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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中:男男性传播艾滋病比例的大幅攀升
(博讯2014年12月03日发表)

男男性传播艾滋病比例的大幅攀升和我当年对男男进行健康干预的惨遭封杀

    20年前,我在担任中国健康教研究所所长期间,意识到男同性恋者(即男男)毫无保护的性行为是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行为,大声疾呼只有加强对男同性恋者进行健康干预,才能有效遏制艾滋病。据此,我们研究所于1990年立项开展了对男同性恋者进行健康干预的课题。然而这样一个在当时有重大意义的研究项目,竟遭到卫生部、公安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宣部四个部门的联合打压与封杀。

立项的背景
    20多年前,公共卫生领域专家学者一般都知晓,艾滋病这个当代最大瘟疫,首先是在同性恋男人中爆发的。1981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公布的首先发现的全球5名艾滋病毒感染者都是同性恋男子,他们看上去很健康,但因得了这种病后来都死了。一个月之后,又发现26名青年也患了这一不寻常的疾病,又都是同性恋男子,其命运同样悲惨。1982年,这种疾病被正式命名为“艾滋病”,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AIDS。多年来的实践表明,要切断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除了在异性恋者中特别是静脉吸毒以及性乱等异性恋者中进行健康干预外,同时还应不失时机地在同性恋特别是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这种干预,才有可能达到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目的。
    鉴于对男同性恋者进行健康干预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我主持下项目组于1990年起开展了围绕有关同性恋的成因、性取向、人权状况以及同性恋特别是男同性恋生活方式与遏制艾滋病的关系开展了课题研究,探索在这个人群中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的最佳方式;同时建立了艾滋病求助热线和与男同性恋者进行交流的平台“同性恋文化沙龙”;撰写并先后在有关杂志发表了几篇有关这方面的署名学术文章。我们所以要从事由我的同事万延海设计并倾注心血的科研项目,目的在于寻求我国同性恋特别是男同性恋这个高危人群避免高危行为的有效干预措施,以期达到遏制艾滋病的目的。
    
    万延海在接受来话者预防艾滋病电话咨询
    陈秉中:男男性传播艾滋病比例的大幅攀升


    然而,正当项目进行到与同性恋人群的联系网络有了雏形,主动参与这一活动的男同性恋者日渐增多、社会行为调查也有了眉目、健康干预活动已经有了起色的时候,因国家领导人偏听偏信个别人关于我们的项目涉及到同性恋有伤风化,败坏社会风气的举报,做出必须严肃查处的批示,1993年5月火爆进行中的课题,遭到执行批示的卫生部、公安部、新闻出版署(后为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四个部门的联合围攻,一刀下去将我们已取得初步成效的处于世界前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研项目予以封杀遭遇灭顶之灾。我在这种羞辱下“被退休”,我的同事万延海被强行逐出工作岗位被“净身出户”。
    
    万延海在北京麦当劳餐厅散发预防艾滋病传单
    陈秉中:男男性传播艾滋病比例的大幅攀升



20年后男男性传播艾滋比例的攀升是对“封杀”的回敬
    据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多年来艾滋病死亡病例一直居于传染病死亡榜首,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在性传播这一领域中,特别是男同性恋人群的多性伴和无任何防范手段的高危性行为,在艾滋病性传播中占有的比例逐年上升。据有关专家披露,我国2007年男男性传播艾滋病所占比例为12.2%,2011年则上升到29%;有的省猛增至32.5%。另据北京市卫生局统计,2008年这个比例为35.9% ,2012年则上升到69.5%,2014年1-10月份已经高攀至73.5%,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其他省和直辖市这方面的情况与北京大同小异。再不改变对同性恋的歧视和打压做法,问题会更严重,实现艾滋病“零新感染”只能是纸上谈兵。

同性恋不是病态乃先天形成与生俱来
    当今的研究一再表明,同性恋不是后娘养的“怪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与道德无关。同性恋的形成与异性恋一样,与生俱来,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生物属性。作为同性恋或异性恋者其中的一分子,在娘胎里是无法对自己的“身世”做出选择的,是一奶同胞。把其中一部分人视为异已或另类,令我国多达三四千万之众的同性恋人群,在一种备受“煎熬”的环境中生存, 显然深深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与尊严。在人权得不到尊重和保护的情况下,同性恋与异性恋者是不可能携起手来,步调一致地应对艾滋病这个当今世界公共卫生领域最大瘟疫挑战的。

