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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体改革方案(2006年12月6日版)/周巨川
(博讯2006年12月06日发表)

    
    每逢探讨政改问题,常有朋友提出各种疑问,形成了“思想瓶颈”,为使讨论得以深入,不得不首先克服这些障碍,累积起来,产生了下述
     (博讯 boxun.com)

    A、中国政改十问答
    
    第一问:中国的政改确实不可避免吗?
    答:社会权力高度两极分化,是中国自古以来一切弊端产生的总根源,若不革除这个病根,所有努力终将会归于徒劳,因此,政改不可避免。
    
    第二问:我认为政改早已展开,不知你想象的改革是什么样?
    答:由社会权力高度两极分化,到社会权力分配基本均衡,是政改的实质,没有这种转换,就谈不上什么政改。
    
    第三问:政改是当前敏感话题,你不怕担风险吗?
    答:先前提出的诸多政改方案均不合中国国情,如不约束,势必导致社会动乱,由此一来,谈政改必受制,成了一种普遍错觉。其实,谁遇到难事,不想找到解决的办法啊!现政府当然也不例外,如方案确实公平 、公正,且又合乎中国实际,理当深受欢迎,因此大可不必顾虑重重。
    
    第四问:政改方案自有国家智库研究,用得着民间多此一举吗?
    答:中国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国家的兴衰,关乎所有国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关心她。民间的努力,虽然未必准能奏效,但多一些人研究,总不是坏事吧。
    
    第五问:即使民间研究很出色,能被政府及时知晓并采纳吗?
    答:当今是信息高度发达时代,如果民间确有真知灼见,相信政府迟早会发觉并从中吸纳有益成分,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六问:被社会各界普遍欢迎的方案存在吗?
    答:只有政改圆满成功,避免了两败俱伤结局,国家的发展渐入佳境,才符合全体国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从理论上说,这个方案存在。
    
    第七问:从实践上说,方案存在吗?
    答:理论上存在,实践上必存在,就看我们是否有能力把它找出来了。
    
    第八问:凡政改必牵扯到利益再分配问题,你是否有点盲目乐观?
    答:有两个前提决定着中国有无可能实现“和平政改”:其一、政改方案确实找到了“中”(或最大限度地接近了中,也就是不偏不倚);其二、历史上因政改失败而造成两败俱伤的累积实例,已足以使方方面面的人们意识到,只有政改圆满成功,才真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我以为,这两方面条件在当下中国已基本具备。
    
    第九问:如有人不理解你的良好意愿,对你发出非难呢?
    答:一方面,要努力做好沟通工作,防止被误解;另方面,政改方案本身是否真正合乎理性、不偏激,则更显重要。
    
    第十问:研究此类问题,既担风险,其成果又可能被无偿摄取,岂不失算?
    答:个人的事再大,也是个人的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十几亿人的事,二者孰轻孰重,无法相比,所以在此问题上,我以为个人不该对自己的利益得失考虑太多。
    
    
    
    当下中国社会的实际,距离能够实现和平政改,我以为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在启动政改之前,还需做下列准备工作
    
    B、政改前的准备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全民理性化大讨论”运动,实现“三去”目标。
    
    一、去“坏人观念”
    
    人是文化的载体,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造就出什么样的人,因此说人的具体社会表现,与其肉体无关。人的肉体,无非是“一块儿物质”,无所谓好坏之分。
    
    二、去“敌人观念”
    
    所谓敌人,无非是在生存竞争中与自己或自己的政党、国家、民族争利益的人,大家共同受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则”的支配,敌我双方,其实并无本质区别。
    
    人类“敌人观念”的消除,将依赖于对“支配着自己以及自己敌人的那个规则”的透彻认识,借助这种认识,彼此消除对对方的仇恨心理,致力于寻求一种双方共同认可的、更合乎人性的“生存竞争新规则”。
    
    三、去“整人观念”
    
    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逐步废除对所有人都不利的“旧规则”,建立起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新规则”。整人,通常指“在旧规则框架范围内人与人的争斗”,所以无论其结果如何,对社会进步都无任何意义。
    
