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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列宁的面纱——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裘真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3月18日 转载)
    
    作者:裘真
    

    马恩列斯毛的巨幅照片和画像,曾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标配,高高竖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两侧和全中国许多公众场所。
    
    是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恐怕没有不知道列宁的,正如没有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
    
    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列宁应该说是位承先启后的人物。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却没能把它变成现实,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把马恩的理论首先变为现实的不是他们自己,正是列宁。
    
    近一百年来,以苏共为首的各国共产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给列宁戴上了各种耀眼的桂冠,诸如什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什么“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等等。
    
    这些精心编造的谎言欺骗了几代中国人,即便到今天,仍有一些国人发自内心的崇拜列宁,视他为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革命家和崇高的理想主义者。
    
    那么真实的列宁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待续)
    
家仇——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一

    
    1870年4月22日,从俄国辛比尔斯克市一间小房子里传出了一个男孩哇哇落地的啼哭声。
    
    父亲给他起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家人叫他沃洛佳,许多年后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列宁。
    
    列宁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是一位出身于小市民家庭的贫寒子弟,大学毕业后做过一段时间教师,之后成了沙皇政府的教育官员。由于工作出色,他后来被提升为属于四等文官的国民教育视察员,并获得了贵族的称号。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勃兰克是一位内科医生的女儿。如果不算1883年夭折的弟弟尼古拉,列宁一共有5个兄弟姐妹。
    
    列宁从小聪明伶俐,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少年时代的他相当傲慢自大。
    
    列宁的姐姐曾经回忆说,“他非常喜欢嘲笑人,对人没有礼貌,态度傲慢,他的这些性格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待母亲的态度上,他有时对母亲也很不客气。”
    
    上中学时,列宁“时常嘲笑同学和某些教员。有个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把一个姓保尔的法文教员作为嘲笑的对象。”
    
    1887年,是列宁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这年春天,因为参与刺杀沙皇的密谋,他的哥哥被俄国当局逮捕并处死。
    
    按照列宁姐姐的回忆,这之前,列宁并不关心政治,“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观点”,而一直被他奉为偶像的哥哥的死,却使他深受刺激。
    
    没过多久,沙皇的鞭子又直接落到了列宁本人身上。
    
    哥哥被处死后那年的秋天,列宁成了喀山大学的一名学生。几个月后的12月14日,他在校内参加了一次反对学监的集会,警察逮捕了四十多位参加这次集会的学生,列宁是其中之一。
    
    这是他第一次被捕。据说,被捕后列宁跟押他走的警察分局长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年轻人,你为什么要造反?在你的面前是一堵墙。”“是有一堵墙,但是一堵腐朽的墙,只要一推,它就会全部倒塌。”
    
    在牢房里,有人问列宁出狱后打算干什么?他回答说,“我要干什么呢?-----我哥哥已经为我开辟出了一条道路-----”
    
    很快,列宁又遭学校开除。12月7日,警察机关更将他逐出喀山市,流放到喀山省的科库什基诺去了。想来正是在这前后,列宁萌生了与沙皇和现存制度为敌的念头。他的人生也由此改道。
    
    按照共产党一向的宣传,列宁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是出于对贫苦民众的同情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但他青少年时代的经历足以表明,驱使列宁与统治者和现存制度为敌的原动力并非这些,而是基于家庭变故和个人遭遇的仇恨。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信徒的司徒卢威曾经和列宁一道工作过,对他知之甚稔。多年以后,司徒卢威写道:列宁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仇视一切。
    
    沙皇绞死了列宁敬爱的哥哥,让他的母亲和家庭受辱,还剥夺了他的学业,他能不恨吗?
    
    不过,基于仇恨的所谓革命却是可怕的,列宁后来的所作所为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待续)
    
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二

    
    1888年10月,列宁获得当局准许重新回到喀山,并一直住到1989年5月。他的家人也同他一起移居到了那里。
    
    多年后列宁的姐姐回忆说:他们一家人在离阿尔斯克地区不远第一山的奥尔洛娃住宅租了一套寓所,住在一栋独立的房子里。
    
    寓所有个阳台,山上有个景色如画的小花园。楼下不知怎的是两间厨房,而其余的房间则都在楼上。列宁给自己挑选了一间不用的厨房,因为它比楼上的房间安静,适宜于读书。
    
    他身边堆满了书,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用功。就在这间屋子里,他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而且很快,他就在喀山物色到了那些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怀有造反情绪的拥护自己的人,并参加了当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
    
    在喀山期间,列宁曾先后多次请求政府允许他重回大学学习和去国外学习,但都遭到了拒绝,这无疑大大强化了列宁对现政权的不满和仇恨。
    
    1889年5月,列宁一家迁居到了萨马拉省阿拉卡耶夫卡附近的田庄。在那里,列宁一边攻读各门法律学科(沙皇当局尽管拒绝了他的复学请求,但准许他参加大学毕业考试),静心准备参加大学毕业考试,一边继续阅读有关社会问题的书籍,其中就有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1年9月28日-11月21日,列宁作为旁听生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国家考试,第二年他又获得了大学一级毕业证书,并组织了萨马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还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
    
    1893年9月,列宁从萨马拉移居到彼得堡,他的公开身份是律师沃尔肯施泰因的助手,但实际上他主要是在从事反沙皇的宣传活动。23岁的列宁这时已成为一名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者。
    
    1895年秋天,列宁把彼得堡原本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起来,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2月8日,他因发动工人罢工被沙皇警察逮捕入狱,由此开始了14个月的监狱生活。
    
    1897年3月1日,列宁又被沙皇政府被流放,直至1990年2月10日才结束。这期间,他开始使用“列宁”这个笔名。
    
    1900年2月,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结束,回到彼得堡后不久便转赴西欧,在德国和普列汉诺夫等人一同创办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份机关报《火星报》。
    
    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该党分裂为两大派别——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
    
    正是这次大会奠定了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地位。(待续)
    
