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网:新闻、文集、论坛,是留学生创办的自由综合新闻网] .

管见:冼岩的新的历史逻辑
(博讯2005年04月21日发表)

    

    “郭飞熊揭批焦国标”,一个“革命”色彩甚为浓厚的表述,再一酝酿,“‘焦国标现象’引发自由主义极右翼与民族主义的对撞”,于是,让人更看清楚了冼岩。

     冼岩时常在其文章中表示推崇“真正的思想者”,其中不无暗示:他本人就是这样的思想者。当他长篇大论地塑造其理论时,人们蛮可以就视他为这样的思想者,但是在具体的争论中,冼岩的表现令人大开眼界。 (博讯 boxun.com)

    可以看到,冼岩的攻击矛头始终未变:

    “反对现行体制的自由主义”,是右翼势力;

    焦国标们是自由主义的“极端表述者”,是极右势力。

    而冼岩与赵志勇提出的“信息民主”方案,则主张“以舆论监督为手段,由执政者主导、市场引导,使媒体为民众说话,监督权力和资本,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将执政者和民众联结起来”。

    两相比较,“信息民主”自然面目可爱,但这还不够,对自由主义还是不能放过。

    为什么反对现行体制者就一定是“右派”,冼岩没有多加分析。在这里,在分析冼岩的新的历史逻辑之前,还是先看看“右派”的情况为好。

    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反对中共的官僚主义,许多自由主义者们是被反复动员了才出来“提意见”,而中共自己培养的年轻知识分子如林希翎等人,则意气风发地响应号召,运用马克思列宁的国家学说,批评锋芒直指中共,结果一古脑儿地被当作“右派”打了下去。此后,执政党“左派”发动的历次打击,这两翼仍然都成为目标,也都作为“右派”对待。不过,自文革失败以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影响力已大为衰落,秉持马克思学说批判精神的人们为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而努力,试图发展马克思学说,却因为“异化”论、“人道主义”论而屡遭打击,出境较为艰难。而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在现实中很自然地获得很多的支持与同情。于是,尽管也屡遭打击,然而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是显得很顽强,甚至很得势。

    这就需要为其寻找一个强大的敌人。

    不能不佩服冼岩的厉害,他把自由主义推到了民族主义面前。

    尽管人们认为焦国标之言有具体前提,但冼岩坚持认为焦国标确实是主张美军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直捣北京”的权力。尽管人们认为焦国标只是言词激烈,有诗人气质,其文章非严格政论,但冼岩认定他不是“激烈”而是“极端”,是极端之右翼。

    冼岩的本事当然不止于这样的强词夺理,他在理论上更有一套,我们看到,他把他的新的历史逻辑端到了我们面前:

    这个逻辑有两个相互联系着的环节:其一,“当今之世,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宪政民主政治模式能否一统全球,主要取决于国际格局是走向单极还是多极,取决于‘国际新秩序’的主导者美国是否拥有足够的软硬实力”。也就是说,中国宪政民主缺乏本土的生命力,或者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自由主义版,须凭借外力方能实现,并非其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

    其二,自由主义之“温和者致力于论证‘没有宪政民主,中国就不可能崛起’,即‘不民主,则不能民族’”,极端者则“以‘自由国家利用强大的武力’‘推翻暴政’最具可行、最为理想”,这些温和的或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们都不愿意看到,“‘和平崛起’的前提是政治稳定,权威政治越稳定,宪政民主也就越没有指望”。

    冼岩很聪明,他先是点出“根源于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对立足于集体主义的国家民族认同的消解性、颠覆性作用”,进而直指“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及其政治主张与中国遵循现有轨道‘和平崛起’的民族振兴目标形成了深刻对立”。其间,冼岩用的一个手法是,将宪政民主与国际社会单边化、美国霸权捆绑在一起,似乎非外力作用就无法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而自由主义者又持着“没有宪政民主,中国不可能崛起”观念,但实际上,冼岩告诉我们,却是中国只有在权威政治框架下方能崛起。

