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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的断想--规避人口不和谐泥潭/王豪
(博讯2009年07月15日发表)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人口聚集的过程。全世界的城市发展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而我国则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多个城市人口高度集中的区域,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等。而伴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其人口问题则越来越突显出来,尤其突出的则是城市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矛盾。城市的发展必须注重和谐,这也正是当前着重强调的科学发展观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城市的人口问题可谓是由来已久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发展必然是需要经过城市化的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其核心的变化则是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早在唐代我国的都城长安的人口就已达上百万,是当时世界上地域最宽阔、人口最多的城市。而后来我们均称唐朝为“大唐盛世”,个中原因我们从中也可见一斑了。 (博讯 boxun.com)

      时至今日,城市地域的扩大、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所带来的问题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城市的交通日益拥堵、环境日益恶劣、治安面临挑战几乎成为所有城市发展的通病。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以及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不协调问题。其中后者是尤其不容忽视的。
      
      一、城市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作用
      一方面,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原住居民的努力,他们不一定是这个城市的创建者,但至少这个城市已经成为他们世代居住的栖息地。同时他们为这个城市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也良多,而这个城市也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甚至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例如在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市,该城市在其规划发展路线上提出将杭州市构建成为“东方休闲之都”。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拥有美丽的西湖,同时一直以来也是世界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旅游胜地。杭州的原住居民一直是以较为散慢和悠闲的都市节奏和生活规律著称,在他们对城市的开发和利用上逐步形成了一种“休闲”的文化,这也正是当地政府在决策上提出这一规划发展目标的原由。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一个城市的发展中,原住居民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原住居民的文化已经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主体。
      同时,城市发展的基础是经济,而原住居民在城市的发展中“世代劳作”,其过程是日积月累十分漫长的,并且已经逐步深入到城市经济的根基和主干。在我国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温州地区,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一地区就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私营以及个体经济,该地区的原住居民以其独特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思路逐步壮大和发展着,并且使民营经济成为温州经济高速腾飞的主动力。如今的温州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历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从总的来看,原住居民对城市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没有原住居民最初对城市的开发和奠基就没有后期城市的高速发展,原住居民对于城市的意义是卓越和非凡的。
      另一方面,一个城市的发展就犹如人体的血管组织,不光需要流动的血液,更需要新鲜的血液补充,外来人口的作用就如同人体的血管组织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是一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城市发展的基础是资源,而大量的外来人口所提供的劳动力是资源的资源,即使在今天,劳动力资源仍是一个主体,是一个城市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我国在2008年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奥运会。这次奥运会是举世瞩目的,也向全世界展现了不一样的中国和不一样的北京。而承办这次奥运会的各个重要场馆,这些世人瞩目的建筑都是由千千万万的大部分来自外地的工人们日夜兼程、辛辛苦苦,一块砖一块瓦建成的。可见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城市的发展想要获得更大的突破和更多创新就必须不断地汲取更多新鲜的“血液”。
      改革开放30年里我国中东部经济之所以能够如此高速地发展起来,不仅要依靠开放的国家政策,还需要那些每年外出的辛勤劳动的民工们,他们是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发展的生力军。每当临近年关许许多多的外出务工者从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结束一年辛苦的劳动踏上返乡的旅程。这一道特殊的社会风景线也只有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才会出现。在我国每年外出务工的民工已超过两亿,这个数字是庞大的,他们每年为这些城市的GDP付出了太多,楼房的盖建需要他们,道路的铺平需要他们,环境的治理需要他们,产品的生产需要他们,我们甚至无法想象有一天离开了他们我们的城市将会变成什么样的“脏、乱、差”。但事实上他们所做的贡献还不仅于此,在面临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时,正是他们补充了城市原住居民在发展上所形成的劳动力层次的漏洞,由于原住居民在各方面素质的相对提高从而使城市产业结构缺失了相对低层的劳动力来源,而任何一个产业链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一个由低层到高层、由单一到复杂多元化的过程。因而在对外来人口的作用上,我们应该看到的更多,也更加全面和系统。外来人口对于城市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难以割舍的。
      
