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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激进化和寡头化是中国改革的关键/黄大川
(博讯2008年03月01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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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黄大川

     (博讯 boxun.com)

    200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许多专家学者都改革三十年的得失见仁见智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既总结过去也展望未来。谁也无法否认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的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对社会的影响愈发显得突出,如何处理并解决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关键。笔者从历史经验论出发找出一些具有共性的历史经验,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提供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一、由基本概念谈起:民粹和寡头

    最近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非常多,朱学勤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访谈时,认为在目前中国挑起民粹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它有可能中断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少是干扰它的正常进程"。刘晓波先生的文章《民粹主义是独裁的温床》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就更加直接明了。学者陈永苗就此撰文《诬蔑民权为民粹——少数政改派的投名状》,认为有人刻意将民权与民粹相混淆,打压民权之意昭然若揭。

    以上几位学者都将"民粹主义"视为一个贬义词。什么是民粹主义?通常认为"民粹主义(Populism,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选自互联网《百度百科》,这是被应用最广泛的民粹主义定义)。这不能算是一个定义,应该是一个对词语来源的解释说明。在某个词语后面加上"主义"两个字就成了一种学术理论,简单的说"极端平民化的社会行为"都可以视为民粹,民粹应该是以平民化的行为为作为政治资源根基基础的。19世纪才有"民粹主义"这个理论概念,但在这之前或之后的国内外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或是工人暴动,甚至游行示威都可以看成民粹行为,只是在极端性上有程度上的差异。

    人们在批判民粹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与它相对立的概念。民粹可以简单的定义为"极端的平民化的社会行为",社会是由平民和精英组成,那么精英或精英集团的极端社会化行为是什么呢?寡头或寡头主义。

二、激进社会和保守社会

    笔者用化繁为简的方式将社会的意识形态粗略的划分为激进社会和保守社会,社会没有固定不变的,这里的激进社会是指一个社会主导政治的走向,激进较为保守的成分更多一些,反之就是保守社会的基本概念。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秦朝时期社会激进,而在汉朝初年高祖文帝景帝时期和唐朝初年贞观年间主流政治是无为而治,这可以看成中国历史上的保守社会时期。在国外,美国建国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大多数时间都是走保守道路。与之对应的法国雅各宾派执政时期,苏联斯大林时期,激进色彩浓厚。在中国,1949—1978年肯定为激进时期,1978年改革到现在,尽管社会有许多挥之不去的激进成分,但还是以保守为主的社会,至少政策要比1978年之前保守许多。

    以激进和保守的形式划分社会形态,有助于我们找出其中激进和保守社会各自的一些共性的社会特性,有利于我们能够得出一些历史经验,有利于拓展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能够多视角理性客观的观察理解问题。中国有一句俗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天下兴亡百姓皆苦,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完全概括天下平民百姓的生活状态,毕竟普通百姓还有过生活安逸的时候,百姓生活困苦或安逸是否有一定历史规律可循呢?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观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如果一个社会处于特别激进状态,百姓的生活会很苦,国家国力也终将会被大幅削弱。百姓所有生活比较安逸的时候,社会一定是处于保守社会状态。但是保守社会却不能给百姓带来永远幸福,往往是保守社会初期百姓的生活由困苦到安逸比较幸福,经过长短不同的一个时期之后,保守社会一样会带给百姓新的灾难。如果用逻辑术语总结就是:激进是国家衰弱百姓困苦的充分条件,国家兴旺百姓安康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保守。

    激进确实有助于形式上和思想上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的后果就是权利独大,这也是激进社会的最大弊病。前面所提到的几个激进社会都曾经存在不同程度的民不聊生,而且激进社会在历史上的存在时间都不会太长,激进程度越极端寿命越短,最终都得转变,这是共同点。不同的是转变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靠外力转变有的是执政者集团内部适应需要自我转变,有时转变为保守状态,有时是激进保守混合状态,还有时是降低激进程度转变为相对缓和的激进社会。激进社会外力转变的传统方式就是一种,平民的极端化民粹运动,这里的民粹就是用更激进的方式推翻激进社会。民粹运动的结果或者是被原来的激进所镇压或者是成功推翻前激进社会实行比前激进社会更激进的策略,还有一种成功后彻底改变成保守社会状态。这几种方式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有先例,不再举例。有一点是相同的,民粹运动在推翻激进社会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都得比前激进社会更激进,否则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这个过程都是血腥残忍的,社会物资资源和人力消耗巨大的,社会整体成本付出巨大。近代社会,推翻激进社会又有了新的方式——外力干涉,通常表现为外部相对较为强大的势力为了自身安全或其它利益的需要武装干涉推翻某一激进政权,典型的是越南推翻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和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种方式方法现在还存在争议,最终效果还有待历史检验。我们更多的是在讨论中国问题,由于传统和国情的关系,现代中国很难存在以推翻其它国政权或是被外国势力彻底推翻政权的现实可能,这种情况不讨论也罢。

