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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康正果女士的《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
(博讯2009年07月31日发表)

    
    清風明月待何時
     作者:劉錚 (博讯 boxun.com)

    
    來源:《中華讀書報》
    
    康正果女士的《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能夠以相當坦率而又十分嚴謹的態度來考察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性現象,在論述演進的過程中始終秉有文本細讀所要求的中立態度和常識理性,即如她自承的,“角度是中性的,視野是開放的”。
    
    視野開放,在康正果看來就是“更傾向于跨過文學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間的疆界,取消經典文學與雜文學之間的絕對劃分”,這樣的取向未始不對,然而《重審風月鑒》的副標題“性與中國古典文學”不很恰切。儘管德裏達宣稱任何文本都可以做文學解讀,文本與文學作品之間畢竟仍有相當多的不盡相同之處,而《重審風月鑒》有意無意同化虛構文學與紀實文本之間的界線實在是對該書的一種戧害而非創造。如果說《金瓶梅》和《肉蒲團》等作品已潛移默化由通俗文學晉升爲經典文學,那麽《如意君傳》和《濃情快史》之屬則無論如何很難說有經典文學的藝術價值,不便統歸於“古典文學”的名目之下。我以爲用“中國古代文本中的性意識”來替代原副題似更爲合理。鑒於康正果的主要研討物件不是古代性行爲和性風俗,而是性觀念與性制度,用“性意識”來替換大而無當的“性”就顯得十分必要,這裏可以比照福柯《性意識史》被誤譯爲《性史》的先例。就其考察範圍,康正果稱“不奢想填滿文學史上的朝代空白”,“只能滿足於舉隅,即把那些比較常見的,實際上也是具有認識價值的作品作爲重審的物件,以期達到舉一反三的效果”。作者也許不很清楚“舉隅”一詞的習慣用意,但她的重審物件確實如其所說是“比較常見的”,亦即沒有超出高羅佩、韓南等前輩學者的著作所揭示的範圍。至於是否能完全達至“舉一反三”的目標,而不會以管窺豹、甚至以偏蓋全,下文還會詳述。
    
    康正果文本細讀的本領出色,命筆精闢處所在多有,而尤以“男色面面觀”一章爲勝出。這不僅僅因爲該題目的研究還相對薄弱,更在於康正果考掘深遂,將隱性的心理結構與建制結構揭露出來。男性同性戀在中國古代一方面身份曖昧不明,一方面又得到寬容乃至縱容,現象十分特殊。康正果從權力關係切入,認爲君王、貴胄與嬖臣、孌童之間存在著壓迫和奴役,同時,古代文本所反映的同性戀現象很大程度上不是自然的性傾向,“男色始終是女色的補充”。康正果進而提出“古代的男風傳統基本上是男尊女卑的性別歧視在男人內部的翻版”這一黃鍾大呂式的論斷,針刺出畸異人際關係的政治意味。此外,對《越人歌》所做的令人信服的同性戀解讀亦深具革命性。僅憑這些考辨,便可見《重審風月鑒》一書成就之一斑。不過這裏我們仍須記得福柯反復強調過的:“必須寫一部性意識史,使它不受壓制—權力、禁止—權力這種觀點的支配,而受表揚—權力、知識—權力的觀點支配。”(《西方和性的真相》)或許由於視野所限,康正果對此重視不足。比如《重審風月鑒》沒有觸及到的餘懷《板橋雜記》中《張魁官性倒錯》一則,講述慣在妓館出沒的男色張魁年長後備受揶揄詆訶,卻依舊每天早上“插瓶花,x爐香,洗x片,拂拭琴幾,位置衣桁,x如曩時”。此類自我奴役、自覺扮演傳統女性角色的個案實在深可玩味。對於《品花寶鑒》,康正果準確地評爲“處處都按照女色的模式描繪名士心目中的男色”,但就此停步不前。而王德威《寓教於惡——三部晚清狎邪小說》一文卻更進一步,指出《品花寶鑒》的邏輯是“女人只是一個帶有男人所規定的‘女子’特徵的東西,是一個由男人製造並可以被男人完善化的‘角色’”,而苦心孤詣追求的男色不過是將所有對女色的期望粹於一身而已。較諸康正果,王德威換了一個角度,實際上則是深入了一層。
    
