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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底层中国宗教观察随笔
(博讯2005年03月24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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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从说红灯到唱赞美诗
    
    
    我的老家是河北省泊头市徐屯(有9个行政村的农村居民区)。这个地方自明初以来就是铸造发达、商业四伸的大集,集市的中心在大庙村--原来有一坐道教庙,民初改为小学。
    
    虽经极左时代的严重破坏,这个地方仍不失泊头市治内最大的农村(非镇建制)集市。徐屯在泊头市、沧州地区乃至河北省也很有名,除历史商业原因,还有时下的政治原因: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原籍为徐屯贾庄村。
    
    在社会学意义上,徐屯是一个多元化的象征。这里既出有中共当局的要人,出了我这样有一定知名度的持有不同政见者、经济学家和作家,最能体现多元化的一点则不是前两者而是这里有泊头市乃至沧州治内最大的农村基督教会。
    
    该教会最初由一位原籍泊头市郝村镇樊庄村的东北传道人樊牧师在1994年发起。他的姑家表妹,嫁在徐屯张庄,叫何秀芬。经过十年的家庭传教以及积极向官方争取,2004年4月21日取得《河北省宗教活动场所临时登记证》(有效期三年)。应当说明是,所有类似场所都是临时证件,据教会内的人士称:“这是政府的管理策略。”
    
    教会获官方批准后,信徒们凑钱买下了一所离村进城经商定居富户的旧房子。地点在徐屯闫李村。
    
    徐屯教会从当时家庭教会的十几人,发展到今天100余人,其中艰辛自不待言。教会中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个人信仰案例,值得一记。唱诗班中有一个叫李满菊的妇女,40岁。
    
    少年时代的李是小学文艺演唱骨干,他效仿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铁梅,唱“听罢奶奶说红灯”,在批林批孔时代成为一个佳话。既便是到了今天,时间过了近30年,人们对她那时的表演还记忆犹深。
    
    长大后她嫁给本屯内集市中心村即大庙村的一个小伙子,夫妻二人接手了她父亲在大庙村的一爿日杂食品小商店。由于没有生育,夫妻二人抱养了一个小女孩。不幸的是小女孩又得了不治之症,死掉了。她的丈夫失去了生活信心,不再用心经营小店,终日饮酒,最终导致了婚姻破裂。李沮丧地回了娘家。
    
    村里的人们以为李会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因为那爿小店是李的父亲创立的,她离婚回家却无法带走小店,而小店终于易手给了前夫的妹夫…
    
    她的前夫和我在家族关系较近,我对她们不幸的遭遇抱有深深的同情。几年后,小店依然红火,人们却真正地淡忘了李满菊。
    
    2004年冬季,我同太太在乡下住了几天,中间有礼拜天,需要去教堂。走到李的娘家院子附近,偶然碰见李。见她满面红光,意气风发,真不敢相信!她问我来闫李干什么,我说:“我是基督徒,来教堂作礼拜呀!”
    
    她爽快地说:“感谢主!何长老在,你先进去,我给弟兄姊妹去买中午吃饭的馒头。”
    
    忙午饭的中间,我打电话给我太太,让她赶快把我(乡下)书房的那本《天路历程》送来。我把它送给了李满菊姊妹。她高兴地告诉,她盼这本书已久了,只是小地方买不到!下午礼拜前,我了解了她的婚姻状况,有姊妹告诉我:“可比原来强万倍了。别看现在的男人比她大十几岁,关系融洽,满菊信了主,变了一个人似的!”
    
    下午的礼拜活动中,她穿上了唱诗的白礼袍,列入唱诗班。我想极力辩清她的声音,但是她的声音已和其他唱诗的姊妹融和在一起了。
    
    30年前,她一个人的表演获得了无数的掌声,但是唱红灯并没给她带来任何心灵的营养;30年后,她不再一个人表演,但可以肯定,在齐声唱赞美诗中她得到了心灵的抚慰。
    
    别的都不用说,只看她接到《天路历程》时的表情就知道了--她是快乐的。
    
    她的母亲,一位头发全白了的老太太也是基督徒,但我没问她母女俩是谁把谁领进教堂的,因为已经没那个必要了!
    
