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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陕西人的“二劲”/武振荣
(博讯2005年09月24日发表)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楔子

    
    大概在20年前吧,我怀着好奇心见到了一位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从海外归来的游子,我邀请他谈一谈对家乡的感触,他说了一句使我刻心铭骨的话:“你即使走遍了全世界,即便是面貌和服装都变了,但你心中的家乡是永远不会变化的。”多少年过去了,这句话其所以还记得起来,是因为我在2002年的11月也变成了一个海外游子。将近3年,在一个完全地看不到家乡的异国,心中的家乡图象却愈来愈真切。在变成了网民之后,对于来自家乡的消息就非常地看好,因此浏览网站时,大凡有“陕西”字样的就不肯放过,非要看一看不可。刚好在今天的“不寐论坛”上看到了一则使我大发感慨的有关我们陕西的消息。
    
    这则消息是不寐君从《新华网》摘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西安暴徒持刀斧狂砍两民警,警方全力缉拿”。不寐君给它又加上了一个“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新题目,所以就使这篇报道文章显得意义非凡。象不寐君这样的富有才华的人,在文字上的这种点石成金的功夫的确令人佩服。可不是吗?把一个发生在陕西省境内的普通的“刑事案件”组织在“革命与反革命”这样的问题情景之中,就为人们阅读这篇报道提供了一种方便可行的路标,更令人诚服的是他从网民对此事发表的“评论”中节选了一组,附在其后,因此,记者的报道是一篇文章,而这些地地道道的网民们的“评论”,又是一篇“文章”,虽然其中有的“文章”只是一句话,但是,在我们中国“一句话顶一万句”的事情在30多前就出现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希奇。
    
    正因为如此,我作为一个陕西人,在阅读这篇报道和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不由得大发感慨。发生在我的家乡的这一期“袭警事件”中体现出来陕西省人的那种股子“二劲”,的确令我大跌眼镜;如果说这种“二劲”也有传染性的话,那么,那些在网上发表“评论”的网民在某种程度上因受到了传染而变得“二劲”十足就不能不引起我对此事的进一步思考,于是,就有了写作这篇文章的必要。
    

事情的来龙去脉

    
    9月5日晚,西安市(陕西省省会)长乐中路派出所接到了东城区加油站打来的“110”报警电话,说此处有人闹事。好,警察立即给出动了。到了现场,警察们发现报警者是加油站的一位女的,而和她起纠纷的是另外两个男青年,于是,警察就命令他们3个人一起上车,拉到派出所去“解决问题”。警车开动了,没有走多远,忽然“两辆汽车疾驶而来,挡住警车的去路(注:这是剑侠小说中绿林好汉出现时的场面——笔者),接着从车上冲下来(注:这个“冲”字简直是用活了!——笔者)7、8名男子,他们分别手持斧头、菜刀、木棍(注:都是写“原始”的“作案工具”,可以令人想起“揭竿起义”的故事——笔者)叫嚣:‘谁把人带走,就砍死谁!’(注:好汉做事时,一般都是语言简洁,没有废话——笔者),说着……”就砍了起来……(注:以上引号内的话,是报道中的原话)。
    
    故事就这么单纯、简单,但是情节如果要完全地表现出来却又可能是惊心动魄!也许正是网民在阅读此文的过程中,用想象的方式复原了当时的情景,所以才有了1252条“评论”的产生。我同不寐君一样,感兴趣的是围绕这件事情所发表的“评论”,如果说它从一个侧面对胡的“和谐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讽刺的话,那么通过这些“评论”,我们去理解中国社会现在的“民心与天意”,就可以说是了解中国了!
    
