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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治国:陕北民企调查-第七章 向所有制的深处继续掘进
(博讯2005年12月07日发表)

    
    
     提交者:丹鹤 发布时间:2005-12-6 14:34:30 (博讯 boxun.com)

    
    
    陕北民企调查
    党治国
    第七章 向所有制的深处继续掘进
    
    靖边县人民的评论——陕北地方政府在“收回”油井前,靠着民营石油企业的税费,财政收入增加了几十倍。大河满了,水库也有水了。但是靖边县27万人民中的每一个个人,并没有从政府的税费总额中得到个人收入的直接增长和个人利益的可靠保证。利用这些急剧增长的财政收入,率先在全县实现中小学生的义务教育,本是易如反掌的好事情,但我相信这些政府官员连想也不会这样想。他们仅仅从公共利益的增长中实现了自己个人利益的增长,光买豪华车就花了1000多万元。——作者是异想天开,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连XTL都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内容提要】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只有通过私人所有制才能得到最好的实现。私人所有制必须符合一般所有制所固有的增长并有利于全社会的原则。这种关系由政府通过税收和二次分配来调节,并充当通过公共利益实现个人利益的桥梁。 
    
    第七章 向所有制的深处继续掘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并把它看作运动的基本问题。”他们所说的“运动”,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但他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却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是“自由平等的联合体”,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共产主义在19世纪的任务是“消灭无产阶级”,而不是什么“兴无灭资”。他们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要消灭一般的所有制,而只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9世纪“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根本弊病,恰恰是违反了一般所有制所包含的天下共有原则。但是除了作者,似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愿意理解、更不用说研究一般的所有制了。
    
      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或曰经济哲学。经济哲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学真理,而不是经济运行这一类技术性课题,尽管任何研究都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范畴。任何技术成就都将在技术进步的长河中变得陈旧,而真理却独具千年弥新的性质。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恰恰在所有制这个基本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歧途。当然马克思和任何哲人一样也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也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哲人一样远远地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作者早在20年前就集中自己菲薄之力和燕雀之智,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绕不过去的所有制问题。多年来我对所有制问题曾以不同的方式多次阐述,事后总感到未能尽如人意。然而不幸的是,我所阐明的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至今中国思想界和经济学界的大家仍然不屑于超越。这就使鄙人不得不勉为其难,继续担当起向所有制深处开掘的任务。而这次陕北石油事件的调查,又给作者提供了诸多生动的实例和思想的启发。
    
    谁的石油,谁的土地?
    
      经济学流行的说法是:“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任光明这些文化不高的农民却认定:“天是老子,地是娘。”后者虽然语义通俗,但因充满了信仰的虔诚并符合历代积累下来的事实,比前者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劳动创造世界(物质财富的世界!)”和“劳动是财富之父”意思是相通的。在依靠暴力和计策争夺并重新分配财富的时代,这种观念特别流行。但在对什么是 “劳动”的理解上,却因时代的变迁而大相径庭。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劳动”主要指的是体力劳动,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人阶级推向主导历史的地位。而上世纪50年代,在为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资本作舆论准备时,“劳动”也完全指的是体力劳动。90年代后期,瓜分国有企业和无主资产的风潮涌起。为了替暴发户的财富辩护,经营管理被看作最能创造价值的“劳动”。在父权时代,哪些人的行为方式被当作最重要的劳动,哪些人就在主宰世界。
    
      什么又是经营管理性劳动呢?坐在经营管理者位置上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在经营管理,或者会不会经营管理,他的活动就是经营管理劳动。陕北地方政府的官员之所以热衷于把众多的民营石油投资者打下去,自己取而代之,并不是因为他们从事经营管理的能力比民营企业家更有过之,而只是要用他们的政府行为代替民营企业家的经营性劳动。
    
      听命于官方的媒体说,“私人油老板”开采石油是“为了私利”,好像这样以来他们的“原罪”就是不容辩驳的。没有说出来的相反“事实”想必是:政府官员收回油井,完全是为了国家的或者是大众的利益。但这个鼓舞人心的消息却不必用事实来证明,而只能借助于一系列推论:全体人民的利益由国家来代表,国家的利益由政府来体现,政府的职能则由官员来行施。于是得出结论:政府官员的一切行为无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有《毛主席语录》为证: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一切”自然包括收回油井。官方媒体记者和文人学者支离破碎的辩护文章,其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国有制好,私有制不好。”
    
      但是陕北与石油投资有关的数十万群众却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固执地认为,他们不只没有从政府收回油井得到任何好处,反而程度不同地都受到了损失。用“理论”反驳事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政府代表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一部分陕北民众的利益,更不是代表不过是一些个人的个别人的利益。“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永远是否定个别人和少数人利益的充足理由。
    
      不过,那些不懂得什么理论的农民却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在他们那里,真理往往是简单的,而且是颠扑不破的,即使政府动用“专政力量”也无济于事。
    
