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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林:四五英雄王军涛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6月28日 来稿)
    
    作者:张树森
    

    王军涛的民运生涯肇始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也就是载于史册的“四五运动’。
    
    关于四五运动的过程,官方和民间都有不同的版本,官方一开始认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后来随着四人帮垮台,邓小平上台,又变成了完全是“群众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都是根据政治需要制造出来的说辞,而非“信史”。当年的北京卫戌区司令吴忠,参与过处理四五运动,在退休之后曾经跟友人谈过这段史实,他讲述的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跟官方的两个版本和民间的版本都有不同。
    
    吴忠的说法概括要点如下:
    
    一、事件的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
    
    悼念周总理安排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容纳不下更多的人,造成群众不满意。
    
    二、中央要求劝阻群众送花圈。
    
    清明节就要到的时候,从4月1日开始就陆续有送花圈。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劝阻群众不要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不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丁国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开会讲了四条,被群众抓住不放。
    
    后来花圈把纪念碑摆满了,广场摆满了,灰观礼台也摆满了。(按惯例红观礼台高级领导人上天安门,军级干部、省军区司令在灰观礼台,兵团级干部进红观礼台。)
    
    三、政治局改变决定提前收花圈
    
    后来送花圈的越来越多,花圈上写的字、诗词,还有的发表演说。诗词大部分是悼念总理的,有一小部分,不是很多,骂四人帮;也有极个别的,影射、攻击毛主席。还有“少数人混到群众中乱来,他不是悼念总理,而是打人啊,起哄啊,鬼叫、口哨啊,往空中扔帽子、扔自行车,人抬起来往上扔,胡闹,捣乱”。另外,也确实有越狱逃跑出来的,刑满释放的。
    
    吴忠说:“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骂江青嗓子都哑了”。
    
    后来,《人民日报》的鲁瑛(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写了一个条子送到在大会堂开会的政治局,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周围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骂哑了都没人管。江青在政治局会上暴跳如雷。
    
    中央会后,吴德给吴忠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嗓子都骂哑了没人管,要立即抓起来,要放跑了拿你吴忠是问!接电话后,吴忠派公安局副局长、指挥部的管纪江(音)把两个人抓了。
    
    政治局已经定下来6日收花圈,按吴忠的说法是张春桥说“清明节已经过了,可以收花圈了!”。吴忠对此提出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和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那些老同志当时没有人发表异议。
     
    四、群众要求还回花圈引发冲突
    
    花圈被收走后,群众开始要花圈。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吴忠、秦基伟、梁必业等研究调兵入京,统一归吴忠、卫戍区指挥。
    
    要花圈的人把中央警卫团的一个参谋也打伤了。汪东兴也打电话,说群众冲大会堂东门。张耀祠打电话说大会堂情况很紧张,要保护大会堂的安全。吴忠于是就找北京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动员民兵维持秩序。警卫一师、二师的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又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部队都是徒手。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兵表示同意,说可以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调多少,你们和吴德同志研究。做好计划后,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但冲东门的问题还没解决,你不能往下拽啊!几千民兵维持秩序,也没法制止,还打了个日本人。
     
    五、一伙人闹事烧车烧楼
     
    吴忠说:“后来情况发展越来越厉害了,确实有一伙小流氓,砸汽车;中午给公安、民警送包子馒头的车被搞翻了,包子、馒头洒得满地都是,还有人叫好,这伙人越闹劲越大,接着烧汽车,一下子烧了四辆汽车,是民兵指挥部的、公安局的,在小红楼指挥部停着的;自行车就烧得多了,踩扁、砸烂。以要花圈的名义,翻汽车、烧汽车。当时群众就有议论,烧汽车这不对呀!接着又往指挥所小红楼扔砖头,砸玻璃,把自行车零件拆下来往上扔;楼下是一家老百姓,他们把老百姓家的煤气罐搬到门口,打开煤气罐点火,把小红楼的门烧着了,烧自行车、烧汽车,接着就烧房子。这个小红楼是警卫一师十三团第三营的营部,第九连驻在这儿,连部、营部,一个连的部队,担任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煤气罐一烧,小红楼的门烧着了,楼就也烧着了。小红楼二楼是洋灰地,烧着不容易,但烟子呛得够呛。这时有卫戍区的曾绍东、邱巍高,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还有公安局的一些同志在。曾绍东向我报告楼烧着了,楼口上烟雾很大,虽说底下着火,楼上的人很沉着,没有乱动,玻璃都砸光了也没有乱动,继续在楼上坚持。如果火烧上去,楼梯一烧,楼上的人下不来,会把指挥部的人烧死;我直接打电话请示华国锋,说指挥部楼已烧着,要撤出来继续工作,华国锋批准撤出。军队的习惯,指挥所转移要向上报告,我直接报告华国锋,他同意了。我就给曾绍东同志打电话,要他撤出来。”
    