    倡导上述三去,绝非是让弱势群体心甘情愿接受被剥夺命运,而是缓解紧张对立,为重建社会新秩序“腾出空间”,因为,若带着强烈仇恨情绪,势必会将改革扭曲成为一场人间争斗,大规模悲剧将再次出现。
    
    有一点需着重强调:“三去”,绝非是为谋求改革得以实施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她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未来永远的精神,因她是合乎人间正道的精神。
    
    全民理性化大讨论要实现的另一目标,也就是从理论上、利害关系上说服人们,使人们普遍理解并接受在改革过程中:该让权、让利的让权、让利;该不得寸进尺的不得寸进尺;该赔礼道歉的赔礼道歉;该宽容谅解的宽容谅解;该认罪忏悔的认罪忏悔;该放弃报复的放弃报复......,等等吧,总之一句话,纠正偏激立场,公正看待现实,唯此才能“谈得上”和平改革。
    
    在这场大讨论运动中,全国所有的“思想精英”都应充分发挥作用,引导我们这个民族走出“暴力循坏误区”。
    
    实现全民理性化,实现全民大和解,是启动政改方案之前必须要做好的“铺垫”;当然,对少数不能理性者,在改革过程中还需动用行政力量适当加以约束。
    
    
    
    自本人的“中国政体改革方案(2005年10月16日版)”在网上发表( 可搜索到),一年多以来,通过和诸多朋友沟通、探讨以及本人的体悟,对中国未来的政改究竟应该如何搞,看法上多少有了一些改变,为和朋友们做进一步深入交流,故写成下面
    
    C、中国政体改革方案(2006年12月6日版)
    
    一、建立中国政体改革联合统一阵线
    
    说明:只有中国全体知识界人士(包括执政党高层及理论界)思想高度统一,结成坚实的政治同盟,才能确保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政局稳定,所以在启动改革之先,中国所有各党各派、各政治团体以及对中国政局有影响力的组织和个人应充分协商,增进共识,以求统一阵线早日形成。
    
    这里说的统一思想,“仅指”实行何种政改方案,不包括深层次的理论,因抽象的理论问题极难统一,故而应暂避之。
    
    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需要统一阵线做好的几项工作
    
    1、始终维护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的领导地位
    
    说明:当然,这里首先会遇到的问题是:如当今执政党始终抵制改革怎么办?说清这个问题,首先需确认的是,人性都是差不多的,如改革的各项措施确实公平、公正,相信绝大多数人的良知都会感受到,是会愿意接受的;如果改革方案不合理,我以为责任不在执政党,而在改革的设计者身上。
    
    按本方案的设计,在改革全部完成后,中国将进入全体公民可以自主选择执政党的阶段(详情见下),在改革过程中坚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因改革不宜“中途换帅”。
    
    本方案是按假定的执政党最终接受了改革方案设计的。
    
    2、坚持实行一种方案,否定多种并行。
    
    说明:改革需要全国一盘棋,有计划、按步骤依次进行,若多种方案并行,容易乱了阵脚,导致改革失败。
    
    3、坚持“循序渐进”,防止“一步到位”。
    
    说明:改革在本质上是将已不适合时代的社会旧体系改换成新体系,其过程很复杂,整体更换极易发生混乱,甚至导致更危险的失控,所以必须严防。
    
    4、保证改革的各项计划、措施能够正确实施。
    
    说明: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中的作用,相当于人的大脑对人的身体的作用,因此欲搞好改革,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应担当起社会大脑的职责。
    
    统一阵线应起到“改革精神核心”的作用。
    
    三、启动改革之始,由政府颁布“临时冻结死刑”及“禁止一切暴力行 为”的法令。
    
    说明:社会转型时期,难免会产生一些混乱,颁布两法令,意在防止出现悲剧。此法仅用于改革期间,过后是否继续实行,由纳税人所立新法 (详情见下)决定。
    
    四、将全国的公民明确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务员,指在执政党的各级政府中工作的人员(其中包括各级政府、各级司法机构、以及邮政、国有银行、军队等由政府统辖的部门或单位);另一类是纳税人,指一切在政府部门之外的、直接或间接从事生产、经营、创造价值并依法纳税的人。
    