      王建有今年59岁,外号“王二浑”。靖边县小河乡沙沟村委前树塔人。他算靖边县的一个“能人”、“名人”。如果问王建有,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问王二浑,许多人都晓得。
    
      (插图39:靖边县小河乡前树塔村的原会计,“四霸”,石油投资人王建有,绰号“王二浑”。)
    
      1996年,王建有被拘留了,官方的“舆论”说他是“村霸”、“路霸”、“油霸”、“车霸”,再有一霸,就是当代的“五霸”了。但关了103天,硬是 “找”不出他的罪,还是无罪释放了。王建有没有多少文化,说话直来直去,声洪气足。我直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希望他能接受采访。他说得很多,有油井的事,有他被拘留的复杂情节和详细过程,但这些在当今社会见惯不惊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只是他担任自然村会计时,村上的财务管理和分配情况,却使我感到兴趣。
    
      “我从1993年至1996年在村上当会计。原来村上的经济情况不太好。我这个人直,不怕得罪人,大家就选我当会计。从我当了会计,扶贫费和土地费都能按时收交和分配。因为能按时替乡上收扶贫费,乡上还奖励了我2000元。
    
      “我们村有178口人,可耕地平均每人7亩,加上荒地,平均每人有十七八亩。打油井的土地占用费:平地每亩600元/年,山坡地450元/年。我们村有三分之二的耕地被占用了,油井有二十几口。每口油井的扶贫费按产油量决定:1吨以上24000元/年。自然村分18000元,其余的乡上和村委会按比例各得一份。
    
      “土地占用费一次收10年的。土地承包人得一年的,其余都归自然村集体所有;扶贫费都归集体所有。你问‘集体所有’是什么意思?听我给你说。集体所有就是公共所有,就是全体村民人人有份。怎么体现呢?我们村住得分散,公共设施就是简易的汽车路,雇推土机推几天就行了。再就是为村上打了一口深水井(过去吃的都是窖水),栽电线杆。这些钱都是集体的。不过这都用不了多少钱。收的扶贫费和土地使用费,大部分都给村民分红了。怎么分的?年初一次,秋收时一次。按全村人口平均分配,男女老少一个样样。好比今天分红,截止日期就是昨天晚上12点。晚上12点以前生的娃就有一份,和大人一样多。晚上12点以前娶的婆姨就有,嫁出去的闺女就没有。当然也有钻分配空子的,例如娶媳妇都在分红以前,嫁女都在分红以后。但都是这样,谁也不能特殊,所以天公地道,都没有得说。
    
      “村上的财务都是公开的,一分钱的去处也不能马虎。我不但不沾集体一分钱,还把乡上奖励我的2000元捐给村上,再向乡上要了3000元给村上修了一条路,用推土机铲平了华圪哒峁,通了公路。我在想,按时收回扶贫费就该奖2000元?不就是说个话、跑个腿、得罪仨俩人的事情嘛!公安局把我抓去后,公社(指乡政府)查了我三次帐,检察院查了七天,没有查出一丝丝问题。我在群众中有些威信就凭这个,不贪集体的,不占人的便宜,直言快语的,还好帮个人什么的。就是这些了。再想问什么,随时打电话,我立马就到。我看党老师你这人实委,我想和你交个朋友,你可别嫌我没文化。”
    
      (插图40:“联产承包”后,王建有住的窑洞小院贴上了瓷砖,门前栽了一亩多苹果树,门楣上镶上“幸福之家”四个字。开发石油后,他在公路边上重建了一个新家,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吃上了自来水。有了自己的油井,他又在县城盖了新房子,山里的两处房子都废弃不用了。现在他们没有了油井,也没有了土地,想要回到当年的“幸福之家”而不可得。)
    
      打油井的人都会算帐,靖边县共有13种税、费,占销售收入30%多,定边县的税、费则占销售收入的37%。懂税法的人不多,但他们更会算帐,说是按净收入算下来(主要是逐年扣除建井费用),交纳的各种税费占净收入(生产值)的60%左右。但他们并无埋怨,都从心里认了。
    
      为什么偏偏就陕北这地方埋藏有石油?这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还是祖先留下的?都不是。白云虎说:这是“老天爷给创造了点条件。”按西方人的说法,地下埋藏的石油是上帝的恩赐。不同的说法其实是一个意思。按我们中国古人的说法,地下的矿藏都是天下的财富,而“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一句话八个字,就有三个“天下”,意义宏大深远。第一个和第三个“天下”,指世界上所有的宝藏和财富;第二个 “天下”指的是天下万物,不只是指人类,更不是特指某一部分人。但就社会而言,却是人人有份。
    
      银行出纳把钞票从保险箱取出来,又把钞票放入保险箱,他们只是在转移财富。这些钱财并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把钞票放入、取出固然是一种劳动,但这种劳动已经得到了应得的报酬,没有一个出纳员认为他们经手的钞票应该归他们个人所有。
    
