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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李庄案“客气”裁量之权术
(博讯2010年01月10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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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李庄的“犯罪事实”确凿有据,或者说真如公诉方所说的那么严重,他肯定不只会获两年半的轻判。其一,龚刚模涉黑案可预见的结果,已在此前同类的判决中有了影子,也即为重大案件作伪证而妨碍司法,肯定是“情节严重”,按刑法306条应“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中国律师行业整体形象灰化,“民意判决”又是当下的一项指导原则,李庄案不可能就这么“轻轻带过”了。
     公诉方随后是新闻媒体与警方,不想在李庄“本罪”上说什么,而是引导舆论与民意,看李庄的生活作风,说他有嫖娼行为。此为中国法家传统的手腕,“欲毁其形,先恶其名”。对中国法制史有些了解的学者,不难知道这点,而“群氓”们则无从洞悉。 (博讯 boxun.com)

    判李庄有罪,特别是在不让任何一位证人到庭的情况下,更成了一个权术大手笔。由此,人们也难免联想:龚刚模为免一死或者减轻处罚,按着有权裁量势力的要求反咬李庄一口;李庄因此担了两年半年轻刑,保位了龚刚模的一条命或者能早出监狱,也是一笔不错的交易。日后,龚氏家族是否以某种形式补偿李庄,仍是一个有待观察的事情。
    总的来看,李庄若真有罪,两年半的徒刑,已经非常客气;反之,李庄无罪,就成了背景巨大的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不管李庄是否有罪,他被判刑,确是“民意”的胜利,是“大众法西斯”(Mass Fascism,赖希1933)的一次狂欢。中国的“文革”不也是“大众法西斯”持久的盛宴吗?!
    李庄案的“新文革”色彩不能不令人深思。
    在另一端,李庄确实是一个“罪该万死”的群体的代表,他的“新三个代表”的身份大体被外在力量勾勒为:
    (一)某种权势的代表,此由其服务律所的背景来证明;
    (二)某种职业的代表,为了钱而不惜放弃良心;
    (三)某种恶习的代表,办着案子还安享着性消费。
    然而,总的看来,中国律师行业是一个“受难者群体”。按我们这个社会的规则,一个律师若想把案子办好,必须在公检法体系内有相当深厚的人脉。没有这样的人脉,律师就得去买,而买的资源付出又不是他们承担,以转嫁给众多的委办托人为手段。这样,律师行当本身不可避免地成为弱势群体责骂的对象。
    我手头有两个至今未做完的维权案子(——我承认我做维权案子比转低调与技术化,甚至有意“去政治化”),各有外界看来十分奇特的细节:
    第一个,民事胜诉方告法院侵吞执行款案,形成维权案之前,原案律师为这位胜诉人草拟过一个很高明协议(复印件在我手),协议称民事胜诉方(即现在的受害者)“同意将款全部追回执行机关提取30%”。
    很明显,律师是要拿别人的钱买道的。而且,协议上只有律师与胜诉方及现在的受害人双方的字迹,找不到法院的任何字迹。八年前,经受此案的法官只是以私人方式表明“有这么个协议”,“可到法院去查档案”。问题是,原来草拟这个协议的律师已经死了。整个维权案陷入了非常复杂的境地。我通过特定渠道,向最高检反应过,最高检批文下来让当地检察院去核实,结果是“没有任何结果”。
    作为没有从业执照的“土律师”,我之所以被委托,是因为受害人已经无法相信任何一位律师,哪怕你说不要钱、白给办事。当然,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给他倒出头绪来与否。
    第二个,因宅基证纠纷告政府的行政诉讼,立案前,政府一方的代表人态度奇特地好,愿当被告。但是,他与我这位“土律师”及我的委托人坦言:你们得花钱,给法院花钱。
    这样的代他人勒贿之言非止一次。但是,他明示我时,遭到了拒绝。然而,我相信:许多有理但担心输了官司的人,在多数情况下是愿花钱,并且,不论是执业律师还是以公民代理身份出现的“土律师”,都愿意帮助委托人“花钱的”——至少,能为自己积累下日后的人脉资源。凭良心说,我不愿去帮委托人“花钱”,是因为我太讨厌那些人,如果不是看在委托人孤立无援又信不及律师的份上,我才懒得和法院的坐在一个屋子里。没办法,我还得出庭,还要准备败诉后的上述,以及胜诉后被告或第三人上诉而产生的应诉。
    最后,我想说一句有气无力的话:再好的法治,归根到底也是人治。人品不行,再好的法律也会成为权术的嫖娼对象!所以,我也承认:中国不是法制(不同于法治)健全与否的问题,到底还是“人种”问题。几年前,我的一位学政法出身的表弟(他爷爷是我姥爷)试图考律师,我曾劝告他:“给祖上积点德吧,千万别干那个行当!”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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