    网民们的评论(节选):
    
    呵呵,“黑旋风”再世!
    连他们的主子一同打死多好!
    砍的真好,砍的真是痛快人心!
    同意砍死,什么东西!
    好,我看得过瘾,下次砍再叫我一声!
    解气,解狠,舒服!!!!!!!!!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应该有13亿“暴徒”!
    砍得好,怎么没有砍死呢?砍得太轻了,我只说哈哈!!!!!
    好啊……(一连写作了几百个,我就不全写了——笔者注)
    ……
    ……
    我记得,清朝有一个词人曾经对清朝的言论禁锢制度大为不满,在词中写了这样的句子:“难道老天箝狠口,不许长叹一两声!”但是由于时代的关系,词人的口到底还是被箝住了,在那时的4亿中国人中,能听到他的叹息的人也不过是凤毛麟角。就这个现象来说,我们中国也的确是“进步”了,因特网这东西究竟还是进了中国,它用自己的世界特性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网民,因此胡锦涛虽然派了20多万网络警察要“箝”他们之口,但是这一帮敢于和信息世界的自由化潮流对抗的人们之作为也没有那么厉害,一种运用电子技术说话的口,怎么能够完全地堵住呢?堵不住的!情况是:肉嘴被“箝”住了,电子之“嘴”还在说话。哈哈哈——我也来个哈哈!
    

关于陕西人的“二劲”

    
    我生在陕西,长在陕西,当兵的大部分时间又呆在陕西,转业后的工作单位也在陕西,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陕”。在没有出国前,我的身边有一个由清一色的“老陕”组成的沙龙。在这个沙龙中,我们几个朋友们是无话不谈,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古今中外,风土人情都是闲片(侃)的对象,闲片(侃)时大家都用正宗的陕西方言,显得既土气,又有点文雅。当然在这样的谈论中,“陕西人的二劲”是绝对少不了的,又因为大家都是陕西人,所以对“二劲”都有着一种发自于内心的认同感情,好象不存在什么争论,大家从“锅盔象锅盖”、“面条象裤带”,“有了辣椒不就菜”的陕西“8大怪”一直谈到“挣破头的秦腔”、“扭坏腰的秧歌”等等,都好象是对“二劲”的注释……,谈论中也夹杂着上面的“哈哈……”,虽然说不上是什么豪爽,但的确有趣有味。可不是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但是,如果把这个“二劲”用书面语言表述出来,好象给人留下它是贬义词的印象。其实呢,在方言体系中,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所指的对象好象是一个也值得“褒奖”的东西。因此分析一下这个词在陕西方言中的实际意义和意义之演变,对于理解陕西人的性格和特点是有很大帮助的。乍一看,“二劲”好象与“二百五”、“二愣子”这样的词有联系,但是在方言中,这两个词是存在的,因此,我断定它表达了另外的意义;要不然,这个词就不会出现在方言中。词典对“二百五”的解释是:“1、讥称有些傻气,做事莽撞的人;2,半瓶醋”。对“二愣子”的解释是:“指鲁莽的人”。就此推断:“二劲”的“二”与“二百五”无关。但是如果方言和普通话一样也有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我假设从“二愣子”一此演化出了“楞小子”这个词,据词典的解释其意是:“鲁莽”,可是,在陕西方言中没有“楞小子”的说法,我怀疑在时间中它又演化成了“楞娃”一词。“楞娃”在陕西方言中被大量地使用着,因此也不乏以“楞娃”自称自居的人。我的小的时候,就常常跟着我的小伙伴们唱口口(顺口溜):“江南的才子山东的将,陕西的楞娃摆两行!”可见,在方言中“楞娃”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所指之对象由一层挚厚的爱所包裹,有着一种“可怜”、“可爱”的意义在内。所以,我就理由断定:“二劲”有可能是指“楞娃”的精神或干劲,不光是“鲁莽”、“蛮”或者“傻”,的确还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勇敢”或“果敢”的成分在内。在口头语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哦,那人有一股二劲!”“他二的很!”“陕西人二”等等(注:这个“二”是“二劲”的简称),至于说这个“二”的涵义有没有“一个(人)顶二个”的意思——还是让方言学家去研究吧,我不妄猜。
    
