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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幼儿园女童视频监控中消失一分钟遭门卫猥亵
(博讯2015年09月23日发表)

     来源: 金羊网
    
     广州中院相关法官指出,目前猥亵儿童罪在司法审判中还存在认定困难的问题
    
    近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强奸女学生的罪犯王勇执行了死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犯强奸罪、抢劫罪、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妇女罪的罪犯胡存彪执行死刑。
    
    这两起死刑案件再次为人们敲响警钟。在广州,未成年人、儿童受到性侵害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广州中院主审过多起猥亵儿童案件的杨毅法官在接受新快报记者专访时指出,目前猥亵儿童罪在司法审判中认定困难的问题。
    
    现状
    
    广州中院相关案件暴增
    
    究竟有多少儿童遭受过性侵害?总体数据目前未被公开,不过一些机构发布的数据可作参考。比如,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女童保护”项目发布了《2014年儿童防性侵教育及性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报告显示,2014年以来,性侵儿童的恶性案件在全国各地呈持续高发状态,随着社会各界和舆论对儿童安全的关注度大幅度提升,媒体曝光案件数量急剧攀升。2014年被媒体曝光的案件数量多达503起,平均每天曝光1.38起,是2013年的4.06倍。
    
    新快报记者从广州中院了解到,该院的受理猥亵儿童案从4年前就开始暴增。不过,杨毅坦言:“最终进入司法程序的只是实际受侵害案件的冰山一角。但这些数据都说明关注儿童安全的高度必要性。”
    
    审理
    
    陈述难详细致认定困难
    
    杨毅指出,目前猥亵儿童罪在司法审判中存在认定困难的问题。难在“报案材料”,即被害人的陈述不详细。杨毅表示,猥亵案件具有隐蔽性,需要的证据包括被害人报案陈述,被害人伤情鉴定或就医记录,被告人的供述,父母亲的证言等。如果被告人否认有实施猥亵行为,通常很难认定,除非有视频监控录像、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予以证实。
    
    不过,杨毅认为,儿童受害者的陈述应与普通的成年人有所区别,“受害儿童可能不能正确表达,但是其对于疼痛感、造成其疼痛的人有足够的认识能力,小孩只要能说出来是谁做的,在哪里做的,大概的时间就够了。要求她像成年人一样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完完整整表述出来是不可能的,反而不可信。”
    
    惩处
    
    受法规约束量刑都偏轻
    
    “我们在审查猥亵儿童的案件中发现一些问题,重要的一点是,量刑上偏轻了。”杨毅法官告诉记者,猥亵儿童罪量刑能达5年以上的只有两种情形,一是聚众实施,二是在公共场所实施。“规定的这两种情形太过狭窄,如果没在公开场合,没有聚众,即使猥亵一百个儿童,法官最高也只能判到五年。”
    
    另外,即使属于判处五年以内有期徒刑的情况,也常常出现量刑过轻的案件,但由于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即使二审法院认为一审量刑过轻,二审也不能加重对上诉人的处罚。杨毅称,尽管法官普遍认为猥亵儿童案量刑偏轻,但检方因此提出抗诉的案件只是极少数。
    
    案例一
    
    色狼骑车物色目标 至少三次实施猥亵
    
    刘友刚现年37岁,有猥亵儿童的前科。2011年5月,他来到番禺一家饲料厂工作,作案时,总是骑一辆自行车在村街巷口晃悠,四处寻找没有成年看护人在身边的女童。
    
    2011年7月10日上午9时许,刘友刚骑自行车到番禺区沙湾镇紫坭村某直街某号出租屋,进入屋内对被害人安安(案发时8岁)进行猥亵,后骑车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安安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处女膜破裂。
    
    2012年10月7日上午9时许,刘友刚骑自行车到紫坭村某大街某号出租屋,将独自在家的被害人敏敏(案发时8岁)强行拉到出租屋大院的公用厕所里进行猥亵。后敏敏哭喊,群众闻讯赶至,刘友刚遂迅速骑车逃离现场。
    