第比利斯事件的幕后主人——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三

    
    1907年6月26日上午11时,俄国第比利斯埃里温广场熙熙攘攘,有两辆马车从远处驶来,车上装着国家银行的巨款,银车由哥萨克护卫队解押。
    
    在这之前不久,广场上停了2两敞蓬马车,其中一辆坐着两个女人,另一辆坐着一个穿军官服的男人。
    
    银车一到广场,只听穿军官服的男人发出一声号令。突然间,50个土匪从隐身处一下钻了出来,纷纷向银车和卫兵投掷爆炸力很强的炸弹,炸弹同时也从两个女人的马车上投了出来。
    
    近10枚炸弹一共炸死了3人,50多人受伤。土匪抢走了钱,便迅速消失了。
    
    事后,当地所有军队、警察、特务都出动了,挨家挨户的搜查,国境线也封锁了,几百人被逮捕,但一个土匪也没抓到,一个戈比也未找到。
    
    有一家叫《新时代报》的报纸在报道了这次抢劫的细节后感叹道:“只有魔鬼才知道,这次前所未闻的果敢抢劫是如何完成的!”
    
    这桩抢劫事件就是布尔什维克历史上著名的第比利斯事件。它的幕后主使不是别人,正是列宁!
    
    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很清楚,要推翻沙皇,夺取政权,光有纲领和组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足够的钱。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是:只要能搞到钱,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不存在任何道德禁区。
    
    抢是布尔什维克最常用的搞钱手段。
    
    列宁曾经的亲密战友格里戈里•阿列克辛斯基回忆说:“1906-1910年间,布尔什维克派是由一个人数很少的委员会操纵的,该委员会的存在不仅对警察保密,而且对党员也是保密的。委员会由列宁、克拉辛和另外一个现在不愿意过问政治的人组成。这个人数很少的委员会主要搞党的财务工作。在不断寻找财源的过程中,委员会选择了一种简便的生财之道。这就是好长时间以后邦农所使用的手段----但邦农是自己动手,而布尔什维克‘三人团’却只做一些一般性的指导----他们抢劫邮局、车站财务室、颠覆并抢劫火车。”
    
    第比利斯事件只不过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使的抢劫活动中最为知名的一桩罢了!(待续)
    
指使党徒骗钱——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四

    
    为了搞到钱,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不仅抢劫,还行骗。
    
    美国作家路易斯•费尔希在他所著的《列宁传》中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俄国纺织业巨头萨瓦•莫罗佐夫有个叫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施米特的外甥,他本人也是一个工厂主,而且是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工厂主。
    
    由于曾在1905年的莫斯科武装起义中帮助过起义者,1906年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施米特被沙皇当局逮捕,不久之后就死在了监狱中。由于施米特死时没留下正式遗嘱,他的两个姐妹自然就成了合法的继承人,得到了他的全部财产。
    
    为了搞到这块肥肉,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冒险行动。一位布尔什维克按照中央的指示,同施米特的姐姐结了婚,以便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上级弄到钱财。
    
    谁知钱财到手后他又变卦了,拒绝交出这笔款项。他的上司当然不甘心放弃即将到手的钱财,便对他进行威胁,最终还是迫使他把其中的一部分交到了布尔什维克的金库。
    
    施米特的妹妹伊丽莎白•巴甫洛夫娜当时还未成年。为了弄到她继承的遗产,根据上级的安排,一位名叫维克托•塔拉图塔的布尔什维克成了她的情人,这个狡猾的手段也成功了。
    
    结果布尔什维克从姐妹俩那一共弄到了28万卢布。路易斯•费尔希认为:“这次行动没有列宁的参加是干不成的,因为当时甚至连组织方面的很小的事物也都由他来领导。”
    
    无独有偶。《苏共野史》中也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一位布尔什维克当年曾同莫斯科非常有钱的一位女商人同居,这个女商人定期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财会处交一笔数目很大的捐款.
    
    但是“未婚夫”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同女商人吵了一架之后便离开了她,于是捐款中断了。
    
    列宁便做起这位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劝他回到那位女商人那去。谁知这位“未婚夫”执意不从,并说他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
    
    当他问列宁他本人是否会用这种方法为党筹款时,列宁回答他说:“我自己肯定不会这样做,但你可以,请你还是回到她那里去吧。”(待续)
    
“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五

    
    为了搞钱,列宁及其追随者又抢又骗,无所不用其极。对此,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并非所有人都持赞同态度,孟什维克就明确反对。
    
    孟什维克认为革命不能突破道德底线,把不道德的手段运用到革命中乃是对革命的玷污;而在列宁看来,只要有利于达到目的,一切方法都是好的,一切手段都是可取的。换句话说,为了夺取政权什么手段都能用,哪怕是刑事犯罪手段,无所谓道德不道德。
    
    列宁明确主张:“我们摒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
    
    在列宁看来,“目的是可以为一切手段辩护的,金钱和其它各种援助‘并没有什么气味’,——目的可以使之净化。”
    
    列宁甚至主张,为了争取影响和权力要“作各种各样的牺牲,必要时,要采用各种轨迹、花招、非法手段、默不作声、隐瞒事实”,也就是说可以进行撒谎和欺骗。
    
    说白了,在列宁眼里,所有的道德戒条都不适用于我,所有的手段包括通常不道德的手段我都能用,而且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想抢钱就可以抢钱,我想骗钱就可以骗钱,我想造假钱就可以造假钱,我想用敌对国政府的钱就可以用敌对国政府的钱;而且,我想杀人就可以杀人,我想不守信用就可以不守信用,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没有什么道德可以束缚我限制我,因为我从事的事业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最正确的事业,我就是历史规律和社会正义的代表和化身,我就是道德的最高裁判者。
    
    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列宁······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可以向策略的祭坛献上一切:良心、全人类道德、俄国的利益。”“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
    
    苏共历史专家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讲的更形象:列宁“不是一个普通的布尔什维克,他是一个非凡的布尔什维克,他一手拿着马克思的书,一手拿着尼采的书,而头脑里却是马基雅弗利的思想。”
    
