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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 日再议毛泽东/武振荣
(博讯2006年09月08日发表)

    楔子:
    本年9月9日是毛泽东死亡30周年忌日。在9月7日这一天,《多维》网搞了个“毛泽东去世30年”的栏目,收集了不少论毛的文章,也正是在阅读了这些文章后,我也想凑个热闹,索性写上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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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毛泽东:一个历史人物:
    
    毛泽东是历史人物,随着他的死亡,他的那一段历史也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在议论到他的问题时,就必然地存在着一个任何对待和看待历史意义的问题,因此,如果认为历史是“客观”的、现成的、一元的人,就有可能抓不住毛的整个人,大不了脱下了他的衣服(相当于前毛泽东时代的“剥画皮”),所以,这些人即使把毛泽东的僵尸活活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是谈不上解剖了毛。假设中国明天民主化了,后天毛的僵尸被焚,我却不因此而认为毛泽东问题也被我们给烧掉了。毛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出产,因此认识毛、批评毛、批判毛,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长远的任务,这项任务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见其成效的。
    
    毛是中国一元化时代的代表人物,但是把他单列出来,和他同时代的人物(包括共产党人物和国民党人物)相比,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自身又是一个意义极其分散的人,所以对这些意义的收集和研究却只有运用多元化的方式与方法才可能奏效,也就是说他虽然不是一个多元化历史中的人,但是对他的分析却又必须是多元化的。就这一层意思讲,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他这一类的人,所以对他的研究、分析与批判,就必须要列出一个新的单独的人物系列,而在此系列中也只有他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符合中国唐朝诗人所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意境。
    
    用毛泽东的名义能够提出的历史至少有三种:毛泽东个人史、中国共产党史和蒙昧时代中国人民史。因此,所有议论毛泽东的人把毛当成一个纯粹的个人,并且运用批评、批判个人方式对待毛,是回避或者放弃了毛的另外意义,达不到批毛的目;应当看到,把毛泽东当成是20世纪中的一般的共产主义领袖(如赫鲁晓夫、铁托之流)也不正确,毛既是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创立者,又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对之发起了最大规模的冲击的人,也是在当时的共产主义体系中唯一的一位把共产党作为人民运动“斗争对象”的共产党领袖。因此,人们若不在毛同他自己代表的共产党制度分裂的那一刻去认识毛,就是把“活”毛当成“死”毛批,击不中要害;最后象中国社会上目前出的“新毛主义”那样,认为毛就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和旗帜,而看不到他仅仅是人民历史的蒙昧阶段的象征人物,就无意中延长了中国人民的蒙昧历史,而从根本上忽视了一下的事实:早在1966年人民就藉着毛的名义走出了蒙昧的历史。
    
    (2)中国的“千层饼”:
    
    用简单的方式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坏人,并且千方百计地把他如同“烂肉”一般的挖掉,好象历史就恢复了平衡与正义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但是现在这种方法却很受欢迎,大家以为取掉了历史上的“烂肉”,“好肉”就很快地产生了。其实呢?这样的“挖肉”方法是中国共产党首创,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上层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想“挖掉”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毛,即使这一段历史造成最少“10年”的空白,他们也无所顾忌。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生前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共产党如果不清除他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体系”,共产党统治就有可能在一个突然的瞬间被人民“打倒”或者“推翻”,所以党必须把毛的“文化大革命”当成党的“肌体”上的“烂肉”挖掉,于是党在“手术”后又赢得了“活”的时间。没有毛泽东,共产党照常可以统治,并且统治得死死的,不给人民政治运动留任何的空间——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因此认识毛泽东生前的那一种统治方式是五千年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统治方式的一个意外的品种,也是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暂短的统治方式这一点很是重要,它的统治的有效性连10年也没有超不过,所以不是任何一个共产党最高当权派可以简单地使用的,随着毛的死亡,这种毛式的统治也一劳永逸地死亡了。看不到这一点而批毛,就批不出什么的了。但是情况不是象一些非毛的人想象,中国共产党统治就离不了毛,因此共产党人根本没有在毛以外去选择统治方法的可能性。事实根本不是这样,要统治中国人,最好的、最有效的、最省力、最容易成功的,那就是我们祖先的最古老的方法(而毛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它的反动),用美国大法学家得沃金的话说:“是一种更老式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一些什么主义也不信,但掌握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形式的压迫可以建立在所谓的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过去它一向就是这样”。现在,不要说在普通人中,就是在民运人士的队伍中,今天把毛的统治和共产党的统治混为一谈的人也是很多的。共产党的统治现在至多是挂了一个毛的招牌,早就没有内容了,如果说有内容的话,那也是毛没有出生的几千年以前的东西。
    
