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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启蒙为什么转向
(博讯2009年05月11日发表)

    
     马勇先生认为,五四运动的民主政治诉求超过了中国社会当时的实际承受能力,找错了问题的焦点。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文明社会”的现实,因此“五四一代思想家对民主政治的急切渴望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向往,民主政治的选择在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只能是美妙的向往。”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在商品经济获得充分发展,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原则在经济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时候,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得到实现。”(页18)
     (博讯 boxun.com)

     马勇的观点显然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影响。问题是五四运动的民主诉求从一开始就不是实际政治的操作,而是为民主政治打一个思想文化的基础。当时,更多地提出并倡导的是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民主—人权的诉求似乎还在其次,实际的民主操作根本没有提上日程,虽然它的大纛上写着“民主”二字。再者,究竟是个人解放为自由经济提供动力,还是自由经济为个人解放提供基础,还是二者互为动力,根本就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说五四运动追求的就是实际政权操作上的民主政治的话,那么马勇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五四运动也许更多的是为民主政治在打基础,倡导科学精神,呼唤自由主义的个人解放(虽然这个个性解放没有像马勇先生那样从经济社会层面提出,也许更多的是从自然人性的角度出发的,但这毕竟会促进人们追求经济独立,促进经济自由,而不是阻碍了经济自由)。显然,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尤其是国难的冲击),五四的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毋宁说是中断了。当一些五四的领导人物越来越谋求在政治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他们逐渐抛弃了这种渐进改良的追求,甚至也抛弃了当初奉为圭臬的“民主”理念(虽然这种理念是以个人解放这一追求表达的,而不是现实的民主政治操作),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虚伪,代之以主义宣传和群众动员。因此,五四运动的转向、衰微的根本点在于:在个人解放刚刚开始,还未完成任务的条件下(也就是民主的思想文化基础还未打好的条件下),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谋求社会整体的解放(这中间还夹杂着救亡的诉求,可以说正是救亡这一诉求点燃了这个转向的导火线),即眼光从个体转向全体、整体,手段从渐进转向激进,运动层面由思想文化转向政治。五四运动的思想家们由于看到了中国改造的任务由渐进转为激进带来的种种弊端,致使改造无法完成,因而重新选择了渐进的文化改良的路子,只可惜这条改良的路没行多远,就又转到激进的政治革命一途了。这也大概就是胡适当年为什么要发起“问题与主义”争论的背景原因之一吧。无论是“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还是“革命压倒民主”(李慎之)都是对五四后这一转变的概括。
    
     对于怎样化解激进心态,马勇先生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淡化‘参与意识’,下决心以自由主义的客观立场从学术和学理上,在思想文化方面为中国的综合、平衡发展打下一个长远的基础;二是化解‘启蒙心态’,既不能以救世主自居,又要深切体验中国社会全体公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所思所想,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案建筑在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但要注意的是对精英意识的批判切勿走过了头,而对下层民众的理解也绝不等于迁就落后。 [博讯来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5/2009051120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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