    一言以蔽之,列宁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
    
德国皇帝派往俄国的“特洛伊木马”——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六

    
    1917年4月9日,以列宁为首的一批布尔什维克分子从苏黎世登上了一趟神秘的德国专列。
    
    专列开出后不允许任何人上车,也不允许任何人下车。专列的窗户被用黑色亚麻布制作的窗帘遮的严严实实,车上乘务员也尽量保持沉默。
    
    专列进入德国后,一个名叫赫尔佐格·穆尔的德国军官上了车,给每位俄国乘客发放了一本据说是德国皇帝撰写的小册子,祝愿他们“旅途顺利,革命成功”,并专门提到希望他们回到俄国后能夺取政权。
    
    这辆神秘专列到底是怎么回事?列宁一行为何会乘坐这辆专列呢?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此前,1917年3月8日至12日(俄历2月23日至27日),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建立了临时政府。这使侨居国外多年的列宁一下燃起了几近熄灭的夺权希望,为此他急于从当时所在的瑞士赶回俄国去。
    
    不过,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德国和俄国正处于交战状态,列宁虽急着回国夺权,却因为战争一时难以如愿。巧的是这时德国当局也急于资助俄国“革命分子”,从内部搞垮主战的俄国临时政府,被他们相中的正是列宁和他掌舵的布尔什维克。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同意做桩买卖——德皇允许列宁取道德国返回俄国,并给以重金资助,而列宁则答应回国后千方百计颠覆临时政府,当权后就使俄国退出与德国的战争。
    
    1916年12月28日,列宁为此事与德国驻瑞士伯尔尼特使冯·罗姆贝格伯爵专门进行了会谈,协商了两套护送布尔什维克党人回国的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从瑞士乘坐专列前往德国,再经过德军占领下的波兰或经中立国瑞典进入俄国。鉴于俄国临时政府向瑞士提出过引渡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要求,一旦瑞士不同意列宁等人出境的话,就采取第二套方案,由德军总参谋部提供秘密车厢,借国际货运专列将布尔什维克党人运出瑞士,或者在德瑞界湖博登湖上准备好渡轮,将列宁等人接走。
    
    鲁登道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从军事角度来看,把列宁放回俄国是一个明智之举。······不管俄国如何不是德国的对手,只要它不退出战争,我们就不能摆脱失败的阴影。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帮助宣扬赤色革命的俄国激进分子,其实就是帮助德国。”
    
    1917年3月下旬,德皇威廉二世正式批准了由德国外交部与总参谋部共同制订的“托尔计划”,并在计划上批示:“以列宁为首的40余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德国有利用价值,接受他们的申请。”就这样,在德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列宁一行很快顺利的回到了俄国。
    
    事情很清楚,列宁是在俄德两国交战的情况下,由德国政府特意送回俄国去颠覆本国政府的。难怪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激烈指责他是德国皇帝派往俄国的“特洛伊木马”呢!
    
“被收买的革命”——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七

    
    列宁不仅是德国政府送回俄国的,而且是拿着它资助的金钱回到俄国“搞革命”的。
    
    2004年1月25日,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宣称:“从文件中早已得知,这(场革命〈作者注:指所谓的“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的行动······此外,我对列宁通过加涅茨基得到的资金格外感兴趣。帕尔武斯是策划者,这是历史学家和所有人都知道的。列宁在1915年3月得到了200万(约合今天的1000万)以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都是有文件记录的历史事实。”
    
    2007年,时值所谓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德国明镜周刊第50期以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档和十月政变旗帜为刊头图,以11页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该期的标题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封面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
    
    这篇由6位专业作者撰写的文章发掘了欧洲多国的档案资料,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安全机关档案,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文献,德国外交部和俄国档案中的备忘录以及瑞士银行的流水帐单,还有当时驻节俄国的欧洲外交人员留下的日记和笔录材料,令人信服的揭秘了列宁当年接受德国政府金钱资助的内幕。
    
    文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威廉二世皇帝想要取得在东线的胜利,而列宁则想要颠覆沙皇政府。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列宁与德皇陛下的黑白两道人物串联,暗中接受了德国政府的大量资助。直到1917年年底,德国外交部至少给了列宁2600万德国马克,相当于今天的7500万欧元。
    
    文章还详尽的描述了一名爱沙尼亚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后来具有多重身份和面貌、往来于德俄之间的神秘人物赫尔方特Helphand。从解密的档案来看,向德国情报机构介绍列宁、建议给予资助,穿梭往返联系,甚至携款支付的都是此人,一名德国情报人员。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八

    
    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官方的临时政府,一个是非官方的由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也参与其中的工兵代表苏维埃。
    
    当时,先于临时政府成立的苏维埃经过投票,决定不参加临时政府,但它保证:临时政府实行多大程度的改革,就给予它多大程度的支持。显然,这是一种有条件的支持,在列宁回国前,这不仅是孟什维克,也是布尔什维克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
    
    可列宁从国外一回到俄国,就急吼吼的抛出了《四月提纲》,明确提出当前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任务是推翻临时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但让列宁恼火的是,他的新主张刚一出笼,便遭到了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一片反对,不仅一向跟他不合的孟什维克反对,就连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反对他。
    
    大家一致认为,当时的俄国根本不具备无产阶级夺权的条件,列宁的《四月提纲》明显违反了老祖宗马克思的基本原理。
    
    但唯我独尊的列宁却一意孤行,非要推翻临时政府不可,并通过施展政治手段,最终迫使布尔什维克中央同意了他的方针。
    
    让不少人纳闷的是,一向以马克思主义卫道士自居的列宁,为何在遭到各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司令部”明确反对的情况下,甘愿冒着“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巨大风险,执意推翻临时政府呢?导致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关键在于列宁对政权一向有着异乎寻常的狂热追求。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是列宁一贯的主张。如果说政权是布尔什维克全部政治热情的焦点,那么它更是列宁政治热情的焦点。
    
    正如苏共史专家阿·阿夫托尔汉诺夫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列宁对生活中所有的事物——国内事物也好,国际事务也好——只用一种观点去看待,即这一事物能使他接近政权呢,还是使他远离政权。无论是饥荒,还是经济罢工,无论是各国之间的战争,还是自然灾害,甚至象水灾、地震这样一些自然灾害,列宁都是从政权这一角度去看待的。”“一点不错,所有一切问题,不管大小,不管是哲学方面的还是生活方面的,列宁一定要把它同政权问题联系在一起。”
    
