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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规矩,党无规矩,规矩在江湖/卢跃刚
(博讯2007年02月10日发表)

    
     还在外地出差,就听说北京又出事儿了,禁了八部书,其中有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之前,再一禁《往事并不如烟》,再二禁《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章诒和都忍了,这回是再三禁,章诒和不忍了。这回禁书,不仅要禁书,而且还要禁“章诒和”这三个字。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前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邬书林在出版界的公开会议上说,“这个人”写的书不能出!章诒和就更是不能忍了。这是往脸上吐痰,头上淋粪。“太过分!”于是章诒和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说了一句让大家惊骇不已的话,“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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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文字”和梁祝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搁一块儿,这是“叫板”,死磕!跟“干脏活的”邬书林叫板,死磕!
    
    章诒和,中国第一右派章伯钧的女儿,当“反革命”,坐过十年大牢,退休戏曲研究员,名满天下的作家,经过大波折,见过大世面,但是享受“黑名单”禁文禁书的待遇,也就是这三五年的事。她的写作,大致是三类人,右派,伶人,清朝和民国时代的遗老、贵族,有的人与她的父亲她的家族有关,罗隆基、史良、楚安平、聂绀弩、张伯驹、翦伯赞等;一些人与她的专业、偏好有关,也有的与她父亲有关,马连良、尚小云、言慧珠、叶盛兰、程砚秋等。
    
    这些人,政治家、学者、报人、收藏家、艺术家,个顶个的传奇人物,也是革命年代的敌人和边缘人,他们被斗争,被洗脑,被作贱,被侮辱,有的郁郁而终,有的死于非命,大多命运悲惨。章伯钧,罗隆基,“章罗同盟”的两个头面人物,直到今天没有平反,还是革命的敌人,为官方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定性垫着底。
    
    打了五十几万人的右派,到了八十年代,几乎全部作为冤假错案平反,最后死活揪着几个人不放,说这几个人——约五十万分之一——是真右派,当初打得没错,其他是“扩大化”。这是对人类词汇“扩大化”最离谱的解释了。
    
    章诒和写完马连良《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往下写什么,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辩论。章大姐倾向于接着写一批京剧界艺术家,有朋友反对,说章诒和熟悉与章家交往甚密的一些政治人物,写这些政治人物,题材重大,伶人比较轻,可以往后放放。
    
    章诒和吃饭坐我旁边,问我什么意见,我说,不同意这种说法。政治永远是短命的,政治人物也是短命的。革命,政治运动,伤害最大的是什么?是传统、文化、艺术。这些东西是一个民族最珍贵最柔软的部分,生长起来不容易,保持和继承下去更不容易,作贱并毁掉却很容易。什么主题比这个主题更重大?
    
    还有,我们和章诒和聚会,伶人轶事,梨园行规矩,听她说起来,唱念做打,翩翩而动,多是时代的悲凉和宿命。她说:“戏如人生!”她是准备把“伶人系列”当作人生来写的。跟人心和人生掂量起来,孰重孰轻呢?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好气派的马连良,一代宗师,还有跟马连良同量级的一些艺术家,后来竟被蹂躏和改造得那般哆嗦、猥琐。更深夜静,读得我内心发颤。大家商量,想分三次在《冰点》发,或者慢慢连载,但又害怕被上面腰斩,便力请章诒和同意,将近四万字,在《冰点》上四个整版,一次发完。
    
    回头读我和章诒和之间的约稿信,大乐。章诒和说我是穆仁智(电影或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的管家,上门逼债,把白毛女的父亲逼喝了卤水),差点逼疯了她。
    
    在中国青年报历史上,相信在中国大陆新闻史上,除了那些所谓重要领导的八股讲话和报告,从未有过用四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一个人的文章。这是我们《冰点》同仁以微薄之力,能给予历史,能给予章诒和的最高礼遇。
    
    那时,章诒和好像刚刚进入这个世道,她还不知道她正和我们一起创造着历史。她还不懂主流党报与都市类报纸、港台报纸的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地说着报馆这报馆那,还不懂“章伯钧”作为一个正面的叙事对象,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到二零零五年,四十八年间,第一次在主流党报登堂入室特殊的政治涵义。理论上讲,章伯钧的身份,在官方那里,仍然是“中国第一右派”。
    