      石油无疑是一种财富。把石油从地下开采出来也是在转移财富。石油并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而是上帝的恩赐。开采石油这一种劳动应该得到自己的报酬,表现为他们交纳税费以后的经营利润。现在天下尚未一家,因此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暂时还只能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包括这个国家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生物(通过生态平衡实现),而不是政府官员和行政人员。一个国家是一个缩小了的“天下”,“天下之天下”的天道,自应在缩小了的范围实行。所得税就是国家范围的 “天下”应得的部分。地税乃是进一步缩小了的市、县范围的“天下”应得的部分。所谓的扶贫费、土地占用费,则是更其缩小了的乡、村委、自然村范围的“天下”应得的部分。通过这样的逐级分配,理应使“天下者,天下之天下”的不易天道或者“上帝的旨意”,通过人类粗糙的设计得到大致的实现。
    
      土地是天下的土地,石油是天下的石油,都是老天爷或者上帝的恩赐,应该为天下万物所有,而由人类按照天道的公正原则实行管理。这种太初以来即植入人心的天道,被人类自以为是的知识淹没。王建有他们因为读书不多,被淹没得也少。他们依着保留下来的纯然天性,用非常简单的办法,在他们小小的村庄实行了“天下之天下”的分配原则。但是各级政府所收的税费,却和前树塔村不一样,并没有拿出一部分在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个人中进行平等分配。类似前树塔的山村,“山高皇帝远”,距离天道却近。而衙门设在闹市的政府,距离“皇帝”近,距离天道却远。
    
    公共所有和个人所有
    
      过去有一种说法: “大河有水小河满”。实际情况却是:“小河有水大河满”,或者“水库有水渠水满”。公共利益在分配以前有一个代表机构,集中了实质上属于公众,一旦使用理当属于公众的利益。尚未进入使用的公共利益好比“大河的水”或者“水库”的水。公共利益一旦转入使用,主要的形式和首先应该得到满足的,只应是个人利益或个人所有的形式,而不应排除任何一个个人。前树塔村用一部分公共的收入建自来水,栽电线杆,使水管、电线通到各家各户。但如果有一家人连饭也吃不上,电线对他们就是无用的,因为他交不起电费。至于修一条可以通汽车的公路,对于那些无车和从来也雇不起车的农户,也没有多大意义。人首先要吃饭、穿衣、住宿、医疗、上学,才能有进一步的要求。因此前树塔把公共收入的大部分按时分配到个人手中,既符合人之常情,也是应使经济学家感到惭愧的英明之举。如果村主任和王建有忽发奇想,不通过村民,把集体的钱不分给个人,而去建一座“村小组大楼”或“前树塔广场”之类的“宏伟建筑”,前树塔的名气和GDP固然上去了,但群众的生活却降下来了。这样的“形象工程”和“经济增长”,不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相反还会降低群众生活,因而是弊大于利,为这些“无知”的村民所不取的。
    
      只有当公共利益成为个人利益的蓄水库和保障源头时,它才是有意义的,才有存在的价值。保证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存在的条件,否则它就是多此一举,就是一个荒谬的存在。
    
      陕北地方政府在“收回”油井前,靠着民营石油企业的税费,财政收入增加了几十倍。大河满了,水库也有水了。但是靖边县27万人民中的每一个个人,并没有从政府的税费总额中得到个人收入的直接增长和个人利益的可靠保证。利用这些急剧增长的财政收入,率先在全县实现中小学生的义务教育,本是易如反掌的好事情,但我相信这些政府官员连想也不会这样想。他们仅仅从公共利益的增长中实现了自己个人利益的增长,光买豪华车就花了1000多万元。
    
      违背宪法和法律地强行“收回”老百姓的油井,大多数政府官员私下里也感到心虚理亏。为了多少平衡一下这种做贼心虚的心理,凭空得到50多亿别人的资产,搞一点面子工程装装样子总可以罢。但有些官员们就这德行:若说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弄虚作假、日鬼舞弊,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于奉公守法、执政为民、廉洁自律、甘作公仆,却是不会。对人民利益而言,这样的“公共财产”,没有任何意义;对社会发展而言,这样的“社会财富”,没有存在的理由。如不能迷途知返、洗心革面,这样的政府官员,不要也罢。
    
      有人会不以为然地说:“就以前树塔为例,如果能建一座‘村小组大楼’或‘前树塔广场 ’,虽然每个村民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失,但他们的荣誉感却可以得到满足,他们可以为这些工程感到自豪。而且,这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这里用得着“愤青”们的一句话:当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时,“荣誉多少钱一斤,自豪能当饭吃吗?”暂且不说真正的自豪只能发自内心,不能从外部灌输。一个有病不能医治,连小学也上不起的人,他还能侈谈自己的未来利益吗?
    