    毫不夸张的讲,列宁在十月政变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朝一日夺取权力。二月革命后,眼看等待多年的夺权契机就在眼前,时不可失机不再来,错过这一站就可能没有下一站,他当然要放手一搏了。
    
    所谓“十月革命”
    ——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九
    
    从1917年春季到初冬,有关布尔什维克要发动政变的消息一直在彼得格勒流传着。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在暗中秣马厉兵,磨刀霍霍,摇摇欲试,伺机而动。
    
    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终于按下了政变的扳机。
    
    当日凌晨两点,根据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从各兵营里开出的一小股一小股部队陆续占领了市内的车站、桥梁、照明设施、电报局和通讯社。“战斗好像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市中心的换岗----开头的关键性的战斗完全是不流血的,没有任何伤亡记载----城市很平静。”
    
    天亮后,列宁秘密来到了政变指挥中心斯莫尔尼宫。攻打冬宫的实际负责人波德沃伊斯基这样记述道:“列宁在一个小房间里不断地走来走去,像是一头笼中的狮子。他需要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冬宫,这个通向政权之路上的最后一个卡子夺取到手······伊里奇在骂人,在吼叫,说是要把我们这些人都毙了。”
    
    上午10时,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散发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已转归苏维埃。但临时政府拒绝投降,仍在冬宫内坚守。
    
    当晚9点40分,著名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对冬宫进行了象征性炮击。紧接着,布尔什维克的赤卫队向冬宫发起了进攻,并于10月26日凌晨2时占领了冬宫,逮捕了除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之外的所有临时政府成员。至此武装政变取得胜利,临时政府被推翻。
    
    在发动政变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单方面召开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大会通过了《告全世界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苏维埃。
    
    大会还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占主导地位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列宁任主席的新政府——人民委员会。正如曾亲身经历这些场景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所说的那样:“这些布尔什维克仅仅四个月前还是一个不被承认、受人通缉的小集团,现在却登上了驾驭伟大俄罗斯的最高宝座,真是一步登天。”
    
    事后,这场由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夺权起义一直被苏共称作“十月革命”,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场政变。
    
    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变革,而这次起义非但没有推动俄国进步,反将它拉入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黑暗时代。正象有人说的那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后把俄罗斯成功地改造为反文明世界”。所以,在今天的俄国,多数人都不再使用“十月革命”这个词,而以“十月政变”代之。
    
    高尔基的炮轰和预言
    ——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十
    
    早在当年列宁发动十月政变前后的那段日子,就有许多有识之士对其持批评和否定态度,曾被列宁称做“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的高尔基便是其中之一。
    
    在自己创办的《新生活报》上,高尔基发表了大量批评列宁和十月政变的文章,其措辞之激烈和严厉,在当时的各种报刊中可谓无出其右。
    
    在高尔基看来,十月政变纯粹就是“盲目的狂热分子和没有良心的冒险家”列宁用无产阶级的“皮”和“血”做的“一场试验”,“他力图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发展到最极端的程度,以便看一看结果到底会怎么样。”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在拼命奔跑,好像是踏着通向‘社会革命’的道路,但实际上这却是一条通向无政府主义状态,通向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死亡的道路。”
    
    高尔基断言,俄国人民将为这场试验“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并且破了产的人民已经为这一试验付出了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而且还将被迫付出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
    
    在这场革命中,等待俄国工人阶级不是“奇迹”,而是“饥饿、工业的全面瓦解、交通运输的毁灭、长时期的血腥的无政府状态,而在这之后则是血腥气毫不消减的黑暗的反动。”“现在并不是在进行社会革命,而是在摧毁那将来可以在其上进行这一革命的土壤。”
    
    总之,这是一场“毫无理智的试验”,一场“无情的试验”,一场“预先注定要失败的残酷试验”,它不仅“将消灭掉工人的最优秀的力量并长期中断俄国革命的正常发展”,而且将“彻底摧毁”俄国。
    
    高尔基之所以对十月政变持这种否定观点,是因为在他看来,“在俄国生活的当代条件下没有社会革命的位置,因为不可能异想天开地把占国家人口85%的农民——其中还有几千万的异族游牧民——变成社会主义者。”
    
    那么列宁有没有考虑过这场试验会失败呢?有没有对这场试验一旦失败所造成的后果做过理智的估算呢?高尔基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指出,列宁及其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对待俄国就像对待试验用的材料一样,对他们来说,俄国人民就像是一匹马——细菌学家们为使其血液中产生抗伤寒血清而为之接种伤寒病菌的马。委员们拿俄国人民做的正是这样一个残酷的和事先注定要不成功的试验。他们没有想到,疲惫不堪的、半饥饿状态的马可能死掉。”“斯莫尔欧宫的改革家们顾不上俄国,他们冷漠地要把它变成他们关于全世界的革命或欧洲之梦的牺牲品。”
    
    高尔基还分析说,“列宁并不极其熟悉复杂的生活,他不了解人民群众,没有同他们一起生活过,但是他——从书本上——得知,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些群众鼓动起来,用什么办法可以——最轻松地——激起他们的本能。工人阶级对于列宁,就像矿石对于冶金者一样。是否可能——在目前的所有条件下——用这种矿石炼铸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看来,不可能;但是,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即使试验不成功,列宁又冒什么险呢?”
    
