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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康:“日中友好”向何处去
(博讯2005年06月10日发表)

    
    
     内藤康(日本,媒体工作者,作家)译者:刘柠(北京,独立撰稿人) (博讯 boxun.com)

    
    2005年4月,席卷中国各地的反日抗议游行在日本的电视台滚动播放。高喊“爱国无罪”的人们,不顾当局的制止,朝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和上海的日本总领馆投掷石子和饮料瓶,把使领馆的庭院变成垃圾场,沿途的日本料理店遭到破坏的影像深深刻在了1亿两千万日本国民的脑海中。
    
    连日来,不仅新闻节目头条播放,就连平日专事娱乐明星的花边新闻等软性话题的各民间放送的“WideShow”(娱乐信息节目),也越俎代庖,不惜在黄金时段报道了抗议示威的情况和日中关系的将来等“硬派”话题。
    
    不止一次,看着反复重播的影像,我不禁想起了他们:李先生和张先生,他们此时在想些什么?
    
    李先生是80年代初,从北京的大学派遣到笔者就读的国立大学工作的汉语教师,是我最初认识的中国人。比起日本老师的蹩脚发音来,李先生的汉语发音标准而富于穿透力,漂亮极了。我之能说半吊子中文,也多亏了先生。不仅是正经的课程,放学后,还为我们几个学生“开小灶”,补习功课,节假日招呼我们去家里玩,招待以手工水饺。那盛得钵满盆满的水饺不但让我们日本学生眼界大开,而且,第一次知道待客要到让客人吃不下的程度是中国人的礼仪。
    
    1987年3月,第一次来北京短期留学的笔者与学友特地拜访了李先生。下了公车,先生已经在车站等候。饭菜依然是水饺。“我们夫妻谁先到家谁做饭”,令人感到先生和师母的恩爱与和睦。
    
    认识张先生是笔者专攻中国文学以后的事情。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从没见过他跟谁粗过嗓门。一次,中文会话课只剩下我跟先生俩人。90分钟的时间,先生热心地对我进行辅导,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大学毕业后的1989年,与一位现在某国立大学当副教授的友人结伴去张先生居住的天津寻访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现在想来,在这些先生们的身上,有一个共通的东西,简而言之,是一种温厚之风,决不使感情流于表面,对我们当学生的传道授业,悉心指教。对此,笔者始终感念于怀。
    
    余生也早。我跟随中国老师们修习中文的时候,日中关系之良好,超乎今日之想象。两国之间,存在一种类似笔者对两位先生所抱有的那种敬慕的感情。
    
    日中战争结束后,“战胜国”中国当时的政治领袖蒋介石,留下一句著名的话——“以德报怨”,滞留在中国的数百万日本人中的绝大部分得以平安归国。与之相比,想到有50多万日军战俘被苏军强制押送西伯利亚,近6万人尸骨无还的事实,便由衷地感佩于中华思想之深厚、博大。
    
    后来,周总理也说,“挑起战争的是一小撮军国主义者,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并在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中放弃了战争赔款。NHK与中国共同制作的电视剧《大地之子》(1994年)中所讲述的,丧失亲人或与亲人生离死别的日本遗孤被中国养父母抚养成人的故事,令众多的日本人唏嘘不已。
    
    中国这种宽大为怀的精神,在战后一直抱有罪恶感的日本人身上催生了一种感激之情,而正是这种感激之情,构成了日中友好的思想基础。原本中华思想中,就有不靠 “武”的力量,而以“德”来感化周边诸邦和民族,将其置于自己文化辐射半径之内的一面。加上日本自古以来一直偏安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边缘,从未像朝鲜那样真正被纳入“华夷秩序”之中,而是保持着与中国“对峙”的一面。因此,才会有遣唐使对中国文化深怀憧憬的热心吸收。从某种意义上,说“日中友好” 是战后日本再度为中国之“德”所感化的过程也不为过。
    
    当然,就其过程而言,也并非一帆风顺。80年代,曾发生过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后来,中曾根向胡耀邦总书记递交了翌年以后将中止参拜的书简,从“日中友好的大局”出发,采取了考虑、平衡中方立场的对策。
    
    就是说,一种对于中国没有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苛敛诛求”的宽广胸怀的感恩,构成了“日中友好”的基础。所以,长期以来,“日中友好”之牛耳尽管由中方主导,日本也表现得很温顺。因此,截至复交四分之一个世纪,虽然其间蕴藏着种种内在的矛盾,但日中关系大体上相安无事,皆因有此“共同基础”。
    
    但是,90年代以后,围绕日本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因1989年中国国内的政治动荡及91年苏联的崩溃,对社会主义的信赖呈现危机,作为亲中派主力而存在的左翼派系的政党、媒体和知识分子影响力急剧下滑。
    
