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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下)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10月03日 转载)
    
    来源:爱思想
    

    四
    
    1955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审判员科马罗夫案件时,罗布森鲁姆谈到下列事实:1937年被捕时,他遭到严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关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来把他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 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暗害、间谍、破坏、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释放他。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的态度说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苏阴谋”的卑鄙“把戏”。
    
    罗布森鲁姆说:“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现了建立个这中心及其分部设想的几种方案······在向我介绍了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筹备有关这个中心的案件,而且审讯将是公开的。将来受审判的是中心的头目,共四五人: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个分部审判2、3人······关于列宁格勒中心的案件应该搞得象个样子,这里证人起决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证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是过去的地位)和党龄。扎科夫斯基说:什么都用不着你自己去编,内务部会为你准备好底稿,每个分部分开交代,你的任务是把底稿背下来,记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案件可能要准备3、4个月,也可能半年,在这期间你就好好准备,不要使审讯人员和自己下不了台。审讯的过程和结果将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害怕了或说错了,只能怪自己。经受住了,你的脑袋可以保下来,将来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
    
    在州里面,伪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制造卑鄙事件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获”了所谓“乌拉尔起义总部”,是一个由右翼分子、托派、社会革命党、教会人士组成的集团,据说由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卡巴科夫(1914年党员)领导。根据当时的各种口供材料来看,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都有过所谓“右翼托洛茨基派、间谍、恐怖、破坏、暗杀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和“中心”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边区委或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来领导。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伪造“案件”,其结果使人们相信了各种诽谤的“供词”,加上大肆强迫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致使数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产党员就此牺牲。对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柯秀尔、邱巴尔、波斯蒂舍夫、萨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样方式捏造了种种“案件”。
    
    在这些年代里,大规模进行了没有根据的镇压,使党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最恶劣的做法是要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拟定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名单时,事先就定了这些人的刑罚。名单由叶若夫交给斯大林本人审批预定的惩处办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单交给斯大林,涉及数千名党的、苏维埃的、共青团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的批准。   大部分这些案件现都在重新审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无根据的案件,因而宣告无效。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即自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军事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国家,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招致了重大的损失。大规模镇压消极地影响了党的政治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感,使病态的怀疑得以蔓延,在共产党员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各色诽谤家和野心家都积极活动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使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复原。但广泛的镇压在1938年仍继续着。
    
    仅仅因为我党具有伟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经受住1937年到1938年种种困难事件,培养了新干部。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和国防上的准备就会实现得更加顺利一些。
    
    我们控诉叶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叶若夫不通过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尔吗?关于这个问题是否交换过意见?是否有政治局的决定?不,没有过,正如其他案件一样没有过的。难道叶若夫能够决定诸如著名党的活动家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吗?不能,如果以为这只是叶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显,这些案件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指示,没有他的批准,叶若夫是不能够做的。
    
    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案件,恢复了阿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有什么理由来逮捕他们和判决他们呢?经过对材料的研究,证明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未经检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时候,还要什么批准?在这些案件中他是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给予了许可,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发出逮捕的指示。关于这些都是应该说出来的,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明确了解,使你们能作正确的估计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事实证明:许多滥用职权的事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顾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会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别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由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严酷专横,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压制了人。过去形成了这种情况,使人们没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当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应该相信他已是“人民敌人”,在国家保安机关中为非作歹的贝利亚匪帮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们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确性。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审判员就相信这些“招供”,并以此为据。怎么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如此这般,“供词”即到手了。
    
    1939年当大规模的镇压浪潮开始缓和下来时,当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责备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被逮捕者实行逼供的时候,斯大林在 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边区委、共和国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发出了一份密电,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体罚是从1937年起经联共(布)中央允许的。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的侦查机构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使用体罚,而且其方式无奇不有。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侦查机构对资产阶级的顽固特务,对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的凶恶敌人应该更人道一些呢?联共(布)中央认为,体罚方式今后还必须使用,是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的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作为例外情况而使用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辜的人实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我们党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把当时审讯柯秀尔、邱巴尔和柯萨列夫的审讯员罗多斯叫来审问。这是一个无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个道德堕落的败类。就是这个人,他决定了党的活动家的命运,并且也决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因为他证明他们有罪的,也同时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结论的材材。
    