    “有些人上了二楼,抢东西,抢武器,搬武器弹药”,“我告诉胡世寿把楼围住,不让这几十人跑掉。他们上了楼就抢东西,把抢来的东西捆的一大包一大包地背下来,下来一个抓一个,他们还偷了一把手枪。着火的时候就告诉小红楼的人把武器弹药拿下来,不要被烧掉。指挥所撤下来以后,那些上楼的人不能叫他们跑掉,这不是对曾绍东讲的,是给胡世寿讲的,这时曾绍东已经不在指挥所了。这20多人就是这样抓的,28个,战士们非常熟悉这20多人,说烧汽车、翻汽车、烧房子就是这些家伙,不知道名字,但就是他们,可抓住了。小红楼那28人,叫公安局审查,他们烧自行车、烧汽车、烧楼,抢东西都是他们,打了一天交道了,名字不知道,但就是这些面孔,留着八字胡,穿着胶鞋,一看就是小流氓。”
    
    这一段比较详细具体地介绍了天安门事件中打砸抢烧的问题。后来官方平反的报告也没有办法隐瞒这一点,只轻描淡写说群众有过激行为,烧了广场的民兵指挥部的小楼。而实际上在这个指挥部的是警卫部队的指挥所。
    
    六、政治局决定包围天安门广场
     
    政治局开会决定镇压“反革命”,包围天安门广场,抓“坏人”。吴德回来传达中央决定,民兵10万布置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干警布置在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和西交民巷,卫戍区的警卫部队也参加,还是上午维持秩序的那个部队,布置在历史博物馆,小红楼周围。行动时间是八点半。
    
    七、把包围广场时间推迟两个半小时
    
    八点半钟快到了,广场上人很多,开灯是八点半前。政治局研究时,开灯是王洪文的意见。开灯就是要采取措施了,让群众离开,减少人数。开灯和吴德讲话,都是为了执行八点半包围广场的措施。
    
    11点以后通知部队、公安、民兵出动,我跟着卫戍区部队包围纪念碑台阶的人。
    
    合围清场时,广场上只剩下200多人,都聚集在纪念碑附近,没有发生冲突和伤亡。吴忠指示公安局对200多人区别对待,除带凶器和传单者留下审查外(不到50人),其余大多数人在天亮前就已通知他们所在单位领回去了。
    
    这天晚上就这样结束了,并没有打死人。打伤人可能有,但我在纪念碑那里没听到打人唧哩哇啦叫,相信拳打脚踢会有的,为什么?公安局老毛病,抓住小偷先揍一顿。
    
    5日晚上包围天安门广场,民兵打人我不相信。民兵没赶到,来的时候已经围完了,他打谁?另外民兵的情绪叫他打也不打,因为民兵不满这件事。
    
    吴忠的回忆澄清了几件事。第一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是经过政治局会议研究的,包括一些老干部都参加,没有直接指出是谁主导的。第二是却实出现了烧车烧楼的事情。第三是清场的时候没有死人。第四是参加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三百八十八名干部、群众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却有违法乱纪分子(至少烧小红楼被抓的28人是存在的)。
    
    天安门广场事件,社会上曾流传死了很多人,血流成河,吴忠却说没有死一人。事后中央两次派人深入各单位、各医院太平间、火化场等调查,结果证实没死一个人。事件平反时按北京市委的说法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而吴忠直接点出了烧车烧楼抢武器弹药被现场逮捕的二十多人,这种不分清红皂白的平反显然存在问题。
    