    "越激进存在寿命越短"这是激进社会的历史宿命,那保守社会呢?通常,由社会激进转向保守的初期,总是能给人带来惊喜,汉朝初年有文景之治、唐朝初年有贞观之治都是中国历史兴盛的顶峰。中国传统的保守社会都是当政者在吸收历史上的激进社会惨痛教训的基础上,适时推出的比较开明的执政方式。无为而治,法律的限制相对较少,政府的干预也比较少,平民自由程度相对较高,社会的开放程度相对较好,这些制度性保障都是民富国强的前提条件。有人会想,我们复制那样的社会不就是最理想的社会模式了吗?但是,民富国强却总是有一定周期性,曾经强盛的汉和唐都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我们还是不难从保守社会的最终衰败中找到一些具有共性的规律。原因只有两点,或是两者居其一或是两者兼者有之,一是寡头势力通过政治或经济上的地位和权利差异对平民阶层的盘剥,日积月累社会矛盾就有总爆发的时候,产生新的民粹运动造成社会的动荡混乱;二是,社会精英们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争斗对社会的危害。保守社会初期通常国贫民弱精英和平民属于"均贫"状态,无为而治的结果是精英和平民共享盛世,但由于权利的关系精英们的利益要远远大于普通平民,精英们最终会组成利益集团,各集团为了对政治权柄和经济利益的掌控互相讨伐各自为战,这也是国家由统一重新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争斗的最后结果与激进社会民粹化运动没有什么区别,最苦的还是平民百姓。西汉的寡头是外戚(后来篡位的王莽就是外戚利益集团的代表);东汉的寡头集团是外戚和宦官两个,黄巾起义后,两大集团两败俱亡,皇族、贵族、士族、官宦、草莽、行伍出身的不同势力形成地方军阀寡头势力相互争斗;唐朝走向衰败的寡头集团是地方军阀节度使们。

    中国的保守社会走向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寡头集团为了各自利益没有底线,在西方的现代保守社会出现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也在于寡头集团,只不过表现出来的形式有差别,对社会破坏的程度有所不同。现代英美为代表的保守社会最大的社会问题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危机,西方两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危机蔓延有直接关系,世界大战是为解决经济危机和争斗殖民地所采取的最野蛮方式。由于社会的两个重要阶层资方和劳工方由于在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对等导致的权利不对等,资方总是处于优势地位劳工总是弱势一方,资方为了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待遇,资方利润巨大再投资能力增强,劳工方生活贫困,矛盾长期积累势必产生两个不良后果,一是投资旺盛经济过热二是社会购买力严重不足,经济危机因此而爆发。如果对比中国古代的保守社会和现代西方保守社会,资方类比精英集团、劳工类比平民,传统和现代保守社会的初期都是经济长足发展,两方同时受益,经过一段时间爆发社会危机,主要原因都在于寡头集团势力膨胀得不到有效扼制。所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是皇权专制社会,平民几乎没有丝毫权利,而现代英美保守社会,社会倡导权利的平等,但由于经济地位的差异导致权利的实质不平等,对立双方的权利是有与无多与少的关系。最终表现形式,中国传统保守社会危机爆发冲击力巨大,社会消耗成本巨大;西方现代社会危机(即经济危机)只爆发于经济领域,对社会冲击力和社会成本消耗要相对小的多。

    笔者据此总结社会危机原则:保守社会相对优于激进社会。抑制保守社会危机的爆发前提条件就是抑制寡头集团的势力无限膨胀。保守社会危机爆发的原则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主要标志是各阶层权利平衡的程度),平民阶层心理承受力会逐渐减弱,危机爆发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之减小。权利大小与自由度正相关,平民自由度与社会理性正相关,社会理性的增强有利于减弱社会危机的危害性。恐惧能够强化平民的承受能力,但将降低社会理性,能够延缓危机的爆发,但一旦爆发会因为社会理性的降低危害性大幅增加。