对男同性恋人群进行健康干预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关于同性恋形成的原因,学术界历来有两大学派。一派认为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有一派认为后天形成。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同性恋先天说。在1960年代以前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和我国多年来所持的主流观念几乎相差无几,是容不得同性恋存在的。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和现代科学的长足进步以及突破宗教束缚,加快了对同性恋由污名化和罪恶化向着非污名化和非罪恶化方面转化的进程。到197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可以说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变,对同性恋形成的原因和无罪化作出了理性回答。这就是国内外专家学者普遍认同的同性恋性倾向是先天形成、与生俱来,而且是无法改变的人类的一种自然生理现象。
    基于这样的共识,在对同性恋非罪化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了同性恋与异性恋者一样具有健康的人格,同性恋应与异性恋者一样享有同样的人权。岐视同性恋,打压少数族群,已被视为一种不文明的社会表现。对同性恋现象的认识在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诸多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确保同性恋和同性婚姻合法的权益。从此,同性恋这个历来遭受贬损的族群,由于这些国家的国民在岐视同性恋的迷惘中觉醒过来,同性恋者生存的社会环境才得以改善,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维护同性恋权益和同性婚姻合法化方面,走在前面的是欧洲和北美。目前全球已有荷兰(2001),比利时(2003),西班牙(2005),加拿大(2005),南非(2006),挪威(2009),瑞典(2009),葡萄牙(2010),冰岛(2010),阿根廷(2010),丹麦(2011),乌拉圭(2013),新西兰(2013),法国(2013),巴西(2013)等国家通过了认可同性婚姻的立法,承认以往已登记盟誓的同性伴侣关系。至2014年1月,美国已经有24个州通过了同性婚姻的立法,再加上科罗拉多等6个州也将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总数将上升到30个,美国将有60%的地区允许同性婚姻。反对岐视和尊重同性恋者人权,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随着同性恋和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的发展,同性恋中的精英人物在政界以及其他领域纷纷公开性倾向已呈常态,欧美等国家同性恋者担任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与市长者大有人在。冰岛总理就是一位女同性恋者并和同性伴侣完婚;卢森堡同性恋正副首相同日就职。
    这些国家由于同性恋者从地下走到地上,人权受到尊重,他们可以无拘束地参加到艾滋病的教育中来,困扰这些国家的艾滋病高发病率已明显下降,有的国家已实现了艾滋病“零新发感染、零歧视和零死亡”的目标,与我国艾滋病发病率仍呈上升势头和同性性行为传播艾滋病比例的继续攀升形成鲜明对照。

枪打出头鸟,新闻出版署和中宣部合力围攻
    1993年5月间,国家新闻出版署抓住我在《中国健康教育》发表的《艾滋病.同性恋.健康教育》和我与我的同事万延海共同署名的《发展中的艾滋病求助热线》及《发挥非政府机构在艾滋病控制中的作用》三篇文章,因为涉及到“同性恋”和“人权”这两个敏感字眼,特别是我那篇文章主题词就是“艾滋病、同性恋与人权”,被认为错误严重,必须深刻检查。新闻出版署期刊司多次打电话,问卫生部对有关文章是什么态度,怎么还不处理?并说,公安部和中宣部都过问了,如果不好好认识,就派工作组,卫生部法规司希望我能有个认识。
    
