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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艾:谢谢你,流亡
(博讯2007年11月14日发表)

    
    五月初,我得到政府许可,终于在十三年后又一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我被允许停留三星期,不能会见亲友外任何敏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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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酷热,旅行还没有怎么开始,我已被晒得黝黑、疲乏;但为了让美国出生的女儿了解中国,仍不辞辛劳,天天带她穿梭在故宫、长城、颐和园当中。后来,看她在小学历史课堂上必须知道的部分已基本掌握,我便带她参观了北大。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们进到了如今门户深锁的北大党委礼堂。二十七年前,我先生在这儿举行了一次次竞选活动。他那些慷慨激昂、深刻有力的话语,也正是从这里,如狂风一般吹遍全国,并燃烧、照亮了一颗颗年轻的心。那时候,我是北师大一年级学生,曾顶着漫天大雪,汗流夹背地挤进人潮如涌的会场走道上,听过他的演讲。后来在海外,我听过很多次他的演说,但都觉得似乎不像二十七年前的那样印象深刻。这会儿,轻轻推开两扇深色紧紧关闭的门,往黑洞洞的里面小心窥探时,才蓦然发现这座记忆中人声鼎沸、气派宏伟的礼堂竟是那样陈旧、黢黑、狭小。
    
    “怎么那个礼堂显得那么小啊?”回美国后,我这样问过先生。
    “是啊,是不大呀。”先生一边写作,一边漫不经意地回答说。
    
    在纽约时,我已经了解,国内这些年变化很大,城市、商店,人们的思想、感情都不再似当年。
    
    街道变得十分漂亮,一座座高楼,一道道玫瑰盛开的街心花园;餐厅、饭店修建得古典、雅致;饭菜更是难以想象的地道、精美、考究。
    
    人也非常亲切。一阵欢天喜地的尖叫声使时光霎时回转,驱散走了心中所有的疑虑和生疏;只是开始交谈,才感到相隔万水千山。
    
    一天,刚回宾馆,一位老朋友来看我。她现在相当成功,除了教书,更身兼一个官职,眉宇间不觉流露出一种满足和自信。我邀她共餐。在灯火通明,布置得豪华、讲究,锃光发亮的餐厅里,我们聊着年轻时的故事。当然,话题最后落到了我们如今不同的处境。她豪爽地笑着说:年龄大了,心情也变了,什么都不想了;现在,只想把自己的身体弄好,一家人日子过好,活得高兴、快乐,就行了;从前的那些追求、理想,已经完全不理会了。末了,她还善意地奉劝我:
    “不要想太多的事儿!人生这么短;对酒当歌,得过且过!怎么还不也就是这一辈子,管那么多别人的事儿干吗呢,让自己那么辛苦!我们一家人天天就这么高高兴兴地过,挺好的!”
    我凝视着她,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
    沉默了片刻,我才镇定住自己,然后,望着前方,嘴唇颤抖着,一个字一个字地缓缓说道:“正因为短,人生才应该严肃。….而且,使我们不能那样过的,…….不过是…….良心!”
    
    我断断续续,艰难、干涩地说完这些话后,一直不敢看她的脸。我知道自己太冲动,刚下飞机就说出这样伤人的话。然而我又无名地不想收回这些话。隐隐地,我不想让她感到,她是对的。
    
    朋友自然非常尴尬,但到底已经这个年龄,于是,对我嘿然一笑,默默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我的大哥专程赶来见我。1964年,在还是一个高中生时,他就因书写文章抨击时政遭批斗,并被家里匆匆忙忙地送到了偏僻农村。他在那儿安家落户、结婚生子。我们很少见面。因此,当我穿过鱼池假山,上下楼梯,看见一个穿一件劣质廉价黑色西装,又瘦又小,弯腰坐在一张明亮光洁的小圆桌前的老头时,不禁吃了一惊。
    