    怎么解释上面那个结论呢?社会危机的爆发其实就是权利弱小(或是无权)平民阶层的承受能力的考验,社会危机的实质就是生活困苦到普遍无法承受的地步的爆发。在民众无权时代,民粹运动的爆发的诱因是直接,陈胜吴广起义暴动原因就是对生命即将被苛法剥夺的反抗,李自成的起义就是因为饥饿,只因为生命和吃饭最基本的要求不能不说平民之前的忍受能力很强了。而有权的平民的承受能力相对比较弱,绝不会等到生命无法保全或是基本口粮无法保证才对强权者有所表示。但由于权利大小与自由程度正相关关系,自由度与社会理性也正相关,平民有权社会的社会危机冲击力将远远小于平民无权时代。平民的恐惧能够延缓危机爆发,但同时也将降低社会的理性程度,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延缓不代表将来不爆发,一旦爆发后果的危害性将扩大。

    前面提到,许多专家学者将民粹作为批判对象,其实民粹的滋生土壤却是权利激进和寡头主义,开放包容的社会民粹与其它各种思想的存在都属正常,但只要能够防止权利激进或是保守主义的极端形式寡头主义的形成,民粹将不会可怕。

三、中国的改革只能是去激进化和抑制寡头化

    中国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今年已经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中国既有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有不少问题的出现,如何看待中国改革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呢?如果用前面我所提到的保守和激进社会所呈现的一般规律就会在历史经验论中寻找出一些端倪。1978年以前是一个标准的激进社会,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扭转激进社会的进程,尽管在这三十年中国社会还是有很多激进的成分,但社会的开放性、包容性、对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平民的自由选择性以及市场经济的实施(尽管我们的市场还很不完善),这些保守社会的显著特性都大幅增加,这是社会改革进步的根本原因和原动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改革三十年出现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两个方面造成的,一是老问题,改革过程中一些并不适应保守社会的旧有激进因素存在,也就是以前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二是新问题,就是保守社会的通病问题,即寡头集团在社会中的负面影响没有得到有效扼制。在改革大讨论中,有两种观点一是只看到了寡头集团的负面影响而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二是只看到从前的弊病而忽略了寡头集团没有得到有效扼制的社会危害,这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不够全面的,要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只能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维持保守社会状态继续去掉社会中的激进成分即只往前走不往回走,二是有效扼制寡头集团,扼制不是扼杀,应该从完善游戏规则出发,使平民和精英能够在一个相对较为平衡的状态下公平博弈。我的观点具有保守自由倾向,但却不赞成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张维迎等人的许多观点,就是因为他的权贵化倾向实质就是助长寡头化形成的理论,称张维迎的理论为寡头主义并不过分,按照张维迎的观点只能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实在是通向社会危机或是经济危机的危险之路。同时,也应注意到,我们不能往回走不能走过去曾经尝试过的扼杀精英的道路,那也是危险的。继续推进中国改革事业的关键也就只能通过双管齐下的方式同时解决新老矛盾,既要去激进化,也要防止保守社会的精英集团极端化。有一句俗话,"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实际上就是统的含义与激进类似,激进带来的问题就是"死",放就是放开,带有自由特性的开放,但最终结果是乱。首先,得保证"活着",所以我们的前提就是不要"统"不要激进,然后才是放,怎么才能在"放"的情况下不乱,才是新的课题,制止寡头化的形成是关键。以研究社会正义而闻名的著名学者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观点应该值得中国改革政策设计者借鉴,罗尔斯认为"社会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拥有最少的权利、机会、收入和财富,社会不平等最强烈地体现在他们身上。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应该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来改善这些'最不利者'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这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有助于最不利者群体的利益,它才能是正义的。"