    说明:为便于划分立法者与执法者的范围(详情见下)。
    
    五、确立“两权平衡”制度,指:执法者无立法权,立法者无执法权。 公务员有执法权无立法权,纳税人有立法权无执法权。
    
    说明:根据我国古老的阴阳学说,阴阳平衡产生和谐,公务员和纳税人各掌握一半不完整的权力,相互制衡,方能使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在一个社会中,如有人掌握全权(指执法和立法),势必会造成权利失衡,形成专制局面,封建时代是皇帝掌握全权;文革的悲剧在于造反派掌握了全权,两者虽相反,但本质相同。
    
    毛泽东发动文革,其初衷是想实践曾对蔡元培许下的诺言,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他的失误不在于授予群众权利,而是不该授予群众全权,这是时代造成的、每一位政治领袖都很难避免的错误。一次向群众授权失误,便从此不再授,是因噎废食,不可取,只是要充分吸取教训,再次授权并“授好权”。建立两权平衡制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搞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向广大人民群众交权,但这次是只授予人民群众应该有的那“一半权利”,让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制约执政党的不当之处,使社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两权平衡制度,是在现有体制基本不变的基础上,扩大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范围,这是一种能和现有体制相衔接的设计.
    
    自本人提出两权平衡概念以来,曾有多人问到它和三权分立是什么关系,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我国究竟应该实行三权分立、五权分立(孙中山提出)或是多少权分立,是在立法权范围内解决的问题,应由全体立法者讨论决定,所以我认为,三权分立概念比立法权低一层次,不能和两权平衡概念相提并论。
    
    六、修法
    
    说明:两权平衡制度规定:管理纳税人之法,需由纳税人自己制定。因此修法势所必然。
    
    根据循序渐进原则,动员全国纳税人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重新制定或修改原宪法、法律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一切相关规定。
    
    修法过程大致如下:
    
    1、建立各级“纳税人代表大会”组织
    
    说明:与此替代目前的“人代会”,因纳税人概念比人民概念范围界定更明确一些。
    
    2、凡年满18岁无智障者,每人发一言论自由证;纳税人另增发一民主表决卡(公务员不能持有此卡)。
    
    说明:言论自由证应是类似于护照一类的证件,谁犯有什么过失则记录在案,以规范人们的言行;民主表决卡是纳税人立法表决的工具,应类似于普通的储蓄卡,此卡分为两面,一面刷卡表示赞同,另面表示反对 。
    
    3、制定并颁布“言论自由临时法”。
    
    说明:此法意在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将人们的言论限定在于社会有益无害的范围内。
    
    4、在全国各省、市、地、县等区域,按纳税人分布情况,设立相应的民主表决站,由计算机系统通过互联网实施具体操作。
    
    5、按纳税人分布情况,在全国各地设立多少不一的“自由讨论区”,以便于管理。
    
    6、“新法”由纳税人民主表决,赞成率达参与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即刻生效,同时废除旧法;新法未确立之前,仍执行旧法。
    
    7、确立新法不会影响到政权的完整性,因新法诞生并执行,纳税人不会反对;新法未确立前执行旧法,一切还和先前一样,自然也不会出大问题。
    
    8、每一项新法的确立,都相当于在一个小的局部达到了成熟民主社会的共识水平,故执行起来不会导致混乱。
    
    七、修法的基本程序
    
    1、修法先后次序的选择,应从“对现有社会体制冲击最小”的项目开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即从“最不敏感”的项目开始;如何变更国家领导人一项,应安排在最后。
    
    2、由纳代会将原有旧法在各大刊物上发表,供纳税人研究、参考。
    
    3、在严格管理(指:不得超出所议范围)基础上放开言路,请世界各地(包括国内)的有关专家学者在广播、电视等媒体发表演讲,提出参考意见,帮助纳税人理清思路。
    
    4、开放各地的“自由讨论区”,为纳税人交流思想提供场地。
    
    5、各级“纳代会”成立专门“修法领导小组”,不断派出人员体察“ 纳情”,后根据普遍意向,对旧法相关条款或用词作出修改,并在电视 、广播或刊物等媒体发表,而后再进一步调查,再作修改,与此不断循环,逐渐向形成共识的方向趋近;
    