    同年11月18日7时许,敏敏及其父亲在紫坭村市场附近发现刘友刚,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敏敏报案时称,被刘友刚先后猥亵过两次,第一次是6月份,因为姑姑刚好回家,刘友刚的猥亵行为未得逞。
    
    一审时,刘友刚当庭供认先后两次对两名女童进行猥亵的犯罪事实。番禺法院认为,考虑刘友刚当庭自愿认罪,判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宣判后,番禺区检察院抗诉认为,刘友刚有显著犯罪人格,缺乏真诚悔意,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情节恶劣,被害人身心遭受巨创,危害后果严重,一审判决量刑畸轻。
    
    二审时,杨毅是该案的主审法官,他发现刘友刚的妻子口供证实,刘友刚曾在佛山顺德区沙湖市场附近,将一名女孩拉到附近的小树林欲行侵犯,被人发现并被抓获。后其妻子提出刘友刚犯有精神病,经与被害人家属协商并赔偿,取得谅解而未被判刑。
    
    杨毅指出,刘友刚至少实施了三次猥亵儿童的行为,是多次猥亵,但证据不充分,公安机关也没有指控。二审考虑刘友刚是惯犯,而且在侦查阶段一直否认犯罪,直至一审庭审时才对所犯罪行予以供认,认罪态度不好,应从重处罚。
    
    《刑法》规定,猥亵儿童罪没有特殊情形的,最高刑只能判5年,刘友刚案二审法院改判了4年半,基本上是顶格判刑。
    
    案例二
    
    视频监控消失一分钟 幼儿园门卫性侵女童
    
    现年65岁的银世全,是广州某幼儿园聘请的保安,认识的人都叫他“银叔”。2012年10月23日8时40分许,银世全在幼儿园门口,从家长手中接过迟到的欣欣,并将欣欣送往课室后返回值班岗位。其间,银世全在视频监控中消失近1分钟。
    
    同日及24日晚上,妈妈在帮欣欣洗澡时,欣欣均表示阴部疼痛,称被幼儿园门口的叔叔用尖尖的东西弄了阴部,家长遂怀疑欣欣在幼儿园被性侵。26日早上,家属到幼儿园了解欣欣疑被性侵一事,后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其间将银世全头部打伤。
    
    银世全牵着欣欣从监控录像中消失到独自一人重新出现,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这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一审认为其很难完成猥亵的动作。但二审期间,杨毅与书记员一起去到幼儿园,意外发现这个幼儿园非常小,占地面积只有300平方米左右。经计算,从门口到教室不到10米路程,拐一个弯,20秒就足够来回了。杨毅认为,中间有一二十秒的时间,足够完成猥亵动作。
    
    该案从银世全被羁押到一审判无罪,再到二审改判有罪,历时将近两年。2014年8月4日,银世全被广州中院二审改判有罪,判刑1年6个月。
    
    关注儿童性侵案·善后难
    
    如何帮助受侵害儿童 是难题也是司法空白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从2003年至2015年8月,这12年里广州中院受理的猥亵儿童案件共有73件。其中二审案为60件,因同时犯强奸等其他罪名在中院一审的,则有5件。
    
    资料显示,2011年以前,广州中院每年此类案件的收案量都只有几件,其中2003年到2010年的八年间一共才收到20件。然而,2011年以后猥亵儿童案忽然暴涨,尤其是在2014年,一年时间就达到了19件。2015年,广州中院仅1—8月就接到13起猥亵儿童案件。其中绝大部分被害人都是女性,男性被害人比较少。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近年来,90后未成年人涉案数量有所增加,在2011年的11件猥亵儿童案件中,只有1起案件被告人为未成年人。而在今年的13起案件中,则有4起案件被告人为未成年人。
    
    “广州中院审理的绝大部分都是二审案件,基层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肯定更多。”杨毅法官告诉记者,由于被害人都是小孩,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有限,遭遇性侵害后能够被发现的还只是极少数。
    