      二、城市人口发展的不和谐现状
      当然,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原住居民的基础作用,更离不开外来人口在城市发展中的新生力量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在现实中却总能听到了许多并不和谐的声音,相对于原住居民,外来人口似乎也越来越成为一类弱势群体。从收入水平上来看,当前的现状是在我国城市人口中的20%富人却拥有金融资金的66.4%,而20%的穷人仅占有金融资产的1.3%,而这些城市穷人中的更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外来人口,而从消费零售额看,2007年县和县以下10亿人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仅占GDP总量11.7%,而县以上城市3亿人以下的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总量的25.5%,按人均计算,竟相差10倍左右。而大部分的外来人口则属于县和县以下的那一部分,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相对落后、相对偏远、相对贫困的广大农村地区,他们渴望改变生活现状,因而造成了他们需要入城务工,甚至不远千里地赶到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谋求生计的改变。这也正是从根本上造成当前城市发展中人口之间矛盾的突出的问题,这一现象也正迎合了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了一切”。
      另外,造成外来人口与原住居民不和谐的因素还有两者之间互相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大部分外来人口由于长期处于相对的落后和相对贫困的处境,因而其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水平都相对较低,从而导致外来人口在进入城市后主要进入的是非正规的就业单位,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收入相对较低、工作稳定性差和社会保障水平低乃至缺失是其工作的主要特点。受其工作性质所决定,外来流动人口居住、消费、闲暇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均处于社会分层中的底层。居住则主要集中在郊区,形成和社会其他阶层混居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格局,并最终导致郊区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空间分离化,存在空间也从城市格局中剥离出来。正是由于存在着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年龄、婚姻状态种种方面的分化,才最终导致了大部分外来人口与原住居民相互之间的不理解和不信任。
      由于一个城市的人口容量毕竟是有限的,目前我们仍然很难衡量一个城市到底有多大的人口生存空间,但是过度地人口冗挤必将造成城市在发展中的不和谐状态,由于人口的过度集中也使得原住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环境发生了质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负面的,是对环境和资源的一种破坏。这些种种因素导致了原住居民对外来人口并不抱好感甚至产生了一定的仇视情绪,这也是当前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的事实。而对于外来人口来说,由于我国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呈现出的二元化的结构。外来人口生活的方式,在他们进入城市时就会受到农村和城市两个参照系的深刻影响:生活习性、场所、收入、经济目的等,一方面外来人口在生活方式上体现了与农村生活方式割舍不下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生活工作在城市里,受到城市文化的浸染,在生活方式上与进城之前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呆在大城市时间较长的外来人口,往往在各个方面反映出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的要求和对更高阶层生活的向往。他们急于改变“生活状态和命运”的心理以及农村遗留在他们心目中的“根”却在很多时候造成了他们与所处的城市社会经济现实格格不入的现状。因而当原住居民在面临生活环境与过去的微妙变化以及外来人口在城市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不公平时城市的人口就会隐现出不和谐的发展,如果长期地对这一问题置之不理,其最终的后果将是导致城市的畸形发展,甚至由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如果矛盾的长期得不到调和,则最终会导致城市的“消亡”。
      
      三、城市人口和谐发展的探询与解决
      在面临解决城市人口的和谐发展这一问题上,似乎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一个城市的环境人口容量毕竟有限,城市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对集约的地区。但城市的人口承载量是有限度的,当超出了一定限度,就必然会适得其反,给城市和城市的经济系统带来巨大的压力,对整个城市的发展起到阻碍的作用,甚至会使城市的承载功能萎缩。所以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外来人口对城市限度的挤压。而究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我国农村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二元化结构,长期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所导致。
      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曾提出:“要想农村收入提高,就得让农民进入城市,把90%农民变成非农民。”我认为这一建议并非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仅仅将农村进行简单的城市化并不具备相对的合理性。
      在城市的发展上,我们或许更多地学习西方的一些有益经验。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西方学者提出“城市化的逆向”发展,即是“逆城市化”运作,当面临城市发展已经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对于城市的功能区划的规划与剥离问题我们应该更早地迈出步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当前的二元格局。
      我国在着力发展农村经济时更应该注重考虑其深层次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决策者应当从城市外来人口的根源上去考虑,使外来人口在其的原居地优先安排就业,同时积极地发展地方经济,从根本上缓解外来人口对城市发展的过度挤压。城市的外来人口的主要来源于农村,我们首先应当将广大的农民兄弟从剩余的劳动力上解救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农村的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资源和劳动力,促使其经济的飞速发展。
      同时,在对待当前众多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生活中面临的相对弱势地位,则更需要注重政府在这方面的决策制定和实施,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外来劳动力的补充,因而就需要注意对个人、特别是针对于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口的妥善安排与安置。从农民到市民的转换需要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学习和适应城市生活,培养其城市生活方式,接受城市文化,形成市民习惯,特别是学习和具备适应城市就业的劳动技能和劳动资格,这不仅需要外来人口及其家庭的自身努力,同时也更离不开社会的帮助与扶持。
      当外来人口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时最先考虑到的就是就业问题,外来人口要想更快地融入城市的经济生活就必须在其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等方面首先融入和适应城市的发展需要。如果一直重复地从事以单纯“打工”为性质的工作,就很难真正脱离“农民进城务工挣钱回家”的老路,也就很难摆脱和改变原住居民长期的对外来人口的“外来户”形象的态度。因此,政府应当在政策上对外来人口予以扶持和培训,使之能掌握更多更实用的技能,从而从根本上在收入方面逐步缩减其与原住居民在经济水平上的差距。另外,外来人口在生活中则需要政府基层社区的接纳与帮助。因为社区是城市政府的基点站,是影响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相互了解与接触的桥梁。只有社会各阶层和基层社区对外来人口进行妥善地管理、帮助与扶持,如在针对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政府应当合理安排和优先考虑解决。同时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积极维护和保护外来人口的合法权益,如工资、工作条件、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等都必须依法予以保障。在针对外来人口在就业、就医等方面要为其提供优惠服务,切实保证外来人口能够与原住居民沐浴在同一阳光下,同呼吸、共作为。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外来人口在城市中有更多的归属感,使之够能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最终成为新的“原住居民”。
      在原住居民方面,他们必须首先认同外来人口对城市发展具有一定作用与贡献,屏弃过去对于外来人口的地域歧视,尊重外来人口的平等权利,给外来人口以“ 市民待遇”,这不仅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和城市文明重要标志,也是实现法治社会和建设和谐城市的前提。同时,在对待外来人口的一些负面作用时则应当以更为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只有这样,城市的人口发展才能更为和谐,外来人口和原住居民才能真正地融为“一家人”。
      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外来人口和原住居民同样都是城市的公民,也同样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应当深刻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在面临城市人口的发展上,我们应该用和谐的春风去抚平两者之间的矛盾,规避两者之间不和谐的“泥潭”,这样城市的发展道路才能走得更加平坦,走得更远。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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