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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智清:悼念恩人赵紫阳,悼念恩人胡耀邦
(博讯2006年04月16日发表)

    赵紫阳逝世之后不久,有位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对我说:“赵紫阳是你白智清的救命恩人,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以你的名义给赵紫阳献一个花圈……”
    我婉拒了朋友的建议,但没有说明原由。
     在1972年至1975年,白以“心赤客”(清智白谐音)为匿名,先后给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写了数封匿名信,希望他们能救救国家,救救人民,也救救自己。同时,也写了一封痛骂江青的匿名信。 (博讯 boxun.com)

    在周总理逝世,小平下台的1976年2月18日,白在重庆解放碑贴出《我爱我的祖国》的大字报。3月4日在成都盐市口贴出《到底是哪家主义—— 一评张春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大字报,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三五事件”。
    由此,白被全国通缉,于1976年3月26日在广汉被捕。“天安门事件”爆发后,白在成渝两地被数十万人轮番批斗,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白至少应该被枪毙数十次,而白却意外的活了下来。
    不少人众口一词都说,是赵紫阳救了白的命(赵时任四川省委书记)。
    对是否是赵救了白的命,白无从考证,但是白深知,白和白有相同经历的不少人能公开平反,多亏了胡耀邦。
    时至白的救命恩人赵紫阳逝世后的第一个清明,时至白的大恩人胡耀邦逝世后的第十七个清明,白特在网上发表悼念赵紫阳,悼念胡耀邦的文字。
    将“得人点水之恩,该当涌泉而报”作为人生信条的白,不要说该给赵紫阳献花圈,白应长跪在赵紫阳陵前,长跪在胡耀邦陵前。然而,面对对白有救命之恩的赵紫阳,面对对白有大恩的胡耀邦,白却无法五体投地。
    这是因为,赵紫阳虽然对得起白,胡耀邦虽然对得起白,但是他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也对不起他们自己。
    面对中华民族的已故现代领导人物,按崇敬的尺度在白的心目中的依次排序是:孙中山、彭德怀、蒋经国、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对白有大恩的胡耀邦,白对他的评价如下:
    如果不是胡耀邦支持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坚冰,中国不可能那么快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如果不是胡耀邦顶着天大的压力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众多的老干部不可能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一大批包括白在内的反对“文革”,反对“四人帮”,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封建法西斯专制,捍卫“四个现代化”的“反革命”不可能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并彻底平反。
    人民敬爱胡耀邦,还不仅仅是胡耀邦有功于国家,有恩于人民。还在于胡耀邦的人格力量。
    十分艰难,十分艰难地推动着中国思想解放和民主进程的胡耀邦,善良、平和、忠厚、真诚、民主。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赤胆忠心,对工作兢兢业业,对自己刻苦清廉,对家人严加管束……集中华民族的传统优良美德于一身。
    然而,具有伟大人格的胡耀邦,未能在主权在民的,有制约机制的民主政体中主政。否则,胡耀邦必将成为造福于中华,造福于人类的世界级领袖。
    可惜,集中华民族优秀美德于一身的胡耀邦,是在缺乏丝毫制约,缺乏丝毫民主,党即天下,朕即天下的专制体制中掌权。这专制的体制,将胡耀邦人格中的优点——善良,过于善良;宽厚,过于宽厚扭曲异化变成祸害中华的祸根。
    胡耀邦可能不明白,在缺乏民主,缺乏制约,共产党一党封建专制的中国土地上。当胡耀邦成为总书记之后,他的支言片语,他的行为举措,都将成为指导中国,左右中华的政策。
    为此,成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已不是胡耀邦自己。他任何语言行动都必须规范在有利于国家、民族、人民;有利于版图完整;有利于当时的调整,整顿大局;有利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有利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大框框之内。
    如果随心所欲、举措失当、口无遮栏、信口开河……必将祸及中华。
    善良,过于善良;宽厚,过于宽厚,未能进入总书记角色的好人胡耀邦,无意中做出了不利于调整、整顿;不利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不利于国家、民族、人民;不利于版图完整的大祸事。
    对胡耀邦无意闯下的大祸,我仅举3例:
    其一,耀邦无意掀起了又一次“全民办,一齐上”的狂潮。
    当紫阳总理和紫阳政府制定“十条建设方针”,制定一系列《行业标准》,《设厂标准》,《产品批量与质量标准》……强化调整、整顿、关、停、并、转力度。全力推进中国的大机器工业化和“四化”进程的时候。
    显然,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应全力支持紫阳总理和紫阳政府的调整、整顿。全力支持中国的大机器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进程。至少,不应该唱反调、帮倒忙,对着干。
