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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权利者的声明——《零八宪章》的长远意义/马萧
(博讯2009年01月15日发表)

    
     《零八宪章》的出台,是社会对掌权者长期垄断国家权力、剥夺国民权利、拒绝政治改革强有力的回应。
     (博讯 boxun.com)

    《零八宪章》出台的背景
    
    自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以降,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国共内战,历次政治变迁无一不是社会精英们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进行,表明了中国人民对于本国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摒弃,同时足以证明自由、民主精神在中国社会所拥有的巨大政治动员力。
    
    不幸的是,一种比传统专制更为残酷的政治制度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一直延续至今。
    
    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全世界共产极权主义国家共有18个,以共产主义阵营为代表的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独裁政权主宰着大半个世界的政治和社会舞台,到今天,共产极权主义政权仅有中国大陆、朝鲜、古巴、越南硕果仅存,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同样日渐式微,极权主义的运转也渐渐失去了原动力——依靠发动社会运动制造恐怖从而巩固其统治、泯灭人性的专制制度终究会被社会、被历史所抛弃。
    
    《零八宪章》打破了两千年来专制主义政治传统封闭、僵化的思想禁锢,洗荡了60年来极权主义对整个社会的持续灌输,是对百年来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艰辛历程的回顾和总结,是对现实中国的思考与探索,更是对未来中国的期待与向往。
    
    “敌人”在哪里?
    
    极权主义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不断地寻找“敌人”、发现“敌人”,籍此发动社会运动不断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通过社会运动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和社会价值,无论是“革命的共产主义”社会运动,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动,如何巧妙的识别并消灭存在于“社会阴暗角落”之中的“敌人”,都构成极权主义赖以运转的结构——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所区别的是,后极权时代划定“敌人”的标准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出现,它更加贴近当下的社会生活,“敌人”的认定不再是赤裸裸的“非友即敌”的鲜明阶级立场,更多的来自于掌权者对自身世界之外的感知,这种感知无法用社会、历史、政治、哲学的任何一个既定概念或一种特定专业术语来准确描述——仅仅来自掌权者对外部存在的自我感知。
    
    于是,一个呆在自已书房里独立思考社会问题的专家或学者、一个被侵犯了权利却试图捍卫自身权益的普通公民、一个自由写作者或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一个不会在掌权者面前表达“正确思想”的下属官员,都有可能在当事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它悄悄地认定为“敌人”;有时,这种“敌人”还来自于当上级官员考察工作时一个诚实的汇报,来自于考察工作既定安排程序之外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街头乞丐;有时,这种“敌人”来自于一位良心记者和一家媒体对于一起社会事件的真实报道;有时,这种“敌人”来自于人们对于某种宗教的自由信仰或是不信仰;有时,这种“敌人”还来自于社会根本不存在,却由于掌权者的某个特定“政治需要”刻意杜撰出来的一个事件;有时,这种“敌人”甚至来自于掌权者身边一个不太友好的眼神或一声微弱地叹息;来自于社会最底层的独立在官方语系之外的一种声音。总之, “敌人”是极权主义统治必备的一件事物。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对于掌权者而言,权力便意味着一切,社会公平、正义、良心、道德感、对真理的追求仅仅是围绕权力斗争所给出的定语,围绕权力而展开的一切阴谋、权术、威胁、恐怖甚至暴力,会被认定为正当和合理;对于极权主义而言,《零八宪章》的面世,又为它发动下一个社会运动找到了合适的理由,新的“敌人”出现了——宪章派。
    
    将宪章定性为“反动政治纲领”、发起者被告之“危害国家安全”、将宪章所宣示的目标视为通往“改旗易帜的邪路”,一系列极权语系中的政治语言被掌权者重新启用——与其说重新启用,不如说极权主义的专政血脉一直都在暗流涌动,遇到合适的政治气候,它便会重现天日。
    
    自宪章公布至今,已经超过7200位公民在宪章文本上签名——在宪章被通往社会的路径被一股神秘力量拦腰截断之后。这些在宪章上签名的公民,来自知识分子、律师、维权人士、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军人、共产党员各个层面。当然,这些签名人士被秘密警察有计划、有步骤的找去谈话,在秘密警察递过来的“谈话记录本”上签名——由于签名而引发的签名。(他们并非只在黑暗中“开展工作”,之所以秘密,在于他们对工作性质与对象的认知都属于极权主义认定的秘密范畴,譬如:他们并不清楚《零八宪章》是什么回事,他们仍然假装煞有介事地履行工作,数出一大堆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语言用来否定宪章或是类似事件。当然,他们有一个极好的理由来安慰自己的良心——工作需要)
    
    对于极权主义而言,这股“敌人”的力量过于弱小——相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7200位公民的力量远远不足以撼动它依靠强大暴力机器支撑的统治基石,更何况这些“宪章派”们本身并不具备传统政治文化中暴力对抗的本质和实力。问题又来了,这7200位公民是“敌人”吗?从他们被秘密警察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上分析,应当说,他们的内心是光明而又坦率的,并没有想要与任何人为敌的念头,他们都是这个社会中诚实的、合格的公民(包括宪章的发起者和签名支持者)——即便有些签名者对于“社会”来说有过类似蹲监狱的“不光彩”的人生记录。
    
    那么,极权主义的“敌人”到底在哪里?“敌人”到底存在于它所认定的社会哪个“阴暗角落”?它籍此发动社会运动所指向的对象又在何方?放到《零八宪章》出台的背景下去审视,它的“敌人”来自于“中国人民对于本国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摒弃”,来自于“自由、民主精神在中国社会所拥有的巨大政治动员力”。换句话说,极权主义的“敌人”不是某一股现实存在的政治力量、不是在宪章上签名的公民联合起来的“统一阵线”(他们甚至在此之前及在此之后彼此之间都是陌生人),而是来自于它所统治的整个社会,它将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强加给社会层面时,从那一刻起,“敌人”便同时产生。
    
    宪章仅仅是将人性光明的一面用文字的方式剖析出来抵达这个制度下的社会,通过这种方式与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隐藏在公民内心最深处的作为社会学或者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格尊严和公民道德心产生共鸣,即便签名者因此受到惩罚失去自由,隐藏在人性中最隐秘的这种人格尊严与公民道德心却仍然存在,等待着下一次的签名。这是极权主义无法用传统的社会运动给予准确消灭的——它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存在。
    
    宪章的意义
    
    对于极权主义而言,试图对经济、文化、社会及政治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掌控是它存在的本质,任何一种独立于极权主义语系之外的独立语言都构成了对它的现实威胁,如果这种社会语言试图解构它的统治地位——不管这种社会语言是否正义、理性,是否符合自然法的运行规律,都将成为它所认定的“敌人”。
    
    宪章,正是这样一种语言。
    
    一切与宪章有关联的人事都受到强大的社会压力。宪章的起草者被以一个十分严重的“罪名”受到逮捕失去自由,宪章的签名者受到持续的威胁、恐吓,他们比邻居们、比在此之前的生活多了更多的麻烦,因此不得不比以往更加小心谨慎。
    
     与此同时,宪章在社会的传播也被禁止。种种迹象表明,宪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流,这个年轻的小生命似乎早早地被人为扼杀了。
    
    然而,放到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考量,宪章宣示的精神已经跨过了60年来的极权主义统治,上溯到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对宪政、民主制度构架的追求和探索,与中国两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文化传统直接形成对峙,这是长期演变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不仅仅是7200位签名者独立于现存体制之外的一种语言表达,更是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的终结较量——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终结较量!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终结较量!
    
    
    作者:马萧 来源:民主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1/2009011522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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