    中国最弱势的两个群体是农民和工人(包括农民工),其中的土地和劳工权益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隐患。笔者抛砖引玉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探讨中国深入改革的一些方向性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众多的农业人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影响社会进程的动荡事件都与农民的土地问题密切先关,土地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978年土地的联产承包成为启动改革的契机,改革之初原属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确实受益匪浅,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一段甜蜜期后三农问题逐渐暴露却并愈加显得突出,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了农村乃至整个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先是基层政府"统筹"乱收费使生活刚有一些好转的农民不堪重负,后来国家又免农业税又是给农民补贴。农村的主要矛盾从乱收费转移到了对农民只有使用权的土地的征收,以基层政府或集体的名义使用极低的价格强行收取农民土地的使用权,然后再高价转手招商引资或是建设小产权房向城市居民出售牟取暴利。法律并没有赋予农民可以不出售只有使用权的土地的权利,农民在土地被征用的时候几乎毫无办法。这种做法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国家来说,农用土地被大量开发,国家的粮食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对于失地农民来说,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一切,许多人也就成了社会"盲流"的潜在因素。最近,国家限制小产权房的建设和买卖以达到维护国家18亿亩土地底线的目的,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毕竟征用农民土地所获得的利益实在太大。已经有很多人建议,将土地的所有权分给农民,使农民自己有不卖土地的权利来解决对农民土地的私征乱占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但是必须有其它配套措施同时出台,否则也可能带来的其它同样危险的其它社会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土地是私人拥有的财产,当一个社会税负过重农民的各种负担过高的时候,农民种地将无利可图,中下层农民只能将自己的土地卖给愿意出钱购买土地的地主或是官僚阶层,土地兼并的最终结果就是大量失地农民形成"盲流大军",社会动荡不可避免。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是,把土地的所有权分给农民,务必要立法严格土地的使用用途,农地就是农地不得随意建设开发区或是商品住宅,然后还得加大农业补贴的力度,使农民种地有利可图,还可以通过政策倾斜鼓励农民荒地造林沙漠种草。也可以考虑鼓励农民按着自愿的原则将自己的土地入股,即给农民工作机会又可以让农民利用土地入股分红,搞农业企业集团化运作(也要严格土地使用用途,如果农业企业化运作不能使农民满意允许在一定周期内农民自愿退股)。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实就是如前面所说的在保守原则下,防止激进化(不回收土地,还要将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杜绝寡头化(防止土地大量兼并)双管齐下,这也是当今文明国家普遍采用的农业政策,完全可以为我所用。

    《劳动合同法》作为一部维护劳工基本权益的法律,从起草到人大讨论并通过得以实施,争议一直很大,中国应该加大劳工权益的维护,我们的劳工的各种待遇和权益保障程度就是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与国际接轨还差很多。现在的问题是不管劳工权益保障程度有多大相应的社会问题都不少,劳工保障过低则内需不足、购买力过低、贫富两级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压力逐渐增大;劳动保障加强则企业不堪重负,造成大量企业破产或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工人失业将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样会因此增加。造成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只能说明我们的经济结构极其不合理,毕竟国外比我们发达的国家甚至是还不如我们的国家的劳工福利待遇状况都好于中国,正在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中国在与国际逐步接轨的过程中,劳工制度的接轨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增强中国企业的创新意识,我们不能总是依靠模仿别人和低成本劳工优势去国际竞争,创新是社会发展之魂,也是企业能够获取高收益的最好办法,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游戏规则也在尽可能的保护这种创新,这是中国最终解决劳工困境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创新需要一个宽松的学术自由气氛和大环境,创新的关键因素还是离不开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注定这只能是解不了近渴的远水。眼前劳工问题的困境只能从改变经济结构入手,我们更多的将劳工权益问题看成劳资之间的博弈关系,事实上在劳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市场主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就是政府,资方与劳工相比是强势,但与政府相比却弱势很多,政府在劳资的利益博弈中也是利益相关者,每年中国的税收总额占到GDP的比重逐年加大,政府应该让出一些利益给劳资双方,以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在目前形式下,中国既要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又要提高行政效率,既要减少税收收入藏富于民又要加大社会福利的支出力度和使用效率,这是一项不容有失必须要完成的艰巨任务。

    

    结束语:本文中几乎没有提到一个被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重要概念——"民主",这倒不是我放弃了民主理念,而是对民主有了新的认识。本文的出发点是站在民主之上的,或者说是超越民主的。由于每个人对概念的理解不同,经常被提到的概念反而倒是容易引起歧义,比如一提到民主有人就会提及多数人暴政,少数人服从多数人,那多数人经过'民主程序'要剥夺少数人的财产甚至生命是民主吗?尽管可以说民主既要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同时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原则多数人应该尊重少数人。谁也没有话语解释的霸语权,有人就说多数暴政是民主的形式之一,谁也没有办法。为了尽可能减少概念歧义,代替民主的是"尊重、包容、开放、言论自由程度扩大、宗教信仰自由、国民自由选择能力加强、各阶层利益博弈成为可能、权利平等等等"。另外一方面,我们似乎对民主的认识也存在误区,民主不应该是目的,而是手段,帮助我们社会发展的一种比较好的手段。退一步讲,就是再独裁的社会也有前面所说的民主替代话语的成分,只是这个成分有大小之分,能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那倒另当别论。自从我的思想日趋保守以来,还经常思考关于民主的另外一个话题,以前包括我在内许多人经常说"我们要争取民主",争取民主何尝又不是一个激进的做法?那么我们如何将民主作为手段的过程保守起来呢?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在保守的社会中,如果能够认识到去激进化和抑制寡头重要性和必要性,民主(或者说是我提到的超越民主的那些代替话语)作为手段自然就会被应用到问题的处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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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3/2008030102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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