    请问,难道这样一个人的智力就能领导审讯工作,去证明象柯秀尔这样的人物有罪吗?不能,他如果没有相应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告诉我,说柯秀尔和邱巴尔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我作为一个审讯人员,就应该逼他们招供自己是敌人。”
    
    他只能通过长期的拷打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接到贝利亚具体指示后,他就这么干了。应该说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罗多斯无耻地说:“我认为我执行了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采用逼供办法的指示,就是这样实践贯彻的。
    
    这些和许多类似的情况说明,党正确地决定问题的一切准则都被破坏了,一切都服从了一个人的专横。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如何?
    
    战前,我们的报纸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说什么如果敌人侵犯神圣的苏联领土,就给敌人以三重的打击,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并且要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胜利。但这些极其自信的宣言并无具体事实根据确保我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在战时和战后期间,斯大林曾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人民在战争初期所经历的那种悲剧,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 “突然”袭击的结果。可是,同志们,这完全不符事实。希特勒在德国刚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是公开这样说的,不曾掩盖他们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标就签定了各种协定,建立了各种集团,诸如臭名远扬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战前,无数事实明显地说明,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队,而且集结在苏联边界。
    
    从现在已发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1941年4月3日,丘吉尔就通过驻苏大使克里浦斯当面提醒过斯大林,说德军开始重新布署,准备进攻苏联。很明显,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这样做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那就是让德苏两国投入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文集中证实,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胁的危险性”。丘吉尔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几次电报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当作耳边风。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说不要相信这类情报,以免挑起事端。
    
    应当指出,从我们军方和外交渠道我们也得到了德军入侵苏联领土的威胁这类情报,但由于领导上的这种成见,在送呈这些情报时,人们都胆战心惊,在佑计其可靠性时,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 6日我们驻柏林的武官沃龙佐夫从柏林报告说:“苏联公民包泽尔······报告海军副武官说,从希特勒总部的一个军官口中知道,德国准备5月14日经过芬兰、波罗的海、拉脱维亚入侵苏联。同时还准备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在国境线还要空投伞兵部队······”。
    
    1941年5月22日,我驻德副武官赫洛波夫报告说:“德国军队向我国进攻拟定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开始······”
    
    1941年6月8日,我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就目前局势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苏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发生不会迟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说,目前德国集结在苏联边境的部队(包括空军和辅助部队)共有147个师······”。
    
    尽管已有这些非常严重的警告,但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好保卫国土,防止突然袭击。
    
    我们是否有时间和能力来作这样的准备呢?有的。既有时间,又有能力。我们工业已完全有可能保证苏军一切必需品。事实证明,战争开始以后,敌人虽然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西部其他地区,我们几乎丧失了整个工业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和产粮区,但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东部组织一切军用品,把从西部搬来的装备安装起来,为我们武装部队提供消灭敌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们的工业能及时地被动员起来,保证军队获得必需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会少得多。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可看出我军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回击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已提供了极好型号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组织好大量生产,而我们改装军队只是在战争前才开始的。因此,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的旧机器,因为军工生产已不再使用这类机器,也没有新式武器,因为军工生产刚计划引进这类机器。高射炮的情况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尚未组织好。许多防区在战争开始时没有防卫能力,因为旧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还未发下来。
    
    但事情还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飞机。战争开始时,我们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步枪去武装被召入伍的人们。我记得,在那几天里,我从基辅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说:“人们都志愿入伍了,要求发武器。请给我们送些军火来吧。”马林科夫回答道:“我们不能送武器来,步枪全要送给列宁格勒,你们自己设法武装起来吧。”
    
