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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称中医教育培养中医掘墓人
(博讯2009年09月10日发表)

    
    《瞭望》
     (博讯 boxun.com)

    
    “培养中医掘墓人”
    
      张晓彤认为,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医史,“基本是一部中医的衰落史,只是其中夹杂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两块小高地。
    ”
    
      他说,从1954年开始,国家陆续成立卫生部中医司、中医研究院,开展“西学中”(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开办中医学院,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
    
      “1982年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下称衡阳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对此后的中医工作影响很大。”王振瑞说。
    
      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在衡阳会议上提出了发展中医的具体方针。
    
      “此后,政府一直主张中西医并重,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中医的发展一直不容乐观。”张晓彤说。
    
      杜艳艳所在的“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成立于1992年。自2005年起,课题组每年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在国内学术界知名度较高。
    
      杜艳艳说,中医面临危机绝非危言耸听,比如中医教育,以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学专业来看,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占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
    
      杜艳艳评论道:“中医高等教育追求中、西医兼顾,导致学生中医不精、西医不通,他们走上社会后,反而可能因中医治疗效果不理想导致人们不信任中医,这也就是老中医所说‘培养中医掘墓人’的中医高等教育。”
    
      再如中医科研,杜艳艳说,国内对中医科研的判定标准,基本上遵从西医药科研规范,一切按现代医学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有实验室量化指标来执行,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种只重视实验数据的“中医科研”项目,其成果很难应用于临床。
    
      张晓彤的评价是:“这是‘研究中医’,不是中医科研。”在他看来,几十年来,不仅见不到如金元四大家似的继往开来者,也没见到如吴鞠通、叶天士、薛生白、王梦英那样依中医理论研究温病式的科学创新者。“都在那里喊与时俱进,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在人家的碗里讨饭吃。”
    
      谈到中医医疗机构,杜艳艳说:“现在医院里的多数中医大夫不是用中医理论给患者治病,而是根据西医的检测结果给患者开中药,这样开出的中药往往疗效不好,中医特色被严重淡化,治疗结果很难让患者满意。”
    
      “中药的问题更是严重。”张晓彤说,自1835年西药登陆中国,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使用,其他6000 多种都被淘汰了,这个淘汰的过程还在继续,然而,现在对中药是按照西药的标准、政策来管理,讲究搞清楚药物起效的关键成分,“离开四气五味,这还是中药吗?”
    
      “这么多的复杂问题,有关部门在很长的时间里甚至不敢面对,总讲形势大好。我看直到今年4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才算正式承认这些问题存在。”张晓彤说。
    
      这份意见指出的问题包括:“中医药特色优势逐渐淡化,服务领域趋于萎缩;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中医中药发展不协调,野生中药资源破坏严重;中医药发展基础条件差,人才匮乏。”
    
      梁启超枉失“肾命”
    
      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称‘中医研究院’,并不说明中医不科学。有人很天真,以为名称的改动,就可以终止‘中医不科学’的诘问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王振瑞说。
    
      梁永宣直言,自从“科学”一词被引入中国,就仿佛给中医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中医不科学”的论调,百年来屡屡令中医如芒在背。
    
      中医因阴阳五行、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等晦涩的基础理论,被视作“玄学”,近百年来一直被知识界认为“不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写道:“‘骂中医’变成了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除主角丁文江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人的随声唱和。”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创始人,他自题一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1926年,围绕梁启超枉失“肾命”,在知识界引发中西医孰优孰劣的大讨论。
    
      是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久治不愈,在丁文江劝导下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确定为右肾肿瘤,决定手术治疗。然术中切下的“右肾”并无病变,血尿等症状也未见好转。梁启超出院后请著名中医唐天如施用中药,血尿停止。
    
      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陈西滢据此写作《尽信医不如无医》,称在梁启超初进医院之时,就有中医告诉他尿血的病不用手术,但梁启超不听,结果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他因此对西医的“试验精神”大加嘲讽。
    
      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据此撰写《我们病了怎么办》:“我们对科学,尤其是对医学的信仰,是无涯浚的;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凡是有哀皮西(ABC——记者注)脑筋的,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这两篇讥讽西医的文章激怒了鲁迅,他发表《马上日记》,矛头直指陈西滢和徐志摩:“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受害者”梁启超选择为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他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中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王振瑞认为:“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
    
      中国中医科学院编审、研究员傅景华认为,科学的本来含义来源于西方实验研究,但是在中国却经历了三次畸化,也就是泛化、西化与神化。泛化就是将科学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就是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
    
      谁来判定中医疗效
    
      尽管难以逾越“科学”的鸿沟,中医的疗效却在民间口耳相传。
    
      “医学追求的目的是疗效,临床疗效的高低是衡量医学和医生优劣的首要标准。”王振瑞说。
    
      他认为,以个体诊疗为特点、个案记载为写照的中医疗效,几千年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肯定和信任;但随着以概率为尺度的统计学尤其是以多中心、长时期、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为特点的循证医学的应用,使中医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受到质疑,使中医疗效的传统判定方法受到严峻的挑战。
    
      王振瑞说:“中医疗效的判定标准,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可重复’常常被当作否定中医疗效的根据,所以正确评价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他看来,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但特殊毕竟是特殊,就像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样,真正的、完全的、绝对的重复是不存在的。“重复”验证,只是肯定事物共性、忽略事物个性的一种认识方法。“尽管探讨共性对于总结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临床上特异的个体化医疗仍然应是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果中医还是亦步亦趋按照西医定下的游戏规则玩,中医必死无疑。”张晓彤激烈反对“拥抱”西医标准。
    
      杜艳艳提出,中医药的出路在于拟定自己的标准,不再盲目跟西医接轨,而是用疗效的事实,让西医主动选择跟中医来接轨。
    
      “看到一些搞中医的主动去编中医的英文词典,我心里会特别不是味。一方面,中医的名词翻译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很不容易;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么费劲西医却不太领情,人家并不很接受。我有时想,还不如不搞翻译,就让他们看中医的疗效,如果中医确实解决问题,他们自己就会上门学中文,那是什么劲头?”
    
      说到这里,梁永宣叹了口气:“中医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这个问题我几乎想了有10年。我真是搞不明白:老外也承认中餐好吃,他怎么不要求大师傅给他说清楚为什么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里的哪种材料在起作用,凭什么到了中医这儿,就非得说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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