    其次,以海湾战争的“创伤”为转机,日本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争做国际贡献。所谓海湾战争的“创伤”,是指日本虽然向多国部队做出高达130亿美元的财政支援,但却没能得到来自科威特和美国的半句感谢。痛定思痛,日本政府深感重要的不是钞票,如果不能流血、流汗的话,就别想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评价。于是,从柬埔寨、东帝汶,到阿富汗、伊拉克,日本政府一路风急火火地展开其“国际贡献”,直到今天对国际社会公然做出了“入常”的表达。
    
    是什么让日本如此“焦虑”?笔者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中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崛起,民族主义倾向加剧,一种前所未见的对日批判开始出现并升温。战后如此宽大为怀的中国,为什么偏偏在经过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向日本投来了憎恶的目光?对此,许多日本人开始感到困惑,后来便逐渐走向反弹。在日本人眼里,中国一改此前“日中友好”的温柔敦厚,变成死死地纠缠于过去的问题,一味地要求日本低头认罪。尽管中方想必也有自身的具体情况和处境,可殊不知日本的“温顺”,从来是与中国的宽容和长辈式的大气相“配套”而存在的。其结果,靠“中国不提,日本不忘”才得以维持的“日中友好”便产生了龟裂。
    
    此外,还应看到,少数在日中国人的犯罪行为及对日本自有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不仅使中国念兹在兹、刻意维护的“德”的形象受到相当程度的损毁,而且对日本的对华舆论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日本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有所改善,“亚洲的孤儿”的形象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写;进而,村上春树、宫崎骏、北野武等,日本作为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文化策源地、信息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评价的事实,为被欧美称为“经济动物”(EconomicAnimal)、在战后始终抱有的某种文化“劣等感”的克服提供了契机。
    
    如此深刻的状况在90年代相伴共生,使日中两国及其周边环境急剧变化,基于宽容的“胜者”中国与对其感恩戴德的“败者”日本的、“日中友好”的思维定势也逐渐丧失了其影响力。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抱着缺失了思想基础、已变得日益虚幻的“日中友好”,日中两国磕磕绊绊地进入了21世纪。不仅历史问题,两国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诸如台湾问题、领土和资源开发等)。曾经以“大局”为重,相谦互让的两个友好国家,如今则分别固守着各自的立场,当仁不让地主张着各自的利益,自说自话,矛盾殊难消弥。
    
    但尽管如此,两国国民谁都不希望矛盾就此扩大,导致双方对立、冲突等最坏的事态。特别是有着刻骨铭心的战败体验的日本,战后积累了和平发展、繁荣经济的经验,在选择走哪条道路的问题上,应该已经学到了很多。我们所希望的,并非过去军国主义者所妄求的、通过武力达成霸者君临天下的、 “大东亚共荣圈”式的东亚,而是相互合作、共同繁荣的和平的东亚社会。
    
    也许,我们已不太可能重新回归过去的那种“日中友好”,但却不能因此而放任这种链接两个国度的思想资源付诸阙如的尴尬状况,而应该共同摸索一套顺应时代变化,既可取代传统的“日中友好”,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新的价值体系。
    
    毕竟,日中友好历经了30余年的风雨,两国已然筑就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紧密关系,已不可能也不应该从这条路上后退。正如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抵制“日货”、“中货”纯属毫无疑义的无稽之谈一样,冷静地看,日中两国虽有矛盾,但共同利益无疑更大、更现实。
    
    就民间层次而言,中日两国国民应该通过建立更多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与沟通,来超越抽象而生硬的“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概念化藩篱,就像鲁迅与藤野先生,就像笔者与两位中国老师的交流一样,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非如此,便不能化解已弥漫到两国民间社会的深刻的互不信任。有个牵挂的对象,便会理解对方的心情,在行动上便会顾及到彼此的感情。在此,笔者建议那些在网上互掷“板砖”的人,最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对方的国家,试着交往一下对方国家的人士,哪怕多一个国外的知己也不失为好事。
    
    总之,真正的和解只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此前,笔者在他文中曾质疑过日本首相的靖国参拜问题。如果说,靖国神社问题与此次反日运动有什么共通之处的话,那就是对对方心情的无所理解、无所顾虑。也许,日中两国有良知的人士依然需要弄清并铭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鲁迅尝言,“谩骂和讽刺,决不是战斗。”对对方一味的蔑视和侮辱,除了换来对方的敌意,还能收获什么呢?
    
    我如果有幸再次访问中国的话,一定会再次拜会两位老师,就今后两国关系该如何发展,听一听他们的想法。届时,更想一边品尝着师母烹制的手工水饺,一边与恩师推杯换盏。
    
    (原文发表于《凤凰周刊》1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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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5/06/2005061023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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