    武器状况就是这样。
    
    五
    
    在此同时,也不能不提起这样一件事: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多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科尔波诺斯(后来牺牲在前线)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到了布格河,正准备进攻,看来,最近就要进攻了。由于这个情况,科尔波诺斯建议组织一条可靠的防线,从边境地区迁走30万居民,并在那里组织起几个强大的据点,挖好反坦克壕,筑起隐蔽部等等。
    
    莫斯科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这是挑衅行为,边境地区不用任何准备措施,不要给德国人以借口,免得发动针对我国的军事行动。因此,我们的边境未曾做过足以回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当法西斯部队已经侵入苏联领土并开始了作战行动时,从莫斯科来的命令是一枪不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认为战争尚未开始,边境地区是德军个别不守纪律部队的挑衅,如果我们回击,那就会成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借口。
    
    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人逃奔到我国境线上来,说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将在 6月22日夜晚3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这一信号仍然没有引起注意。
    
    你们看,忽视了一切,既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在这历史上千钧一发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惕性难道就是这样吗?
    
    这种漠不关心,这种忽视明显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几天里,敌人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量的空军、炮兵和其他军事设施,消灭了我们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接着,我们已无法阻挡敌军深入我国:同时,1937年到1941年间,由于斯大林根据捏造的控诉而发生怀疑的结果,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这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这几年之中,一部分指挥员从连、营直到高一级军事机关都遭到了镇压,那些在西班牙和远东有过作战经验的领导干部在这段时期内几乎全被消灭。
    
    大规模镇压军事干部的政策还破坏了部队纪律,因为在这几年之间党和青年团支部的各级指挥员,甚至士兵,都已习惯于“揭发”上级指挥员为暗藏的敌人。这在战争初期对部队纪律当然有很坏的影响。
    
    大家知道,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有卓越的军事干部,他们无限忠于党和祖国。只要说说这一情况就够了,那些虽然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挣扎着活下来的人,从战争最初几天起就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指的是像罗科索夫斯基(他坐过牢),戈尔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波德拉斯(他是个很好的军官,已牺牲在前线)和许许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员却在集中营或在监狱中死去了,军队再没有和他们见过面。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初期的局面中,这对我们祖国是个巨大的威胁。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线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斯大林曾经认为,一切都完结了。在这些日子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我们已经永远丧失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并停止做任何工作。只在一些政治局委员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说: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改善前线状况,他才重新领导起来。
    
    因此,在战争初期,祖国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错误方法造成的。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开始时刻,当时严重地瓦解了我们的军队并使我们遭到了沉重的损失,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预战事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他没有到过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一个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线局势稳定时刻曾经坐车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对这次出行却写了不知多少异想天开的文学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预作战过程,发布命令,这些命令根本不考虑战线该段的实际情况而不能不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
    
    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如何领导前线。巴格拉米扬元帅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当时是西南战线的指挥员,可以证实我现在向你们讲的话。   1942年,哈尔科夫地区我军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局面,我们当时通过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因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一战斗,将会对我军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此事,说情况要求我们改变行动计划,以免敌人消灭我们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队。斯大林一反常识,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他命令我们继续进行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而当时我们许多兵团已面临包围受歼的现实威胁。
    
    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请拿起地图,阿列克赛·米哈依罗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现坐在这里,“请给斯大林同志看看情况是多么的复杂。”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计划战役的。是的,同志们,他的确常常拿着地球仪,在上面寻找战线的。我当时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拿地图给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况下,已不能继续原来的战役。为了事业的利益,应修改原来的决定。”华西列夫斯基对我说,斯大林早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他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谈这件事,因为斯大林不愿再听取关于这一战役的任何意见。
    
    在和华西列夫斯基谈话后,我打电话到斯大林别墅,但斯大林不接电话,由马林科夫来接。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从前线打电话,想亲自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告诉我,我应该跟马林科夫谈。我再次表示想亲自向斯大林报告前线的严重情况,但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听电话,再次要我通过马林科夫同他谈。
    
    用这种方式“听取”了我的请示后,斯大林说:“一切照原来的办”。结果呢?结果发生了我们估计的最坏情况,德国人包围了我们的部队,使我们损失数十万士兵。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的代价!
    
