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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明:用什么救济贫困者
(博讯2004年05月19日发表)

     当贫困人口增加和物价上涨相遇时,任何一个政府对此都不会掉以轻心;现在中国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看看政府是怎样做的。

     昨天的新华网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中国需要第三次分配》(邓国胜),它的大意如下: (博讯 boxun.com)

    “2002年,中国的基尼指数达到了0.454,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安全标准线。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同时,社会的公平、公正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这并非我们追求经济发展的初衷。”

    “市场经济通过竞争配置资源提高了效率,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也正是市场经济本身的局限——残酷的竞争导致了贫富的分化。也就是说,市场有失灵的一面,通过市场实现的第一次收入分配并不能有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而这恰恰是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财政杠杆进行调节,实行第二次分配。……然而,从近年来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可以看出政府有失灵的一面。毕竟政府的财力有限,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与此同时,政府还需要兼顾和平衡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虽然政府在提高税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方面还有潜力,但其阻力与难度也可想而知。而基于民间自愿捐赠实现的第三次分配正可以大有作为。

    “企业是民间捐赠的主体之一。在传统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仅仅在于创造社会财富。……然而,这一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了一些变化。在西方国家劳工不断争取之下、在消费者反复推动之下、在社会舆论强大压力和政府积极引导之下,企业逐渐意识到第二层面的社会责任---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以及第三层面的社会责任---对社区和社会的公益责任。当然,企业在承担社区和社会的公益责任的同时,也需要将企业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企业的公益责任密切结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企业战略性捐赠。如此,企业才能在承担公益责任的同时,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例如,通过捐赠树立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培养企业的拥护群体和忠实顾客。

    “富人同样也是民间捐赠的主体之一。在国外,很多富人捐赠非常慷慨,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富豪往往同时也是著名的慈善家。富人捐赠通常采用的是设立私人基金会的形式。例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等等。”http://news.xinhuanet.com/banyt/2004-05/14/content_1469220.htm

    另一篇题为《民营企业家关注五大财富热词》(薛凯王永前),这篇文章的结尾说:记者注意到,在这些资产过亿的民营企业家中,追求的目标已经由以前注重个人消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成就感、好名声、社会责任等价值层面。胡济荣把民营企业家的心路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是为吃饭而拼搏,想要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中期开始为员工的吃饭问题而打拼,机器不能停,员工要有活干;到第三阶段,就开始考虑如何回报社会。http://news.xinhuanet.com/banyt/2004-05/13/content_1467778.htm

    这两篇文章都选自《半月谈内部版》(2004年第5期),编辑们把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第一篇文章说企业可以多参加捐助活动,第二篇文章则说民营企业家正在考虑如何回报社会;通读这两篇文章我们是不是能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官方希望民营企业积极捐助,希望民间的慈善事业能尽快发展起来。

    慈善事业是很高尚的,但是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慈善事业很难普遍地开展起来,原因有三:

    (1)、《中国需要第三次分配》提到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西方国家企业的大规模捐助。这种捐助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一种文化积淀的结果。下面以美国为例来说明。非牟利体系的发展与美国历史几乎同步。它始于早期欧洲移民修建房屋时的互助,随后,互助的内容开始发展为给贫穷家庭提供生活必需品、教孩子读书、帮别人做饭、打扫公共卫生等等。

    社区的扩大阻塞了直接互助的进行,人们便把财物集中起来,再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在资源集合与再分配的运作过程中,非牟利体系形成雏形。北美大陆第一个不以牟利为目的社区服务机构出现于1737年的新奥尔良州。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非牟利机构迅速发展。1787年,《宾西法尼亚先驱报》对这种已遍布全美的、全新的社会组织大加赞美,认为这种市民运动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飞跃”。1910年,非牟利机构正式合法化。(甄茜)

