那次不是我做翻译,我是做陪见,他见希腊总理时,事先我没给他提供任何谈话参考的资料。他想了一下就讲希腊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但是现在我们都落后了,所以我们都面临着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就是要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几句话就把两个国家关系一下子拉近了。几乎20年以后,我做外交学会会长访问希腊时,我遇见了当时希腊总理的陪同人员,我们在一起又回忆了邓小平的这番话,邓小平简简单单的开场白给希腊方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多年后人家仍记忆犹新。
    
    
    我当大使时,面临三大问题
    
     主持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欧洲大陆发生了格局性的变化,您在那个阶段任大使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
    
     梅兆荣: 我去的时候是1988年6月4日,当时中西德关系应该说是比较好的,我离开西德是1997年1月份,前后加起来是8年7个月12天。在这期间,头一年关系比较顺畅,没那么大的困难。但是从1989年以后,特别是东欧发生巨变、东西德统一、苏联解体,在这一个国际形势下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尖锐的。
    
     我在这段时间里,也就是说从1989年一直到1997年我离任的时候,主要面临三个问题:
    
     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全面制裁”,如何打破制裁使我们和西德关系能够正常化,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可以说这是贯穿始终的,但最主要的是1989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非常困难。
    
     第二个挑战就是西藏问题,最近我们也一直遇到这个问题,实际上西藏问题那时候就非常尖锐了,西藏问题几乎是一直到1996年我离开的时候都是非常艰难的。所谓西藏问题的实质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西方一些国家支持达赖,直接或间接支持达赖搞分裂主义活动,来压我们。
    
     第三个问题就是从1992年底到1993年初,台湾想从西德购买潜艇,联邦政府面临一个批准不批准售台潜艇的问题,这是我面临的一个非常艰巨的问题。如果向台湾出售潜艇的话,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就成了问题,但是这次是我们在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做了大量工作,最后我们成功地促使联邦政府拒绝批准售台武器。
    
    
    ...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0/04/2010042013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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