    战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见面时,米高扬说起赫鲁晓夫当时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电话是对的;当时不应该不支持他。你们不知道当时斯大林怎样地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够承认他,斯大林,当时竟是错误的!他不是“天才”吗?天才不可能是错误的。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会犯错误,永远是对的。他从来也没有对谁承认过自己大的或小的错误,尽管事实是,他在理论问题上和实际活动中已犯了不少错误。代表大会后,我们应该对许多战役的评价重新审查,应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解释。
    
    在我们阻止敌人、转入进攻之前,斯大林所坚持的战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作战的实质。
    
    军人们知道,早在1941年底,斯大林为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争夺,要求以连续的正面进攻来代替从侧翼迂回、深入敌后的大规模运动战。我们便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我们这些肩负指挥整个战争重担的将军们扭转了局势,开始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才使战线上的局势立刻发生有利于我们的重大变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打败了敌人,取得伟大胜利后,斯大林即开始攻击许多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将领,因为斯大林不愿意将前线上的功绩除了他自己以外,归功于任何一个人。斯大林对于朱可夫同志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评价很感兴趣。他不止一次问过我对朱可夫的看法,我对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朱可夫,他是个很好的将军,很好的司令员”。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就开始散布各种各样关于朱可夫的谣传,例如他对我说,“你总是称赞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赞扬。有人说朱可夫在战役开始前,总是抓一把土闻一闻,然后说‘可以开始进攻’,或者相反地说‘不能按计划进行’。”那时,我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谁这样说,这不是事实”。
    
    看来,这是斯大林自己这样说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帅的军事才能和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来渲染自己是个伟大的将领,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说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胜利与他人无关,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断和天才。就象库斯玛·克留契可夫(著名的哥萨克士兵,在反抗德国人时,立下英雄业绩——英译者注)一枪挑死七个人一样。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事实的。
    
    试问,肩负整个战争重担的军人在哪里?在影片中看不到他们,除斯大林外,没有他们的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们整个的党,苏联政府,我们英勇的军队,它的干练的将军和勇敢的士兵,全体苏联人民,他们才是保证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人。
    
    党中央委员、部长、经济人员、苏联文化工作者、地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工程师和技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证战胜敌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我们的后方,表现了无上的英雄主义,光荣的工人阶级、集体农民、苏联知识界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将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保卫祖国的事业。
    
    我们的苏联妇女,在战争中也立下了极伟大的功绩,她们挑起了在工厂、农庄、经济文化各部门生产工作的重担。我们的英勇的青年也立下了功绩,他们在前线和后方的各个岗位上,为保卫苏维埃祖国,粉碎敌人作出了贡献。
    
    我们的苏联军人,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勋是不朽的。他们在战争初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队伍,但并未因此惊慌失措,他们在战争中进行整编,在战争中建立和锻炼出一支能击退强大而狡猾的敌人的进攻并能粉碎它的队伍。
    
    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拯救了东西方亿万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胁的这一极伟大的功绩,将永远活在世世代代人类心中。
    
    胜利地结束战争的主要作用和功勋归于我们的共产党,苏联的武装力量和千百万为党所培养的苏联人民。
    
    同志们!现在谈谈其它一些事实。苏联有权利被认为是多民族国家的范例,因为居住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民族的友谊和权利,在事实上已得到了保证。斯大林所做的粗暴破坏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和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把整个民族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生长的地方大规模迁走,而这种迁移绝不是从军事方面考虑而决定的。
    
    还在1943年底,即伟大的卫国战争前线上已经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决定性转折的时候,通过并实行了将所有卡腊查耶夫人从占有的土地上迁出的决定。在同一时期,1943年12月底,卡尔梅茨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4年3月,切禅和印古什人从自己居住的地方全部迁出,切禅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则被取消了。1944年4月,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境内将所有巴尔卡尔人迁到遥远的地方,共和国则改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避免了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人口太多,没有地方迁移,否则,他也会把他们迁到别处去。
    
