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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精神出偏和中国普通人民主立正/武振荣
(博讯2005年09月29日发表)

    
    1、理论能够说明一切吗?或者所有事实都需要一种理论的说明吗?
     (博讯 boxun.com)

    对于上述的问题你如果持一种肯定的回答,那么,我以为你是一个书呆子,不是一个具有知识的人。为什么呢?这里有几个原因值得注意,1,理论并不能说明一切,许多的事实也并不必然地需要理论的说明;2,理论对事实的说明在现代条件下,往往有一种假设的科学的性质,因此,它不具有古典哲学上的那种“绝对”意义。明白了以上的问题,即使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许多亟需要运用理论来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最终的理论解决也不要抱过高的期望值。如果我们把理论比做一种“理性之光”如18世纪哲学所告诉我们的那样,那么我们也应当认为这样的“光芒”只能够“照亮”“事实”的某一部分,而兴许这一部分是我们人类所需要认识的。但是若不是这样,你认为这种“光芒”可以“照亮”“事实”的全部,甚至好象X 光那样的透入“事实”的内部,使我们发现那些隐蔽得很深的“秘密”,你就有可能还没有在思想和精神上脱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藩篱,尽管你在主观上对之深恶痛绝,认为自己已经把它打了个稀巴烂。
    
    与上一个问题相关的是,一个“事实”有时候却可以同时接受好几种理论的解读,而其中的每一种解读都不应该被认为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事实”可以被不同的人说出不同的理由,而这样的理由一经发展,就可以说是“理论”的了。因此关于理论是非的争论大不了是口舌之争,所以,我们如果要运用“真理只有一个”的传统方式去解决问题,那是错误的。但是任何一个社会中总是会存在着一些所谓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而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却是需要解决的,别的不说,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后表现得特别突出。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这样的政策最初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而采取的一种共产党官方的应对措施,自然而然,也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对毛泽东生前的那种纯粹的毛个人式方式和方法的一种摈弃。情况既然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时候,就免不了要说到“改革开放”,而要对“改革开放”作出有价值的理解,就又必须理解和评论文化大革命。譬如,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在全世界也可以说是叫了号的贪污腐化问题和人民群众的“卖儿鬻女”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的理论中,就已经讨论了,不过因为人不是圣贤,那时的人们绝对想象不到21世纪的中国会有“贪官20万,10年间外逃资本1000亿”(搜狐网最新消息),也绝对想象不到在云南省,“贩卖儿童的黑帮卖孩子如同卖白菜”一样从容不迫(见《搜狐》网站2005、1、20文章)。
    
    2、1966年的“事实”
    
    要廓清1966年的“事实”需要作这样的一种排除的工作,那就是把不是1966年出现的事情排除在外,不论这些事情出现在1966年以前或者以后。这样作的结果,就有可能把宋永毅、王友琴所建立的“文革受害者档案”排除掉,道理很简单,这些当时被叫做“五类份子”的人们,不是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才“受害”,他们“受害”的历史开始于1964年、1963、1957年或1952年和1949年,并且象他们一样地“受害”的人群在今天中国也还是大量存在着。
    
    作了上述简单地排除工作之后,我们就可以把1966年的“事实”寻找出来,那就是1、人民享有合法地“造”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反”权利,并且这样的造反权利因为套上了“革命”二字而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2、人民获得了结社、游行、示威、集会、出版、演讲、散发自己文件的自由;3,人民享有政治表现的权利和为捍卫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以及为维护自己所在的组织的正确性而战斗的权利等等。如果在这里我们要对上述的权利的出处排一个队的话,那么可以说是第1权利引申出第2和第3权利。19966年过去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也就不存在了,只是我所说的“1966年”是指1966年5月16日——1969年4月1日这个时间段,而不是只指1966年。
    
    在解读上面的“事实”时存在着几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和方式:1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理论”;2是邓小平为首的“社会大动乱论”;最后就是我和某些朋友们所认定的它是一场“民主化、自由化运动”的观点。当然,我作为后一种观点的持有者必然激烈地反对前两种意见,只是我告诉大家,我虽然这样作,不是没有完全地不理解前两种意见的价值:毛作为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的人把中国共产党套在一个“理想主义”的坐标上,想给它一个“理想主义”的前途和出路,也是有一个价值可以剥取的;邓小平作为一个因文化大革命而失去了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企图在理想破灭之后“继续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就必然要把人民反对共产党的运动放到“动乱”中去解决,因为这对于失去了理想的人来说,一个秩序的意义(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就显得比革命“实惠”了。但是把以上的毛的“个人的价值”和共产党“政党价值”跟中国普通人要求民主这样的价值比较起来,我认为它们就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在中国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我把发生于39年前的这一场人民运动中的价值给独立地宣扬开来,当然是有着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
    