      “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让我们把“解放全人类”这样大而无当的套话送进历史博物馆,从关心每一个个人做起。和一个世纪的空话告别,需要改变一下思路:“在我们的国家,只要还有一个人是不自由的,所有人的自由便是不完全的。”“只要有一个人衣不蔽体,我们的富足便是不可靠的,而且散发出可耻的气味。”
    
      为什么个人利益在许多甚至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需通过公共利益的形式才能实现?这主要是由天下资源的无限性(相对而言)和个人占有能力的有限性及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源和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决定的。这些情况决定了个人在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另外,个人特长爱好的多样性同资源环境的不协调,也常有天涯难觅和失之交臂的无奈,致使某一领域的天才沦落潦倒,而另一些平庸之辈人生得意。
    
      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有一个公共机构。这个公共机构之外的个人,都希望这个公共机构能成为公共利益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个人利益的桥梁。但在这个公共机构之内的许多人,却有意无意地使它变为横隔两者的鸿沟,以便使公共利益转化为自己的特殊利益。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思想教育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要尽量使每一个人能直接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必经过公共利益的中间环节。以靖边县的石油开采为例,几万名石油投资者和全县人民以至整个国家之间,是一种紧密联系的关系,地区经济空前活跃;而当油井收回到政府这个中间机构手中时,它和全县人民以至整个国家之间,却是一种分离(欺骗、造假)和对立(利益垄断、压制)的关系。谁也不可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真实的情况,包括地方政府自己在内,更不用说群众的实际利益了。只有私有制才是实现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最好形式。
    
    三级所有制,私有为基础
    
      对资源,特别是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表现为经营使用权、支配处分权和收益分配权,并归结为收益分配权。所有权是人对于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这些“物”拥有与否的法律关系,具有排他的性质。
    
      所有权和经营使用权分离的最早形式,是地主把土地租给佃户耕种。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通过地租也就是收益分配权得到实现。在上世纪50年代初没收地主的土地之前,地租多采用分成制,一般是四六分成(地主分60%,佃户分40%)或二五分成(地主、佃户各分50%)。由政府直接经营的国营企业,把对资源的直接占有权和控制权视为所有制的本质,置于效益即收益分配权之上,这种观念和作法,相对于地主经济也是一种倒退。
    
      现在要问:“如果张先生经营使用某些资源,只获得收益的40-50%,而李先生置身于经营使用之外,却要分配经营收入的一半以上,试问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属于谁?”
    
      你一定会回答说:“当然属于李先生呀!”那么,现在张先生使用的资源恰好就是陕北靖边县的油井,而坐收一半以上利益的李先生就是靖边县政府理应代表的国家或社会大众。请问,这些油井实质上的所有权是谁的?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陕北油田的产权纠纷,所以你面对这个问题有些犹豫。
    
      事实上,这个问题已越出法律的狭隘界限,而进入所有制的广阔范畴。所有制是围绕着所有权关系展开的经济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所有权是一种确定的权利关系。但是所有制却是一种变化着的经济关系。就一般所有制而言,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法律范围的所有权不变,所有制关系却可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彻底变革的时代,没有彻底的所有制理论,就会陷入盲然无从和冲突不已的困境。
    
      如果地主眼红佃户的劳动收入,把他几千亩地的经营使用权从佃户那里“收回”(他的现代版把这种蠢行称为“收回三权”),亲自耕作,他的身体将立即变得疲惫,而他的经济必很快陷入困境。至于他的思想,则至少倒退了3000年。
    
      何况政府作为政权组织,并非这些资产的当然所有者或真正主人。
    
      当处在热恋中的青年人相互说着“我永远爱你!”时,哲学家从心里感到好笑:一个人的当下存在如何能支配他未来的感情呢?当志得意满的政府官员说着“永远不变”“永远如何如何”时,他们的表现比之热恋着的年轻人更加可笑。同一身体的青年人尚且不能控制自己未来的感情,“流水”的官员怎能为到头来自己早已消失无踪的他人的将来拍胸脯?
    
      历代的皇帝在把土地封给功臣和宠信时,有时还要专门赐给铁券丹书,保证他们世世代代“永远所有”。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保持了几百年的土地所有权?除了“变化”本身是永远不变的,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产权。
    
      但不论是“楚人失之,楚人得之”,还是“人失之,人得之”,都不是绝对的。比起人的寿命和人类的历史,“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吕氏春秋》)才是永远不变的。归根结底,地球上的一切资源都是属于老天爷的,属于上帝的。而上帝、老天爷的资源则赐予给了天下万物;狭义而言,赐予给了天下众人共有。这是永恒不变的、最高层次的、处在第一级位置上的所有制。
    