    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苦。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以自豪的心情庆祝用巨大牺牲和艰苦奋斗的代价所取得的胜利。国家的政治热情极为高涨,战争结束后,党更加团结了,战争烈火锻炼了党的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在党内会有阴谋的可能。
    
    恰恰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现已证实,这个事件是伪造的。无辜牺牲的,有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昂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
    
    众所周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是很有才干的著名领导人。他们一度很接近斯大林。只说明一点就足以证明。是斯大林提拔沃兹涅先斯基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为中央书记的。斯大林还委托库兹涅佐夫监督国家保安机关,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受到多么大的信任。
    
    这些人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并被消灭一事是怎样发生的呢?事实说明,“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党和干部实行专横的结果。
    
    如果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情况还正常的话,这类性质的事件就会按照党内的规定来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实,这事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就不会发生。
    
    六
    
    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由于采取了某些方法——我在上面已举了《斯大林传略》的例子,在一切事件中,甚至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列宁似乎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列宁的形象是表现得不正确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歪曲了的。
    
    斯大林很喜欢看《难忘的1919年》这部电影,影片实际上把他描写成站在铁甲车的踏板上,举起大刀砍杀敌人。请我们亲爱的朋友伏罗希洛夫鼓起勇气写出斯大林的真实情形。因为他是知道斯大林怎样打仗的。伏罗希洛夫同志做这件事,当然不容易,但他做的话,那是好的。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人民和党都会赞成这件事,连我们的子孙也会感激。
    
    在阐明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有关的事件时,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处处是斯大林起主要作用,总是他提醒列宁应当怎样做,做什么。这是对列宁的诽谤。(长时间的掌声)假如我说在座的99%在1924年以前很少听说过斯大林,可我们都知道列宁,我这样说,大概没有犯违背事实真相的罪过吧。全党都知道列宁,我们全体人民,从天真的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知道列宁。
    
    对于这一切都应该坚决予以修正,一定要把列宁的作用,党的作用,以及人民是创造性建设者的作用,在历史、文学和艺术中得到正确的反映。
    
    同志们!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工作和经济活动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不少奉承拍马、擅长欺骗和虚报成绩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于许多党和苏维埃以及经济工作领导人遭到逮捕,我们许多干部开始对工作失去信心,顾虑重重,害怕新鲜事物,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作中逐渐消沉下去。就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决议来说吧,它们照套公式,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党的干部即便在一些不大的会议上发言,都照本宣读。这种作法会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机关官僚主义化。
    
    斯大林不了解现实生活,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可以从他领导农业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凡是对国内情况稍感兴趣的人,就会发现农业状况是很严重的,但斯大林却从未注意到这点。我们向斯大林说过没有呢?是的,我们说过。但他不支持我们。为什么?因为斯大林一直没有下去过,没有同工人和农民见过面,不了解下情。  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知道国内情况和农业的,这些影片把农业状况大大美化了,集体农庄生活在很多电影里被描写成火鸡肥鹅满桌。斯大林显然认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列宁对待生活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任何时候都密切地联系群众,接见农民代表,经常到工厂去讲演,到农村同农民谈话。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他在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解决粮食采购问题,是他去农村的最后一次。可见,他怎么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形呢?  当斯大林在一次会上听到我们的农业状况很严重,肉类及其他高产品的生产情况更糟,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责成它起草“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兽牧业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我们起草了决议草案。
    
    当然,我们当时建议并没有包括一切可能性,但确实规定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畜牧业产量的办法。当时建议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使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人更加从物质利益出发来关心畜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起草的决议案未被通过,在1953年2月终于完全被抛在一旁。
    
    在研究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斯大林还建议把集体农庄和庄员们的税额再增加400 亿卢布,因为在他看来,农民生活已很富裕,一个社员只消卖一只小鸡,就能缴清国家的税收。你们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400亿卢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农庄庄员把全部产品卖给政府,也换不来这笔钱。例如,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在员缴纳和卖给政府的全部产品才值262亿8千万卢布。
    