    1966年的“事实”是如此地明显而又得不到大多数人比较一致的认同的主要问题是,在它之中有一个毛的问题没有被澄清,因此当人们在对毛的本质作出了专制的判断之后,把它作为一个“毛泽东事实”和“毛泽东现象”来理解就非常的自然。但是呢?我们若认为这是一个“民主的事实”和“自由的现象”情况可能要比前者更加真实和更加地重要。我这样设想,1966年的事情若不是发生在39年以前,而是发生在明天,陕西省的人民起来“打倒”陕西省委,上海人民“革”上海市委的“命”,各地人民并且自己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以自己喜欢的名字为它命名,不经批准就游行、示威、罢工、散发传单、发表演讲……你说一说,这样的行为如果不是“民主的”“自由的”的又是什么?可是非常遗憾,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了1966年,我们却认识不得了,这是多么的可惜啊!
    
    3、为什么说毛泽东精神出偏?
    
    在本文的第一节论述中,我已经说到了某些事实并不一定都需要作出理论的说明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某些场合中,理论不一定都能够都说明现实中的某些问题,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时,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方针的问题就是我所关心的。因此如果我们象有些书呆子所主张的那样,只要从理论上能够说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在1966年要支持红卫兵和人民造共产党的反的问题,否则这个问题就没有价值可取的话,那么,这种说明在毛死了29年后的今天就永远地没有可以说清楚的了。由这样的事情如果又引申出人民的运动的民主意义也应该永远地蛰伏起来的结论的话,目前的现状就不是“无源之水”的了。在目前,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不满的程度是如此之高,而民主运动却又处于如此的低潮竟然长期一蹶不振,原因不就是很明白的了吗?民主之源的“水”,如果被认为是“有害”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希望从这个源头流出的“民主之河”的“水”出现第二次“汹涌澎湃”的现象呢?
    
    我作为一个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有着这样的切身的体会,那就是:一个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运动是一桩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理论来证明其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的事业,在人民起而反对压迫,要求自己解放的时刻,一种解放的理论存在与否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就是说,被压迫的人民反抗压迫的权利是“授命于天”的,它可以和任何的食人间烟火的人有关或者无关。又如果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深刻有意或者无意地做了一件和“授命于天”的事情发生了密切联系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因这种“联系”而被“赋予”了“神性”——这样的现象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说到这里,读者们大概已经知道了我的观点,就是我不认为1966年的“毛泽东问题”是一个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因此我时常把它当成一个“伪问题”看待,这样我就感觉不到在研究1966年问题时别人所感受到的那种巨大的压力。处在了这种压力之下的人,不是把毛看成为“上帝”,就是把他视之为“撒旦”,而在我看来1966年的毛恰恰是社会上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即不是“上帝”,也不是“撒旦”。如果说在1966年前,他因为是共产党中央的人而显得不正常的话,那么他在1966年的“炮打司令部”的行为(说白了是“炮打党中央”)把他从中给“解放”出来了,使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毛泽东!在此以前,他是共产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的毛泽东,而不是他个人的毛泽东。可是,毛的造反虽然违反了共产党政党的“民主原则”(我不论它的真与伪),但是它却符合了社会和人类的一更大的民主原则,就是每一个人都不应当被制度化,都应当在社会中是他自己。
    
    这样一说,我就接近了本文的主题,1966年的毛泽东“造”共产党中央的“反”的行为是学习红卫兵的结果(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如果要整理1966年政治大解放运动的意义的话,那么红卫兵和人民造反派在“打垮”了共产党中央局以下的各级组织的话,党中央也被毛的“重炮”被“打垮”了。于是,一个好好的“完整”的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毛主席党中央”这样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存在,但是它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化的结果不是“党中央”吃掉毛,而是毛吃掉了“党中央”。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在1966年政治上解放人的事情的广泛意义中已经包括着“解放”毛泽东个人的意义。因此,你如果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可以说毛犯了“不民主的错误”,但是,你如果站在民主的立场上,分析已经被制度化了“17年”(1949——1966)的毛,要求“反正”,使自己变成一个只代表他自己的人也是有一个民主的意义可以过滤出来的。
    
    1966年,中国共产党一下子给“乌呼哀哉”(毛语)了的原因是上面的毛泽东造反,下面的人民造反,因此它几乎可以说是在“一夜间”崩溃的,只是因为毛泽东事实上还没有脱去共产党“主席”的这一张皮,人们就认不得事情的真相了,以为那一场运动是“帮助共产党革命”的。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你今天运用同样的方法去“帮助”一下共产党,看它怎样对待你,情况不是就清楚了吗?
    