      天生万物以育众生,委托万物之灵的人类来管理。人类为了生存、自由和幸福,有一个财富的生产和经营管理问题。那么,让谁来经营管理呢?20世纪社会主义试验的挫折,就是要大家都平等地拥有资源所有权,平等地从事生产,平等地参加分配。其结果是生产萎缩、物资短缺、生活贫困。经济学家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什么“起点平等”,恐怕自己也不知道所言者何。不是人人都善于、都能够并且都愿意从事财富的生产和经营。“让善于生产的人去生产,让善于经营的人去经营”是一个不需智者而后知的常识。关于这个平凡的真理,《圣经》早就给了人类通俗的启示。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他们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 “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这段比喻的核心意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专指那些为主人管理和经营产业的人:把资金从不会经营的“仆人”手中收回来,交给那善于经营的“仆人”。拿陕北山区的石油开采来说,就是要把石油的开采经营权从政府手中夺过来,交给民营的石油开采者,方才符合天道,符合经济规律。
    
      不管你是不是奉天尊道,信仰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间那个最高存在者的仆人。但上天把世上的资源给了人类掌管,以养育人类和万物,因此我们只要在做着善事,无不是人类和万物的仆人。这是自然如此,并不需要专门树立什么世界观。
    
      我们有时在广告上看到什么“百年老店”。即使是真的老字号,也早已物替人非。而谁又见过存在了200年以上的企业呢?个人、家族、企业(专指私人合股企业,不包括国营、集体的“公有制”企业),对于一定资产的所有权都是暂时的,因而是相对的。“永远的所有权”对于个人、家族和某个社会集团而言,不过是一个童话。任何人对于一定的资产只可能拥有相对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体现的是在第一级所有制之下的第二级所有制,但在它被拥有的时段里,却是一种完全的不受他人限制和操控的所有权。私人所有制就是第二级所有制的最好的、最适合的形式。拥有第二级所有权的个人、家族和企业,实际上都是老天爷或者上帝的打工仔,他们主观上在为自己赚钱,客观上却在为社会服务,做出贡献。莫说拥有上亿资产的富翁了,就是一分钱的资产,谁死后又能够拿走?
    
      资产的所有权在流动中。只有在不断的流动中它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主人,也就是能使资产得到爱护和最大增值的经营管理者。以为存在着一些应该高居于社会之上的特殊人群,应该来限制、操控私人的所有权,是违反所有制规律的,只会使生产萎缩,经济衰退。
    
      当私人资产超过一定的范围,个人不再能直接经营时,他就要把多余的甚至所有的资产租赁承包出去,自己只收取租金。但他的所有权却不是仅仅通过租金来实现的,他不可能将资产任意交给自己亲信或宠爱之人,而要交给那些有能力使这些资产增值的经营管理者。这些经营管理者对于资产的所有权属于第三级的所有制,他不但是被选中的受委托人,而且他的经营管理要在一定的规范监督之下。但他的经营管理权仅仅被限制在确定的规范监督之下,而不能是任意的干预和控制。耕种地主土地的佃农、承包“公社”(?)土地的农户、经营公司资产的经理,都属于第三级所有制中资产的使用者或相对占有者。政府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也是第三级的所有制,区别只是这样的所有权主体在一个不良体制下,有可能成为第三级所有制中最无能、最霸道、最腐败的经营管理者就是了。
    
      相对确定的私人所有权是在资产流动中形成的,是在所有权的竞争中优选出来的。上帝不可能亲自来经营管理,对信仰基督教的私人所有者而言,他们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受上帝委托的仆人。从形式上,私人所有者又都是第三级所有制的委托人,对资产的保有和增值实行实质性的管理。这样,私人所有制就在三级所有制中处于主体地位。
    
    放开手就是平地
    
      当一位朋友为自己的财产踌躇满志而自称“中产阶级”时,我禁不住一阵好笑。我回答他说,中国现在不存在阶级而只有阶层。阶级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而财产私有制却只能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中国最大的特殊国情是:从国家元首到监狱里的囚犯,从亿万富翁到沿门讨吃的乞丐,没有一个人拥有哪怕一寸土地的所有权。这个最大的特殊国情是国内一切矛盾的总根源,是火山地层下奔突的岩浆,是政府官员与民争利的唐僧肉,是城市居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维权斗争的决胜场。翁彪先生和朱正亮先生的自焚,不仅吹响了誓死维权的号角,同时也照亮了人民收回(听明白了,这才叫“收回”!)土地所有权的道路。《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先生认为,政府官员对土地的抢夺是这些贪官污吏“最后的晚餐”,我却把它看作延续了几千年的“人肉筵席”的高潮刚刚开始。
    
      农村的耕地本来就是农民的资产,城镇居民的房基地所有权本来就属于房产的主人。用天堂的许诺把农民的私有土地集中起来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本来就是一场错误的试验。把土地还给农民,不过是在纠正我们过去的错误,回到新的历史起点罢了。
    
