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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死了!毛活了?/綦彦臣
(博讯2006年08月15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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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打狗运动”政治剖析

     (博讯 boxun.com)

    在我们这个精神生活完全庸俗化(--当然并不是件坏事!)的社会里,在政治生活已经高度“五代十国化”的生活环境中,时不时就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新闻,如令人哑然失笑的一些连卫生纸作用都起不了的某某文选以及“肉体写作”书目出版了,又比如让人啼笑皆非的“恶搞”而致“河南人怎么了”的发问,再如让人气得要掀桌子的上访事件(——某个老实巴脚的农民要在天安门广场剖腹自杀),凡此等等。但让人绝对想不到的是,不少地方掀起了一场打狗运动,比如说云南一个地方短时间内扑杀了五万条家犬。
    
    这新闻着实让人惊谔。
    
    难道毛时代的“除四害”(有的地方如上海发展为除七害)又要重演?除四害已经时过48年,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人只是听老人们“讲古”才有所知。除老鼠、蚊子、苍蝇,本无可厚非,尤其蚊子与苍蝇传播疾病之多,除之可防传染病。至于除老鼠,因其穴居难以灭绝,可谓上山背石头的事情。灭麻雀则实为荒唐之极。据我父亲讲,那时候糟蹋的粮食比麻雀“祸食”的还多,因为人进庄稼地趟倒的庄稼很多,再者,落粒的庄稼如成熟季节的高梁,人一晃它会哗哗落粒。有的生产队为了不减少人碰的损失,就趁高梁未熟之季割了它,称曰:“落生粒”。(同一年的高梁有早播与晚播之分)。那个时代的主要农作物谷子也有如是遭遇。结果是,除了人趟倒了不少庄稼,早收未全熟庄稼的减产约占到两成到两成半。
    
    光是人为减产还不算,田里的老鼠却大得其利,被人晃下来的熟粒子以及踩倒的庄稼上的颗粒成了他们不用费劲就得到的营养源。强大的田鼠队伍,在冬季少了粮食,就开始往村里去觅食。田鼠也由此“蜕变了身份”,成了家鼠。
    听完老人“讲古”,我当时(约十多岁)插言道:“你们怎么不告诉毛主席呢?!”
    
    “谁敢呀?找死呀!”大人们如是说。
    
    这个问题挂在心上,等成了所谓的经济学家之后,我一直想搞一项研究:搜集大量的“灭四害”资料,核算一下成本哪怕只作个案研究。可惜,没有任何一篇文献涉及到“人晃落粒”、“未熟收割”、“人踩棒子(玉米)”的细节。
    等涉及到政治学研究时,我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个经济学课题,而是国家权力或曰公权力使用恰当与否的问题。
    对于今天的“打狗运动”,我明确表示反对,因为:(一)打狗虽有“百益”,但它是对个人财产权及精神生活的侵害--捕杀流浪狗除外,其实即便流浪狗,国家也有义务收而养之;(二)打狗的经济成本太高,完成可以把打狗的费用转为免费或半(减)费给狗注射疫苗方面去;(三)城管与卫生防疫两部门的“穿衣(制)服”人员完全可组成临时工作站,让养狗的主人带狗去登记与注射防疫疫苗,或者象抄电表数字那样逐户登记。
    
    说到底公权力的运行方式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落后与先进的标志。很显然,以打狗队方式在街头扑狗是毛主义政治的表现。也就是说,打狗运动是毛主义政治在中国大陆复活的先兆,我们必予警惕。
    
    这种警惕不是“神经过敏”,因为我们可以从“时代影响沉淀与个人行为选择”的角度去分析政治精英集团的政策细节中的文化含义。
    
    这也是我对胡温新政表示谨慎乐观又持有高度警惕性的原因。
    
    中国目前正经历“1940-1950”年龄段人的统治,这些人(以1945为中值)的政治经历具有危险的双重性。针对巨大的难以处理的公共事务,很可能采取传统的毛主义方式。比如一个1945年出生的高层政治人物,他的基本经历是:1957年,12岁,反右运动发生,其基本政治认知是社会没有真理标准(——这也是这一代人极少数良心分子以后提出“真理标准”的原因);1969年,24岁,“文革”高峰期,其基本政治认知是复杂的公共难题可用简单运动来解决,如打倒特权及反对教育权力的压制,等等。
    
    中国目前存在的不断发生暴力拆迁以及至今恶习未改的所谓计划生育,并今天的打狗运动都是毛主义“灭四害”方式的演化,进而也是“1957-1969政治”的翻版。所以说,打狗运动绝非一件让人哑然失笑或啼笑皆非乃至于怒发冲冠的“新闻事件”,它实在是“狗死了,毛活了”的危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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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8月13日写于泊头绵逸书房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6/08/2006081510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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