    万延海就杂志发表的文章谈尊重同性恋人权问题发言
    陈秉中:男男性传播艾滋病比例的大幅攀升


    我认为,围绕开展对男男进行健康干预和杂志发表的文章对我的打压,确是一个十分严肃和原则性与政策性都很强的问题,我坚持认为我们开展的活动和发表的的文章没有错误,并建议不妨请几位“高手”找出我们文章中的“死穴”。可他们始终没有说出一个“不”字,仅仅抓住“同性恋”和“人权”五个字不放。中宣部此时也插手介入进来,在新闻通气会上对我指名道姓批评和中伤,说我们的科研活动伤风败俗,毒化社会风气,是精神污染,还指令新闻记者不得对这一研究项目进行报道。从此我们的学术活动和言论在新闻舆论中被彻底封杀。在这样的压力面前我没有后退,并向卫生部表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公安部向全国通报无理取缔科研活动项目
    在对我们研究项目的围攻中,公安部此时无理取缔作为我们科研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健康教育人员与同性恋人群进行健康干预的活动平台“同性恋文化沙龙”。这样的平台许多国家都有,而且这样的活动场所其性质和功能,与后来云南省大理市政府资助、卫生部认可的“同性恋酒吧”完全相同。然而公安部争得卫生部同意1993年7月采取极不寻常的做法,在为此专门发出的公通字[1993]62号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关于取缔在北京出现的同性恋活场所文化沙龙‘男人的世界’情况通报》中说:“同性恋活动扭曲人性,违反社会公德,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家庭和睦,诱发刑事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总之,这一通报把我们的健康干预活动和同性恋完全罪恶化了。该通报的发出,把封杀和取缔我们的科研课题一下子上升到由两个部共同采取行动的高度,其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对我和万延海的冲击,犹如天打五雷轰,其压力难以言状。
    后来,抓住我的言论不放又继续“追杀”。1995年国际艾滋病日前夕,我应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一次防控艾滋病座谈会,在多位著名专家发言后,我照例依我一贯的观点,强调只有尊重和维护同性恋者人权,并在这一前提下对男同性恋者进行健康干预,也就是对异性恋和同性恋者的健康干预双管齐下,遏制艾滋病的传播才能有望取得成效。我的这一言论被迅速上传至有关部门。公安部第二天以我的发言危害社会稳定和治安为名,在内部通报中对我闯入“禁区”点名进行严厉指责,我又一次“因言获罪”。
    再后来,警方于2010年7月突然到印刷厂查禁由我撰写并印出的关于披露几个部门无理封杀和取缔我们科研课题的《尘封的抗争与呐喊》、《代价沉重肝肠断、蛰伏冷宫诉衷肠》和《维护同性恋者权益、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三本书也被查封。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社根据卫生部指令,将发表我的《艾滋病.同性恋.健康教育》一文的那期杂志收回销毁,演绎了秦皇朝的“焚书坑儒”。

危急关头向卫生部三次报告进行抗争
    在卫生部对我们从事的科研项目持否定态度和其他三个部门围攻的风口浪尖上,我于1993年5月起的两个多月内先后向卫生部紧急递交了三份报告,说明我们进行已两年多的科研项目的重要性和极端必要性, 反复申明我们开展的科研项目是健康的,没有错误,因为这是预防和控制当今人类面对的非同一般的健康问题需要进行的一项很有意义的项目。对诸多高危人群,特别是对男同性恋人群采取不歧视和宽容的态度,取得他们的信任并同他们接近,是研究这个人群知、信、行等相关因素和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健康干预,帮助他们从根本上避免和改变高危行为所必须。作为一种活动形式的“同性恋文化沙龙”,由于这一活动寓教育于交友和彼此信任的情感交流的氛围中,使得一些同性恋男子愿与我们健康教育人员接触和联系,从而有利于基线调查和知识传播,有利于艾滋病教育的针对性和可接受性,并能取得高危人群把高危行为降至最低限度提供有价值的依据。因此可以说文化沙龙是在同性恋这个特殊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的良好形式。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活动因公安部在卫生部同意下被一纸通报给取缔了。
    我在报告中还一再申明,我们研究所围绕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开展的有关活动和发表的几篇文章,均属于学术范畴,与意识形态有着严格的界限,将其政治化和罪恶化无限“上纲上线”,被扼杀的则是科研人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危害和代价可想而知。
    我被羞辱提前退休后向卫生部和公安部等四部门的投诉遭拒后,又向中纪委投诉同样被拒,令我火热的心彻底凉透感慨万千。当今男男性传播艾滋病比例攀升的事实证明,我和我和同事万延海没有错,封杀我们的四部门又都不认错,我和我的同事只能继续蒙冤。
    个人受点委屈毕竟是小,防治艾滋病事业受损才是大。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期盼有关方面从中汲取教益,引以为戒,不要再鞭打无辜。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陈秉中
    2014年国际艾滋病日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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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4/12/2014120314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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