    厘清了上述的问题,我们在来议毛,就可以说毛是中国的一张“千层饼”,为什么这样说呢?粗看起来,毛的东西是中国的,但又是国外的,既有从俄国的东西(列宁主义),又有西方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既是现代的,又有古代的,既有儒家的东西,又有法家的东西,还有杂家、道家(毛喜欢庄子)的东西,既有文化的内容,又有政治、宗教、哲学、经济的内容,甚至连书法、诗词这样的东西也在毛的东西之中存在着,因此,这些互不相干的东西,亦或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东西被一个毛泽东的力量给挤压在一起了。这就是毛——我要议论的毛。对这样的毛,我们是达不到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程度的,因此,我们可能说出来的毛,有时候是敌对的、矛盾的、甚至是不成系统的。也正因为如此,由我们论证出来的毛,我们反倒不认识他。肯定地说,这样的人物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人类的历史上也仅此一个。
    
    1993年,当我在写作〈〈无奈楼论毛〉〉的书稿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论毛的时候,我应该有一个人物论的参照系统,借着它,可以对毛做出成功的人物分类处理。但是找不到它,因此,就只好把毛一个人做为一类,这样的研究当然会遇到许多不便,但是也只能是这样的。抓住这一点,我们如果认为通过对毛的议论和批评,可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的人物论的整体水平的话,那么我们岂不是多了一个认识中国问题的窗口,对外国人讲,这个窗口也可能无关轻重,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不是那样的了,它是一个意义的窗口,透过它,你可以发现意义,其中的许多意义也可能是冲突的,但不要紧,这和毛本身是一个分裂的人的情况是一致的,所以,你在意义的窗口无论看见的是魔鬼,或者是神仙,或者是人,是好人,是坏人,都可能是真实的,只是你的意义如果面临一种组织上的特别需要的话,你就感觉到选择的重要了。
    
    (3)“我没有继承人”
    
    虽然,今天有人说毛是一个极其狂妄的人,但是就是这个人在死之前却对自己做出了正确的自我评价看,好象也不完全是这样。1968年当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正处于高潮时期时,他在中央全会上却说:“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他自己的回答是:“我看50年后,100年后,可能是我们这一段历史上的小插曲。”1972年,他用垂暮的手打开了中美对话的大门之际,站在他面前的美国总统赞扬他:“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世界”时,猜,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没有能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在送走了总统后,他私下对周恩来说:“还说要改变世界啊,我几次要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不了”(见陈敦得著作〈〈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年〉〉一书)。基于同样的道理,他在70年代就预言了自己死后,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右派要复辟掌权,共产党要变质,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要吃共产党的“二茬苦,受二茬罪”等等事情,特别是为了防止有人冒充他的继承人,他在接见法国著名学者安得烈-马尔罗时向世界宣布:“我没有继承人”(见上书)。
    
    因此,第四代接班人上台后,他们搬出了毛1949年的西柏坡“赶考”的故事时,就是想把自己弄成是毛的继承人。其实毛已经堵了他们的口,因此,那些“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统治术的人把想毛做成一个传统的统治者,这样的企图能不被人识破吗?毛是第一个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向共产党的统治发起了冲击的人,因此,虽然政治上的冲击在毛而后的“加强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做法中给流产了,但是政治冲击的精神却因着群众运动的深入程度也随着毛在精神上固执而继续下来了,构成了那个特殊时代中的人民要求民主的一段历史。这样以来,在共产党集体因为利益的关系而拒绝了“继续革命”的传统的同时,那种革命精神却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中间日益变化成为一个民主的因素了。职此之故,当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察人民民主运动之历史的时候,就发现了开端处一种的“异质”的毛的因素。如果认为人民的历史也不可能纯粹化的话,那么人民历史包容这种“异质”的因素就无意中造成了人民历史的新形态和新内容。在这里一种在普通人眼里看是“杂质”的东西在历史的过程中却奇迹般地帮助了价值的实现,使得人民历史彻底脱离共产党的窠臼。
    