    “哥!”我犹豫一下,叫他道。
    他显然也十分吃惊,迟疑、困惑地看看我,好一会儿,才笑了出来。
    “哦,你怎么,怎么变了!”他说。
    我和大哥相处得并不愉快。几天里,他一再沉默着,心事重重,唉声叹气,不时还用一种悲伤、痛心的目光瞟我一眼。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
    “哎,我说!”刚吃过午饭,我们正在休息,大哥把头仰靠在椅子上,突然语气激愤地对我大声说,“你也看看你自己,怎么在海外把日子过成这样子了!你怎么苍老憔悴成了这般模样,简直不像你了!”
    我连忙迅速回忆了一下这些年在海外的日子,真的都是在风风雨雨、忙忙碌碌、孤独寂寞中过去的。
    看看大哥,我无奈地地笑了笑,回答说:
     “你最后一次见我,我是二十几岁。你怎么能指望,我还会像当年的样子?”
    “但是你也老得太过分了!”
    “啊,是吗?这我可没办法。”
     “什么没办法?我看别的人从海外回来也还都精精神神的!”
    “哥!”我顿时火了,提高嗓音向他嚷嚷道。“你知道的,我不是在海外享福,我是在跟先生流亡!”
    “对!我就是在说你的这个流亡!你究竟值不值得嘛!”
    话到这儿,俩人都忽然打住。我们彼此沉默、生气地看对方一眼,明白不能再说下去了。
    
    我还见到了一位昔日的“仰慕者”。他曾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很喜欢我写的东西;现在,已经是一个微微发胖,额角光亮,颇为镇定、稳重的中年人。我们彼此询问了家庭、孩子的情况,话题一转,他问起我的写作。我告诉他自己已经多年辍笔,忙于生存、家务了。
    
    “海外生活还是蛮难的。不过也许什么时候,我会再拿起笔,”我试图安慰他。
    
    不料他却潇洒、轻淡地一甩头发,微笑着说:“无所谓呵!现在都变了,不是那些年头了!你可能还不大了解,现在人都不怎么读书了。那些发表的东西,几乎没什么人看的!”
    “那人们都整天忙什么呢?”
    “嗨,瞎穷过日子呗!”
    
    我发现,在餐桌上,几乎每一个人,十几岁的、几十岁的,都会怀着满腔热情和无限憧憬谈论作生意赚钱;言语中显示的坚定不移、勇敢顽强、不惧挫折、屡败屡战精神,令我时常惊疑不解、望而生畏。或者,侃侃而谈藉各种机会,去一些稀奇古怪、闻所未闻的地方旅游,走遍新疆、云南、西藏,高山、森林、沙漠。一些从前木讷老实的人,讲起就餐礼仪、主宾位置、敬酒姿势、赏罚量刑精明嘹亮、如数家珍。还有人一副踌躇志满、高瞻远瞩的神气,对自己的官位前程精打细算、铢锱计较;一分不让,一分也不多取,世故圆滑、融汇贯通得让我瞠目结舌、大开眼界。然而,无论何时,只要我提起读书,提起理想、人生这类八十年代的话题;或是我先生、他的事业、一些事件的真相等,这些正神采飞扬的人一定都突然陷入一阵沉默,嘴唇紧闭、默然不响,犹如受过最好的军事训练一般动作整齐。
    
    “怎么,是不想听,还是不敢听啊?”有一次,我故意大声问。
    
    年轻些的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抱歉而惶恐地瞥我一眼,赶紧又再低下脸。年龄大点的依然正襟危坐,一脸漠然,仿佛不曾听见我刚才的话;只在不期遇上我两道疑惑不解、期待回答的目光后,才勉强、尴尬地笑一笑,意义不明地耸耸肩膀,算是做了回答。
    
    一天,我们顶着烈日参观西安兵马俑,看到环境优美的展览馆旁一个小广场上,高高耸立着一座威风凛凛、气势雄伟的石雕像。我记得,从前这里没有这样一座雕像。
    “这时谁的雕像?”我问说。
    “秦始皇!”人们几乎异口同声、高高兴兴回答我,微笑中带着宽容,仿佛原谅我久未归国的陌生。
    “为什么?”
    人们又一齐笑了:“这不是秦俑馆嘛!”
    “这我当然知道!可是!…….”
    