    何长老的智慧
     
    何长老的教职是官方三自教会授予的,这也是她成功地把一个农村家庭教会推向合法化的标志。经过十年的努力,终至于斯。
    
    在乡下教堂初见到何长老时,她对我表示欢迎。因为知道我的经历,向我宣讲了一套“自传、自治、自养”的道理,要我“服从地上的王”。
    
    我对她的这一通非经文“布道”未置可否。
    
    随后的交通则是,我的入教经历问题。我首先感谢十年前作为慕道友参加她的家庭聚会时,她提供的方便,特别是她把他表兄樊牧师的《圣经》给了我。当我述及我在北京一个尚未注册的民间教会“中原教会”受洗的情况时,她非常警惕,问我:“有没有外国人去传教?”
    
    “恐怕我们请不来。不过,在另外一个聚会点上聚会时,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华人给我们讲过他的见证。这个人译的《天路历程》可比国内的好多了!”
    
    在下午的礼拜过程中,何长老非常高兴地向前来聚会的信徒们介绍了我,中心意思说:这么有学问的人都信了主,其他人没有什么理由不信。
    
    唱赞美诗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有的自编本子中有小敏创作的歌。小敏是河南的一位基督徒,信仰很虔诚,创作了许多赞美歌曲。不过,她也受到过官方抓捕。我看介绍她的光碟时,至少知道她被抓进过看守所,并被威逼放弃信仰…
    
    在第二次谈话中,我们涉及到了一个比小敏还敏感的人物--远志明。远志明讲道的光盘已经风靡了大陆。从何长老的谈吐中,我不仅能证明她看过远志明的光盘,而且她的上级沧州三自教会人也非常推崇远志明。
    
    她对远志明的中心评价仍如对我一样:有知识的人信教、传道,效果要比没知识的人要强。我也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远志明的尊敬,因为我作了十年的慕道友,只是看了远志明的布道光盘,才流出真诚的泪水,并决心受洗的。
    
    何长老所的那套“三自原则”及“服从地上的王”的说词,我很理解,没有一丝反感,等她谈到对远志明的看法,我才明白:她真地做到了“灵巧象蛇,驯良象鸽”(太10:16 So be wise as serpents and in nocent as doves)。
    
    何长老有着独特的处理教会事务的方法。不久前,有一位女信徒受到了丈夫的阻吓,不允许她信教。这位女信徒病了,住进了医院。教会的姊妹前去看望,她丈夫往外撵。我听说了这一情况,决定将我翻译的一本书和写作的一本书签名送给那位限制其妻信仰的先生。书寄给了徐屯教会,委托代转。后来,再见面时,何长老说: “给他没用。现在咱们教会的姊妹正传读呢!”
    
    我的著作《资本主义的另一条腿》讲的是一种文化内涵造就的企业精神,即“诚实先于敬业”,有了诚实自然也会敬业。
    
    何长老说:一位家里开工厂的姊妹正在读这本书,她家因为她信主,才得以生意兴旺,今年又与北京投资人合办了一个三百万投资规模的厂子…
    
    我不再坚持一定把我签名的书送给指定的人。我很了解那位家里办了工厂的姊妹的心情。从徐屯教会处于家庭聚会状态时,她就紧持聚会,从未中止过,而且,每到读经的声音触动她的心弦时,她就会流出真诚的泪水。她是我见到的女基督徒中最虔诚的一个。
    
    何长老也有自己的心思,那就是怎样让儿子和儿媳也信主。他的儿子和儿媳都是我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后来没考上学,但通过自学考试取得教师资格;在徐屯小学教学,日子也过得不错。
    