    6、待调查表明意见已相当一致,投票表决有可能成功时,由纳代会规定日期,在全国各投票站投票表决,赞成率达标,新法即刻生效;若不达标,需再议,再表决,直到达标;若长久不能达标,可“搁置”,让时间来改变人们的观念,待时机成熟时再议,在此期间仍执行旧法。
    
    7、为防止再现文革时荒废生产的情况,规定:除极少数个别人由国家支付酬金聘为专业修法人员外,其余所有人的修法活动均属业余性质,生产、生活自理,耽误者自负其责。
    
    8、个人有参与或不参与(全部项目或部分项目)修法的自由。
    
    八、借助修法完成的几项任务
    
    1、把中国改造成“学习型社会”
    
    说明:利用修法激发起的全民参政积极性,把中国改造成学习型社会, 整体提高全体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
    
    从根本上说,“改造中国在于改造中国人”;“强盛中华在于强盛中华文化”。一个民族再怎么内斗,也斗不出良好的社会形态,只有热衷于学习、思考,每个人都致力于提高自己,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2、完成“民主启蒙”、“民主培训”
    
    说明:一种民主体制若能正常运行,其幕后必有一个庞大、系统的思想体系支撑,而且这个思想体系还必须为广大民众基本理解并乐于执行。改变社会体制很容易,人们可以根据主观意愿随意设置它,然而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却很难,尤其有着几千年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就更是难上加难,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重中之重,花多大力量解决也不为过。
    
    将新法表决达标率定得稍高有两层意义,其一是:只有获得绝大多数纳税人的赞同,新法才能得以顺利贯彻实施;其二是:可促使纳税人更充分思考,进而实现社会体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同步改变,这一点十分重要,可以确保整个改革过程政局稳定。
    
    整个修法的过程,也既是民主启蒙、民主培训的过程。
    
    3、重建统一信仰或主流信仰
    
    说明:信仰高度统一,社会也必然高度稳定;稍次之是人们持多种不同信仰,但绝大多数人信仰相同,也即有一种主流信仰;再次之是持各种信仰的人群差距不大,也即没有主流信仰;最差根本没有信仰,社会群体近乎于动物。
    
    目前的中国,接近上述第三种:信仰有多种,但缺失了主流信仰。这种状况不甚理想,其稳定只能靠经济力量支撑,一旦经济出问题,就要面临四分五裂的威胁。
    
    重建统一信仰,或次之重建主流信仰,可利用修法实现,因法律涉及人们生活的全部,在人们酝酿新法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问题都将被提起并加以讨论,久而久之,认识水平必将有所提高。
    
    任何思想家或政党,把一种事先拟定好的信仰硬推给大众都很难,最佳办法恐怕只有由大众自己确立自己的信仰,在修法过程中,大众达成的共识累计起来,就是合乎我们这个时代潮流的新信仰,无论称她为什么学说、主义甚至宗教,都没什么关系。
    
    4、实现充分自由
    
    说明:对国家来说,无论是人们的言论还是行为方式,都是越统一越自由,因为越缺少统一基础的言论或行为,越会导致社会动荡。
    
    就说信仰吧,不同的信仰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个国家内部信仰越不统一,就越需要一种强制力量来约束,不然国家就会解体;信仰越统一,越不需要强行约束,因而也就越自由。
    
    当今美国人绝大多数信仰基督教,他们没有信仰不统一问题,于是就拍着肚子满世界宣扬信仰自由,殊不知若当下中国按方而行,立即就会导致分裂,这些恐怕美国佬们不管。
    
    修法,为人们在方方面面问题上寻求共识创造了条件,伴随着人们在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组党以及信仰等诸多问题上依次达成统一意见,也就可以依次相应地获得了自由,渐渐向着理想境界趋近。
    