    我怀着异常的惊讶,默默注视着刺目阳光下,这座高大、粗糙,被刻意赋予了一种恢宏气势的石像,心里突然泛起一股强烈而无法遏制的震惊和愤怒。秦始皇,是谁胆敢把这个臭名昭著、惨酷暴虐的暴君这样高高耸起?一个在阳光下这样巍然屹立的秦始皇的形象,又该会在普通民众的心中引起怎样的恐惧和梦魇?而一个罔顾孟姜女那悲哀、凄惨的哭声,高声赞颂醉心权力和丰功伟业的暴君的民族,又是一个怎样畸形、懦弱、卑下的民族?!
    
    然而,四下望望,发现身旁一个个亲友都正浑然不觉、快快活活地笑着聊着。我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气,觉得一股血直往头上喷涌,心却冰寒发凉、瑟瑟颤抖。
    
    游峨眉山的时候,我们被满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深深吸引,不断发出一阵阵欢呼。但好容易上到山顶,却看到原以为苍翠险峻的山顶,竟被铲得平平整整。在一大片光秃秃青灰色水泥地上,矗立着一座高耸入云、俗不可耐、金光亮甲、造型平庸的巨形佛像。我顿时觉得一阵头晕,正要掉头下山,迎面遇着几个肤色黝黑、满脸灰土、衣服破旧,背驼着一只大背篓的青年人。一时兴起,我问他们这是在背什么。
    “石头,”青年人回答。
    接着,他们告诉我,一篓一百斤,从山下背到山顶,两元钱。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一样的回答。
    “姐姐!”我心情慌乱地叫过陪我上山的大姐,轻声问她,我可不可以给这几个青年一点钱。
    “他们也太可怜了!”我说。
    “不要!”大姐突然生气了,一把拽过我,拉着我就往另一边走去。
    “你不要这样不知深浅!”远远站在佛像背后了,大姐小声警告我。“这都是些非常穷的人。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有钱,说不定会上来把我们全杀了!”
    看看那正渐渐西沉的太阳,我的脸变得煞白,没再言声。
    
    第二天,在一桌丰盛无比的宴请桌上,我心怀愧疚地提到山上遇见的那几个背石头的青年,语气中难免流露出一丝不平:
    “两块人民币!他们怎么维生啊!”
    话音刚落,一桌人登时面露窘色,像一圈遭了霜打了的庄稼,蔫哑无声、集体沉默。
    我也很尴尬,觉得自己有意无意破坏了大家的好心境。
    
    正这时候,一位朋友站了起来,手中端着一杯斟得满满的红葡萄酒,在桌上晃了一圈,大声说道:“咳,不提了,不提那些!咱现在就只管吃喝玩乐!吃到哪里是哪里!喝到哪天是哪天!到时候,眼睛一闭,两腿一伸,管他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吹倒了东风!人打死了马,或是马打死了牛!对不对,诸位?来!干杯!”
    
    这号令一出,那些原先一直垂头丧气,沉默不语的“庄稼”们,顿时枯木逢春、久旱遇甘霖,一个个变得欣欣向荣,满脸喜色,眼睛重又放射出光采,笑着叫嚷道:
    “对!干杯,干杯!”
    
    场面过于惨不忍睹的时候,我会把眼睛转向玻璃窗外一座座时髦、崭新的大楼,楼下灰尘扑扑的街心花园。那儿,一辆辆小汽车疾驰而过,一个又黑又瘦、衣衫不整的老年妇女正在路边左右观望。
    
    中国,我亲爱的祖国,如今真的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摇曳、闪烁着千万盏杯光酒影的黑洞;一个脚下踩着满地鲜血却浑然不觉,视而不见,只昏天黑地纵情享乐、不顾明天的忘忧国;一个把痛苦、悲伤、失望、眼泪都死死扼住,笑容满面、放声高歌的极乐园。八十年代我出国前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对知识、正义、良知、理性的敬仰,都在这无边无际的杯盘狼藉下沉默、消失了。
    