    在对上面的问题作了如此梳理后,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来,你把第2节这中的那“7、8名男子”叫“陕西楞娃”一点而也不错;这几个“楞娃”身上有一股字“二劲”也是事实。如果报道中的“袭警事件”就这么一期,那么你对题目中的“陕西人的二劲”也许印象不深,可是,我用上述报道中的原话,告诉你:“本4月以来,西安市连续发生10期暴力袭警事件,引起社会震惊”!诸位,这一下你就得不会对我议论中的问题心生疑窦了。如果你顺着我的文章的顺序读下去,你就会和我一样地发出“陕西人真二”的叹息,姑且不论你的叹息是“褒的”、“贬的”,还是中性的。在我们这个极度疲乏、高度麻痹的社会中,没有一点“二劲”的人能够作出“引起社会震惊”的事情吗?不,不可能!
    

就事论事

    
    如果报道中的民警同韩国警察一样(我在韩国,话就不由自主地扯到韩国),有就地解决问题的水平,三下五除二地就了结了那一女二男的纠纷(就报道的内容分析这是一桩普通的纠纷,),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袭警事件”;退一步讲,如果派出所这样的地方是当真地“为人民服务”(哪一个派出所不挂这面招牌呢),那么,“事件”中的“7、8个”陕西“楞娃”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朋友要去派出所而那样的失急,以救人如救火的方式“疾驶”而来,用暴力的手段“抢朋友”——让他们的朋友在派出所里接受警察的“服务”有什么不好呢?因此,要就这一件事“讨个说法”(《秋菊打官司》中的话,正巧这个故事也发生在陕西)我假设:这几个“楞娃”完全知道中国现在的派出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而孙志刚——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被残暴地活活地打死在深圳派出所里的事件他们已经完全知道(我假设我们的“楞娃”也看电视),因此,在一个由“楞娃”组成的省里,派出所不乏更“楞”的“娃”也是从理论上可以推论出的。于是,他们认为人一进派出所——特别是陕西的派出所——就没有命了的判断固然仓促,但事出有因,绝非空穴来风。诸位,这就是这期事件所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有了这样的非常性质的背景存在,所以,事件中的人物的行为才有了非常的意义。
    
    我断定这几个“楞娃”不是正儿八经的“黑社会”成员,而是和我们大家一样的普通的公民。原因:1、他们没有“黑社会”专用的工具——“黑枪”,就在我写作这片文章的时候,中国雅虎、搜狐网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中国社会黑枪成灾”的报道,我们陕西省不是世外桃源,想必也是“黑枪泛滥”了,因此从逻辑上判断,他们如果是“黑社会”的,那八成是有枪的,那时,我们看到的将不是一场“肉搏”战,而是一场“枪战”,所以,从他们几个使用的“凶器”是“斧头、菜刀”这些如此原始和如此普通的“工具”来分析,就可以证明他们没有“职业”上的准备;2、如果他们是“黑社会”的,就可能会在这样的事情发生时表现出“黑社会”特有的“组织”方面的特点,不会这么鲁莽地行事,从报道的文字中,凭他们如此之鲁莽我们就可以判断这完全是一桩自发性的事件,没有任何的“预谋”的成分,有着一种行为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被迫,陕西有一句歇后语:“兔儿失急了——也咬人”,何况小伙子哩;3、“黑社会”成员闹事一般都有一种“隐蔽”的性质,而这一场事件完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虽然不能够说是堂堂正正,也至少也是明明白白的,在“楞娃”的眼睛里,你警车也还不是人挡的?我说“楞娃二”也就“二”在这里。诸位,要是我,这事就不会这样的做了,我虽然也有一点“二”,但是“二”不到这个程度上,绝对不敢挡警车,我可能会打电话,给市长助理或者给所长,如果电话打不通,我着会干着急,大不了骂一声老婆(陕西男人就有这个毛病,事不顺利就骂老婆)或胡锦涛(从法律上讲,骂胡虽然犯法,但事实上没事,现在的情况是法不制众)。
    

