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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符号学思想历程(上)/李幼蒸
(博讯2007年01月12日发表)

    作者:李幼蒸 来稿
    
     0。引言 (博讯 boxun.com)

    
    新时期的30年以来,我在“文史哲艺”理论研究实践中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就是符号学。我并非符号学理论的“发明家”,而是符号学理论的“解释者”和“应用者”。今日知识世界是科技工商主宰时代,绝大多数“知识人”都与人文社会科学活动无关;今日媒体世界的主要读者群却又都是科技工商人士,因此媒体上的社会文化学术内容,永远只能停留在常识水平。在此情况下,“符号学”被视为某种冷僻专门的学术,似乎与人类切身问题关系不大。实际上却正相反。符号学所关心的正是人类生存中最重要的部分:意义、价值、信仰之理性根据的问题。它们才是社会、文化、政治诸表层现象的基础部分。不过,与传统人文学术不同,符号学又以其重视思想表达方式本身之构成为特点。即强调:对表达思想的话语的语义结构之关注,应先于对思想内容的直接思考。符号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清理几千年来人文思想表达本身的语义混乱性。按照传统学术思想方式来直接思考话语“内容”,和按照分析时代精神来首先清理表达思想的话语之语义肌理,代表着古典和现代这两种思惟方式。二者的时代性分歧,五十年来实已渐渐渗入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之中。其实媒体世界对此新时期、新时代、新世纪的学术思想之新趋向,也应该加以关注:不应只热心于报导民众的常识性关切本身以及只重视学术社会等级制度中的特权研判标准,而忽略决定此类大众关切和权威话语背后的复杂肌理:大众和权威之意见批评,不能等同于科学性认知。古人诗文充满了意见和批评,但他们不可能认知自己的真实处境和生活改进之道。(那些打算直接诉诸古人意见来处理新时代问题的想法都是非常幼稚的;对于传统思想,必须施之以“解释学”处理)人文科学既不等于“诗词曲赋”,也不等于“政治宣传”,更不等于“装神弄鬼”,而是相关于决定此三者之“生态肌理”的深层部分。古人没有人文科学,所以明末清初“顾、黄、王”之先贤,尽管学术历史上贡献巨大,却并不可能准确理解当时社会人生的因果,更谈不到认识其解决之道。“古典文化”和“现代科学”为截然不同之二事。
    
    就人文科学而言,新时期以来的中青年学者,在接受新知新学的能力和兴趣方面,明显超越了海内外旧时期的学者,而且表现出较以往任何时期更强烈的理论思维倾向。甚至于可以说,在两岸四地的人文科学界,中国大陆地区学者的理论化兴趣,也超越了其他三个地区。但是另一方面,在各个人文学术理论领域内,普遍存在着“夹生饭”现象:即学术话语内各种“理论思维系统”的混合性并存。同一文章内吸取的不同的理论来源,欠缺充分的相互协调。更有甚者,思考者对本人理论话语内部的思维混杂性并不意识。这种倾向部分地源于学科隔离状态中的“自我保护”作用,也就是同一学科内部的不同学者如果一段时间内共同形成了一种彼此相类似的混杂思维风格和写作形态,他们会将此视为当然而使之长期留存在学科话语系统内部。换言之,学科分隔状态,最终成为学者自我认知和思维效能改进的阻碍。这种学科生态封闭主义特点,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世界各地。学者们到处都是以“扎堆”方式来维持其学术活动及方向的自信的。此种根源于学科分隔的思维方式定型化,正好与学术市场竞争机制的技术性要求相符合,二者共同形成了学术方向和思考方式的保守主义。这正是今日符号学应当积极面对的重大时代性课题。
    
    有鉴于符号学的意义深远和学界功利主义定式思维之“超稳定性”存在,我在此有关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回顾文中,谈到了一些相关体验,以间接说明为什么我认为中外人文科学各学科,都应当克服学科本位主义,而充分关注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内容。因此,本人50年来追求“科学性”人文理论认知的经历,对于青年人也许有可借鉴之处。现将几十年来我是如何“从体制外”闯入符号学学术世界的思想历程简述于此,以供关心新时期中外学术思想发展方向的读者们了解和评论。
    
    1。 思想的历程 (“小题”为概称,“十年”为约数)
    