    列宁的这种心态充分表现了他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不负责任,为此高尔基要指责他是“既不怜惜无产阶级的名誉,也不怜惜无产阶级的生命的冷静的魔术家”。
    
    按照高尔基的看法,十月政变“这一不可避免的悲剧”之所以“并不使列宁感到难为情”,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无道德”感和“对待民众生命的老爷式的无情态度”。
    
    高尔基不无讽刺的写道:“列宁本人当然是一个具有超凡力量的人;25年来,他一直站在为社会主义胜利而奋斗的第一流斗士的行列中,他是国际社会民主派的最伟大和卓越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天才的人,他具有‘领袖’的所有品质,还具有这一角色所必需的无道德和对待民众生命的老爷式的无情态度。”
    
    “列宁是‘领袖’,也是俄国贵族,这个已经消失的阶层的心理品质列宁并非没有,而正是因此他认为自己有权拿俄国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要失败的残酷试验。”
    
扼杀立宪会议(上)——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十一

    
    1918年1月5日,俄国人民期待许久的立宪会议(今天通常译做制宪议会或宪政议会——笔者注)终于在首都彼得格勒的塔里达宫开幕了。
    
    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俄国民主派已经奋斗了整整近一个世纪。但它只存在了12小时40分钟就被列宁授意布尔什维克用来复枪强行驱散了,成了“世界宪政史上存活得最短的立宪会议”。
    
    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和支持布尔什维克,与列宁交往密切曾被其称做“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的高尔基,在这一天写下了《从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一文,不仅把当天发生的惨案与1905年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相提并论,而且满怀悲愤的谴责列宁用“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那么列宁为什么要驱散这次立宪会议?这次事件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成立议会,取代君主专制,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让宪法凌驾于最高统治者、政府、议会、政党、军队之上,是近代以来各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一桩大事。
    
    自从19世纪初十二月党人在俄国最早提出召开立宪会议之后,这一主张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到了20世纪初,俄罗斯所有反对沙皇专制的政党可以说都把支持召开立宪会议作为自己的政治口号,寻求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不例外。
    
    在十月政变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郑重承诺“苏维埃政权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而且信誓旦旦的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
    
    按照列宁本来的如意算盘,既然是布尔什维克执政,他的党当然会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获胜。谁知选举结果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其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总共也只占有30%的议席。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一下成了少数党,不仅输掉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而且输得很惨。
    
    在这种情况下,其它政党必然就会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问题,就会要求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对视权如命的列宁来说,刚得到的政权,岂能拱手让人?于是,列宁对立宪会议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前不久列宁还说制宪会议是人民意志完美的体现,现在他却宣布立宪会议是“人民的敌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立宪会议如果与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在政治上死亡。”
    
扼杀立宪会议(中)——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十二

    
    面临不利的选举形势,为了确保对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的控制权,列宁煞费苦心的打出了一系列密集组合拳:
    
    1917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命令,逮捕了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
    
    11月28日,原定立宪会议召开的日期,立宪民主党组织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结果遭到严厉镇压。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11月29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布了“关于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动的政府公告”,强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将对所谓资产阶级叛乱进行镇压。
    
    12月1日,人民委员会逮捕了数十名立宪民主党活动家,该党实际上被取缔。
    
    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确定1918年1月5日在代表人数不少于400人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
    
    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并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开进了彼得格勒。
    
    12月26日,列宁发表了《论立宪会议》一文,称苏维埃是比立宪会议“更高的民主形式”、“立宪会议选出的代表并不真正代表民意”。
    
    1918年1月3日,即立宪会议开幕的前两天,全俄中执委为了防范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再次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全俄罗斯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苏维埃政权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类企图。”这等于对立宪会议下了一道格杀令,明确表示打算“用武力更正票箱”。
    
    1918年1月4日,也就是立宪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苏维埃政府宣布对彼得格勒实行军管,禁止公共集会。布尔什维克党报《星火报》发布公告称:任何在立宪会议附近集会游行者将被武力镇压。
    
    1918年1月5日,俄国终于迎来了决定其命运的一天。
    
    当天,列宁亲自在立宪会议的会场彼得格勒塔里达宫坐镇指挥。他的打算是:如果会场上的情况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就利用这个全民普选产生的机构为布尔什维克政权罩上一层民主的外衣;如果它不听话,就驱散它。
    
    列宁深知立宪会议在人民中的影响,为了确保对会场的控制,他不但调集了全部在首都的武装,而且不准会议在会场外的局势没有完全控制时开幕。于是,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将塔里达宫围得水泄不通,街道上不但堆起了沙袋,架起了大炮和机枪,而且还有供整个师团用的野战炊厨设备,气氛肃杀,一派大战将临的景象。
    
    果然,中午时分,数万名支持立宪会议,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群众上街举行游行,打出了为列宁深恶痛绝的标语——“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游行很快便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血腥镇压。
    
    在这场民主与独裁、选票与子弹的决战前,列宁十分紧张。一个当事人这样描绘他那天见到的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他情绪亢奋,脸色惨白得象具尸首······在极端苍白的脸和脖子的衬托下,他的和其身材不相称的脑袋显得更庞大了,那双象在冒火的眼睛肿胀欲裂。”当列宁得知支持立宪会议的群众已被镇压、会场外的局势完全可以放心时,他才允许会议开幕。
    
扼杀立宪会议(下)x——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十三

    
    1918年1月5日在塔里达宫举行的立宪会议,是在布尔什维克水兵枪口的监视下进行的。
    
    作为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成员,人民委员会海军事务部政委拉斯柯尔尼科夫全程亲历和参与了这次会议,他在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里详细叙述了当天在塔里达宫发生的真实情景。
    
    按照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叙述,塔里达宫会场的警卫是由契卡的秘密警察所控制的,任何人进入塔里达宫,都必须持有彼得格勒契卡头目乌里茨基签署的通行证。
    
    会议开幕后,布尔什维克代表首先提出动议,要会议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这一动议被大会以多数票否决。此后列宁见控制不了局面,逐决定解散立宪会议。
    
    拉斯柯尔尼科夫回忆说:“我们被传唤到团组所在的厅房开了一个会议。按照列宁的建议,我们决定以大会拒绝工人和被剥削的人民的权利宣言为理由退出立宪会议。我和洛莫夫被授权执行这一任务。”
    
    回到大厅后,拉斯柯尔尼科夫登上了讲坛,“在说明我们将不走立宪会议道路后,我做出了全体布尔什维克退出大会的声明,随即走下讲坛。”
    
    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回到政府会议厅时,列宁微笑的对他说:“现在没必要驱散立宪会议,让他们尽情地聊下去,然后打碎它。明天我们不会让他们任何人走进来。”就这样,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先后退出了会议。
    
    尽管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退出了会议,但由于多数代表拒绝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的蛮横要求,此后会议仍按议程进行,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左右。
    
    最后,当议长切尔诺夫宣布将就一项议案表决时,布尔什维克委任的塔里德宫警卫队司令热列兹尼亚科夫走到大会主席台上,用粗壮的手拍了拍满脸惊愕的切尔诺夫的肩膀,口气坚决强硬的对他说:“警卫们累了,我建议会议结束,大家都回去吧!”
    