见微知著或借题发挥——对批语的再批

    
    就事论事地说问题也不过是上面的一些话,即就是你认为陕西人“二”了点,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可是,呢,我们中国很早就有了见微知著这样的成语,它以十分简洁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有智慧的人看到一点事物的苗头就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或问题的实质。情形正如我在前几年看的一本科普读物中所说的话,一个峡谷中的蝴蝶的翅膀的扇动都隐藏着可以改变世界能量。这样的思想就提醒我们在观察和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在事物的发展趋向还不明显或它的本质还不为一般人所认识的时候,那些辛勤探索的人就可以凭借着微小的事物的苗头发现事情的后果或结局。就这样方式看问题,我们中国网民在对“楞娃袭警”这一桩很普通的事件所发表的“评论”中体现出了见微知著的精神,表明了他们水平之高,这种水平就是李鹏、江泽民之辈也望尘莫及。我不是瞎说,情况当真如此,那些富有文学才能的“批家”,把报道中的几个“楞娃”说成是《水浒》中的“黑旋风”,如果这样的批语不是同“楞娃”所挥动的“斧头”中得到启发的话(“黑旋风”使用的是“板斧”,这和一般的斧头差不了多少,不过是刃宽了一些),那么他就是现在中国的一个“大批家”了,可不是吗?,他在“楞娃”挥斧的瞬间看见了中国将要发生的一场“革命”——而这一切是凭自己的肉眼发现的,没有使用毛泽东时代装备着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该是多么的了不起啊!难怪此批语的前面有两个“呵”字。
    
    如果说上述的批语只是一种文学式的语言,那么也许没有我所肯定的那种价值,恰恰相反,批语中也出现了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学、政治学语言,把一个“楞娃”救朋友的故事以中国“批家”特有的方式组织到一个社会革命和政治的革命的架构中去解读,这就不失为价值了。在这里如果说是“陕西楞娃”的精神感动了读者们,使他们由一般的被动“读者”变成为主动的“批家”,那么这些“批家”也因此而带上了“二劲”——就是我最欣赏的地方。其中的一位叫:“好!我看得好过瘾,下次砍再叫我一声”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读者们:我告诉大家:好“批家”都是这样。譬如说《红楼梦》的批家伟大的脂砚斋(真实的姓名考证学专家也搞不清楚)就是这样,他读《红楼梦》的时候,是一边流泪,一边批,也跟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现代网上“批家”一样,连连地批“好,好,好!”如果说他个人和我们这些现代的“批家”一样地放纵,他完全可能在《石头记》上一口气写上100——200多个“好啊……好啊”,但是在那个产生了《红楼梦》的时代,一枝毛笔要写百二八个“好啊”可就费事了,所以这种批你就看不到了。但是在现代网络时代,我们的网上“批家”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作到这一点。
    
    有的“批家”能够掂量事情的分量,好象自己手里拿的那种一把“公平秤”可以衡量东西的轻与重,因此一位“批家”在从报道中了解到警察伤势时,很惋惜得批道:“砍得太轻了”——就这些一句话,事情就“定秤”(陕西方言中的话,意思是“决定”或者“决定了”)了。当然,这位“批家”看样子也有些“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陕西人),反正他的话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在上边我已经说过,陕西方言中的带“二劲”的人不是完全讽刺意义中的人,有的是怪可爱的,这里的“批家”也一样,你看就这么的一句话还怪含蓄的,只说到“太轻了”,而没有说什么个程度才算不轻。报道的全文我也读了,没有写民警的任何的过错,但是“批家”透过现象已经看到了事情的本质,认为这样的不代表人民而代表专制势力和反动势力的人应该挨揍。因此,就这样简单的一个看法,其实也是出于一个弯弯扰扰的过程的,所以我认为已经是了不得的。“批家”们事实上已经是站在了一个“革命”立场上认识和看待事物了。如果说把这样的一个现象放在一个长的历史镜头下去观察,那么30多前,毛泽东把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的那些“理论”象填鸭子一样地往人民的嘴里填,人民还是不肯咽,现在呢?人民——我说的是普通人——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一种发人深省的事情又是什么呢?这对于那些鼓吹“共产党个改革可以一点一点的促进社会进步”的人来说,不啻是一记耳光!
    