     1)文学十年(青少年时):欧美文学,特别是俄国伦理小说
     2)哲学十年(图书馆时):现代西方哲学理论,特别是现象学
     3)史学十年(文革隐居):中西思想史,特别是史学理论
     4)西学十年(八十年代):(译介)现代西方“文史哲艺”理论
     5)中西十年(游学德法):(撰述)符号学和中西比较伦理学
     6)综合十年(定居美国):人文科学结构和跨学科方向伦理学
    
     回 顾 一 生 精 神 兴 趣的 演 变 : 可 谓 以“伦 理 小 说” 为 始, 以 “伦 理 理 论” 为 终, 二 者 之间的过程 , 则 可看作是“ 泛符 号 学时期”及 其相关 准 备阶 段。 伦 理 学 是 我 毕 生 兴 趣 之所 在 , 而 人 文 科 学 、 哲 学 和符 号 学 , 都 是 为 了解 决 伦 理 学 终极问 题 的 各 种 知 识论工具。 所 以 , 我 虽 非 符 号 学 理 论 的 创 作者 , 却 是 符 号 学 知 识 的 应 用 者。由于这种性格和态度,我 的一生 经 历,显 示 出 一 种 一 贯 的 双 重 性 : 我 和 各 种 外 部 环 境 均只 发 生过 某 种 “ 外在性 ”关 系 , 或 说某种物 质 性 条 件 的关 系 , 我 的 “ 真心 ”则永远是与实际环境保持一定距离的。大致而言,我生存于自己制造的精神世界之中。 这 就 是 说 , 我并 不 曾 尊 行中外 环 境所曾 加 予 的 社 会 性 学术规 范 或者 跟随中外学术权威所指示的 治学 目 标 。 不 论 是 强 制 性 压 力 还 是 物 力 性 吸 引 , 都 未 曾 影 响 我 的 性 格 和 思 想之方向 。 我 在 探 索 着 人 生 问 题 和 目 标 , 但绝对是 以 我 自 己 的 方 式 ; 外 部 因素 仅 只 被 视 为 个 人 进 行 人生探 索 的 各种外在条件而已 。 这 种 倾 向 , 竟 然 贯 穿 着 我 的 一 生 。 只 能 说 是 偶 然 的 幸 运, 才使 我 得 以在中外复杂艰难的环境内大体履践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
    
    中 学 六 年 ,可以 称 作是 我 的 “文 学 时 代” , 不 是 说 我 已表现出 有 能 力 创 作 或 研 究 文 学 (其实我大概根本不具备写小说或诗歌的天赋) , 而 是 说 , 我 几 乎 完 完 全 全地 生 存 于 欧 美 的 、 特 别 是 俄 国的 小 说 世 界 里 。那时我的真正的朋友和对谈人,就只是那些外国作家和他们所创造的角色。到了大学,与理工科的环境更加格格不入,但我尚不知如何判断自身处境,更不知如何解决环境日益添加予我的烦恼。进入哲学世界后,我遂找到了一个比文学世界更具吸引力的理想国,也就更加倾向于脱离现实环境了,而外部的阻碍却日甚一日,自己已经到了无可躲避的地步。反右运动的到来,最终促发了我做出实际上完全脱离社会的决定。自学道路的选择,使得环境的压力和吸力一下子都不存在了。离世沉潜的这19年中,我的性格和认知方向渐渐定型,从此更不会再为外力所动和所诱。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重新进入社会和加入学术界的。同样地,我自然不会功利主义地投合当时环境的需要,选择可为学界大众理解和赞赏的话题来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而是首先把环境条件看作个人继续学习进修的机会。新时期以前20年的自修,只是一种准备,朝向未来攻读艰难理论所做的知识准备。“学为己”,是我毕生不变的原则,即首先为了满足个人“闻道”的自我精神需要。学术作品,只不过是此“自学”过程的副产品而已。后来又到了国外,我才发现,府右街二十年精神上的的独立生存,结果使我不可能再产生任何“崇洋媚外”的心态。反而是,对于任何崇洋媚外表现厌恶之极(因为崇洋媚外乃趋炎附势的亚种,属于更极端的一种媚势心态,其现代原型为晚清的“满大人”形象。)西方学术界的价值规范和学术目标,对我纯系外在之物,我从来也不会按照学界公认的标准(学历、学衔、职位)来衡量自己在国内外的地位和据此来确定自身前途选择。反过来,我觉得应该有像我这样在西方学术制度外独立成长的学人,来与他们认真展开对话。命运和性格没有把我安排进西方学术制度之内,却仍然给予我许多机会和西方主流学界进行思想沟通,从而增加了我的国际学术经验。国际学术交流,当然不是一定要按照西方学术制度中的对话规则进行,而是须待创造一种新的更具民主性的学术对话方式。互联网时代也许在将来会进一步提供全面学术民主活动的可能性吧。
    