    我知道,何长老肯定会拿我的例子去说服她儿子和儿媳。但依我的判断而论,那对教师夫妇是不会皈依基督教的,至少在三年内希望不大。
    
    在与他儿子和关系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年,我的二外甥因太调皮,遭到了老师的殴打,以致于头昏、呕吐了好几天;我本想到法庭去控告,当得知打我外甥的老师恰是何长老的儿子时,便作罢了。但是,作为老师,他坚持自己是对的,并未做出道歉…
    
    破房子里的信徒们
    
    由于回乡下去徐屯教会的原因,我从何长老那里得知:泊头市里也有聚会点,她的胞妹何秀兰是教会中坚领袖。
    
    听了这消息,我非常高兴。原来,我只要有时间,一般是在星期六下午往北京赶,参加朋友的聚会。由于原来聚会点有些问题,我就和余杰联系,去他们那里。有了泊头教会的联系,我就不专门跑北京了,或者说不用把商务与礼拜活动相协调了。我和余杰的约定是:如果我逢上星期天在北京,就到他们的聚会点作礼拜。
    
    初到泊头市的教会,我被那破败的样子惊呆了:一个连农村都少见的无门洞的红砖门楼,泥口垒城,院子比门口低到有两公尺;阴冷的院子有老式平房,是1970年中期的建筑。它的东面十几米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的西河堤。
    
    六间房教会用了三间,另外三间由教会的一位工作人员与其家庭使用。屋子里面的墙皮都带了“疤”,墙面说白不白,说灰不灰。而就在这个院子的西面一百米,就是泊头市最繁华的“饭馆一条街”--建设街。尤其是夏天,这条街上的饭馆都会把桌子搬到门外,以致于食客们的摩托车、自行车、汽车堵塞了交通。一位外地朋友见到这场面,吃惊地问我:“泊头吃饭不要钱呀?!”
    
    只相隔一百米,俨然两个世界,好在临街的楼房挡住了繁华的喧嚣,让这所破房子在高楼与河堤构成的“大峡谷”中安静得得以苟延残喘。
    
    我去的那天是农历正月初五,信徒们大多忙着走亲串友。平时所说的50多人只到了十多人。
    
    这天主讲的是一位叫王又喜的传道人,她来自湖北,夫妇俩在泊头做蛋卷生意,已经有四年了。中午共同吃过饭后,我和王又喜及其丈夫孙弟兄决定去一位陷入家庭困境的王姓姊妹家,给其丈夫传福音,并争取她的上大三的女儿成为慕道友。
    
    和王姊妹的丈夫谈得还可以,我答应想法帮助他治病,她婉言谢绝。不过,除了传福音的表白外,我和他谈得更多的是社会问题。王的女儿和我们礼貌地客气了一下,就和邀她的同学出去玩了。王的丈夫郭先生是一个职业中学的的教师,由于为人较直,各方关系不融洽,下了岗。在家里,夫妻二人经常为小事发生争执。
    
    我很了解二人的心境:他们家在市场上的小布店,赚不多钱,除了房费、交税外,所剩无几;一个下岗教师一月收入不到一千元,要维持全家人吃饭再供女儿上大学,十分不易。
    
    我与郭先生说,他的病体主要是忧郁所致,并建议运河冰化后去钓鱼,他愉快地答应了。
    
    郭先生希望我们留下吃晚饭,我坚辞。他们家虽然生活在小城市,但连暖气都没用上。平房主卧室里只靠一个蜂窝煤炉子取暖。我们不能再让他作不必要的开支。
    
    随王又喜及其夫到了他们租住的房子,我更加吃惊:已处小城市郊边的房子,还是我少年时代在农村的那种秫秸铺顶,一看就知道房子几乎与我同龄--40岁了。房里面又暗又潮,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东屋里一张长条形的简易铺,能容两个人对头睡下,看靠北墙面台子上的一排基督教书籍,我能猜知这是王又喜和丈夫的卧室。
    
    应她女儿的请求,我签名留下了我的一本著作。
    
    夫妇二人的生活状况与坚定的信仰之对比,敬意油然而生。
    
    ——《真话文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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