    还有一位“批家”,他好象有几分豪爽的气质,也有几分超凡脱俗的性格,他不需要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好象觉得那种很俗气,因此,他这样地写:“我只说,哈哈!!!!!!!!!”(注:9个感叹号)如果我们的读者们有几分古文学修养的话,就会知道这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开篇词)的罗贯中先生风格之克隆。因此,当“楞娃袭警”一事被我们的“批家”给放在了“哈哈”之中,连谈都不谈,那才豪放啊!我相信罗老先生再生,也还是要寻找他做朋友哩!最后还有一位“批家”他好象有另外的是非标准(在网络的多元化时代,这是必然的),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我们的“陕西楞娃”和民警“都不是好东西”,他们之间的斗争“只能是狗咬狗”。这样 在“公平”上他似乎高出了其他“批家”一头,有点律师的味道,“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
    
    水平最高的那一位“批家”放到后面说,好象有一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要对整个批语作一个小结,就必须这样。这位“批家”不但风格特别,而且批法也不落俗套。他没有批“楞娃”,也没有批“民警”,而是批了那些在“楞娃袭警”故事中没有出场的幕后人物,并且运用了电影上的蒙太奇手法质问未出场的人物们:“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应该有接近13亿暴徒”。就字面上看,这似乎是批评写作了此报道的记者(报道中有“西安暴徒”的字样),其实呢?这是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借着批记者之名,实批当权派——活着的和死了的统统批,就是死了的邓小平也没有被放过,1989年的“6、4”屠杀时他不是说学生和市民是“暴徒”吗?我的看法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人民反抗时往往顾不得计较后果,如“楞娃”那样,因此你就说他们是暴徒,那么“13亿暴徒”的回答就掷地有声!靠“13亿暴徒”去建设“和谐社会”——这就世界上的“样板”工程——“胡哥工程”的“核心”!
    

我也批一句:“民主缺缺”

    
    在对以上几个主要的“批家”说了那么多的话的时候,我自己若不批上几句就于理不通了,因此即使硬着头皮,我也得批几行字。不过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除了在我自己家的藏书上常常作几个字的批语,在其它的场合一般不作如上面引用中的短批语,批的话一般都长一点,用陕西的方言讲,叫“老婆的裹脚——又臭又长”,但是这也没有办法,习惯了写作长文,写不出短文。大概地说,我的批语涉及这样的几个方面:法律的、伦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并且还用“民主缺缺”这样的一个线索把它贯穿起,这就不能不拉长批语的篇幅。
    
    首先,我得说明,我在批的时候不可能效法上面的那位“批家”,把它放到“哈字句式”中去,并且在“哈”字的后面使用……号,我得承认,我没有这样的豪气,在我们的“楞娃”还受到“缉拿”时,我是“哈”不出来的,庶几,我也不象上面另一个“批家”批上“砍得轻了”的字样,我承认在这一起事件中,民警伤势的轻与重,是一个法医学上的问题,我对法医学恰恰是一窍不通,因此没有办法发言,权且不批,至于说把我们的“楞娃”和民警用“都是好东西”的话来概括,也不符合我的个性,我对许多事情还喜欢问一个“为什么”,不愿意对某些事做出半斤八两的判断。因此我对上述“批家”中的后两位带有“革命色彩”的批语感兴趣,不管它的“革命”是文学式的(譬如“黑旋风”)还是政治式(譬如“压迫”与“反抗”),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革命”的话有“没底没面”(秦腔戏《三滴血》中的话)之嫌,所以,不很令我满意,我得给塞进一点什么东西。
    