      只有把土地归还给农民,从土地上源源涌出的财富才不但能给土地所有者,而且能给生活在这片广袤国土上的每一个人带来富裕和自由。中国传统文化用“贫无立锥之地”来形容穷困到极点的人间悲剧,是再确当不过的。刘少奇当年受迫害时,想要归隐还田而不可得。因为他不像陶渊明那样,乡下还有几亩“将芜”的田园在等着他“归去来兮!”别再说什么富裕、贫困,先富、后富,“穷无立锥之地”才是中国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如果青阳岔的土地仍然在农民手中,会是什么情况呢?国家的税收仍然可以通过法律,定在净收入的60%这个高水平上,但石油开采者不会再掏出大量的井位费、区块费去中饱贪官污吏的私囊而提高采油的成本。土地所有者会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但不是什么“扶贫费”,而是充满自尊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不仅石油开采的成本会降低,而且合同会恪守。不但贪官污吏无所施其技,而且社会的风气会返朴归真。唯一受到“损失”的是贪得无厌的官员,但他们“损失”的却是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因而根本就不能算是损失。那样以来,“陕北油田事件”这一震惊世界的侵权与维权之间的斗争也就不会发生了。
    
      土地本是天下的土地,但只有通过私人占有才能实现土地“天下所有”的性质。土地国有化的结果不是每个人的土地所有权都能从国家得到保障,而是每个人的土地所有权被从脚下抽走后,他们的财产私有权只能建立在沙滩上。白云虎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政府强夺油井的事情我们不去管,明天政府就会“收回”我们自己的房产。理由很充足:因为你的房屋建筑在国有的土地上。任何人的财产都不可能安全稳妥地堆放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只有把土地归还给私人,土地养育万物的功能才可能得到充分实现,并且也才能有效地修复自己。当土地属于私人时,谁的土地会允许他人污染呢?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必有一个足够的部分回到土地自身的修复上,使土地上的财富无私涌现的同时,山河变得更加秀美怡人。任光明自信被污染了的土地完全能够修复,但他对土地的热爱只能是一种单相思。只有当他成为土地的主人,他才能成为上帝和公众的仆人。
    
      人类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创立一个学说体系,设计一套救世方案;而人类所能做的最好事情,则是发现并纠正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但我们固有的原罪却使我们难以立志去做最好的事情,反而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千方百计地为过去和现在的错误辩护。我们故意吓唬自己说,千万不要去触动过去的错误,否则将会有无法估计的灾难临头。然而事实绝不是这样。历史上和现实中千百个例子证明的恰恰是相反的结论。“文化大革命” 前,毛泽东已经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但他从不反思,反而要不惜一切地为错误辩护。邓拓先生当时写了一篇有名的杂文,大意是说有一个失足坠落的人,在下坠过程中抓住了一根树枝或岩角什么的,两足悬空。他吓坏了,不敢向下看,以为下面是万丈深渊。但靠着两手两臂的力量维系着悬空的身体,实在难以持久。他双眼紧闭,胆战心惊,汗流浃背,喊着“救命!”。一个走路的人看见他惊恐莫名的可怜样子,禁不住好笑,对他说:“松开你的双手,下面就是平地。”实际上他的脚尖离地面不过一寸。
    
      中国现在面临的土地问题就是这样:坚不松手,势必疲累而死;一旦松开双手,就会一切释然。土地问题是中国一百年来最大最根本的问题。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但他没有来得及实现。共产党利用土地矛盾夺取政权时,阎锡山曾建议国民政府率先实行“平均地权”以化解土地矛盾,共产党就会失去农民的支持。但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蒋介石不能采纳。毛泽东利用土地改革政策打倒了蒋介石,但他又照搬苏联模式,通过农业合作化制造了更大的土地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就是在土地问题上打开局面的。可惜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还被束缚在“公有制好,私有制不好”的思想牢笼中,仅仅在第三级所有制的层次上使农民承包了自己的土地,而没有在第二级所有制的层面上把土地的所有权或永久使用权归还给农民。这种改革的不彻底性潜伏的巨大矛盾近年来急剧爆发,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
    
      对中国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比勉强维持现在这个忤逆天理、违背人性的土地制度更困难、更使自己焦头烂额了。同样,也没有什么比实行土地私有制更能得天理、顺人情,使99%以上的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都会热烈拥护的事情了。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一个需要变革,不变革就没有出路的历史关头,“道”亦可以“弘人”。隋朝的大思想家文中子王通先生针对积重难返的隋末形势说:“苟得其行,如反掌耳。”100%正确的改革方案是没有的。只要把农民承包土地的所有权归还给农民,把城镇房基地的所有权归还给房产的所有者,困扰着现时中国的各种问题就会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崭新局面就会出现。
    