    然而,就在紫阳总理在1981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十条建设方针”的一两个月之后,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居然宽厚到纵容反对调整、整顿与“十条建设方针”对着干的“全民办,一齐上”的狂潮从中南海掀起。
    在当时的中国,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个是以紫阳为总理的中央政府,对五小工业,县、社、队企业进行关停并转的声音。另一个是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支持大办社队企业,掀起又一轮全民办工业狂潮的声音。
    有人说,胡、赵体制是中国配合得最好的体制。显然是在打糊乱说。
    其二、危及了国家安全与中华版图。
    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使那中国美丽的海棠叶得到恢复,至少不应使中华的版图再受到伤害。
    1980年4月,当我得知善良得可以,糊涂得可以的胡耀邦,将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谋利益,简单化为藏人治藏之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会议记要》的通知),我为之震惊。
    我深知,这是祸国之策。因为,如果将藏人治藏推而广之。那么就应有新疆人治新疆,内蒙人治内蒙,东北人治东北,川人治川,陕人治陕,湘人治湘……如此下去国将不国,中华版图将进一步被割裂,被肢解……
    难怪有人会说:“中国出了个胡耀邦,乱了西藏乱新疆”。
    其三、掀起了全民办矿山的运动。
    善良得十分可以的胡耀邦,在别人的误导之下,随意说起:“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掀起了全民办矿山的运动。对中国的资源造成了历史性的大破坏。
    不能因为耀邦把我们从班房中解放了出来,我们就只能对他歌功颂德。显然,我们只能站在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大局上,直面耀邦的功过。
    对白有救命之恩的赵紫阳,白的评价如下:
    赵紫阳曾是一个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的好人。
    在1975年,由于赵紫阳,中国免除了一场成为第二个柬埔寨的灾难。
    那时,在“四人帮”和“帮四人”以通过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柬共头目波尔布特,将柬埔寨变成了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人间地狱之后,他们又想将中国变成一个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柬埔寨。其具体的迹象是: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讲:“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差不了多少。”张春桥于1958年发表的掀起乌托邦运动的文章《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已作为党内文件下发。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通过陈永贵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度……
    中国成为第二个柬埔寨已是密锣紧鼓,多亏了赵紫阳站出来反对陈永贵的方案,中国才免除了一劫。
    显然,赵紫阳是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的好人。
    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中国农业,显然与公社化是不相适应的,与手工劳动为主的中国农业相适应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解放是赵紫阳在四川,是万里在安徽首先开始的。因此才有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之说。
    显然,让中国人民重新吃上饱饭的赵紫阳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
    1981 年年底,赵紫阳提出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十条建设方针》,使中国走上了告别“全民办、一齐上的‘大跃进’模式”,走上工业化的正轨。就在胡耀邦在一帮奸佞的左右之下,无意掀起又一次“全民办工业”狂潮之时,赵紫阳仍然十分艰难地坚持“调整、整顿、关、停、并、转……”
    显然,赵紫阳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
    赵紫阳走向自己的反面,是从1984年10月中国全面改革开始。
    赵紫阳应该清楚,那个“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与他主持制定的《十条建设方针》完全对立的又一个乱我中华的《十六条》,但是赵紫阳却身体力行的坚决执行。
    显然,从那时起,赵紫阳便开始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赵紫阳十分清楚,在他指令国研中心于1987年2月写出的“改革反思报告”中,其非主流派已明确指出:1984年10月推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以原始商品经济的 运行机制为改革蓝本,以失败的苏·东模式为改革模式,以“全民办、一齐上”的“大跃进”方式为方式的乱动方针。
