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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返藏是开启中国政治大门钥匙/秦晋(图)
(博讯2009年10月02日发表)

    
    转载北京之春2009年10月号#197
    
达赖喇嘛返藏是开启中国政治大门钥匙/秦晋

    
    日内瓦汉藏寻求共识会议落下了帷幕,百余名汉藏代表参加了是次盛会,参加会议的还有达赖喇嘛尊者、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中国知名政治学者严家祺先生。对于西藏问题的共识的达成,会议是一个表现和宣示形式,而共识的形成还远在会议之外。诚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是由中国政情和汉藏关系长期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的,是严酷的中国政治现实而催生的。这个共识是符合达赖喇嘛自1974年起所主张的“中间道路”精神的。
    
    但是要充分认识到,这个共识不是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或者说是流亡在西藏境外的藏人与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政府之间的共识,也不是流亡藏人与被中国共产党治下受中共60年政治熏陶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共识。这个共识只是流亡藏人与为数不多的一部分汉人的共识,这部分汉人能够与流亡藏人达成这样的共识,必须满足笔者所能考虑到的几个条件:能够自由思考;能够并且愿意了解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同情流离失所者内心苦楚,也就是能够理解1931年9月18日以后悲愤地吟唱“松花江上”整日价流浪于关内那个时候的心情。因此,这个共识若要被更为广泛地认同和接受,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仍有很艰巨的工作要做。
    
    对于西藏问题,要害是西藏的有实际意义的高度自治以及达赖喇嘛返回故里。尽管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一再努力一再退让,胡锦涛、温家宝、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持西藏现状不变,坚拒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会谈和对话可以举行一轮又一轮,已经进行了八轮,如果流亡藏人愿意,中国共产党还可以提供十六轮,对藏策略只要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将不会发生变化。为共产党计,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所期望的西藏的高度自治得以实现,以后的连锁反应怎么办?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所产生的政治冲击波如何应对?“御敌于国门之外”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
    
    诚如达赖喇嘛所说,他对中国政府的诚信和信心越来越淡薄,但是对中国人民仍然充满了信心。这次日内瓦汉藏会议是达赖喇嘛以及流亡藏人寻求与中国人民之间、非官方对话和交流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不是2008年“3.14”拉萨事件之后与中共会谈无效而采取的无奈选择,而是在更早的2007年2月,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藏人对未来汉藏关系走向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预计和新的选择。2007年6月14日和200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先后两次在澳洲悉尼对华人发表公开演讲,2008年11月1日、2009年5月5日和6月4日,达赖喇嘛又分别在东京、纽约和阿姆斯特丹与华人进行座谈,开始了与海外华人的直接对话和交流。从而开始了汉藏关系处理的两个层面的对话,即与中国政府的对话以及先通过与海外华人然后延伸到与中国民众的对话。由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单管道对话转变为双管道对话,这毫无疑问是明智的政治举措,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格局有前瞻性的预见,对未来汉藏关系的演变有不可估量的效果和作用。
    
    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在历史上,西藏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和地域,她有独立于中原文化和民族的悠久历史。现实中,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在那里有驻军,在国际上获得外交承认。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基本上继承自除台湾澎湖列岛以外中华民国的国土,放弃了中华民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蒙古。中华民国承自满清王朝,满清王朝从康熙帝起将西藏再次并入中原。191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过西藏独立,但是没有通过外交途径获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承认,也遭到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反对。虽然如此,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自顾不暇,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西藏处在实际的独立但是封闭的状态下。
    
    作为国家行为体,通过国土的扩张这一手段可以增强国力。获得的国土,不论是取之有道的还是取之无道的,都不愿意轻易交还。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是由于三国干涉,中国收回台湾是由于日本战败,波罗的海三国再获新生是由于苏联解体。由于西方“新绥靖主义”妥协的盛行,由于亚非相类专制国家的喝彩,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怎会有清醒的头脑体悟“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个道理呢?
    
    西藏与邻近的两个大国和民族,中国的汉民族、印度的印度民族,从人种、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看,都有明显的区别。但是相对而言,还是藏中关系大于藏印关系。西藏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她一定要与其中一个民族结合的,中国相对来说是西藏更好的选择。西藏已经在中国有效的管辖之内,善待西藏同胞,顺从他们的政治诉求是永久挽留住西藏在中国以内最好办法,为何一定要满腹狐疑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而采取“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政治下策呢?不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一劳永逸地解决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问题,偏执地认为没有达赖喇嘛就没有西藏问题,那么今后的西藏问题将会更加复杂化,只能给汉藏两个民族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殊不知这是掩耳盗铃的愚蠢和鸵鸟埋沙的怯弱。因此,刚结束的日内瓦会议,以及从两年前开始的达赖喇嘛与海外华人的对话,都是对中国现领导人政治顽固和愚昧而给未来汉藏关系和问题留下的祸害进行的一个预防和补救。
    
    中国有两大需要,一是政治的民主,二是道德和信仰的重建。西藏需要有实际意义的高度自治,保存传统的文化和习俗。汉藏两族相互依存,两者各自的政治诉求也需要相互间的通力合作才能达到。妥善处理好汉藏关系,汉藏和谐相处,可为汉维民族的和谐、汉蒙民族的和谐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关系的和谐提供典范。
    
    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可以是开启封闭的中国政治大门的一把钥匙、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这是中国领导人颠倒黑白地对达赖喇嘛进行妖魔化,牵强附会地寻找借口阻止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深层原因吧。现任的中国政治领导人有一定的危机感,但是没有历史感。有史可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垮台,都发生在顷刻之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品牌的保值期和使用年限都已经快到了。为了中国,为了这块土地上的苍生,我们为之找出路。为共产党着想,出于善意和悲天悯人,我们为之找退路。
    
    秦晋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10/2009100201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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