    这样的情形如果不被大家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清除“杂质”的行为中就可以对比地发现问题,即共产党上层对毛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性民主因素的清除,事实上是要保持共产党历史的纯粹性,但是谁都知道这种纯粹性是历史的“宣传品”,而不是历史本身。就这个意义讲共产党拒绝了毛的带有革命性的因素表明了共产党团体的“退步”性质,共产党的统治也只能够堕落为“传统的”了。中国共产党的7000万人的队伍中不是没有杰出的人存在,而是在一个现代蒙昧主义的包裹中这些人不得不变得蒙昧。
    
    毛在1966年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17年”(1949-1966)是“反动路线”的“统治”的断言,虽然不是“科学的”,但是却是“正确的”,因此中国人民反对共产党的历史(这一段历史的特殊性就是人民取得了对共产党各级党委造反的合法权利)就不会被“否定”,这个人民民主运的源头之水,就会被澄清。现在许多人都在研究任何推翻共产党的问题,只是有一点,他们当中的人对于共产党曾经被中国人民“推翻”过、“打烂”过、“打垮”过的历史事实却熟视无睹,难怪我们今天连共产党的一个村庄的党支部也打不倒(比如太石村)啊!
    
    (4)中国的游神野鬼
    
    中国的神是要搜的,中国古代就有〈〈搜神记〉〉的书,中国的鬼从来就很多,从〈〈聊斋〉〉问世后,中国就产生了“有鬼无害论”的思想,所以在研究中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忽视这里所说的中国特性。在研究毛的问题上,我同样要这么说。中国的民间社会没有被彻底地宗教化,这是中国同世界上的基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以及同东南亚的小乘佛教国家或我们的西藏地区的不同之处,神和鬼没有绝对的宗教意义上的分野,好的鬼有时候就是神,而不好的神,有时候就是鬼,在通常的情况下,“神鬼”就是一个合成中的概念被人们使用,以至于民间广泛地流传着“神鬼之事,吾也难明”的张天师话语。“祭神如神在”的孔夫子语录,被民间解读为“信神如神在”,不信,神也就不存在的意思。
    
    明白了上述道理,你再回头去读台湾〈〈中国时报〉〉〈〈中国之神:毛泽东热30年不退〉〉的文章,就是换上另一个题目〈〈中国之鬼:毛泽东阴魂30年不散〉〉,我看问题也许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毛泽东携带着一种价值,这是他和我们普通人的区别,所以在他所携带的价值没有个着落时,我们就会遇到天不收,地不管的鬼神,从这样的现象看问题,民间的那些象毛泽东塑像下跪的现象和海外知识分子中把毛当中魔鬼的事情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即毛的价值没有被安顿好!
    
    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把毛当成神,没有收到毛的价值,今天我们把他当成鬼,是不是就可以收到价值呢?我是怀疑的。我的主张是:只有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历史人物来分析和研究才可以确定毛的价值。但是当我们的有关历史的意思和知识还停留在历史可以被分成为“正面史”和“反面史”时,我们是没有办法批评和批判毛的价值的,因此当我们的历史概念走出了这个陈旧的历史窠臼时,我们才可以整理出与毛连带的那种历史价值,我们才可以在批评和批判毛的同时又维护他个人与之发生了联系的那一段人民历史。因此,这种历史既不是“正面”的,也不是“反面”的,既不“正确”,也不“错误”,而生活在它之中的人和事情才有可能最后地脱离传统的“好”与“坏”的意义建构模式。
    
    (5)中国舞台上不成功的革命家和世界舞台上的活帝王:
    