    也还有例外。
    
    一个匆忙、燠热的夜晚,我来到二姐的家。二姐是个画家,身材矮小,精力充沛,一头蓬乱不整的头发,一双明亮、漆黑的大眼睛,目光桀骜不驯、咄咄逼人。她抱出一大卷最近的新作让我看。我们一边品着茶,一边将画一张张铺在地上。那是些大张幅水墨无头人体,笔墨淋漓酣畅、充满激情。我惊喜地看着,告诉二姐我喜欢这些作品。
    
    “是吧?”她向我扫了一眼,眸子中闪耀着一种奇异的光。
    
    “我就是要表现一种悲愤,”二姐说;突然眼圈红了,神色蓦地变得森冷而庄严:“我要把我心中的不甘受压迫,不甘受蹂躏、受践踏画出来!我们,……你不知道,我们在这儿也活得太不像人了!”
    这几乎是回国后唯一听到的另一种声音。
     放下画,我们坐下聊天。我向二姐讲了讲海外的生活。二姐羡慕地听着,不时发出一声惊异的赞叹。待我停下了,二姐沉默着,半晌,轻轻地,痛心疾首地自言自语道:“可我们呢?我们被逼得必须变成一头猪。政府就是要我们像猪一样地活着!你不想变都还不行!我们怎么……..,我这一辈子!……..”
    她猛地泣不成声。
    
    我突然意识到,我非常幸运。
    
    多年的流亡生活使我犹如被冰封住一般,完整地保持住了青年时期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理想。我没有经历过“六四”后那一场场把人心折磨得痛苦绝望的检查过关,没有体验过夜深人静时警车在楼下飞驰而过的恐惧,没有亲眼目睹希望怎样在当局的坦克下被碾得粉碎,同时,没有在政府的指挥棒下,突然对金钱产生无比的兴趣,将家中所有存款拿去经商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灵魂和思想一起投入其中。我既没有在洗劫人心的全民的尔虞我诈中变得世故,也没有在种种失败打击后无奈地慢慢熄火。换言之,我没有经过那一整套被搓洗、漂白、染色、浆直、裁剪的制作过程,没有像站在一条激淌而过的溪水旁,只能听任流水将自己的身影拉扯得狭长变形,弯弯扭扭。不,在我心中,善战胜恶,光明取代黑暗,生活应当美好而严肃,依然像一道黄金定律那样不容置疑、坚不可摧。
    
    一位与我非常接近的朋友看出了这一点。有一次,她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对我说:“你倒是好啊,还保持着一份我们上学时候的热情和理想。”
    我问她为什么没有。
    
    “太奢侈啦!”朋友应声回答说。“这是在中国!现在,你不挣钱发财、捞他个一官半职,你就是大傻瓜!你就什么社会地位都没有,什么也得不到,就只能任人欺负、踩踏!”
    
    朋友一面这样愤世嫉俗地说着,一面又看看我,眼睛中倏地闪现过一缕难以形容的狡黠。她把头凑近我,在我耳畔悄声说:“你瞧瞧,你光拿自己的例子瞧瞧,没有钱,没有特权,你这趟旅行能过得这么舒服吗?啊?是不是呵?!”
    
    说完话,她仰头哈哈大笑了。
    
    我极其难堪。除了朋友那一阵纵声大笑中带着某种令我厌恶的中年女人的无所顾忌,她的话也使我产生了一种合谋共犯的疑虑。我骤然感到十分压抑,甚至觉得莫名地受到侮辱,但又不便对她说什么,只好吸一口气,把眼睛望向了别处。
    
    三个星期过去,我又回到了嘈杂、喧闹的纽约家中。我的手也立即打开清洁剂,戴上手套,用力地刷洗起了马桶、地板。
    
    转自《开放》2007 十一月号 (博讯记者:蔡楚)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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