    政府所有制的悖谬和私有制的歧途
    
      曾经有一则笑话:某年某地的3月5日,某人到某医院去看病。医院的大夫都学雷锋,出去扫街道去了。清洁工看见有人来扫街道,也去学雷锋,到钢厂炼钢去了。炼钢工人看见有人来炼钢,也去学雷锋,去开公交车。公交司机看见有人来开车,也去学雷锋,到医院去坐诊。于是全乱了套:医生扫街道堵塞了交通,清洁工炼钢出了废品,炼钢工人开公交车出了事故,公交司机坐诊把聋子治成了哑吧。
    
      政府有政府的职能,它的任务是掌握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秩序、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不是经营企业。政府经营企业,好比上例中的“学雷锋”,完全是在添乱。政府热衷于经营企业,就不能很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就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社会必然会全部乱套。
    
      由于政府是权力机构,而“权力趋向腐败”(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语)是权力的本性。为了不使政府滥用权力危害社会,对政府的权力就必须严加限制,使它的职权只能规范在一定的程序之下。
    
      有限政府的职能是程序化的,就是说,政府只能按确定的程序去做法律允许的事情,而不能任意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任由政府越出法律的界限去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其结果必是滋事扰民,弄得民不聊生,社会不得安宁。但企业的经营却不能是程序化的。企业要适应市场不断变化的形势,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和运作方式。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随机性,是企业的生命。企业要在市场的天地里自由驰骋,政府却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克己复礼。此政府之不能经营企业一也。
    
      经营企业的目的是营利,营利是个人的动机,与民争利则是政府的大忌。经营的动力只能属于个人。营利不成的结果是亏损,但亏损只对业主形成最大压力,事不关己者则无动于衷,所有权的作用由此突显出来。私有制企业的营利是个人的成功,亏损则是个人的失败,而且主人不盗窃自己的财产。政府所有制的企业,营利再多都是政府的,官员何必在意;亏损再多也是政府的,领导何必担心。政府官员不是企业的主人,职工也不是企业的主人;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会争相盗窃企业的财产。这是作者20年前得出的结论,时间已经做出了充分的证明。此政府之不能经营企业二也。
    
      私人用自己的钱办企业,亏损的是自己的财产。他们投资的企业本身,就是他们的经济责任能力。所谓经济责任能力,就是承担亏损的能力,而政府恰恰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政府的支出要受严格的财政预算约束。政府如果亏损,只能把这些亏损转嫁到公众身上,损害公众利益或者增加赋税。当然,政府经营的企业也有营利的,但从长远来看,国有企业营利的能力绝不会超过私人企业;而它一旦亏损,则一定祸害百姓。所有的企业或迟或早都会倒闭或破产,但私营企业倒闭破产的速度绝对赶不上政府企业,特别是破产的彻底程度及其腐败、恶劣的形式,更令人惊骇莫名,难以容忍。政府企业没有承担亏损的经济责任能力,是政府之不能经营企业三也。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对私人工商业进行了化私为公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人们凭着善良的愿望和似是而非的理论,认为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必定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想法是从单纯的革命理想主义出发的。当政府经营的弊端暴露无遗,私有化已经成为必然的潮流和改革的趋势时,仅仅提出保护私有财产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半个世纪前“改造私营工商业”的错误进行反思,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当此时刻,对陕北民营石油企业重新祭起“国有化”的法宝,则纯粹是出于思想混乱和狭隘私利的考虑,其中找不到半点思维清晰的影子,革命理想的气息更是荡然无存。
    
      这当然不是说,所有制决定一切,私有化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否定,自有其充分的理由。早期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企业,把金钱拜物教发展到极端程度,造成严重的贫富对立和尖锐的社会冲突,恶劣腐败的风气侵蚀着整个社会的机体。
    
      私有制的危机源于它会自发地背离一般所有制“天下共有”的趋势。不论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赚取的利润并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而是从财富的运动中转移过来的。这些财富首先是从土地上转移而来,而土地是上帝赋予天下众生的。其次是从消费者那里转移而来,企业主把顾客当作“上帝”并非虚拟而是实指,顾客购买商品的价格中就已经包含着利润。第三是从生产者那里转移而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所做的典型分析,在今天的许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并未过时。既然财富从天下转移而来,就应该有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属于天下共有。这个一般所有制的本质要求,在一些和谐的发达国家,例如挪威,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挪威的税收高达60%,这个税率已经接近“用黄金分割法分割黄金”(净收入的61.8%属于社会)的理想。那里的纳税人没有怨言,更没有逃税意识。那里没有富豪而只有富人。他们视纳税为光荣的奉献而把炫耀财富看作可耻的事情。由于人人的生活都有充分保证,企业家在充分放松的状态下,只需尽力去经营企业,获得最佳的经营效果,而不必担心破产后会沦落为乞丐。
    
