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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灵魂和良心永远不得安宁
(博讯2003年12月21日发表)

     《中国农民调查》是刊登在大陆著名严肃文学期刊《当代》2003年第6期上的年度扛鼎之作。作为复兴报告文学这一特殊文学体裁的努力的一部分,《当代》杂志今年陆续刊登了几篇长篇报告文学,比如上期的著名知青作家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书店已经有单行本在热销),但是与《中国农民调查》放在一起,无论是从取材立意,还是从说理分析以及文字水准等方面两相对照,高下立判。这是真正的血泪凝成的写作。作者以大量翔实而震撼性的第一手资料,感情充沛的笔触,深入而成熟的洞见,直言不讳的勇气,抽丝剥笋般地向我们揭示了生存在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农民兄弟们所承受的“你所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以及这一切不幸所产生的社会根源,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关于中国农民最全面最深刻的生存状态报告。《中国农民调查》的出现,带给我们沉重的思考,一项庞大的本该由社会学者,新闻记者完成的调查研究工作,现在却由两个作家完成了,而且还完成得如此出色,我们的社会学者,新闻记者,你们又去了哪里呢?你们不该为自己的缺席感到汗颜和羞愧吗?

     网友:梦笔生 (博讯 boxun.com)

    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036/2241384.html

      我是一口气读完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载《当代》第六期)的,我说过,这在我近十年的阅读历史里是没有过的。通宵达旦读这本书,我付出的代价是头疼一周。但更让我疼的是,我们这些新闻人渐次消磨的勇气,沉湎琐碎的浮躁,惟命是从的强欢。《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这些自诩维护社会良心和正义的记者们无地自容,而且将被良心和正义拷完不停,并永远不得安宁。

      在8月份我们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听陈桂棣说过他有这么一部作品要发表。会上,他说了大概的内容,因为是关于农村的题材,当时也没有太多的期待。没想到出来的竟是这样一部震憾之作。那天,妻子从半夜醒来看到我还在捧读这本书时,很是惊讶,写农民的书,有这么好看?

      是啊。木子美写自己性体验的日记,竟然引起了全国人的骚动,博客中国等网站一度因访问量突增而瘫痪。那些粗糙的、毫无责任的、甚至卑劣的文字引起这么多人的亢奋和激动,而我们这些由农民喂养着的城里人,谁为农民们如此激动过?又有谁真正把农民挂在过心上?

      看完《中国农民调查》,除了为农民心痛,就是无地自容的汗颜和无法回避的自责。作为记者,我们曾经接待过很多农民的来访。我们接下过他们的材料,我们表示过同情,可能还掏过腰包为他们垫上回程的路费。但我们并没有像陈桂棣夫妇一样产生过这样一种强烈责任感-------“不惜代价为农民兄弟报不平”。

      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无奈的叹息和苍白的愤概中淡忘了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尽管他们无助而善良的脸庞时常还能在我们的眼前浮起,但我们总在犹豫和懦弱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陈桂棣夫妇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对事实的尊重应当让我们这些记者汗颜。

      《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发现,在多少次的新闻事件面前,我们有过多少次有意和无意地缺席。书中有许多在新闻界是人所共知的东西,但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正视它,而是将它作为谈资和传闻,在圈子里来回地重复着,却没有一人为自己的麻木和淡漠而感到脸红,包括我自己。

      作为记者,我们会有许多不安。但因为《中国农民调查》,一件令我不安的事今天已变成一种负罪。

      前年的冬季,一位四十岁的农村妇女,因为举报村长的恶行,受到打击迫害。她不服,偷偷摸摸从淮北平原的一个乡村一瘸一拐地来到省城。她一走到我的面前,就立刻跪地痛哭。见惯了这种投诉的场面,我并没有给予她特别的安慰,只是让她将材料给我看看。没想到,她从破烂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并颤抖地打开,有几根像皮筋一样的东西粘在纸上,我问她这是什么东西,她哭着说,这就是村长派人从她脚根上抽出来的脚筋。她的话音刚落,我浑身从头麻到脚,不仅因为它太不可思议,也因为我见不得这残忍的场面。我立刻让她收起来,在一番安慰后作了保证,一定帮她讨个公道。此后,我也确实努力过,但最终不了了之。

      现在,她当时留下的她说是秘密请人写的投诉材料早在我几次办公桌的清理中不经意地丢了,我再也不能与她取得任何联系。除了她再来找我,可她还会来找我吗?我清楚地记得,她走的时候是与来的时候一样流着泪的,可我却让她的眼泪白流了。而更重要的是,那个恶霸村长如果知道她到过报社,还会不会再抽她的筋?我真的很担心,但我可能永远不得而知。

      我相信,在媒体工作,每个记者编辑都曾碰到过许多这样的农民。如果我们不能亲自去改变他们的命运,至少我们也应该用手中的笔为他们呐喊几声。可我们没有,但陈桂棣夫妇做到了。他们没有压力?他们不知道艰难?

      因此,因为这本书,我们永远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的沉默和失语开脱。

      陈桂棣夫妇做了我们新闻人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如果作为普通读者看了这本书后可以说“很感动”的话,作为新闻记者,我只有惭愧和自责。

      惟一值得宽慰的是:陈桂棣夫妇毕竟帮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出口。如果我们仍不能从这个出口勇敢突围,中国的新闻人剩下的就只有两个字:堕落。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3/12/2003122112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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