    马连良之后,尚小云、言慧珠、程砚秋等便呼之欲出了,而且我敢断言,梨园行的千古绝唱,也定然是章诒和肚子里几十年嚼烂了的家国往事和千秋功罪。
    
    她一篇篇写完,一篇篇发给我看,果然。
    
    章诒和今年六十五岁,花甲之年才在退休生活的孤灯影憧中拿起笔来。到目前为止,她的写作,有两大主题:祭奠父辈亡魂,哀叹艺术人生。问题在于,父辈们的孤魂野鬼与伶人们的悲剧人生在同一个历史舞台上演着,而那些历史今天还说不得。虽然都是“扩大化”和“十年浩劫”极其深重地伤害过中国人心身的事儿,太丑太脏,组织上不让说。不管怎么说,不管是谁说,都不能说,谁说了罚谁,谁说了禁谁。
    
    邬书林等发号施令,不讲规矩,没有道理。所以,章诒和说:“国无规矩,党无规矩,规矩在江湖。”这江湖是往事中的江湖。你把人家搞得家破人亡,人鬼不是,只是在这低声吟诵的往事追忆中说你个“不”字,发几声感叹,还没把你怎么着,你就暴跳如雷,癞疮疤摸不得?
    
    其实,组织上对章诒和还是客气的,因为章诒和是姑奶奶级别的人,蹲过大狱的人,民主党派的人。同样是禁书、禁人,据我所知,组织上对很多人就不那么客气,拣最近的说,学者丁东就是一例。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七日凌晨五点半,组织上十五六个人闯进丁东家,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对丁东“十二小时传唤”,并实行了搜查,拿走了一批公开出版的大陆和港台书籍,拿走了计算机。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真是天大的罪,但是一个白天的审问,都是围绕一本书——《何家栋文集》。谁是何家栋?除了文化界圈内人,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简单说,何家栋是一个离休老干部,一九二三年年出生,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
    
    复杂说,便是华彩的乐章。五十年代初期,何家栋先生执笔写作了《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等书。这些书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其中《把一切献给党》,发行了数百万册。
    
    一九五七年,何家栋先生因负责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被打成右派,行政降四级处分;因帮助编辑《刘志丹》,被工人出版社留用。一九六零年,他摘掉右派帽子,继续参与编辑、写作《刘志丹》。一九六二年有人向中央举报《刘志丹》“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据此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称:“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他被株连,成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成员,以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双料分子”下放山东成武县改造。
    
    《本报内部消息》、《刘志丹》自然都被查禁。因为组织上的安排编辑书籍而受难,何先生可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最倒霉的编辑。
    
    一九七九年,何家栋先生右派“改正”,“《刘志丹》小说案”平反,恢复党籍,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一九八四年创办《开拓》文学杂志,任主编。《开拓》创刊号首篇发表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引起掀然大波。
    一九八五年,何家栋先生离休后,先后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主编。特别要提及的是,何家栋先生一九八八年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经济学周报》后来颇有影响,所谓“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
    
    我久仰何先生,但只见过他一面,还是在一次聚会的匆匆问候。我跟丁东约好,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拜访何先生。丁东说,何先生身体不太好,等好些了再去。过了些日子,丁东跟我说,何先生病重住院,可能不久于人世,有人提议,大家集资为何先生印一个文集,对何先生是一个安慰。
    
    此议之前,何先生只出过半个文集,另外半个是李慎之先生,文集叫《中国的道路》。李慎之先生生前也只出过这半个文集。而这个文集的出版与我有直接关系。
    
    二零零零年初,南方日报出版社常务副总编到北京来组稿,这家出版社刚刚成立,想出一些有分量的书,我推荐了《中国的道路》和卢某人的自选集。这老兄把书稿拿回去读,给我打电话,说是激动万分,夜不能寐,“两位老先生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有的内容比较敏感,敏感也要出,大不了罢了我的官!”他说。
    