    但是,赵紫阳却听不进非主流派专家的意见,让改革乱动紧急停止。而是采纳了主流派的意见,坚持改革乱动,搞所谓的改革冲关。在改革冲关以失败告终之后,被一帮奸佞团团包围的赵紫阳不但不能正视改革乱动,反而将改革乱动推向极端。
    不得已,白才在1988年12月于北京首钢召开的《全国完善承包责任制研讨会》上对着白的救命恩人赵紫阳大声呼号:
    “如果我们还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已深深地陷入困境。中国要摆脱困境,只有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这一条路。但是,要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首先必须正视,中国又一次‘全民办,一齐上’的大哄大嗡和以原始经济的运行机制为改革蓝本,以苏·东一户一率的企业改革为模式的改革路子的失误。必须正视由此而造成的比例严重失调;结构严重畸形;资源劣化配置;总需求在总量和水平上,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结构之间已拉开巨大差距;经济秩序,分配秩序混乱扭曲,基本民众为此怨声载道的现实。这是制定正确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针措施的基础。
    现在我想对紫阳同志说几句话:紫阳同志是我的救命恩人,对此,我万分感激。我钦佩前几年冷静和谨慎的紫阳同志,我崇敬制定正确稳妥的十条建设方针的紫阳同志。然而,在国家和民族安危面前,我敬紫阳,我更爱我的国家。我想借此高层次的会议,向我的救命恩人直述几句大不敬的逆耳之言,希望在座的领导和新华社记者能帮我转达。在国家民族的又一次危机面前,我希望紫阳同志能以国家为重,能正视失误,承担失误责任,全力把关系到国家、民族危亡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搞好。我希望紫阳同志能摆脱那帮‘智囊’, ‘理论骗子’和‘改革斗士’的包围。是他们抡起‘改革’的大棒断送了1985年和1987年的‘紧缩’,使中国不能尽快医治‘升虚火、发高烧’和改革乱动,而在改革乱动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是他们那一个又一个的烂点子,误导了改革,搞乱了经济,搞乱了秩序,搞乱了人心,断送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现在,不能让他们再次断送这次调整,断送国家、民族的一线生机。中国再也经不起他们的折腾了。
    本来在1985年,我们就应该断然实施治理、整顿方针。如果在1985年,我们就进行治理整顿,中国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将不会积重如山,造成今日积重如山的原因在于,我们不愿实事求是地正视改革在乱动,在于我们不愿从原始商品经济的泥潭之中跳出来;从苏·东改革模式的陷阱中挣脱出来;从‘全民办,一齐上’大哄大嗡的疯狂之中解脱出来。如果我们硬要坚持的乱动下去。中国的大机器工业,中国的众多企业将被搞垮。中国的工业化将被断送,中国的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将彻底连根烂掉,中国的工农基本群众,将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中国将会制造出千千万万个芳汀,千千万万个冉阿让。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由于原始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不断地制造黑暗,制造罪恶,制造贫富两极分化,制造分配严重不平、不公;由于权力制约的软化和原始商品经济的作用,使吏制严重腐败,权力迅速腐蚀;由于资源劣化配置,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低下。
    今日中国,各类矛盾激化已相当严重,民怨已经沸腾,到处布满的是干柴、火药。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引爆。如果我们不迅速整治改革乱动,不迅速重新走上实现工业化,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经济民主化的正轨,不迅速拿出平息民怨的反腐方针和纠正分配不公的政策。多则半年,少则3个月,在中国的土地上将爆发一场,不甘心民族沦亡,不甘心“四化”被断送,不甘心中国就此烂下去的“五四”那样的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
    今天,我在这里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呐喊,我已作好再次被抓,被杀的准备。1976年就准备为国家抛头洒血,想不到十二年后,我又再次作好为民族洒血抛头的准备。散会后我晚两天回重庆,时刻准备着,只要能停止改革乱动,我死而无怨”。
    可惜,在“六四”爆发的前夜,被一帮奸佞团团包围的赵紫阳根本听不见我那悲怆的地呼号。
    当沸腾的民怨已转化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之时,如果赵紫阳能够站出来揭露改革是一场乱动,并承诺整治改革乱动,如果那样,“六四”的惨剧将不会发生,赵紫阳也不会有悲剧的结局。
    然而,在一帮愚蠢得十分可以,幼稚得十分可以的“智囊”、“精英”的糊弄之下,赵紫阳却轻易的将国家,将人民,也将自己推向极端……让民主至少倒退了二十年。
    在赵紫阳逝世后的第一个清明,在胡耀邦逝世后的第十七个清明,我为我的救命恩人赵紫阳的悲剧结局,为我的大恩人胡耀邦的悲剧结局深深惋惜。
    我认为,悲剧人物赵紫阳、胡耀邦的悲剧结局不能归罪于他们自己,而应该归罪于中国那缺乏民主的体制。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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