    即使我对问题作了上述的议论,你心里的疙瘩总是没有解开,你还是要纠缠毛为什么要支持人民造反这样的问题,你认为只有这样的问题在理论上解决了,你才有可能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意义。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又何尝不可以谈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呢?在这里,我假设毛泽东支持人民造反有着一个“高尚的理由”(美国一位学者的话),或者我主张他的动机是“卑鄙”的(邓小平的观点),试问这对于我们研究中的问题能够有多大的帮助呢?因此我们只要在这个问题上持这样的一个平常的观点即可,毛在正常的时间中不应该支持人民对共产党的造反行为。但是,1966年的毛却是一个精神上出偏的人,所以我们借用中国气功上的这样概念来描述毛,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了。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本义是要使中国共产党更加“革命化”,这样的事情如同一位气功修炼者通过练功使要使自己的身体强健起来一样,但是共产党在运动中给“呜乎哀哉”了的事情同和气功修炼者的出偏者一样,其身体非但没有强健起来反而给闹病了,几乎断了性命。气功是一个中国现象,这和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中国的运动正好投合,所以,你运用“出偏说”去解释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很省事,并且能够说明问题。
    
    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曾经就出偏一事请教过我身边的几个很有成就的气功修炼者,想对这个现象作出进一步的了解,可是很失望,他们能够告诉我的非常有限,说:“正常的气功活动要求气走这一路,你却走了那一路,就叫出偏,出偏严重了就叫走火入魔”。肯定这样的解释不可能使我满意,于是我就去查“现代汉语词典”,词典上却既没有“出偏”,也没有“走火入魔”这个一条目,但是有“走火”和“入魔”的条目。于是,我就只好把“走火”的一条“比喻说话过了头”的意义取来,和“入魔”的“迷恋某种事物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意义结合起来思考,出偏的情况可以用事情搞“过了头”,或者在事情中“失去了理智”的意义的架构来组织。这样的情况如果同“毛泽东的错误”的提法虽然很近似,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不存在毛的主观上的故意。就人性来讲,谁也不喜欢出偏,但是出偏的事情却很普遍。因此,运用了出偏的概念后,我们对毛的1966年作为的分析就有可能摆脱非常流行的“善与恶”模式,而一个科学的分析事物的建构就可以很容易地建立起来。要不然,我们若还围绕1966年毛的“善”与“恶”再争论上100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可得的。
    
    4、民主的立正怎么讲?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有没有民主?这个问题肯定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不过我对这个问题倒是和一些朋友们的意见相左。因为,我在过去的时间里就已经提出了用“第二民主”这样的概念去收集和整理共产党党统治下的民主。如果说民主有一个前价值的话,那么我认为批评、批判性地去处理那些前民主价值,并且把它们组织在一个具有历史性质的健全的理论框架中的做法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民运人士在不能够公开的组织民主运动的时候,作这样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中的某些朋友们对这样的事情却没有丝毫的兴趣,惟有对共产党波口大骂才感觉到过瘾。
    
    如果我认为1966年以前的中国民主没有立正的话,那是指这种所有可以被我们称之为民主的东西都是立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被人们所认识和被接受的,缺乏一个人民的自觉。1966年的人民运动改变了这个现状,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地站在了“自己”的立场上现实了民主,一向自卑的人一下子变成为“老子天下第一”的人,一个在运动前连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家人的命运都不能够主宰的人,突然给想起来了要“主宰世界的命运”,发出了“誓叫全球一片红”的口号——这是何尝的疯狂啊。可是,朋友我告诉你,人要是没有这一点精神,那么对不起,等着你的就是奴役!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许多的中国人认为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保障,哪有心思和精神去过问“国家的大事”呢?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民主——我说的是正在争取中的民主就毫无指望的了。因此在已经现实了民主化的国家中,可以产生出专家治国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在民主的国家中也许是无害的,但是在那些处于民主化变革前夜的国家如果出现了专家治国论,就必然要坏事!中国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一个最消极也是最可怕的后果是专家治国论容易兴时,这样人民也就很容易地“靠边站”了。
    