    一个人之所以愿意帮助别人,这与他(她)的道德感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的早期移民都是新教徒,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如果社会制度对他(她)的这种行为不干涉,而且还鼓励,那么这种助人为乐的行为就会在社会中蔓延开。对于慈善事业,我们不能采取功利的态度,认为它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需要的时候就拿过来用一下。慈善事业的发展取决于人心,也取决于社会制度,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全民性的慈善事业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诚信、责任心、同情心和博爱是慈善事业的基础。没有诚信,捐助人怎么敢轻易地把自己的钱交给他人,让他人将其转交给受捐者?没有责任心、同情心和博爱,就不会有人愿意捐助,也不会有人出来做志愿者。在当今中国,诚信、责任心、同情心和博爱是非常稀有的资源。过去的长期的阶级斗争,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低了,同时也使人对于他人的同情和博爱淡薄了。近年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人们见利忘义,这加剧了诚信、责任心、同情心和博爱的流失。有漏洞的政治体制使大批的贪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使得诚信、责任心、同情心和博爱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要想使人们愿意捐助、愿意志愿地服务于社会,就要重新建立道德基础,并对所有的社会弊端进行改革。要使传统文化中劝人向善的思想得以重生,同时也不要排斥异域文化中有价值的成分。而更为紧迫的任务则是政治体制改革。当人们的道德感增强了、政府又努力地维护公者公正时,慈善事业自然就发展起来了。

    (2)、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相比,中国的各级政府的一些行为相当古怪,如果政府的这些古怪行为不改变,那么从事慈善事业的非牟利机构也难以发挥作用。

    美国的“非牟利机构发自民间,自成一体。虽然它们也从政府那里获取资助,但从不接受政府的监控与管理。它们还代表公众利益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影响政府决策。像社会福利改革、艾滋病研究、环境保护等政府决策,都是非牟利机构游说的结果。”(甄茜)

    现在中国的非牟利机构还很少,当它们的数量多起来的时候,政府能容忍它们的批评吗?政府能接受它们的建议吗?政府能不干涉它们的活动吗?这样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前不久,预防艾滋病志愿者李丹等人在河南办的艾滋孤儿学校就被当地政府关闭了。

    中国政府现在终于承认了它的能力有限,这是一个进步。原来它可不是这样,那时它对全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管理,这样管了四十年下来,终于力不从心了。实践证明,社会需要非牟利机构,因为(1)他们贴近民间,所以常常能发现政府发现不到的社会问题;(2)他们的组成人员是志愿者,运营成本低廉。显而易见的是,政府和非牟利机构搞好沟通,非牟利机构才能发展下去。政府总是不听取非牟利机构的建议,并干预非牟利机构的活动,这样一来,非牟利机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3)、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的整体素质还很低下,它们急需在中国全面进入WTO之前提升自己的素质.如果不抓紧现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它们就会失去自我完善的机会;这对于它们未来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因为它们将来要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在这个特殊的时段,这些发展中的企业能给予社会的回报实在是有限。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政府不能对企业的捐助寄予太大的希望。然而穷人还是要救济的,怎么办?政府只能从自身寻找财源了。

    法制日报报道,中国烹饪协会日前发布消息称,据统计,2002年中国餐饮业全行业年度营业额首次超过5000亿元,其中公款消费的比例是20%,但是绝对数竟然达到1000亿元。

    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0225号提案]:“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

    略去公款购物、公款赌博和公款嫖娼所消耗的费用不计,仅公款吃喝和公务用车在近几年就消耗了至少四千亿元人民币。官员贪污的数额是多少?这就是藏富于官。用这些钱来救济贫困人员该有多好啊,可是官员们会不愿意的。要想让官员不挥霍公款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仍然有办法从官员的口袋里挤出钱来资助贫困人员。实际上共产党用不着下不让官员挥霍公款的命令,共产党只需要对各地的贫困人员的数量进行调查就行了。中共高层发现哪个地方的贫困人员多,就撤哪个地方官员的职;这样一来,这些地方官员就会想办法集资,这就促使他们动用自己的“私房钱”,于是用于挥霍的公款就可能流入贫困人员的手中。

    为了使贫困调查的数据准确,可以派调查队下去调查,同时再设立贫困举报中心,让贫困人员自己介绍自己的状况。综合这两方面的数据、再辅之其他数据就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数据了。

    对于这个方案,共产党可能不会感兴趣,哪个党感兴趣就送给哪个党吧。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4/05/2004051901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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