    回顾此生,我既未受东方教条主义时期规范的制约,也未受西方学术制度规范的制约。这一生存和性格的特点,首先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会走上符号学之路。符号学思想,既然是一种跨学科学术实践,其本质就是超越学科制度性规范的;也就是不满足于单学科内的理论系统支配的;因此,不是“为了”遵循权威性学术规范(另一种趋炎附势)而遵循之。存在着超越学科规范的自由思想要求,后者才是内在于我之生存的伦理思想冲动本身。结果,伦理性的根本问题,才是超越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等学科制度性规范的、更具始原性的设问源泉。后者隐藏在心灵的深处,时时出来检验学科方法与伦理问题根源之间是否互动贴切,并在二者之间的分裂处“扩大缺口”,以期促生另一波伦理设问的新出发点。对我来说,用“符号学”来标志的这个“方法论质询”的总称,代表着既须掌握学科方法、又须摆脱学科框架的一种“后现代的”(也暂用此时髦语)思考态度。因为学科制度既可成为“利器”又可成为“钝器”,如以学术功名为念,必将只能顺学科制度之势前进。而如朝向真实伦理关切的始原性问题,就会首先以方法论的适切性本身做为关切之所在,而此方法论探索必须始终对准作为人文科学核心的伦理学目标。伦理问题的首要性(基于“学为己”)和学科制度的首要性(朝向“学为人”〔功成名就〕),究竟何者为先,学术方向选择分歧性的根源即在于此“心迹”之间。这种倾向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从未以成为专家自期,更不以世人的认可为虑,而只关心于扣紧自己选择的问题、开放心智、从一切可能学术来源寻找在智性面上具有真正相关性的“工具”。虽不能尽如人意,将一己探索之经验留诸后人,则可谓已得之矣!正是这种积极开放的求知心态本身,导引我与符号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2。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地形”勘探器
    
     古今人文科学的整体环境,哲学的系统化视角,现代语义学的技术性进展,以及对于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现代分析风格,这就是我在构拟《理论符号学导论》时的主要关切之背景。这四大背景方面的并存性和联系性,成为撰写的指导原则,并使该书完全不同于任何西方以符号学标名的其他著作,尽管其全部内容几乎都来自西方资料。其后我即以解释学和符号学名义转向中国古典学术世界,达六、七年之久,所撰述的中国思想史资料又是全部来自中国古典和现代人对古典资料的研究。前书中的西学部分和后书中的中学部分,都是“述而不作”。我的《导论》,只在于展现我心目中认为重要的、由现代西方一流学者所原创的符号学世界“全景图”,并将此全景图之幅员和地势呈现出来,以作为自己和他人日后继续勘探和开垦的对象和基础。和其他中外思想史著述不同处在于,我所重视的不仅是具体个别之学术理论项目,而特别是诸项目之间的关系,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关系。
    
     我在海内外用了前后大约十年时间来铺伸了一幅“符号学地形图”。但是由于我是在交叉、综合使用宽、严不同的符号学概念处理材料的,这使我与国际符号学界内的符号学用法,异同互见,并不完全一致。总的来说,关注范围大为扩展,而如何使广阔学术对象世界与各学科专业方法互动融洽,则始终是我的特殊关切所在。实际上,总体视野和具体分析的有效结合,一直是我的研究方法论原则。在绘制我的符号学地形图之前,我也有大约十年(80年代)的交叉进行的准备期。在此广泛勘测现代西方理论期间,我的工作目标限于客观介绍和总结评价。在文、史、哲、艺诸领域,涉及西方符号学和相关于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各域的前沿性进展。我企图使海内外中文学界的视野,经一步,即可与世界学术理论界“接轨”。这一时期在各个领域中的工作,使我的西方理论研究,在“跨学科”经验这一点上,也超越了大多出身于学科专业领域的西方符号学学者,从而为其后以跨学科方法论为自身第一特点的符号学理论进行独立评价,准备了知识条件。我在80年代十年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当时海内外中文学术理论界所不熟悉的,这些内容既包括新的对象领域,也包括新的方法论领域(如理论人类学,电影理论,历史理论,心理哲学,跨学科哲学,深层心理学,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历史说明的解释学等等),它们都在当代西方最前沿的理论高度上处理着有关意义、价值和信仰的问题。而研究者和读者所需要的知识准备,则是远远超越每个专科知识领域的。
    