    于是,“反对现行体制的自由主义”就不仅面对现行体制,更不能不面对与现行体制相联系着的民族主义。

    然而,德国、日本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否定或拒绝了宪政民主,崛起的过程就成为争夺“生存空间”的危险过程,而这时国内又缺乏制约执政者的力量,战争就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面对自由主义依据其理论及历史经验的“没有宪政民主,中国不可能崛起”,冼岩针锋相对以“没有权威政治框架之稳定,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构筑出一种新的历史逻辑。这样的逻辑,的确是把自由主义推到了民族主义对面,而冼岩自己,则站到了历史的对面。

    民族主义的力量,任何人也不能小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次败在民族主义手下: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国际各党屈服于民族主义,支持本国政府参与帝国战争;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托洛茨基在流亡中看到德国疯狂的国家社会主义,忧心忡忡地发出警告,但德共遵照斯大林的命令仍集中力量打击社会民主党,结果它们都被纳粹击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终于未能击败纳粹。

    诚然,冼岩是针对中国的“特定情境”,或曰“中国特色”,要将其逻辑一般化为“历史逻辑”似乎不大公平。但是,德国当时有大战之后凡尔赛条约体系加在头上的限制与屈辱,日本当时有人口大幅度增长的现实压力,也都各有其“特定情境”,而正是从这一个个的特殊之中,人们看到了宪政民主真正能够保证“和平崛起”的历史逻辑。

    况且,现在中国“反美”“反日”的民族主义狂热正在积累能量。对美国,人们谈论着“必有一战”,因为美国似乎不可能容忍中国崛起,对日本,看来也“必有一战”,因为日本似乎更不可能容忍中国崛起,甚至对台湾,也在谈论“必有一战”,因为台独分子正以其政治智慧和技巧执意地走向台湾独立。情况之严重,在于这种情绪或倾向,在相当数量的政治家、军人、知识分子及许多爱国青年中都有表现,已经不能仅仅视为少数“愤青”的幼稚表现。

    自由主义是否也要再来吃民族主义的苦头,似乎已成为中国是否也要吃民族主义狂热苦头的一种征兆了。

    当执政党领导层还能保持清醒时,他们有能力约束民族主义在一定限度之内,然而不能不看到,“必有一战”不是全无道理,因为“权威体制”下的崛起不仅势必导致利益相撞,更可能因国力逐渐强盛而利令智昏,因意识到四面受困而渐生焦躁,一旦事情逼到眼前、利益与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则不排除一意孤行地坚持自己的私利,导致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

    问题正是在于,民族主义的强大,实际上不一定是人民民主意愿的强大,而是民族主义被政府绑在了其自身利益的战车上,而宪政民主正是消解这一结合的力量。自由主义者、其他左派有识之士坚持推动宪政民主,目的之一,就是要避免“专制框架下崛起”的危险前途。

    冼岩一再地援引伊拉克战争的例子,而人们看到的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反战运动中清晰地表现出不同于其它地方的特征,即明确地批评萨达姆独裁。即使布什政府能够不惜冒着联合国未授权之险而出兵,也正是基于美国民意的支持,这种民意,能够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也能够约束美国走向世界大战。同样,日本首相的不顾国际反对而参拜靖国神社,也是因为其国内政治中右翼正在得势,且民众多不满于日本长期作为一个“非正常国家”以及参拜之举总是招致外国批评,然而,日本要走上发动对外战争之路,却也难以得到民意支持。中国则不同。中国教科书塑造的“历史”一向是以执政党的观念为指导,近年来更公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而重新评价、划定民族英雄,对满清入主中原也要与时俱进地换一副眼光,而民间纵有批评,恐怕连表达出来也还没有多少机会呢。

    诚然,历史不一定重演,但我们看到的毕竟是,较为彻底的宪政民主的改造才使得德、日两国走到了今天,乃至于甚至能够主动争取成为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相反的历史逻辑,至今似乎并未出现。冼岩有雄心壮志要揭示一种新的历史逻辑,就算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是否真有道理,且拭目以待可也。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5/04/200504210406.shtml)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