    正因为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普通人在认为自己现实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化”的同时,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也就顺理成章地取得了“革命的权利”,而这样的“革命权利”在被充分运用时“无产阶级”的东西就变成了人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的东西了。譬如人取得了合法的打倒共产党当权派的权利,取得了依据自己的偏好而自由地结成社团的权利和在政治上尽情地表现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事情你能够看成是理论上的“无产阶级的权利”吗?再说在此之前,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无产阶级”的事情是由党组织掌握的,那么,在运动中,它突然地变成了一个由每一个人自由掌握的东西,的确是表明发生了一场“革命”,别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39年前,就是发生在今天,它也是“革命的”!
    
    又如果说理论上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派别组织的,那么1966年的运动也没有什么的价值,恰恰因为它是人的革命、是民主的、自由的运动,因此它之中的人就自然地分成为两派或者三派,多元化的现象或者多党制的根子也就这样的扎下了。在1949年之前,中国事实上有许多的政党(一份由档案提供的材料证明在30年代,中国就已经有了460多个政党),为什么不叫多党制呢?原因不就是处于“社会大动乱”(1919-1949年)的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出现普遍的政治上的派别分化,而只有在这样的出现于基层社会的派别分化达到了一定程度时,多个政党并存的社会制度才可以叫多党制社会,而1966年的现象恰恰是“补上了这一课”(1966年有“民主补课”的说法)。因此这样的事情的后果如果不在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过程中“重新出现”的话,那么,说1966年是“动乱”就不会招来有力量的反对意见。我现在和过去多次预言: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对立和派性斗争在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中一定会“重新出现”,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道理非常简单,自由人的行为和作为必然地要产生出基于人性而来的分化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必然地要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政党对立的场合中运行决定了所有的这一切。
    
    如果认为上述现象发生在1966年是出于中国人民一种政治上的故意的话,你一定是错误地领会了我的意思,恰恰是人民在热切地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作了“资产阶级派性”的“俘虏”,以至于这样的“俘虏”达到就如此的程度,数以亿记的人几乎没有几个例外。本来人是故意要立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只是当这样的行为已经在走了极端的时候,人就无意识地立正了民主的立场。于是,现在被我们叫作“人权”的那东西的兑现就是借助于人的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实现的。“我的观点”、“我的组织”、“我的思想”、“我的脾气”等等这样的“我”字头的语式其所以造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就是对这个特殊的时代的“史无前例”的性质的最好说明。因此,在这个伟大的人民运动中,不是一部分人的民主立正了,也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的民主立正了,而是广泛的人的民主立正了。把这样的现象如果放到中国社会是一个经历了进半个世纪之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去观察,那么1966年的这一次新的民主的“革命”的意义就可以说是非常重大和非常重要的,它虽然是对上述的两种“革命”的继承,但是在继承其精神时而又摈弃了它的形式、手段和方法,从而使“拿枪杆子式的革命”在1966年完全地变成了一个“笔杆子式的革命”。对这样的事情你如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这一场运动的“文化”意义就不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那些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有人会对它的“文化”性作出杰出的论述的。
    
    5、66事变中的逻辑与非逻辑
    
    就逻辑来讲,没有毛泽东就没有1966年的运动,这一点不会有什么疑义,但是如果这种逻辑在1966年的事变中不是一种初发性的因素,而是一种普遍的发生指导作用的东西,或者说66运动的每一个重要和主要的环节都可以接受逻辑的解释,就如目前许多中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情况会怎么样呢?我认为是很不乐观。世界上许多人不敢把66运动放到民主、自由的架构中去理解的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66运动中被造成了神的毛泽东不是一个民主的人或自由的人,而是一个特殊而又典型的专制主义的人物,就凭这一点,人们就可以作出如下的逻辑的断言:一个专制主义的大人物若是一场民主、自由运动的领袖,那么这个事情一定有假:其中的毛泽东的专制如果不假,运动的民主、自由性质就一定是假。
    
