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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廷: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凶残?
(博讯2007年10月03日发表)

    一般人知道本名孙文的“孙中山先生”,倡导创立了中华民国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很少人想到,倡导创立并不等同于实际建立,而且倡导“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孙文本人,同时还是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这样互相矛盾的身份怎么聚集在一起的?这就是本书即将回答的问题。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又叫“日清战争”,曾被反满志士认作一个可乘之机,孙文与郑士良、陆皓东等在广州建立了兴中会分会,设置机关据点数十处,广泛联络防营、水师、会党、绿林、游勇,以农学会作为公开活动的旗号。杨衢云等则承担后勤任务,负责筹款和购运械弹。但是,他们的行动太迟缓了,他们既没有想到满清败得那么惨,更没有想到满清会败得那么快,当孙文的“兴中会”正考虑给如何行动时,甲午战争已经结束。此时孙中山集结于汕头、西河、香港的私人武装已经虎难下。 (博讯 boxun.com)

    
    1895年秋天,起义工作大体准备就绪,制定了攻取方略、安民告示和对外宣言,决定在重阳节发难。原本计划分路进击,策动清军内应。由于事泄和运作失误,起义流产。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之第一人”的陆皓东等人被捕死难,但是孙文本人却乘坐小轮穿溜之大吉,先是逃到澳门,后来又在葡萄牙人的庇护下逃到香港,旋即逃入日本。他到了日本神户,当地报纸就披露了“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的消息。孙文决定,以后就采用“革命”两字来标榜自己的活动,并高诉同行的陈少白和郑士良等人:今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 因为革命这词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似乎很有正统性,胜乎草野造反,但是“革命”一词显然充满了改朝换代的王权思想。孙文革命,因此自觉不自觉地是以汤武自居,而缺乏近代的民主意识。此外我们还记得,当时的日本还是一个军部政治下的君主制国家,相当野蛮。即使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仅仅是内阁对天皇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五年之后的1894年11月21日至24日,日军攻陷旅顺,对城内居民进行了连续四天的杀戮,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屠杀过后全市仅剩三十六人被留下埋葬同胞尸体,遇害人数超过两万人。这预演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初三十四万人遇害的南京大屠杀。而日本人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积极地支持孙文的早期革命活动的。正如俄国人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积极地支持孙文的晚期革命活动的。这两个国家是中国的宿敌,全都希望通过革命动乱来使自己的得以进入中国,进而获得支配地位。
    
    我们的研究发现,早在俄国的列宁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正式形成之前几年乃至十几年,中国的孙文主义就提出了一党独裁、领袖原则、军事建国等现代极权主义的基本要素。
    
    我们上述的研究结论,并不贬低孙文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相反,在中立的历史观察家看来,一个模仿的、早夭的、失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绝对值、独创性、影响力都远远赶不上影响巨大、后果深远、迄今顽强的“现代极权主义”。尤其考虑到,“现代极权主义”其实构成了后发的传统社会向先进的现代社会的必要过渡,不仅以列宁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构成其庞大队伍,而且以毛主义、格瓦拉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末流和思想变种,泛滥第三世界。
    
    与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等赤裸裸的新军军事专政不同,现代极权主义的领袖都不是军人出身,如孙文、列宁、墨索里尼、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但是他们最终都成为超级军阀,并且十分矛盾地作为某种“理论家”,崛起于社会破产的巨大灾难中。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极权主义的创始人们多少和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有些相似:他们用某种“主义”武装起来,通过动员群众达到控制军队的目的;然后再从基层着手、实行军事专政、推行军阀建国的总路线。这样的现代极权主义,不仅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僭主政治更加彻底,而且比土耳其的凯末尔开始的一系列二十世纪的革命的军事独裁者,包括中国的蒋介石和亚洲、拉美的许多军事政变集团首领,都更能严密地控制整个社会。
    
    据《蒋介石日记》,蒋成为孙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选,完全是由于个人原因: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个人独裁的主要反对者,蒋后来在《日记》中说:“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可见双方都对此都讳莫如深。刺陶当时没有日记。多年以后他在日记中如此提及。
    
    其原委是:民国成立后,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先生觉得要强化“党的纪律”、建立个人独裁,因此需要改组。这时有两个主要人物反对其个人独裁,他们认为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从事革命,为什么要对你孙文个人进行效忠?还要签字、盖手印?这哪里还有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反对最力的人一个是黄兴、一个就是陶成章。黄兴不屑于和孙中山争执,就离开国民党走了。陶成章则公开批评孙文,并公开号召倒孙。
    
    孙文这时感到了真实的威胁,他自己不出面,却让陈英士向蒋提出要解决“陶的问题”。陶成章耳闻有人要对下手,就躲避到医院里,但是蒋还是找到他,与另一个职业杀手一起刺杀了革命同志陶成章。这个暗杀行动不仅比斯大林、毛泽东残杀党内同志的行径都要早;而且比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行动也要早一年。十几年后,蒋介石终于成为孙文的连襟。他们的衣襟,是否用陶成章的鲜血凝成的呢?由此看来,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凶残:也许正是其刺杀陶成章的卑鄙行为,启发了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用非法兼不义取代政治辩论和民主竞选。孙中山第一个背叛了民主革命。
    
    陶成章(1878─1912年)的小传如下:清末反满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字希直,号焕卿,别署陶耳山人,自称会稽山人,笔名汉思、巽言等。浙江会稽人。六岁入义塾,十五岁即辍学为塾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除编印过《白话报》、《中国女报》等书报外,还有《秋瑾集》等。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他与蔡元培、龚未生等人在上海创建了光复会,负责联络浙、苏、皖、闽、赣等五省会党。次年8月,陶成章与徐锡麟、龚未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培训反清革命的武装干部。不久,他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来陶成章南下东南亚各国,联络海内外革命战争志士,筹募革命经费,并办报办学,著书立说,鼓吹革命。他在仰光任《光华日报》主笔期间,写了《浙案纪略》这编文章。宣统二年(1910年),陶成章与章炳麟在东京恢复光复会,陶任副会长。次年,他又在上海组织锐峻学社,作为革命机关。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陶成章又发动光复军起义,为光复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地作出重大贡献。1912年1月台14日,养疴在上海广慈医院的陶成章被人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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