    面对这位带枪的司令的命令和威胁,议长匆匆宣读了社会革命党拟定的“土地法”和其他重要决议草案,然后向代表们宣布散会,并决定在当日下午5点再度集会,那是大会最重要的表决议程。但等到下午5点钟会议代表们再回到塔里德宫时,发现宫殿的所有门都被紧紧锁上了,大门上贴着布尔什维克政府解散立宪会议的布告。
    
    事后,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和迪本科去会见列宁,告诉他立宪会议是怎么倒霉的结束时,他挤了下黑色的眼睛立即高兴起来,然后奇怪的问道:“维克多·切尔诺夫真的乖乖的听了指挥官的话,连哪怕一点反抗的表示都没有?”于是他右侧靠着沙发哈哈大笑起来。
    
    世界宪政史上最短命的立宪会议,便这样在列宁得意的嘲笑中夭折了。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枪声和兵痞的咆哮敲响了俄国近百年民主革命的丧钟,迫使刚刚摆脱沙皇专制的俄国走向了更加黑暗的一党专政的极权时代。
    
    1918年1月6日,立宪会议被解散的当天,布尔什维克在未经外界承认的情况下,宣布用他们所控制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取代立宪会议,成为俄国的最高立法机构。
    
    1月8日,布尔什维克召开了第三次苏维埃大会,由其把持的这次大会批准了苏维埃政府的所有法令,并宣布它为永久政府。
    
    布尔什维克用枪杆子强行解散立宪会议的暴行引发了广泛而强烈的抗议。
    
    1918年1月6日,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沙皇专制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列宁扼杀立宪会议的暴行也遭到了欧洲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批评。
    
    罗莎•卢森堡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
    
    考茨基说:“苏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它可以把一切它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对待立宪会议的两幅嘴脸——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十四

    
    近代以降,许多政治家都喜欢称自己是人民意志的代表,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的领袖更是莫不如此,列宁便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之一。
    
    然而,一个政治家究竟是不是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他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不是为了人民,关键不在于他心里怎么想,嘴上怎么说,也不在于当人民的意志跟他个人的意志一致或相近时他怎么做,而在于当人民的意志跟他的意志相矛盾时,他是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意志,服从人民的意志,还是穷凶极恶的扼杀人民的意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
    
    那么什么才是人民的意志呢?显而易见,在现代政治文化中,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普遍的选举基础上的立宪会议才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因此,一个政治家是否真把人民的意志当回事,就看他对立宪会议的态度如何。
    
    纵观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可以说前后判若两人——当立宪会议对他有利,即民意与他一致或相近时,他便积极支持立宪会议,利用民意;而当立宪会议反对他,即民意与他相悖时,他便毫不留情的驱散立宪会议,扼杀民意。从表面上看反差很大,但整个过程的内在逻辑其实是一致的。
    
    如果说当政前列宁对立宪会议的支持是为了给布尔什维克夺权创造条件,当政后一度继续支持立宪会议是为了给已经到手的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布尔什维克上台依靠的完全是暴力,苏维埃政权也是自封的,根本没有任何代议制机构的授权或者承认。合法性问题一天不解决,政权一天就不能巩固),那么最后驱散立宪会议则是为了避免自己好不容易到手的政权被它剥夺,也就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已经执掌的政权。
    
    由此可见,在这个过程中,列宁从来就没把人民的意志真当回事,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紧紧围绕着一个字:权。这恰恰是其个人意志的核心所在。
    
    试想,如果立宪会议能如列宁所愿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而不是拒绝他继续当权,使得列宁想利用民意为其加冕的企图泡汤,他还会驱散它吗?当然不会!
    
    又或者,如果列宁真的像他所自称的那样是代表人民意志,为人民谋利益的,当立宪会议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投反对票时,他还会抗拒立宪会议的决定,并将它扼杀在摇篮中吗?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
    
    可见,列宁所谓的代表人民意志,为人民谋利,纯粹就是自欺欺人! 可笑的是,明明是列宁及其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要求立宪会议承认他们执掌的政权,他却说“劳动人民要求立宪会议承认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政府”;明明是列宁及其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解散了立宪会议,他却说解散立宪会议是在执行人民的意志;明明是列宁及其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在扼杀人民的意志,他却把人民的意志诬陷为剥削阶级的意志,把自己的意志美化成人民的意志。
    
    说到底,在列宁眼里所谓人民的意志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意志,而所有与他的意志相悖的则都是剥削阶级的意志——这岂止是专横独裁,而是专横独裁之余又加上了无耻无赖!
    
民主自由的两面派——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十五

    
    争民主自由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大潮流,在这股潮流面前,有顺应推动的,也有逆流而行的。那么列宁的态度是什么呢?
    