    另外,在吴忠的回忆中,并没有多少四人帮亲手干预天安门清场的事,也没有见到与会的任何老干部的反对态度。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这些人除被打倒的邓小平以外,其它人理应大都参加了会议。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三人还是副主席。没见他们有不同意见。
    
    当时军委由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王洪文、张春桥组成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总参谋部在邓小平被打倒后,副总参谋长包括张才千、向仲华、李达、王尚荣、胡炜、何正文、伍修权。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总后勤部长张宗逊。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纪登奎。
    
    从吴忠口述中,动用军队是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华国锋当时基本不管军队事务,而后来的许多文章都避开了这一点。
    
    吴德在回忆录中也信誓旦旦的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此事还有一个证明是政治局会议后给毛泽东的报告,是毛远新送达给毛泽东的。(此事后来被说成是毛远新向毛泽东告密,纯是扯淡,这是一份以政治局名义发出的报告)
    
    文件内容如下:
    
    主席:
    
    六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同志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200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4000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五日)就来了,提出l、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
    
    伤:168人,其中:民兵61人战士52人公安人员55人
    
    重伤:15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战士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38个人,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
    
    这次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地反扑,出我们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布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卫戍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已准备了三万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有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下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人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四月七日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赞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
    
    吴忠说:当日,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做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有文章还称,毛泽东还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吴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
    
    中共翻烙饼:从反革命事件到革命行动
    
    根据官方资料,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中共北京市委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根据北京市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一九七六年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三百多名干部、群众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这些无辜被捕的同志现在已经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被捕的干部、群众十分清楚“四人帮”搞的这个反革命的政治大阴谋。他们被捕后顽强地坚持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
    
    从今年五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班子,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实说明:在这个事件中被捕关押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分子,(只有三人因当时犯有偷盗等罪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在为这些因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而被捕的同志进行平反时,都在结论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彻底恢复了名誉。
    
    官方的这个说法至少有三点问题:其一、就算反对四人帮、反对极左路线、纪念周恩来是“革命行动”,但是打砸抢烧总不能算“革命行动”吧?其二、所谓“天安门事件”遭到“四人帮”的残酷镇压,实际上决定对事件进行镇压的并不是“四人帮”,而是政治局,而且经过了毛泽东的批准;指挥镇压的也不是“四人帮”,而是军队和公安,一股脑推到“四人帮”头上,显然不公。其三、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或许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但至少有29人是打砸抢烧分子吧,何以只处理三个盗窃犯,放过其他二十多个暴徒?
    
    其实说到家,“四五运动”被平反,被称为“完全是革命行动”,是因为它支持了后来掌权的邓小平,当到了八九年的“六四”,虽然没有打砸抢烧,却依然被定性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因为它反对邓小平。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没死一个人,事后也只抓完了三百八十八人,却被称为遭到残酷镇压,八九年的和平示威绝食被调动二十万野战军屠城,死伤无算,就算按照官方的说法也在三百多人以上。却被称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历史就是这样被任意打扮、涂抹的。
    
    这两次时间王军涛都参加了,第一次他被关押77天,出狱后成为四五英雄。第二次他被判刑13年,宣布为动乱黑手,关押四年流放海外,至今不得回国。这也是历史在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演出的荒唐剧目。
    
    王军涛在四五运动中
    
    1976年四五运动爆发的时候,王军涛是高二的学生干部,北京第11中学的团支部书记。他之所以会介入这场运动,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1975年,军队大院出身的王军涛组织同学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吃住跟农民在一起,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真实的中国,那还是北京近郊,农民的贫困已经让他震惊,跟宣传的完全不一样!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开始的整顿,到七五年达到高潮,让王军涛感到这样的政策是正确的。他请教身边做理论工作的父辈,他们都支持邓小平的政策。由此,王军涛开始独立思考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社会现实实践尖锐冲突的问题。这是他介入四五运动的思想基础。
    