    我在没有写出我的批语之前,作一个假设,如果要叫我们中国社会上那些“多如牛毛”的“有法律知识的人”来评论“楞娃袭警”事件,他们在连连摇头之后,会从那充满权威的口说出“法盲”二字。好极了。我得承认我们的“楞娃”在法律上是有欠缺的,但是如果说法律造就人的话,那么,管理我们“楞娃”的法律本身有没有问题?这是我首先考虑的问题。1989年,制定法律的邓小平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践踏法律,公开杀人,而被他“践踏”过了的法律要叫我们的“楞娃”遵守,可能吗?又如果说这样的法律没有出于“楞娃”这样的普通人的讨论和同意,那么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遵守它呢?又如果这个法律在今天已经变成了陕西方言中的“偏刃斧头——偏着砍”的话,那么这样的法律怎么能够叫人服它。用世界上的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的话来说:“不公正的法律就不是法律!”如此这般,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服从它呢?在法律的天平上,我们的“楞娃”的“分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若不是这样的话,法律之神手中的正义的天平就应该拿掉,为什么要用它骗人?我们的“楞娃”会说:“你可以用道德骗我,但是你不能用法律骗我!”这里我们既然已经说到了“法盲”的话,那么我看“盲”的不是我们的“楞娃”,而是那个“法律”,它“看”不到我们中国普通人的利益,在我们普通人的利益要它“照看”的时候,它若不是“瞎了眼”,就不会置若罔闻,无动于衷。但是你说它“瞎了眼”也不对,它却把邓小平的孩子们、江泽民的孩子们的利益“看顾”得那么周全,以至于把13亿中国老百姓的油水都狠不得刮到他们身上去——这不是“肥猪身上贴膘”(陕西方言)又是什么?这样的法律能管住谁?它本身就是一个“非法”的产儿!
    
    如果要叫中国社会上另外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来评论此事,他们一定要大骂“楞娃”缺乏道德,不但如此,他们还有可能对网络的“批家”们出言不逊,认为他们也是“道德蜕化”的人。如果他们要发古之幽思的话,会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其实专制的社会才是最讲所谓的“道德”,所有的专制理论,不管它是外国的、中国的、古代的或现代的都一样;可是专制社会中的人却都是最没有道德的人,特别是大人物。关于这一点,庄子早就说过:偷一个国家的人是帝王,而偷一个钱币的人却是贼——这就是世界上的真理。看样子,庄子的话是说对了,不过早了2000年。现在民主社会中的当权派就很有德行,人民一旦对他们稍有不满,他们就提出辞职,说“我不干了!”其脸皮有多薄啊!因此,不存在“偷”国家之嫌疑,但是,我们中国这一帮字蠢猪们,你就就是把屎摸在他们脸上(民主国家只摔个臭鸡蛋)他们也还是要干的,除非老天爷把他们的气给断了……就在断气前他们也还要厚着脸皮嚷“我要为人民服务哩”。你放眼看一看中国的官场,那些坏蛋们为了自己升官,他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道理谁不懂呢?要我们的“楞娃”对这些“吃、喝、嫖、赌、贪”的“五毒俱全的人”必恭必敬,可能吗?此时此刻,读一下“连他们的主子一同打死多好”的网络“批家”的话,你才“过瘾”呢?读者们,我们无妨扪心自问:网民和被打的那两个民警有什么私仇呢?一点也没有,可是对于他们的挨打一事拍手叫好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对于那些仗着制度作威作福的家伙们,这样的事件如果可以引起他们的警觉的话,我看在未来他们是有救的。
    