    列宁的政治生涯始于沙皇时代,贯穿其这一时期政治活动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至始至终都是反对沙皇专制,争取民主自由。不过在列宁的笔下,我们所说的“民主自由”,通常被称为“政治自由”。
    
    在列宁看来,争取民主自由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两大任务之一,而且是它首要的和最迫切的任务。在强调争取民主自由的重要性的同时,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不但要把争取民主自由当做自己首要的和最迫切的任务,而且应该走在这场运动的最前列。
    
    列宁之所以把争取民主自由摆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争得了民主自由,才能把无产阶级联合组织起来,才能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和政治培养,从而为夺取政权做好准备。对于这一点,列宁可以说是经常讲,反复讲,不厌其烦的予以强调。
    
    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建立了新的民主政府,俄国人民终于获得了他们为之奋斗多年的言论、结社、集会和游行等广泛的自由权利。连列宁本人都承认,“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列宁于1917年4月12日亟不可待的从国外回到了俄国。从那时起直到十月政变,尽管列宁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当时俄国人民所能享受的各种自由权利,一方面对各阶层民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蛊惑,另一方面紧锣密鼓的进行武装夺权的准备,但与此同时,他对民主自由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他眼里,此时要推翻临时政府,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就必须及时“脱掉”民主这件社会民主党多年“‘穿惯了的’、‘可爱的’脏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用他的原话讲,“现在已经是丢掉脏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
    
    果然,当列宁成为俄国的新统治者后,便毫不犹豫的把民主自由这件“脏衬衫”给扔了,不但扔了,而且还狠狠的踏上了一只脚。为此,他先是用枪杆子解散了立宪会议,接着又一手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极权制度。
    
    纵观列宁一生对民主自由的态度,堪称十足的两面派——没权时不遗余力的宣传和争取民主自由,掌权后却不遗余力的践踏和扼杀民主自由;表面上以民主自由的化身自居,实际中却视民主自由为大敌。说到底,宣传和争取民主自由其实只不过是列宁的权宜之计,而践踏和扼杀民主自由才是他的本性使然。前者是表,后者是里。
    
    这样的表里矛盾吗?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之所以没权时列宁要不遗余力的宣传和争取民主自由,是为了利用民主自由夺取政权,变无权为有权,之所以掌权后又要不遗余力的践踏和扼杀民主自由,则是为了垄断和巩固到手的政权,以免被别人分享和夺走;之所以列宁要在表面上给自己披上一件民主自由的外衣,是为了用它的光彩来欺骗民众,好让他们心甘情愿的为自己的政权卖命,之所以实际上又拼命践踏和扼杀民主自由,则是为了杜绝别人步其后尘利用民主自由来夺取自己手中的政权。总之,一切都是为了政权。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极权制度——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十六

    
    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曾经公开承认:“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事实确乎如此。
    
    3月15日,临时政府一成立便颁布法令: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宣布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撤销出版事务委员会,取消书报检查;实施政治大赦,给刑事犯减刑;废除死刑和战地法庭;着手修改刑法、民法和诉讼程序;撤销保安厅,废除警察制度,建立民警;废除一切等级的、宗教的和民族的限制;在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选举的基础上选举地方自治机关;准备在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选举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由之决定国家管理的形式和宪法。
    
    这一系列民主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使俄国成功的完成了“从沙皇政府的专横恐怖到广泛的政治自由的急剧转变”,让俄国人民第一次获得了广泛的自由民主权利。
    
    但是,这个“最自由的国家”仅仅存在了短短8个月,就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悍然发动的十月政变给推翻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苏联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宣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美丽新世界”,一种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的民主形式”。
    
    然而,直到苏联解体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浮出水面,人们才愕然发现,原来几代人信以为真的这个神话竟是个精心编造的谎言。
    
    事实恰恰相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建立的根本不是什么“美丽新世界”,也根本不是什么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的民主形式”,而是世界上第一个极权制度和极权国家。这种建立“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给俄国和整个世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祸害。
    
    按照国际政治学界的共识,极权主义包含了共产主义极权制度与法西斯主义极权制度两种基本形态。沿用流行的说法,我们可以把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简称为“红色极权”。它最早出现于苏俄,本身又经历了一个由列宁时代到斯大林时代的演变过程。
    
    为了把由列宁创立的极权制度与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的极权制度区别开来,我把前者称作列宁式的极权制度,把后者叫做斯大林式的极权制度。
    
    列宁式的极权制度不仅是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鼻祖,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极权制度。
    
“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十七

    
    由列宁一手开创的红色极权制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形态呢?借用被毛泽东打成“大右派”的储安平的话说,它最根本特征可以归结为三个字:“党天下”。
    
    “党天下”首先意味着一党专政,即一党垄断政权,也就是只有一个党合法,并且只有一个党执政,除此之外禁止建立其它任何党派,当然也就不存在多党联合执政或轮流执政了。
    
    列宁对此并不避讳,他曾公开承认说:“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
    
    与西欧的民主党不同,列宁一手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像是座金字塔,位于塔的底部的是几百万普通党员,在这个底部之上的是一级一级的党的官僚机构,每一级党的机构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上一级机构,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拥有绝对的领导权。位于金字塔顶部的是什么呢?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核心则是人数更少的政治局,政治局又是以公认的党的领袖列宁为首的。
    
    列宁曾把统治苏俄的权力体系称之为“寡头政治”。他说,“由大会选举十九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领导日常工作的是更小的集体------组织局和政治局-----这样看来,就成为真正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整个机构就是这样----这种机构在二十五年内从不合法的小组成长起来。”
    
    在谈及这种“寡头政治”的核心时,列宁又进一步强调了个人权威的作用。他说:“在激烈斗争的时代,实行工人专政,就要提出个人权威、个别人物的道德权威的问题,这个人的决定无须长时间的讨论而须全体服从。”比这更赤裸裸的是列宁在论述中央集权制同一长制和独裁的关系时的直白:“苏维埃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同一长制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可见,列宁不仅主张党和党中央的独裁,而且赞成个人独裁。
    
    列宁不仅是这么主张的,掌权后也是这么做的。
    
    苏维埃政权初期著名国务活动家,曾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奥新斯基在1919年3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指责列宁说: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作为整体的中央,有的只是领袖。党员执行的不是党集体决定的政策,而是个人决定的政策。党的政策的确定“更多是这样:列宁同志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互相谈谈就决定了当前的问题······所有的决定都是个人的决定”。总之,“管理党的在法律上是集体——中央,而在实际上是一个人——列宁”。
    
    如此一来,党也就变成了列宁曾经所说的“传送带”——列宁和政治局控制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控制党,接下去是党作为“先锋队”控制政府和所有党外组织,从最高层顺着这条线把命令传达到需要传达的最终目的地。
    
    可见,所谓一党专政说到底其实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专政,以列宁为首的政治局的专政,最终基本是列宁一个人的专政。
    
“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十八

    
    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在历史上是逐渐形成的。这倒不是因为列宁当政伊始不想搞一党专政,愿意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而是因为十月政变后苏维埃政权立足未稳,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也没有后来那么强大,还需要借助其它政党的力量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权。
    
    那么列宁是怎样一步步建立起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的呢?
    