    难道斯大林的上述建议是有某种材料作根据吗?当然没有。在这方面,他对事实和材料都不感兴趣。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事情也必然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天才”,而天才是决不需要计数的,只要看一下就能立即下指示。他说了以后,其他人必须随声附和,并颂扬他的英明。
    
    但提高农业税400亿卢布的建议有多少英明呢?一点也没有。因为这项建议不是从对现实的真实估计出发,而是一个脱离了生活的人空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在农业方面已逐步开始摆脱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使我们感到振奋。许多代表说,有一切条件,不是在五年内,而是在两三年内,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关于生产主要畜牧产品的任务。我们相信,新五年计划的任务,一定会胜利完成。
    
    同志们!当我们现在尖锐地批评斯大林生前广泛流行的个人崇拜,分析它是怎样地与马克思主义精神不相容时,各方面的人会问: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已三十年,并在他生前取得了许多胜利,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我认为,提出这样问题的,只能是被个人崇拜蒙蔽和迷惑了的人,他们不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本质,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式的了解党和人民在苏维埃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以及受到部分中农支持的贫农完成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人民完成的。列宁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建立了工人阶级战斗的政党,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用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学说武装了它,他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火焰里锻炼了党。在斗争过程中,党一贯捍卫人民的利益,成为人民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引导劳动者取得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都清楚地记得列宁所说的英明的话,即苏维埃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千百万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觉悟性。
    
    由于党的组织工作,由于许多地方组织,由于我们伟大人民的自我牺牲的劳动,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整个党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积极工作的结果,绝非个人崇拜时期所说的,仅仅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成果。
    
    如果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内形成的领导状况,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斯大林长期不考虑党和国家生活许多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时常受到威胁,因为个人的决定只能而且往往确实使问题复杂化。
    
    近年来,当我们设法排除个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适当措施后,大家可以看到,人们的积极性多么高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得有多快,在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某些同志会问: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干什么去了?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反对个人崇拜,而要到目前才来反对呢?
    
    首先应该了解,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起先,许多人都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最强的一个,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意志,对于干部和党的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特别在头几年内,曾积极为列宁主义而斗争,反对列宁学说的敌人和歪曲者。根据列宁的学说,以它的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党,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很得人心,人们同情他,支持他。党当时要进行斗争,反对那些使我们国家离开正确的列宁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必需的。但在以后,斯大林愈来愈滥用职权,开始迫害党和国家的著名人物。如上所说,斯大林正是这样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活动家如柯秀尔、卢祖塔克、埃赫、波斯蒂舍夫及其他许多人。当时如果有人试图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诬告提出反对意见,结果会使提意见的人遭到迫害。波斯蒂舍夫同志被清洗就是例证。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表示了对波斯蒂舍夫不满,并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清楚地回答说:“我是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一个布尔什维克。”这句话起先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被看成是有害行为,最后则毫无根据地宣布波斯蒂舍夫为“人民敌人”而处决掉了。
    
    对于那时形成的气氛,我同布尔加宁曾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一次,我俩同乘一辆车,他对我说,“有时一个人到斯大林那儿去,是被当作朋友请去的,可当他在斯大林那儿坐下后,他就不知道下一步会送他到那里,送回家,还是送进监狱?”
    
    显然,这种气氛使政治局委员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如果再考虑到最近几年没有召开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也偶尔召开,那么就会明白,政治局委员要反对某种不合理或错误的措施,反对领导工作的严重错误和缺点,是多么的困难。
    
    如上面所说,许多决议是一个人作出的,或只是传阅征询意见,并未经过集体的讨论。大家熟悉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悲惨命运。应当指出,关于撤销他政治局职位的决议,并未经过讨论,只是决定后通知了事。同样,关于撤销库兹涅佐夫和罗吉昂夫同志职务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内部的各种小委员会即所谓“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九人小组”等分割掉了。例如,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决议称:
    
    “斯大林建议:
    
    “1 、政治局外事委员会(六人小组)今后除考虑对外事务外,还应负责国内建设和对内政策。
    
    “2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参加六人小组,六人小组改名为七人小组。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签字)”
    
    这简直是玩扑克的人使用的语汇!
    