    道德问题细化的结果是可以引申出“如何做人”或者“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说到这儿,刚好我在前几天的中国官方网站上看到了“马加爵受高校大学生的欢迎,云大封锁‘杀人寝室’”的一则报道,对于那些不知道马加爵是什么样的人的读者来说,我就得多说一句了,他作为云南大学的一个学生,在一个恐怖的夜晚用“锤子”(这也是“原始的作案工具”和“楞娃”的“斧头”差不离)一连敲碎了和他住同一宿舍的4位男同学的脑袋,在100多天前被枪毙;文章发表于他死的100天“纪念日”。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文章说“在我市(昆明——笔者注)许多高校的网上,马家爵被部分学生尊称为‘爵爷’、‘帅哥’,同时冠以‘最有性格的人’的称号。可见学生对其生平为人,有着与社会伦理观不同的看法”。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非常尖锐地指出:“马家爵现象在某种层面上影响着大学生们的价值取向与处世观”。诸位,把这个云南的“爵爷”和我们“陕西的楞娃”相比,你就会认为“爵爷”被我们的“楞娃”更“二”,“高校的学生”被我们的“批家”更“二”!在中国的大学——高知识层次上的人物尚且如此,对比的看,我们的“楞娃”(我估计八成他们没有上大学)做事好象还是很有节制,难怪那位“批家”说“砍得轻了。”原来他心中有一个事物的参照系,在我们没有发现它时,就认为“批家”糊涂,这才叫真人不露形!
    
    我的批语写作到这儿也应该挽一个结了,那就是我们如果不把这个“楞娃现象”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和制度的背景中去考察,你的心里一定会问自己:中国人为什么就这么坏?要知道,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它是一个“急剧变迁的时代”“社会不待我们同意,甚至我们还无法理解时就已经改变了,然而我们除非理解这些变化,我们便无力控制或更进一步影响它们”(见《大众传播与日常生活》)。在这种“急剧的变迁”中如果说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还停留在过去的时间中一成不变,那么变化就会就必然要进入“混沌状态”,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人上至江泽民、胡锦涛,下至“爵爷”和“楞娃”,都得要对变化作出反映,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反映者们的公平的坐标——民主失却就会造成事情的“从头开始”;又如果说“从头开始”意味着民主的重新建立,那么任何形式的反对民主、压制民主、拒绝民主的行为都有可能引起“民主缺缺”。而“民主缺缺”就是解释目前中国的“高风险社会”和“深度腐败社会”的最根本的原因。你说矿难不断死人,你说大学研究生出走,你说青少年拒绝成年,你说深圳的“砍手党”、广州的“背包党”、南京的“抱腿帮”,你说甘肃的“掏肠恶魔”,福建的自杀性汽车爆炸,你说云南的“卖婴儿如同卖白菜”,你说4000贪官卷走了1000亿人民币,你说……你说……所有这些“中国式”的东西,哪一个、哪一桩不意味着“民主缺缺”呢?
    

结束语:

    
    我由陕西人的“二劲”说到了“民主缺缺”,真是“3句话不离本行”啊!如果说我的话的意思有一种寓意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民其所以没有使“民主”在“民主革命”100年以后升堂坐帐为“元帅”,原因是我们缺乏一种精神;因此,我从“楞娃”“袭警事件”以及网民对此的评论中发现了某种精神,这种精神如果运用得当,发挥正确的话,那么中国民主的“明天”就屈指可待!可不是吗?在我的文章中,“楞娃”已经不是指那“7、8个男子”他“代表”那些没有钱、没有势、没有权的人(注:这也是“3个代表”),而站在“楞娃”的对立面的那些“主子们”包括目前也许是因为吃饭之被迫给他们做事的人,应该在“楞娃”举起了的“斧头”中看见一点什么?我就不得而知道了。古语:“天作孽,还犹可,人作孽,不可活!”
    
    2005-9-10
    后记:昨天我从雅虎网上看到了西安市公安局对“愣娃”进行“公判”的消息,因此我把这篇文章在“博讯”上发表,也是我对他们的关注。顺祝“博讯”越办越好!2005-9-24 _(博讯记者:武振荣)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5/09/2005092412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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