    关于被告人的特征,杨毅法官统计时发现,以往的案件基本上都是70后男性作案。这些涉案人员要么是无业游民没结婚的,要么是老婆不在身边没人管着,很少有夫妻双方都在一起而作案的。
    
    发生的地点最多的是在城乡接合部租房子的,利用邻居之间的便利实施性侵。番禺和白云特别多,基本上都是外来人犯罪。有一些是在幼教场所,如幼儿园和培训机构,由幼儿园门卫实施的还不止一起。还有到处寻找作案目标的罪犯,2014年就审理了一件。另外,案发时间大多在白天,而且涉性犯罪都是夏天多,冬天或寒假都有回家过年的习惯,案发的反而少。
    
    “对于屡次实施猥亵儿童的罪犯,不应只是从重处罚,而应该加重刑罚。”郑子殷律师指出,猥亵儿童案件的被害人所遭受的心理创伤,往往在审判中被忽略。法院定罪量刑时,更注重身体上的伤害,以及犯罪情节是不是恶劣。“应该有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将被害人身体和精神的损害程度进行鉴定,形成一份评估报告,作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但目前性侵案审判中,并没有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进行鉴定。
    
    难点
    
    防范儿童受侵害存在两大难题
    
    未成年人自我保护难
    
    记者获悉,当前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犯的案例中普遍呈现“发现难、取证难”的特点,由于被害人年龄小,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多数被害人在案发后没有跟任何人讲。这导致案件一般都是事隔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才被发现,此时有关证据已经灭失,给案件侦破带来困难。
    
    为此父母、学校应加强对孩子的关注,并注重对孩子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广东省妇联法律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王飙尘表示,应该让孩子学习辨识行为,学校、家长要教会孩子知道哪些行为意味着被性侵犯。当侵害发生时,应该怎么应对,如何求助。
    
    据悉,由广州市妇联推出的《防狼手册》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免费向中小学学生免费派发了20万册,教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避免遭受性侵害。广州市妇联发展部部长袁微介绍,今年还要重新编印《防狼手册》,计划于明年元旦前付印5万册。
    
    没规定如何帮受害人
    
    尽管在未成年性侵害案件中,罪犯大多都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在如何帮助未成年受害者成一大难题。
    
    司法部门面对如何帮助受害儿童摆脱心理阴影,顺利回归社会这一话题时,略显无力。中院法官杨毅无奈的告诉记者:“目前,司法只有对儿童性侵犯这块给予从重处罚,但对帮助受害儿童这块,尚属空白。”记者了解到,虽然法院也设有心理咨询与测评室,但大多用于未成年被告,而非受侵犯儿童。
    
    应对
    
    不再重提旧事 换环境重新生活
    
    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后,如何尽量避免二次伤害?广东省妇联法律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王飙尘介绍,案发后,公安机关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应当考虑其身心特点,如果是被害人是女童,应尽量派女警来询问,在询问技巧上要采取和缓的方式进行。
    
    广州市妇联相关法律顾问则建议,由于涉嫌未成年人隐私,应尽量减少对未成年人信息的披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对于涉及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及可能推断出其身份信息的资料和涉及性侵害的细节等内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应当予以保密。
    
    在受到侵害后,如何消除阴影,使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王飙尘介绍,未成年人在受到性侵害后,父母往往为了严惩犯罪分子,寻求经济赔偿,而一再让孩子重复被侵害的经历。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忘掉这段经历,不要再重提旧事,应该充分考虑孩子的需求,比如笔录就做一次就好,使其逐渐忘掉那段痛苦的经历。
    
    王飙尘表示,同时由于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年龄较小,被侵害后往往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事,自我评价感低,家长应该降低孩子的内疚感,尽量像平常一样对待他。
    
    她建议让孩子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为其办理转学,换个全新的环境继续上学,这样有助孩子重建信心,恢复正常生活。
    
    此外,她认为家庭的秩序也要重建。有些家长把孩子受到性侵害的愤怒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对孩子指责埋怨,家庭成员之间应该更多地相互支持。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5/09/2015092310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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