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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真话”的经济解读
(博讯2005年11月19日发表)

    自从倡导“讲真话”的作家巴金上月去世后,中国媒体兴起一股批判“说假话”的潮流,主流经济学家首先被舆论树为“不讲真话”的典型。
    
       《中国青年报》和搜狐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七成的投票者认为经济学者常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发表言论,反之只有4.1%认为学者站在公众的立场发言。 (博讯 boxun.com)

    
      《中国青年报》指出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大都有三重身份:企业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学术研究专家。
    
      “他们的行为一般可归纳为三步:第一步,通过与企业的结合,成为利益集团的受雇者及‘形象大使’;第二步,通过担任政府经济顾问、某某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制定与其受雇企业相关的产业及公共政策时,这些经济学家可以‘公平地’将天平偏向自己的幕后老板;第三步,回归本位,以一个学术研究专家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媒体上、在大学讲台上、在著述中引经据典,用‘缜密’的经济理论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决策是正确的”,“这样不仅赢得公众的绝对信任甚至爱戴,而且赢得政府、受雇企业及更多对之青睐的利益集团的信任”。
    
      笔者在大学念了四年经济,读了这样的报道,心里哪会好受?其实经济作为社会科学,跟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等纯科学(pure science)有本质上的不同。
    

经济学有“理论”没“定理”
    
      首先,经济学家不能在完全控制的实验室里证明自己的理论,即使最近兴起的“行为经济学”(behavioural economics),也只能做有限度的人类行为模拟测试,然后把实验结果延伸到应用层面。不过随机抽样(random sampling)的方法容易受到质疑,犯上以偏概全的毛病。
    
      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行为不像微积分、化学元素、镭射光和细胞,拥有固定的特点,也并不是经济学家所想的充满连贯性(consistency),无时无刻以追求利益、满足感最大化为最终目的,我们的行为受到不同的环境、甚至产品的设计影响(或蒙骗)而令人摸不着头脑,因此试验室的结论应用在现实社会往往像三流医生开的药——时灵时不灵。
    
      基于本质的不同,经济学只能提出“理论”(theory),而不能提出真理般的“定理”(theorem)。理论背后的证据往往不尽完美,因此可以被推翻——你说提高价格会使需求数量减少,那为什么名牌手袋的价钱节节上升,女士们却依然乖乖献上更高的代价把手袋捧回家呢?
    
      说了这么多,无非要指出:经济学家提出的行为预测,聪明人动动脑筋,不难想出相违背的现象。没有人可以完全否定你的观察,经济学家只能引述其他理论,或者针对本理论的假设(assumptions)为自己辩护,这是经济理论的吊诡。
    
      换句话说,经济学里,虽然有绝对的假话,却没有绝对的真话。因此即使《中国青年报》反映大众对于经济学家多“讲真话”的诉求,我不禁反问:什么是真话?经济理论不可能是真理嘛!
    
      要建设性地谈下去,我必须“假设”民众不满的,其实是经济学家昧著良心“讲假话”:即使证据大致上引导我们相信结论A,但是由于结论A不利于雇主的立场,硬要说成雇主指定的结论B,只顾交差了事,也就是上述《中国青年报》的第一步行为,那当然是令人不齿的。
    
      不过我想,只要这个经济学家的受雇身份与他的推论都同时曝光,不合理的结论总不会逃过公众雪亮的双眼。况且雇主聘用经济学家,不一定要他说中听的话,毕竟优秀学者的价值在于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在强权下依然说真话的勇气。
    
      雇主要经济学家昧著良心“讲假话”,只是掩耳盗铃的消极做法,长远来说受害者是自己,恩龙公司(Enron)的会计丑闻和随后的崩坏便是一例。
    
      第二步行为中,受雇用的经济学家固然责无旁贷,但是归根究底,问题是政府选错了那些受利益团体雇用的经济学家来制定制度——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利益相关者,他们的目的是不让别人染指雇主的利益,维持其垄断地位。
    
      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建筑师》里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一头狮子特别喜欢养鸡,但鸡舍不好,总是丢鸡。狮子决定请最好的建筑师狐狸来建一个坚固的鸡舍。鸡舍建的美轮美奂,看起来固若金汤,但鸡仍然一天天减少。原来狐狸就是偷鸡贼,它把鸡舍盖得非常严实,谁也进不去,但却把一个秘密通道留给自己。
    

“讲真话”需有政治环境  
    
      狮子请狐狸建鸡舍是出于它的无知,用经济学语就是狮子与狐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狮子认清狐狸的偷鸡本性,就会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解雇狐狸,也就是说政府不能任用那些具有双重身份的任何人(包括经济学家)担任公职。
    
      行政技能与经营技能应该分开。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制衡和监督。如果没有监督,一只不偷鸡的狐狸也会盖出不能保护鸡的鸡舍。
    
      最令笔者担忧的是第三步行为,因为这牵涉经济学家本身的职业操守,也在现实里最常见。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曾经揭开了一个学术丑闻:著名经济学家穆勒(John Miller)、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为了证明市场有时候会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引用英国灯塔为过往船只指示方向而无法收费的“事实”作为证据。不过科斯写了《经济学中的灯塔》,揭开灯塔的真相:其实英国的灯塔最初正是由私人建造和经营的,完全可以收费,并作为一项牟利的事业来经营,所以灯塔不是扭曲成私人市场失灵的例子。
    
      科斯指出,这些经济学家“不熟悉英国灯塔制度如何运行的细节”,只是“凭空拿来作为一个例子”。
    
      诚然,市场是否失灵可以讨论,但是引用未经证实的传言或虚构的事件来证明自己的主观臆测绝不可取。任何理论的确立,必须先有事实的支持,上述的例子恰恰本末倒置,颠倒了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是一门以事实为根据的科学,无论多抽象的推理或者多么复杂的模型,都要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确认事实应该是研究经济学的第一步。如果一开始就依据不正确的事实,无论以后的逻辑推论多么完美,经济理论本身也必然陷入错误的深渊。
    
      中国民众要经济学家反思“讲真话”,固然有其道理,不过民众也要了解经济学的本质和制度的问题,不能随便把责任推到经济学家身上。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必须牢记,与其他范畴的学者一样,自己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作风,才能发挥公信力。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塑造一个可以让学者“讲真话”的政治环境。五六十年代中国大跃进时,一些经济学家信口开河,硬说中国国内粮食“亩产10万斤”(按:15亩为一公顷,2斤为1公斤),来驳斥边际产量递减原理(theory of diminishing returns),后来的灾难不用多说。
    
      那时候知道真相、想“讲真话”的人应该不少,只是不敢讲而已。在人人自危的社会,“讲真话”不单需要知识和高尚的情操,更需要勇气。
    
    联合早报(作者: 梁耀祖)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5/11/2005111923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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