    王军涛事后回忆道:四五运动其实肇始于南京。三月五日和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两次发表批邓报道,不点名地指责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扶植包庇邓小平。南京大学的学生李西林质疑和抨击文汇报和上海批周的做法,南大的学生还把大标语写在南京开往各地的火车上。北京在三月三十日,出现了全国总工会理论组曹志杰等署名的大字报,公开抗议文革派对邓小平的批判。此后局势激化,人们纷纷采取行动向天安门广场聚集。
    
    王军涛于四月三日带着两个班的学生到广场献花圈,宣誓,还张贴了四首自己写的律诗于天安门纪念碑下面。这些诗后来有三首被收入《天安门诗抄》。
    
    王军涛事后追忆:四月四日清明节,广场上人山人海,花圈、挽联、诗词,与参与者组成一道中国特有的政治风潮风景线。正是这道风景线,逼退了四人帮本来的部署,让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战略格局作出了不利于四人帮的安排。
    
    四月五日王军涛再去广场,发现发生了暴力事件,广场上的小楼被点着了,广场上还有几辆汽车被推翻点了火正在燃烧。
    
    王军涛并没有参与暴力事件,他也没有在广场被逮捕。他是中央作出对天安门事件定性,进行追查的时候,在学校“自我暴露”的。
    
    王军涛事后说,四月八日早操时间,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找到我,对我说,前些日子你抵制批邓,现在证明是错误的。毛主席已经作出结论了,年轻人有些错误想法不奇怪,回头写个检查,把班里的批邓活动搞起来就行了。我当时就回答:我不是见风使舵的软骨头和墙头草,不可能一夜之间转变看法。我拒绝写检查,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汇报我的真实思想。于是我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讨论了四个问题: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白专问题;打倒老干部的问题还另一个什么问题。当时,学校并不知道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事情。我在思想汇报上写了这个内容。我在思想汇报上写道,我不是随风倒的墙头草,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我感到这次要栽大跟头,但是我是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栽的跟头。为了探索真理,我不怕栽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4月16日,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保卫干部把王军涛带走,交给了公安局的警察。警察让他下楼坐在车后座上。王军涛当天被关进海淀分局看守所。事后他听其他人说,他们被捕是被踩在脚下带走的。可能因为他是中学生,警察也区别对待。
    
    据说当时抓捕的人员包括三类:幕后策划者、现场指挥者和反动诗词制造者。王军涛好像都沾边。
    
    王军涛在看守所呆了七个多月,记不清被提审了多少次。因为整个事件在他进去之前已经基本搞清楚了。有的人陆续被释放。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很多人都预感到问题该解决了。十月的一天,王军涛突然听到外面敲锣打鼓,问看守发生了什么事。看守说,大事,对你有利。军涛问什么事?警察说:你猜。军涛警觉道:我是因为政治进来的,怎么敢乱猜?警察笑眯眯地说:猜吧,猜错了不算事。军涛说:有三个人被打倒了。他说对。军涛猜出是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警察认可。军涛就知道,自己被释放的日子不远了。
    
    11月26日,王军涛被释放。根据当时的政策,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分为三类:纯属反对四人帮的,反对四人帮但又严重错误和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王军涛被划为第一类,立即释放,无罪也无功。档案销毁,不留任何记录。
    
    王军涛事后总结说:回顾四五运动,我有四点思想上的收获。其一、完成了思想断奶,不再迷信伟大领袖和共产党;其二、由千百万人的运动被少数人镇压,而认为人民并不能左右政局,中国的制度有问题,解决制度问题成为他终生的使命,这也是王军涛走向政治的一个起点。其三、了解了中国底层的甜酸苦辣,知道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现实。其四、知道了什么是运动以及如何从事运动。
    
    王军涛结合四五运动以及后来的六四事件,通过在西方高校深刻研究当代政治学理论,进一步认识到: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精英不敢发动政治风潮,这在客观上延误了政治转型
    
    1976年四五运动爆发的时候,王军涛是高二的学生干部,北京第11中学的团支部书记。他之所以会介入这场运动,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1975年,军队大院出身的王军涛组织同学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吃住跟农民在一起,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真实的中国,那还是北京近郊,农民的贫困已经让他震惊,跟宣传的完全不一样!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开始的整顿,到七五年达到高潮,让王军涛感到这样的政策是正确的。他请教身边做理论工作的父辈,他们都支持邓小平的政策。由此,王军涛开始独立思考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社会现实实践尖锐冲突的问题。这是他介入四五运动的思想基础。
    