    5、基本遏制腐败
    
    说明:产生腐败的根源是“权力失衡”,权力失衡导致“力量失衡”,或者说是腐败的制造者们和腐败的受害者们之间力量不均等,使腐败受不到足够强有力的制约。
    
    作为腐败受害者们的群体,他们的思想水平、组织状况、权力多寡等等,这些要素的总和,决定了他们的整体力量,当这种力量渐渐能和腐败者们依仗权力而形成的力量大致均衡时,腐败就会受到有效制约了。
    
    伴随着修法过程日益深入,大众的思想水平会不断提高,拥有的社会权力在项目上日益增多,其整体实力无疑呈逐渐加强趋势,因而会对腐败现象形成越来越强有力的制约,直至将其基本遏制,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利用修法遏制腐败,其力度是逐渐增强的。当然,若按常理,最好是将各项权力直接授予民众来制约腐败,但能如愿吗?没有经过民主启蒙、培训甚至还有相当不少满脑子封建专制观念的民众,能够按理想中的那样,很好地履行自己的民主权利吗?恐怕不能,若真如此,腐败不见得受到制约,发生一场“争皇位”的大动乱倒是极有可能,仔细探究一下海内外那些打着各种旗号的人们内心深处究竟都在想些什么,问题就很清楚了。
    
    6、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把当家作主的权力交给广大人民群众
    
    说明: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无不是在掌握政权之后,就拿出一整套的政策、方案、主张甚至信仰,加在所在国民众身上,不从就强制,其实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共产党的原始初衷,共产党是为大众谋利益的,不应是统治大众的,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其实是应随大众的意愿而转移的,这才是共产党全部思想的真谛。
    
    就拿所有制来说,大众普遍认为应实行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或是别的什么所有制,就按大众的意见执行,对共产党来说应该是最恰当的,把当家作主的权力交给广大群众,应该说是“更具根本性”,更能代表共产党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
    
    在其他所有问题上也一样,比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如何改选领导人、信仰什么等等,都按群众的意见执行,就不会出乱子,因大众不会反对自己立的法。
    
    7、实现民主转型
    
    说明:如何改选国家领导人,是修法的最后一项。在中国是实行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这方面也只有按民众意见执行,方能更充分地体现民主的真谛。此项新法确立并实施,中国从此便走上了民主的康庄大道。
    
    九、如何对待“改革期间的腐败问题”
    
    说明:利用修法遏制腐败,其力度是逐渐增强的,整个过程需要经历多长时间无法提前预定,在此期间肯定还会有腐败问题,怎么办?我以为,既然不能一次性把所有民主权利授予民众,就只好把在此期间的腐败问题交由执政党按自己的方式处理了。
    
    十、关于历史冤案以及腐败的善后问题
    
    说明:我在“中国政体改革方案(2005年10月16日版)”上,曾就此问题谈了许多。这是个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一种欠合理的制度,产生了诸多欠合理的事件,一旦要变革了,人们凭本能首先想到的便是要复仇,要出口恶气,然而这种心理必然导致预感到事态将对自己不利的人们联合起来,苦苦抗拒,使改革终难成行,形成“变革死结”,这也是自地球上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和平变革之先例的原因。
    
    人类能否理性到足以“超越本能”?也就是“逆本能而行”?那些冤案及腐败的制造者们,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让步,支持改革,多行一些好事、善事来弥补以往的过失;那些冤案及腐败的受害者们,也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对加害者们采取宽容、谅解的态度,赦免他们的罪,并和他们一道,为永远、彻底地铲除生成罪恶的土壤——欠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并肩战斗呢?
    
    总之,在此问题上,如加害与受害双方都能“高姿态”,问题就有望妥善解决。
    
    十一、如执政党不执行新法怎么办?
    
    说明:由于提这个问题的朋友较多,所以在此特别说明一下。我想,如执政党接受并实施了这个改革方案,就没有理由不执行新法;再者,随改革逐渐深入,执政党与纳税人之间的社会力量对比也将出现变化,到一定时候,恐怕执政党想拒绝执行新法也办不到了,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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