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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调水计划会吸干长江?/taodax
(博讯2008年03月24日发表)

    taodax 2008-3-24
    
     今天在英国的[中外对话]网上杂志看到2008年3月17日转载一篇文章:《中国的困境》,作者是《华盛顿月刊》编辑克里斯蒂娜•拉尔森。 (博讯 boxun.com)

    
    文中提到了中国的"信息不可靠"问题:
    
    ---"...官方数字经常“很离谱”。在长江的一段,政府计划每年调水800到900亿立方米。然而,杨勇经过对水电站30年的报告进行研究,发现这段长江的年平均水量只有700亿立方米。...在枯水期,政府希望的调水量要超过长江的总水量。...这会导致下游数以百计的水电站关门,也许还会引发千百万人的断电。"
    
    "2002年,中国的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把毛泽东的宏伟构想转化成一个计划,这就是“南水北调工程”。工程中有两个部分的建设已经开始,但最雄心勃勃的阶段按计划要到2010年才开工。这个阶段的目标是把水从西南的长江调到北方,途中要穿越海拔约4,575米的高山。整个工程的耗资估计达到604亿美元,工程已经引起了一片反对的声浪,因为人们认为它会迫使数以十万计的人离开家园,还会毁掉脆弱的生态环境。
    .......
    
    根据第一手的经验,杨勇发现,长江上游每年有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都是一条大冰带,要把这些冰冻的水输往北方,除非出现工程奇迹。北京想象中的滚滚水源,在杨勇的仔细计算下却成了涓涓细流。"
    
    “长期的信息不可靠性渗透了环保系统各个方面,从水源管理到污染控制。”
    
    这些都可以佐证我的[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第八版):
    
    定律1 专制制度产生封闭的信息制度环境,使虚假信息趋向增多.
    定律2 专制制度产生政治僵化,使官僚层趋向腐败和惰性.
    定律3 专制制度使人民治理环境与生态危机的努力失败,直奔崩溃.
    
    作者克里斯蒂娜•拉尔森在文中问道:"在不触及政治的前提下,中国能整治环境吗?"
    
    作者还注意到了中国的以下一些情况:
    
    ---“环境律师正在进行中国第一起成功的集体诉讼。”
    
    "2007年9月,官员们甚至承认,争议纷纭的三峡大坝工程由于规划不健全,导致了潜在的环境“灾难”。"
    
    "西方国家停止购买汞污染的稻米,而中国的造纸厂和石化企业则面临水短缺的威胁。"
    
    "省级的自主也使地方官员对繁冗的中央指令置之不理,包括从食品安全到环境标准在内的各种法规。"
    
    "在2003年和2004年,政府出台了法律,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要求公民参与主要的公共工程。(这些措施是在南水北调工程的头两个阶段开始后不久生效的。)"
    
    2005年,围绕圆明园的命运,中国举行了第一个国民听证会,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政府的确希望公民团体帮助战胜污染,并且为其打开了一个行动通道。但是,中国的政治力量仍然在门背后运作,一旦活动家和实力官员的日程发生冲突,这个通道就会毫无预兆地被压缩。"
    
    这些令人吃惊的数据和可怕的计划是怎么回事呢?政府的官员是怎么计算的呢?作者介绍了她收集了以下的专家评论:
    
    ---"杨勇曾经在煤炭工业部当过官方研究者,他认为...“政府会设置一个目标,然后研究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说这个目标可行。每个人都只说好听的话,并努力找到数据来支持它。”他耸了耸肩说,“这种做研究的方式不太科学。”
    
    ...杨勇最担心的还是没有到位的独立体制,无法断定这样一个巨大的改造性工程是否会奏效。...
    
    这种官僚主义还蔓延到各省,他们创造出成百上千的头衔和编制来推动工程进展。...2003年法律里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估却仍然没有进行,关于工程的真正审慎决战还不可见。
    
    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的部门协调员赵建平博士告诉我:“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你都是先进行分析,再设立目标,”他说,“但是在中国,你则是先设立目标,再进行研究,并制定政策来实现目标。”
    
    能源基金会的副主席杨富强告诉我,北京正在努力抑制煤炭消费。为了监控进展,中央政府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报告来掌握新煤矿的数字,但是这些地方官员交上来的数据经常是错误的,有的是因为缺乏准确信息,有时则是为了迎合中央。
    
    “可靠数据的收集是一个主要挑战,”杨富强说。根本没有独立的看门人来核实官方统计,因此官方数据的屡屡出错就没什么可惊奇的了。2003年,北京对以往的煤炭年消费量数字进行检验,发现2000年的估计竟然少算了5千万吨,“这个失误实在太大了,”杨富强说。
    
    作者对比了美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的操作程序:
    
    ---"在美国,创建现代环境机制的公众和政治势头是被科学家瑞切尔•卡森的工作激发起来的。当年,她对常识和指导杀虫剂使用的官方政策提出质疑。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地标性的环境法律,此后,独立的环境律师们保证这些法令肯定能够得到贯彻,一旦政府无法落实诸如净水法案和濒危物种法案之类的法律,就会遭到起诉。
    
    只要美国政府拖拉停步,独立科学家和记者们就会揭露白宫的无能,推动政府行动。每个实现环境治理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除外)的做法都是一样的,都得到了民间团体和新闻自由的帮助。"
    
    这种有效的环境治理需要民主政治机制的论点和我在[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第八版)的以下内容相吻合:
    
    只有以下民主制度的10项设置所形成的高效的信息核实系统才可挽救.
    
    1 民选专职议员
    2 独立的司法部门
    3 民选行政长官
    4 法定反对党
    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
    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
    7 自由的学术界
    8 民办开放的媒体
    9 大量的民意调查
    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
    
    
    作者最后一针见血地中国政府面临的深层困境是: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SAIS)的中国研究系主任戴维•蓝普顿阐释了中国的困境:“中国进退维谷,一方面他们知道必须有效地落实环境政策,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些团体会打开政治自由化的闸门。”
    
    这是论述中国环境危机的少有的好文章.原文载于[中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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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3/2008032421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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