     我的“八十年代时期”虽然涉及多个学科域,但一开始就是以诸具体符号学课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其中固然有偶然因素,但1977年下半年的方向选择,则是态度明确的;甚至于在前此几年的余姚书店发现列维-斯特劳斯名字时,我的思想方向盘已然有所调整,或已经有了未来必须调整的明确意识。所以我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兴趣,应当说是直接与此前二十年的独立哲学和思想史研习的方向和方式相关联的。我的长达20年的跨域自学特点,是使我后来得以走上符号学之路的技术性条件之一。简言之这就是:坚定的伦理学课题朝向性,但不拘于任何一科一家之成说。没有职业性的压力和诱惑,使我当时易于坚持一种非常自由的治学态度。这种自由自在的心态,后来我才能体会到,是只能来自我在特殊时代所选择的特殊生活方式的:我如青年时就被纳入西方大学专业轨道的话,今日所有的独立学术见解就不大可能产生了。结果,不自由的外部环境,反而产生了追求自由的更强烈心态。其奥妙正在于:命运使我始终未被任何现代功利化制度所控制。(海外学界华人最不愿意提到的就是我这种独立成长背景。一方面,他们强调儒学传统,而另一方面他们更重视自己的西方教育出身。对自己的西方学理知识局限绝不愿意承认。而是充分利用两岸“崇洋媚外”背景来在中国社会内部享受高等华人特权)我从来没想望过什么外部功名成就,虽然无时不期待并争取良好的工作条件。我的研究是为了满足我的精神兴趣,而不是为了追求任何职业性成功。这种态度导致我的研习内容具有高度自选择性:我几乎从不按照(由各域权威主导的)外部学术思想共识,来安排自己的研习重点。这种非专业化的自学方向选择,无疑使我在任何领域内都达不到专业要求的技术性标准;也就是使我始终未成为、并不想成为任何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哲学流派专家。但这却使我有时能比某些专家,在他本人领域内的理论层次上,更加深入其专业领域。让我用一个比喻:在一些领域内,我有能力“突进”专业理论的深部,但没有能力占领专业的固有地盘。这种理论上的“游击性战略”所导致的结果是,我得以把各相关领域内的诸不同理论内核,直接“钩接”起来,这样自然也就越过了专业化的、程序化的学科理论分界线。从职业功利化角度看,我所选择的方法肯定“冒犯”了权威的专业解释权,但从学术整体看,此方法却可为该专业提供新的、未尝不是对他日后也有益的认识空间。当然,这种跨学科的方法论,是我从对当代西方学术理论的研究中获得的。而我此前的理论性思维的训练和涉猎领域的广泛,则为此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还可以更准确的说,我的“期待某种方法论革新”的长期“准备意识”,使我始终未产生过想花大量时间先来接受任何专业式“窄化”训练的愿望(如所周知,博士训练,就是窄化训练),因而使心灵维持着足够充分的接纳新思维形式的“空间”。这同一种态度,也使我后来在广泛接触了当前西方学术理论后,不至于轻易地向各种西方门类权威“归队”。而且,我和西方符号学界同行在学术方向上的分歧,一点也不必与我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分歧要少。我的开放性态度,同样也“冒犯”着西方符号学界的一些“知名教授”!古今中外到处都有重要的、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学术思想内容,但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绝对权威性的学术规范和结论。
    
     那么为什么我在文革结束前的近二十年精神追求,最后会凝聚到符号学上来呢?符号学思想方式,是对意义及其表达方式进行独立思考的兴趣,而这正是与我在哲学和人文思想追求中的一贯动机一致的。对“意义表达本身”关注的优先性,和对意思内容关注的优先性,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类型。应该说,百年来海内外此前的中国学者中(西方人间多数亦然)大多数是采纳后一种思想学术类别的:直接在书本内容面上进行运思。而符号学式的思想则是先思考“进行思想的语词及其确义究竟为何?”而其最终目的和传统内容面上的思考其实应该是一致的:全面深入认识事物之真理。一者直接关注“善其事”,而另一者首先关注“利其器”。是的,语法学和逻辑学,早就属于这一类型思考方式,而区别在于:前者偏于对现行话语语法和逻辑的规范性整理,而符号学偏于思考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本身。
    
