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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沛:我的“妓女万岁”
(博讯2003年07月26日发表)

     看见“妓女万岁”这个标题时,我大惊,以为是我的旧作,看完这段文字后,我大喜,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无论是那位在美国的电脑工作者,还是我这个在德国的人脑工作者,只要来自中国,只要脑袋一空,便都会不由自主地去找“妓女”算帐,称得上是颗颗红心向着党,条条思路通北京。 本来我获得学位后,很想回国任教,但实在难以委曲自己,所以借作家之名赖在他乡。时间虽然好混,但一想到故国,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就气出了“妓女万岁”。我的开头是:

     “妓女万岁”不是一句诸如“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空口号。亿万中国人民叫了几十年“毛主席万岁!”无济于事,毛主席还是在83岁时去见马克思了,不光应验了那位“8341”原作者的预言,也通过他私人医生的笔告诉大家妓女总也不死,只不过转入了地下,改了名换了姓。所以,妓女万岁是个既成事实,一个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 (博讯boxun.com)

    接下来我为薛涛等名妓以及唐诗中的无名妓也被看作妓女而大鸣不平。在我眼里她们只是命运不济,但人品文品高高在上的不幸女人。这些青楼女远不是那些挠首弄姿,让人触手可及的三陪姐。更不是现在西方社会中这些个心甘情愿卖淫从妓,却无视道德,不知羞耻还想取得跟别的职业妇女相同权益的淫荡妇。

     然后我讲了我是如何认识妓女的: 我读了不少东西方妓女的故事,行了万里路,才得以认识妓女。到了西欧后,虽说妓院,红灯区近在眼前但我何以入内?还得感谢海涅。他的故居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变成了一家别具一格的馆子。里面除了供应吃喝外还提供朗诵会,讲座一类的精神食粮。为了几百马克的报酬我也曾混迹台上。就在那儿。一位妓女带着忧伤的微笑向我走来。她自个儿在几家高档宾馆的酒吧拉客,业余时间常到海涅馆给心灵充电加油。与站在街边窗口候客的妓女不同,她不袒胸露背,相反还包裹得比我严密。我大有听一个妓女的话胜读几十本写妓女的书之感。无疑她象薛涛一样命该如此。

     女人天生有三种类型。母亲型的女人前世就促成了今生的姻缘,生儿育女是她们的任务。尼姑型的女人已没牵挂,能一心追求灵魂的归宿,彼岸的幸福。妓女命苦,因为她们得偿还上辈子造的孽债,但这种苦难也让她们看破红尘,归依神佛道。追随耶酥和释伽牟尼的人群中不乏妓女。其中莲花色还成了释伽牟尼的高徒,还有神通第一的美誉。

     最后我提到了当时名扬全球的耐温死鸡(Lewinsky),认为“这种鸡比野鸡更甚,连西辣瑞这样的巾帼英雄都招架不了。”那会儿我不知道此鸡还有中国版。当然这中国版不曾因此上法庭,相反年年浓装艳抹,在春节联欢会上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实生活秘书也好,歌坛新星也罢,不都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名行流氓之实的毛主席和江核心诱导出的新型妓女?

     当初我是在象牙塔上慨叹自己不能为兽欲而忘记人情和天理;不能把金钱当身心的开关,只要有钱,就四通八达而高呼“妓女万岁”的。那时,我的中文已很生疏,花了不少力气写出手稿后,我突发奇想,觉得我不该把它象过去一样白给在德的两个非盈利的中文媒体,而该以妓女为榜样把它卖个什么价。于是我把“妓女万岁”给了一家商业性的中文媒体。我表示他们如用此文,得付稿酬。负责人犹豫一番后愿给50马克。这虽不是杜十娘价,只够我付清洁妇三小时的工资,但我毕竟出了气遂了愿,所以乐于同意。他们也把文章输入了电脑,但在我想依照惯例审稿时,他们却嫌麻烦,于是我免为其难,取消了供稿。对我来说,50马克实在不足挂齿,不能文责自负却事关重大。因为寄生德语世界,忙于应付各项事务,“妓女万岁”很快就被我遗忘在中国角落。

     2002年在国内耳闻目睹了黄色娘子军的战绩后,想起了我的“妓女万岁”,于是坐在我侄儿的电脑前,又旧话重提“妓女万岁”。在深圳访友认识了一位报社总编。他向我征稿时,我表示我的文章在党的天下是不可能露面的。为了让他信服,我便拿出了我的“妓女万岁”。他觉得我可以在香港发表。在一位香港朋友的帮助下我把它投给了“明报”。我今年上网后才获知“明报”,金庸和党的关系。金庸要看到我的投稿一定会以为我是在借妓讽他,那就冤枉我了,因为那时的我对他一无所知,更不知有人说他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3/07/2003072604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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