    一语成讖。书出版不久,有人密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接下来的故事就没有悬念了,《中国的道路》被查禁,这位老兄当了不到一年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编辑被撤职。
    
    何先生是在丁东被抓的前两天中午去世的。那天上午,他神志清醒等着看他的样书。跟印刷厂说好了的,上午送样书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没等来样书,却等来了死神。他断没想到,组织上已经在印刷厂动手,抓走了负责人,查抄了所有的《何家栋文集》。他绝望了。他带着遗憾和伤感离开了这个世界。
    
    读者可能要问,《何家栋文集》到底都写了些什么,能享受“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待遇?犯得着大军压境,弄那么大的动静,对付一介书生,摧毁一位八十三岁老人、一位终身从事文字编辑和写作的老人弥留之际的微薄愿望?
    
    这本文集七十多万字,全部是何家栋先生退休以后的文字,三两篇作于八十年代,大部分是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的作品。他的文章偏重于理论,文体思辩且雄健,持论公允,批评也很有分寸和节制。他是那代人里罕见的能跟隔代的年轻人扎堆、合作、对话,敏锐跟踪社会各种思潮、理论的思想老人。
    
    李慎之、何家栋、章诒和的情形有些相似,都是老年发愤著书立说,厚积薄发,一鸣惊人。他们是同代人。这些人,不需要看他们的文字,只要了解他们的经历,你就会知道,他们不可能偏激,不可能对社会有什么危害。他们的文章,在我阅读所及,应该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所在,无处不浸透着他们对这个不太美好的社会的善意和希望。
    
    但是,前赴后继的邬书林们看不见这种善意和希望,于是有了查禁李慎之,查禁何家栋,查禁章诒和,查禁……几十年来,我们听腻了查禁这个查禁那个的消息,所有消息中,查禁者的言行,要么是装扮着上帝的嘴脸,要么是混不吝的滚刀肉。
    
    以往禁书,惩罚出版社和民营书店,按照不同的等级把作者输进黑名单,封杀黑名单的作者和作品,大家忍气吞声,大家想,你能跟上帝或滚刀肉理论什么呢?
    
    让邬书林们遵守《宪法》,尊重公民《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不要那么蛮横地查封媒体,封杀自己不喜欢的作家、学者和其他职业的公民发言权,这些话,李慎之说过,何家栋说过,丁东说过,许许多多从事写作的作家、学者说过,同样意思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与蒋介石争夺天下时说得更多、更激烈。
    
    道理其实很简单很常识。在一个文明社会的语境里,邬书林毫无禁忌,公然违背《宪法》,他的行为,相当于在长安街上随地大小便。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国际友人如织,一年以后,还要举办奥运会,今年一月一日开始,向西方新闻媒体全面开放,随地大小便,实在是不雅观,有损国家乃至中华民族的品格、形象,坏了胡锦涛和谐社会的大事。
    
    邬书林实在是不长眼,今年是中国大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那场运动,基本上是整肃、教训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过不去的政治运动,大陆的知识界都憋着一股劲,正不知道从那里接话茬儿呢,这回好了。这些天,北京知识界流传着一个说法,邬书林不会办事,擦枪走火,打响了“反右纪念第一枪”。章诒和说,五十年前她父亲被打成右派,五十年后她又被说成是右派,一前一后,整整半个世纪了,还有没有个完?
    
    章诒和的声明,以及最近聘请了张思之、浦志强、付可心做她的代理律师,准备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力,无非是想说明邬书林禁书禁人的性质和她抗争的法律底线,邬书林往她的脸上吐痰,头上淋粪,其实是往《宪法》的脸上吐痰、头上淋粪。
    
    邬书林干脏活,前两天,又赶紧出来否认,可能是没有想到事态突然扩大,而且节外生枝,“章诒和”这三个字没被禁住,“邬书林”这三个字,作为一种制度的象征,却写进了历史,刻在了碑上。众目睽睽下,否认毫无意义。据我们所知,邬书林不止干了禁八本书这件脏活。现在,人们会问,还有多少“邬书林”会被写进历史,刻在碑上?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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