    作者靈心慧眼,常能見人所未見,故每有匡正矯失之功。書中批評最力的要數《聊齋志異》。康正果認爲“願望萬能的敍事程式幾乎被作者蒲松齡運用到了將現實魔化的程度”,“男人渴求于女人的一切世俗欲望幾乎全從鬼妖美女的身上得了補償”。她更說“此類想得太好、編得太美的故事常常膚淺到成人童話的程度”。儘管不是全部《聊齋志異》的內容都反映了這種欲望的投射,康正果對這部流傳既廣、評價也高的短篇小說集所做的批判還是具有啓發意義的。她還強調《聊齋志異》“是一本男人寫給男人的書”,我們當然知道這是韓南對中國古代肉欲小說的總評價,不過此一論斷雖然讀來淋漓痛快,細度之下卻發現有些亂放空箭,它至少忽略了這樣一個大前提,即中國古代的任何文本都可說是男人寫給男人看的,即便不是寫給別人看也是男人寫給自己看的,原因在於中國古代女性社會角色和文化素質的雙重制約使她們既不可能是作者,也不可能是讀者。因之,僅僅標舉肉欲小說的作者與讀者是男性則未免有失公允。
    
    由於康正果在文本解讀之餘更嗜社會心理分析,喜歡見縫插針,有時穿鑿太過,一些基本的文學事實反遭遮蔽。比如她抱怨“中國古代小說的重大缺陷在於缺乏敍述的真實性”,在虛構作品中尋覓“真實性”如果不是緣木求魚,至少也是對文學的理解有偏頗。也許康正果女士對中國古代的文本生成機制和敍事學比較陌生,更傾向於將社會研究的方法施諸文學作品。這一做法留下的遺憾就是對西門慶和潘金蓮這樣不可完全化約爲隱喻的終極文學角色闡釋力度明顯不足;對《肉蒲團》這樣意蘊豐富的作品解讀略顯粗糙和武斷。按理來說,對於《肉蒲團》,康正果肯定參考過水晶的博士論文和韓南的《李漁的創新》,對其明顯的滑稽模仿的特質會有所知聞,這種忽視或許可以歸因於她不很清楚作品意向與作者意向的分野,而膠著于李漁的心態解析。
    
    實際上,如果說我們對《重審風月鑒》有什麽遺憾的話,最突出之點便是前文提到過的視野限制。一方面,康正果的注目所在過分集中於肉欲小說,對不表現肉欲色情的文學、對虛構之外的歷史文本都缺乏熱情關注;另一方面,在肉欲小說內部,她也不加解釋地排斥了一部分相對而言較少文學價值的作品。摹寫風月場所景況的《海上花列傳》偏偏淡化性描寫,其實暗示著另一種類型的性觀念,可惜沒有得到重視。一九三六年朱光潛即發表《性欲“母題”在原始詩歌中的位置》一文,提示淵源有自的文學性意識問題,或許因爲康正果不想“填滿文學史上的朝代空白”,幾千年民間詩歌中真實可信的性意識資訊遂遭捐棄。任何著作都可以揀擇其探討範圍,但得出的結論也只在其範圍內才可能具有有效性,一旦要逾此雷池,如康正果所說的“舉一反三”,就有以偏蓋全的危險。比如《重審風月鑒》從房中書和《金瓶梅》中便得出結論:“中國古代性觀念中的一個基本教條,即認爲男人的精液是他最寶貴的東西,是他健康的保證和生命的源泉,射精必然會導致元氣的損傷。”夏志清先生的文章《〈紅樓夢〉裏的愛與憐憫》早有富於洞察力的論斷:“好色的人——不論是賈珍也好、薛蟠也好,抑或夏金桂也好——只求淫欲的滿足,雖然縱欲過度,而仍能保持旺盛精力。”由此我們知道至少曹雪芹是不信上面那個“基本教條”的。至於康正果不談下下九流的色情作品,是否出於輕視,我們不得而知。但我想起戴不凡先生的《小說見聞錄》中有《跋〈燈草和尚〉》一則,他在最後有句聯語,說的是“真正豈有此理!亦堪遺臭萬年”。《燈草和尚》之屬,我們何以不讓它們“遺臭”呢?風月鑒,“重”審並不算多,三審四審亦不爲過,要審到風清月明,恐怕還要假以時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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