      经济增长的崇高目标是消灭贫困,马、恩“消灭无产阶级”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孔子的经济思想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但他并不赞成绝对平均主义,而只是主张“均无贫”,把“均”的限度控制在“无贫”的范围。经济的不正常增长与此相悖,在财富集聚的背面扩大再生产出了贫困阶层。于是一些贪官和富豪在消费财富的同时,也在消费着穷人的贫困,正像权势者在滥施权威的同时,也在凌辱着老百姓的无权。
    
      企业家的乐善好施固然值得尊敬,但和谐社会不能建立在劝善抑恶的基础上,只能靠正确而有远见的税收政策来调节贫富,化解由贫富对立导致的社会矛盾。在国有企业的解体和私有企业的发展同样不可避免的趋势下,避免私有企业误入歧途,成为贪得无厌的财富掠夺者和不顾后果的问题制造者,正是政府应该做好的事情,而不是通过没收私有企业使自己越俎代庖,误入歧途。
    
      陕北民营石油企业的税率实际上已经达到 60%左右,纳税人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怨言。仅就纳税而言,陕北石油企业已接近了挪威这个世界上最和谐的国家。这正是所谓的“瞎猫逮住个死老鼠”。但如果不学习,不反思,“瞎猫”永远是“瞎猫”,不会变成好猫。真正的好猫不会只认GDP这只老鼠,而是善用GDP的增长使社会的和谐程度同步增长,从而为经济的协调持续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
    
      政府只宜经营那些需要财政补贴的福利型企业以及其他私人不愿和不适宜经营的非竞争性企业。老子说:“为学日增,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他说的就是政府。政府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管不好企业。政府经营成功的条件就是把自己的经营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不得已而为之”,它才有可能在管好自己份内事情的同时,管好必须由自己经营的企业。只要政府舍弃自己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于不顾,热衷于经营盈利型企业或者“经营土地”、“经营城市”,由于分散了精力,更由于动机不纯,欲望炽烈,那些本应由政府经营的非盈利型企业也就远不能尽如人意。政府为什么不愿集中力量办好自己应该办好的事情,却要在民间已经办得很好的事情上横插一杠子呢?
    
      在定边,我们乘张万兴的车参观了已处于亏损、破产状态下的定边盐化公司。这是一家国营企业,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张万兴环指着四周的盐池说:“只要有水,或者下了雨,盐就从地底下往上冒。”朱久虎律师奇怪地问道:“盐是从地底下往上冒的,怎么还会亏损呢?”从国营企业出来的张万兴说:“只要是政府经营,就是从地底下冒金子也要亏损!”一句话判了国营企业的死刑。
    
      (插图42:看着定边县的盐池,朱久虎律师<右>奇怪地问道:“盐是从地底下往上冒的,怎么还会亏损呢?”从国营企业出来的张万兴说:“只要是政府经营,就是从地底下冒金子也要亏损!”一句话判了国营企业的死刑。)
    
    结 论
    
      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三级所有制的思想。
    
      第一级所有制指的是资源和财富之永远的、绝对的所有权,这种绝对的所有权属于天下、上天或上帝。第一级的所有制有两个宗旨:要把资源交给最善于经营管理的人去经营管理,以保证资源的最良好使用和财富的最有效增长;要使保有和增长的财富在天下的范围内有利于万物生长,在社会的范围内有利于增长每一个个人的生存、自由和幸福。
    
      第二级所有制是私有制。只有私有制才能最有效地保护资源并促进财富增长。但任何私有制的具体形式和实现方式都不是永远的、绝对的,而是暂时的、相对的。第一级的所有者以“天意”、“历史选择”、“机遇”等形式,在财富的运动和变迁中不断地优选出最合适的第二级所有者。这种相对的所有制必须符合一般所有制的规则,既要在财富的运动中实现不断的增长,也要使财富的增长能用来促进每一个人的生存、自由和幸福。后一点主要靠税收来调节,属于政府的义务和权利。政府应成为通过公共利益实现个人利益的桥梁。
    
      第三级的所有制是第二级所有制委托经营的所有制。当第二级所有制的私人资产超过一定的范围,或者由于个人能力下降而不再能直接经营时,就把多余的甚至所有的资产租赁承包出去,自己只收取租金。必要的政府所有制也属于第三级所有制的范畴,它的委托人是全体社会成员。但二级所有制的所有权却不是仅仅通过租金消极实现的,而是首先要把资产交给那些有能力实现增值的经营管理者。他们不但是被选中的受委托人,而且其经营管理要置于一定的规范监督之下。但他们的经营管理权仅仅被限制在确定的规范监督之下,而不能是任意的干预和控制。
    
      总之,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只有通过私人所有制才能得到最好的实现。私人所有制必须符合一般所有制所固有的增长并有利于全社会的原则。这种关系由政府通过税收和二次分配来调节,并充当通过公共利益实现个人利益的桥梁。
    
    (待续) (博讯记者:蔡楚)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5/12/2005120722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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