    在政治局内成立“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七人小组”和“九人小组”等各种委员会,显然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结果,政治局一些委员就处于这种境地,被排除参加最重要问题的决定。
    
    我们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伏罗希洛夫同志发现他的处境十分尴尬。多年来,他实际上被剥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会议,不准送文件给他。当伏罗希洛夫同志得知政治局开会时,每次他都打电话问,他可否出席会议,斯大林有时准许,但总表示不满意。由于极端的过敏和猜疑,斯大林甚至达到荒谬可笑的地步,如怀疑伏罗希洛夫似是英国特务。(笑声)是的,确实怀疑他是英国间谍,并在他家里安装了专门的窃听器,窃听他的谈话。斯大林也排除了政治局委员安德列也夫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是最肆无忌惮的专横。
    
    举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第一次中央全会为例,斯大林在会上发了言,并在全会上给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做了鉴定,对我党这些老干部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谴责。如果斯大林再继续领导几个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可能就不会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显然有自己的计划去迫害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他不止一次地说,政治局应该换一批新人。他在第十九次党代会后,建议选举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员,选入一些经验较少的入,以便百般颂扬他。可以设想,这样做是为了以后消灭政治局的老委员,以便把我们正在研究的斯大林的一切无耻行径掩盖起来。
    
    同志们!为了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斯大林被过分考大了。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问题由于上述情况而复杂起来,即上面所讲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时,在他领导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干下的。斯大林还相信这一切乃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成果的利益所应该做的事。整个悲剧就在于此。
    
    同志们!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谦虚是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绝对必需的品质。列宁本人就体现了最伟大的谦虚。我们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在各个方面,我们都遵循了列宁的榜样。仅举一例即足以说明问题。我们的许多城市、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苏维埃和文化机构都被当作一份“私有财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分给了现在还健在的一些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我们许多人都参与了这一行动,用我们的名字命名城镇、事业和集体农庄。应该纠正这种情况。
    
    但这应当沉着镇静,逐步去做。中央将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以便不在这个问题上再犯错误,发生偏差。我还记得当时乌克兰得知柯秀尔被捕的情况。基辅电台平时总这样开始广播的:“这里是柯秀尔广播电台”,因为电台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一天广播时,不提柯秀尔的名字,听众马上知道他出了问题,知道他也许被捕了。所以,如果我们到处改换招牌,改变名称,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同志,这些企业、集体农庄、城市的命名者,又出了什么问题,大概他们又被捕了。
    
    平常我们以什么来评判某个领导者的威信和作用呢?就看有多少城市、工厂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难道现在还不是结束这种“私有财产”和实行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国有化”的时候吗?(笑声、掌声和呼声:“对”)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况且,个人崇拜也表现在这个方面。  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捅到党外,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不要在他们面前宣扬我们的家丑。我想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正确理解和对待这些措施的。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块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都要作出相应的结论。
    
    为此,必须:
    
    第一,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并且坚决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最重要的原则,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地审查和纠正历史、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因个人崇拜而广泛流行的那些错误观点。特别是必须在最近的将来,根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客观精神,编写一部严肃的党史教材,一部苏联社会史教材,和一部关于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著作。
    
    第二,一贯坚决地继续党中央委员会在近几年所进行的工作,即在一切党组织中从上到下地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领导原则,首先是集体领导这个主要原则,遵守党章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完全恢复体现在苏联宪法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同一切滥用职权人们的专横行为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因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所累积而成的破坏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罪恶现象。
    
    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表明了我党团结一致、不可动摇的新力量,表明全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表明它有决心完成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我们现在能够广泛地提出克服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严重后果等问题,证明我们党有着伟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
    
    毫无疑问,为自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所武装起来的我们党,一定会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走向新的胜利。
    
    我们党的胜利旗帜——列宁主义万岁!
    
    (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全场欢呼、起立)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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