    王军涛事后回忆道:四五运动其实肇始于南京。三月五日和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两次发表批邓报道,不点名地指责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扶植包庇邓小平。南京大学的学生李西林质疑和抨击文汇报和上海批周的做法,南大的学生还把大标语写在南京开往各地的火车上。北京在三月三十日,出现了全国总工会理论组曹志杰等署名的大字报,公开抗议文革派对邓小平的批判。此后局势激化,人们纷纷采取行动向天安门广场聚集。
    
    王军涛于四月三日带着两个班的学生到广场献花圈,宣誓,还张贴了四首自己写的律诗于天安门纪念碑下面。这些诗后来有三首被收入《天安门诗抄》。
    
    王军涛事后追忆:四月四日清明节,广场上人山人海,花圈、挽联、诗词,与参与者组成一道中国特有的政治风潮风景线。正是这道风景线,逼退了四人帮本来的部署,让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战略格局作出了不利于四人帮的安排。
    
    四月五日王军涛再去广场,发现发生了暴力事件,广场上的小楼被点着了,广场上还有几辆汽车被推翻点了火正在燃烧。
    
    王军涛并没有参与暴力事件,他也没有在广场被逮捕。他是中央作出对天安门事件定性,进行追查的时候,在学校“自我暴露”的。
    
    王军涛事后说,四月八日早操时间,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找到我,对我说,前些日子你抵制批邓,现在证明是错误的。毛主席已经作出结论了,年轻人有些错误想法不奇怪,回头写个检查,把班里的批邓活动搞起来就行了。我当时就回答:我不是见风使舵的软骨头和墙头草,不可能一夜之间转变看法。我拒绝写检查,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汇报我的真实思想。于是我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讨论了四个问题: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白专问题;打倒老干部的问题还另一个什么问题。当时,学校并不知道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事情。我在思想汇报上写了这个内容。我在思想汇报上写道,我不是随风倒的墙头草,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我感到这次要栽大跟头,但是我是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栽的跟头。为了探索真理,我不怕栽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4月16日,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保卫干部把王军涛带走,交给了公安局的警察。警察让他下楼坐在车后座上。王军涛当天被关进海淀分局看守所。事后他听其他人说,他们被捕是被踩在脚下带走的。可能因为他是中学生,警察也区别对待。
    
    据说当时抓捕的人员包括三类:幕后策划者、现场指挥者和反动诗词制造者。王军涛好像都沾边。
    
    王军涛在看守所呆了七个多月,记不清被提审了多少次。因为整个事件在他进去之前已经基本搞清楚了。有的人陆续被释放。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很多人都预感到问题该解决了。十月的一天,王军涛突然听到外面敲锣打鼓,问看守发生了什么事。看守说,大事,对你有利。军涛问什么事?警察说:你猜。军涛警觉道:我是因为政治进来的,怎么敢乱猜?警察笑眯眯地说:猜吧,猜错了不算事。军涛说:有三个人被打倒了。他说对。军涛猜出是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警察认可。军涛就知道,自己被释放的日子不远了。
    
    11月26日,王军涛被释放。根据当时的政策,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分为三类:纯属反对四人帮的,反对四人帮但又严重错误和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王军涛被划为第一类,立即释放,无罪也无功。档案销毁,不留任何记录。
    
    王军涛事后总结说:回顾四五运动,我有四点思想上的收获。其一、完成了思想断奶,不再迷信伟大领袖和共产党;其二、由千百万人的运动被少数人镇压,而认为人民并不能左右政局,中国的制度有问题,解决制度问题成为他终生的使命,这也是王军涛走向政治的一个起点。其三、了解了中国底层的甜酸苦辣,知道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现实。其四、知道了什么是运动以及如何从事运动。
    
    王军涛结合四五运动以及后来的六四事件,通过在西方高校深刻研究当代政治学理论,进一步认识到: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精英不敢发动政治风潮,这在客观上延误了政治转型的时机,加大了转型的成本和代价。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20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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