    3。哲学研习和符号学思想的萌芽
    
     我在凭借自己较差的记忆力来试图追忆少年时代是否已有过此类思维倾向时,虽然有些蛛丝马迹,但二十岁前完全是在“内容面”上进行思考的。整个中学时代我都“活在”欧美文学、特别是俄国的小说世界里,随著主人公在想象的世界里遨游,对外界社会性现实,熟视无赌。尤其是,到了高中时代,我还特别“生存于”被巴赫丁所贬低的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精神世界里;那曾是一个强烈探求人生意义和生活方向的青少年时代,这一强烈的追求独立人生观的态度,导致我与学校和社会生活(功课和政治)在思想上基本脱节。这种自少年时代形成的、生活在文学虚构世界(现在所说的网上“虚拟世界”,其实完全是现实朝向的)中的志趣,后来在特殊社会变迁时刻,导致我走上实际上脱离社会的“面壁”之路。很多亲友都误解了我当时的选择,忽略了这一决意背后的理智性因素。其实正是此理智性动机,日后在国内外环境中,使我得以始终保持着坚实的理智朝向性。我想强调,我的符号学兴趣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在学术之前,先已存在着学术思想提问的独立“心源”。这种学术问题的原始心理动源,在推动着我去追寻伦理思想的“确义”,后者使我渐渐通向了符号学思维方式。实际上,我对意义问题的兴趣,贯串于毕生对伦理性问题的好奇和思考。从早先一般文学性和哲学性的意义思考,到后来对符号学跨学科意义论的思考,应当说是有一脉相承之迹可寻的。
    
     如果谈到我的“符号学潜在倾向”,在记忆中的确也有过一次未容忘记的“戏剧化”体验。有迹可寻的一次记忆,大概发生于1960到1961年期间。在一次在旧货商行卖了若干旧衣物而作竟日“觅食”游的上午,我来到紫竹院“活鱼食堂”。那日冬阳和煦,在等候开门的时侯,我睡卧在湖边长椅上闭目养神。也许因为马上要有美食进腹而精神渐趋活跃,于是把因饥饿放下多日的哲学思绪渐渐集拢而进入了“沉思”态。具体思索的细节当然全不记得了,但其附着的感受和情调却一直留存在记忆之中,并在我的精神成长史上成为具有“分界线”意义的一刻。使我记住的这次特殊感觉有二:一者是在多日生理不正常时期因暖阳照射而突生一种温馨之感;一者是所思内容与前此思想内容非常不同。不再是关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现象本身,而是关于这些现象与表达这些现象的语词的对应关系本身:即从对习用词语及其意义的关注,逆推至对它们所指示的、或应该指示的、准确所指物的关注。也就是,那次冬日湖边的思想漫游,使我的兴趣,有从世界对象域跨越到对象与语词的“关系域”的冲动:在观察分析世界对象之前,应该先思索表达对象的语言和所表达的对象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当时尚无专门符号学的知识,这次“符号学式”的思想萌芽(那时可能已经接触了莫理斯,但其符号学研究是行为主义方向的,对我始终触动不大),应当说是与我青少年时代的“虽接触各种学理而不能安于其一”的一贯思想倾向是一致的。我在研读经历中对传统思考方式始终存有的犹豫性,那日即在特殊时刻凝聚为一种新的质疑方式之“乍现”。这种思考方式的转变冲动,现在回想起来,显示了日后我从当时热中的“罗素-早期维特根施坦-维也纳学派”路线“撤离”的种子:思考的对象不再是思想话语的直接所指和所指者,而偏转向词语和其所指者的“关系”了。记忆中那日“沉思”之对象,成为了“词物关系”本身,暗示了我其后必然要从最初对物理主义确定性的关注,转移到对另一“语义关系”确定性之关注。从对物理主义兴趣的转移,也标志了其后我会从对外界事物的观察,转向对“意义”和“自我”问题相关的分裂性反思。也可以说,我在个人知识尚不具备时期表现出来的早年符号学思维潜力,就体现在这类分裂性思考倾向之中,而其“根源”也许可追索至中学时代对俄国心理文学“自我分析”(自我分裂)的强烈兴趣。早年对人生和意义的文学式分析的兴趣,后来自然发展为对现象学、解释学和符号学中的一般意义论分析的兴趣,二者之间的联系,当然也反映了我个人的固有性格倾向。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01/2007011208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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