    中国许多批评毛的人把毛看成是帝王,用传统的批判帝王的方式批评毛,这种做法虽然说不上有什么错误,但它非常肤浅的,触及不到毛的根本错误,最多只能够伤及毛的皮肉。事实上,毛在中国是以革命家的身份同普通中国人建立了一时间的有价值关系的,当他在把共产党专政的社会斥之为“反动的”,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老爷”,并对人民在共产党社会中的66造反行为做出来了革命的解释时,才激发起来了中国人民对革命的兴趣。因此“毛的革命”不是发生在1949年以前,而是在1966年——这一点需要特别指出(我在1978年写作的〈〈蒙昧时代人民史〉〉中建立了这个观点,提出了“变天的50年代”、“革命的60年代”的概念)。战争年代的共产党虽然是一个革命的党,但是革命的行为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革命内容,所以到20世纪60年代,共产党才真正地遇到了“革命的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一场革命中,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掉队”了,最后变成了“革命的对象”。问题就在于毛虽然对这种“革命”没有做出正面的“民主”解读,但是“革命”已经焕发出来的意义却是民主的。可惜的是,毛对这种意义到死都没有认识,但是他却认为他死后其意义应当维持。如果把60年代中国亿万人民群众所参与的那一场革命运动作民主的理解,那么中国人民为什么在60年代那样的崇拜毛的历史现象就可能得到科学的解读。说到崇拜,有的人就说什么“帝王崇拜”,其实,这的话如果在中国近四、五百年的历史中要来一个对号入座的话,从朱元璋之后,明朝和清朝的诸多皇帝,哪一个受到过普通中国人的崇拜呢?没有,简直没有,有过帝王的权力,却没有帝王的崇拜!
    
    但是在世界舞台上毛泽东却扮演着活帝王的角色,是人类帝王的一个化石。20世纪50年代初,毛做了一生唯一的一次窝囊的出国访问外,就一直没有走出国门一步,他坐在自己的那个“鬼也不知道”的书房里,象古代帝王一样地接见来访的外国元首。这些元首一般都是第三世界的领导人,但是也有苏联的总书记,到后来又参加进来了美国总统、日本首相,只是所有这些元首和首脑当中没有一个人期望毛依照外交惯例和外交礼仪对他们的国家做回访,好象世界给毛立了一个法:他只接受来访者,而不打算回访任何一个国家!就这样,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感觉到毛的不回访是失了礼仪。他就是一个中心,在中心上,他象“海象一样”(尼克松语)的打坐着,用“出入六合”的眼光看着世界,他甚至根本不到机场去迎接来访的外国元首、首脑,这也被国际社会所默认,用外交的话说,这叫不成惯例的惯例。他作为中国的最高掌权者,参与了世界上的首脑级人物的活动,但是在活动中,他的却不知不觉地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认可的身份:毛泽东就是毛泽东!连英国女王,日本天皇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国王都不能够和他相比。
    
    (6)民运人士批毛之要点:
    
    (一) 民运人士必须对毛做出批判,这种批判应该是科学的和历史的。分析民运人士的经历,几乎所有的人无不有着一段自己激烈反对毛泽东的历史,其中许多人为此而付出了牢狱的代价,这样的情形就把民运人士和新毛主义者区别开了。如果说在中国存在着一个对毛的批评和批判的深入任务的话,那么非民运人士莫属。
    (二) 民主精神不应该拒绝对毛的“妖魔版”式的批判,也不反对把毛“妖魔化”,但是民主的主流精神和主流思想不应该停留在这个简单的层面上,而应该因着对毛的批评、批判推进和提升中国人物批评的整体水平。
    (三) 如果毛真的是“魔鬼”,那么朱学渊先生在点批我的一篇论毛的文章中做的“遥远的魔鬼”和“当前的魔鬼”的区分就很重要,他认为现在统治我们的不是“遥远的魔鬼毛泽东”,而是当前的“魔鬼共产党”。
    (四) 过去我们在前毛泽东时代没有“维权的观念”,因此,我们在技术上没有办法解决基层群众(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在维权运动中出示毛泽东符号的问题,现在我们有了维权的概念和理论,那么在目前的维权活动中,我们也就不会把维权运动中出现的毛的符号认为是毛主义的复活,并且以此责备中国人素质低。
    (五) 如果未来的由13亿中国人民参与的民主运动与上一个世纪60年代的政治解放运动有着一个历史的联系的话,那么寻找中国民主的经验与教训的问题也可以在毛泽东现象上见其一斑。
    
    说到这里,如果有人说:“世界上的民主资源很多,为什么非要扣住毛不放”的话(事实上已经有人这样说了),那么我的回答是:能够为我们中国人所使用的“民主资源”却并不多,因此,用外国的“民主资源”是做不了我们中国的民主化事业的。“民主的资源”——对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人来说,都不是“客观的”,它的第一的要素是必须被这个国家或社会中的人“主观化”为“我”的。这个道理就和钱一样,世界上的钱多得是,但是我能够使用的钱有几个呢?你认真地使用手里的钱,不因为其中的一个是一分钱而把它扔掉的意思就可以给本文作脚注。
    
    2006-9-8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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