    我的看法是这样,世界上的许多的事情,有的是按照逻辑发生的,有些却不是按照逻辑发生的,甚至有许多意义非凡的事物是完全可以运用“违犯逻辑”的方法加以解决的。中国的1966年政治运动就属于这后一类。别的不说,就拿红卫兵和造反派是在忠诚的“保卫毛主席”的动机的支配下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结构和各级当权派发起猛烈的政治造反的事情来说就是如此。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我就不同意了,因为正是这种“非仇恨”的情绪、精神和心理支配下的运动才最符合民主的原则,所以他们即把当权派“拉下马”后,给他们以生活的“出路”的事情谁可以否认得了?。若不是这样的话,“7亿人的运动”在举起了青筋暴起的拳头高呼“砸烂狗头”的情况下,只是“砸烂”了“精神”上的“狗头”不是人间的奇迹又是什么呢?所以,66运动的这种被许多死硬的反对共产党的人看成的“不彻底”的精神,我才认为是价值的最好的安排。就这样的情况来看,我不同意目前海外反对共产党的队伍中存在的那种鼓励“仇恨”主义情绪的做法,我不认为在共产党人放弃了“专制”以后,还要对他们进行“洗脑式”的“再教育”,我更不会赞同那种所谓的“报复主义”!而我个人的所有的这些主张或思想都有一种66运动时期“实践”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做其背景的,因此,我衡量中国民主运动所拿的那一把时间的“尺子”不是1989年,也不是1979年,而是1966年。正是用这样的一把“尺子”衡量中国未来的民主运动,我才认为应当提倡什么和应该反对什么。而盲从——我认为,是目前是我们中国民运队伍中存在的致命的弱点,对西方民主国家理论的盲从和对我们中国的异议人士言论的盲从都是我们应该警惕的事情。
    
    按照朋友们的一致的看法,1989年的运动是一个纯粹的民主运动是不存在很大的争议的,即使这样,朋友们,你们也还是发现这样的运动同样存在着运动的参与者同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一把手”——胡耀邦、赵紫阳的关系吗?因此,在1966年那样的时间中,我们就不应该因为运动中存在着毛泽东因素就认定它是“动乱”,在一个共产党实行专政的国家中,民主的运动绝对不会是纯粹到和所有共产党人都不沾边的程度。我的看法是这样:民主之所以存在于中国,不是一个“想当然”式的存在物,它要求我们要具有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创造性的思想和创造性的方法去获取之,否则,它之于我们就是镜花水月!
    
    结尾的话:
    
    这篇就事论事的文章写完了以后,我产生出了这样的感想:我们民运人士在知识方面是不是可以来一场全面的反思。我的意思是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给我们提供正儿八经的民主的知识,所以我们接触到的所有由继承而来的民主知识,都带着此种知识的创立人的自己的体验和体会,因此这种知识之于他们是活波的、生动的、新鲜的,但是当它在传给了我们的时候就变化得死板和僵硬的了,因此,学习这样的知识最忌讳的是我们的刻板和教条,可是与这样的事情有关的是,我们自己往往最容易刻板和教条,把知识的皮毛看得比知识的精神还重要,职此之故,我们就等于忘记了知识创立时所需要的创立知识的人的灵活性和积极性。于是,我们就会自然地忘记我们的民主知识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我们要向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民主实践”学习,没有这样的学习,我们的肚子里即使都装的是“民主的书本知识”,那又顶什么用呢?
    
    可,不是吗?我们中国人民有着100多年的争取民主的历史,但是,我们民运人士只说到20年就“没戏”了,这到底应该怎么解释?事实上,我们自己的潜意识中已经把80多年的民主的历史(尽管它是不成功的)看成为“专制历史”,难怪我们总是打不开局面。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民党和现在的共产党都因为党派利益作崇而没有可能为广义上的人民总结出经验,现在的民运人士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可是我们又表现得怎样呢?我们因为只要自己穿上了“痛苦”的盔甲,拿起了“仇恨”的旗子,就有可能打败共产党——可能吗?在打不垮之后,我们又来了一个“退垮”,可能吗?还是不行。
    
    上述的事情使我想起了一桩往事,1986年5月,我在写作《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我经历过的1966年政治运动》的书稿时,情不自禁地在书的前面写了如下的话:“在人类民主化的进程中,7亿中国人民已经踏出了自己的路——66之路。目前这条路在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观察中,其所以还不清楚,原因主要是观察者离起点太近,随着岁月的推移,这条路的轮廓就会显得愈来愈清楚。”如果这些写在了至今仍被尘封的书稿上的话,表现出了一种我们中国人自己在民主知识上的探索的话,那么,这样的探索若还能够继续下去,我们的民主就会有希望,但愿如此!
    2005-9-8 _(博讯记者:武振荣)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5/09/2005092922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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