    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两个政权都是多党制,其中临时政府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多党制政府。
    
    十月政变后,虽然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取代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中原有的主导地位,但苏维埃内多党并存的局面并未改变。与此同时,尽管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拒绝参加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新政府人民委员会,但人民委员会中仍有部分委员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担任的,因此,人民委员会当时还不能说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只能说是布尔什维克控制下的联合政府。
    
    不过,尽管当时的政府还不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当时的苏维埃也不是清一色的苏维埃,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却在大踏步的朝着消灭多党制,建立一党专政的目标迅速推进。
    
    首先被灭掉的是在俄国政治谱系中属于“自由主义左翼”,曾经与社会主义政党有着共同底线,被列宁视为“同盟者”的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被赶下俄国政治舞台后,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日子也渐渐变的不好过了。
    
    1918年春夏,内战爆发后,右派社会革命党和一些孟什维克与俄国军队、外国武装干涉力量联合起来,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斗争。因为这个缘故,当年6月14日右派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被开除出苏维埃,他们的报纸也被查封。
    
    这年3月,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认为对德签订割地赔款条约就是投降卖国,旋即退出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苏维埃中。同年5月,苏维埃政府为解决城市饥荒,发布粮食专卖法,实行余粮征集制政策,左派社会革命党又指责这是对农民阶级的背叛。由此,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孟什维克采取了联合反对和共同抵制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
    
    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又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对苏维埃政府的不信任案。很快,布尔什维克便以该党刺杀德国大使挑起武装叛乱为由,将其开除出苏维埃,并查封了它的报纸。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由此彻底闹掰。苏维埃内多党制政体至此实际宣告结束。此后,布尔什维克对左派社会革命党采取了分化、镇压的政策。
    
    到1921年3月,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与组织工人骚动,要求取消共产党专政,要求国家政权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掌握在劳动者手中,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逮捕这些党的党员的行动。
    
    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假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
    
    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宣布:“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同年俄共(布)十二大强调,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政治力量。”这一任务在保卫局的执行下顺利完成。一年以后,由于部分孟什维克的绝食,政府允许十名主要领导人移居国外。至此,俄国原先的多党制彻底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所取代。
    
    从1917年的十月夺权到1922年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唯一合法的政党”,苏维埃政府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的政府,经历了整整5年时间。这期间,列宁率领着布尔什维克,用刺刀和步枪逐一消灭了竞争者和反对者,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的把整个国家政权全都抓在了自己手里,成了国家权力的垄断者。
    
    诚如苏共党史权威阿•阿夫托尔汉诺夫所说:“西方极权主义者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并把它们解散,共产党则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肉体上消灭这些政党。”
    
“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权”——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十九

    
    党天下不仅意味着一党专政,而且意味着执政党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国家的大小事情都必须听其发号施令,都必须由它说了算,它的意志至高无上。
    
    1920年10月11日,列宁在给布哈林的一张便条上直白的写道:“只要以整个中央的名义声明(并论证)以下几点就够了:------无产阶级=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权”。
    
    在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列宁更是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曾指示说,“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 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
    
    就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指出的那样,在列宁生前,“党的机关才成了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立法和执行机关。党的意志,它的‘权欲’和它的权威几乎像康德所说的一样,是无上命令(但是没有无上命令的道德实体!),是国家的绝对法律,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列宁创立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还是后起的法西斯主义极权制度,都希冀把自己的政权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隙缝,不留任何死角,但前者达到的控制水平——不管是控制的力度还是控制的广度与深度,都是后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制度充其量只是全面控制了社会的政治生活,部分控制了社会的经济和精神生活,而列宁式的极权制度则是无所不包的“一把抓”。
    
    在这种极权体制下,党不仅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还牢牢的控制了人民的思想、价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们的私生活,而且这种控制的力度和深度也远远超过了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制度。
    
“党决定国家发展的总的前途”——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二十

    
    那么列宁是如何操纵布尔什维克党实施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的呢?
    
    如果我们把这种控制视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无疑是对政治生活的控制,而对政治生活的控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则是对政权的控制。
    
    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权的控制首先体现为党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按照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说法:“党决定国家发展的总的前途,保证对人民创造性的活动实行科学的领导,使人民争取实现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斗争具有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和目标明确的性质”。这个提法虽然出自斯大林之手,但同样也是列宁时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
    
    列宁生前,是凡关系到整个国家大政方针的一切重大事宜,无论是解散立宪会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还是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等等,都不是政府决定的,而是中央委员会拍板的。
    
    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权的控制也体现为党负责选拔和任免官员,特别是高层干部。这是党控制政治权力必不可少的组织手段。
    
    1920年半年间俄共(布)中央就任命了37547名“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政委”。1920年8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决议提出,“全党的组织任务就是把党的队伍中的全部60万党员分配到各个党的工作岗位上去。”通过对担任重要职务的高层官员进行预先审查、选拔推荐、批准任命,党的领导机关便自上而下控制了整个国家所有领域官员的任命。
    
    最后,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权的控制还体现为它的监督和检查职能。列宁说过,在组织方面,党的领导主要是选拔官员和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可见,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权的控制囊括了政治决策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既包括了政治领导,也包括了组织领导,可谓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以至于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地步。
    
战时共产主义——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二十一

    
    列宁式的极权制度与法西斯主义极权制度高度相似的一点在于,两者都牢牢的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但前者远胜于后者一筹的是,它不但牢牢的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而且还牢牢的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没做到的,列宁早就做到了。
    
    为了巩固刚到手的政权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十月政变后第二天,列宁便指示苏维埃新政权接管了国家银行。1917年12月27日,列宁又起草了《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并在当日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讲话。
    
    根据列宁的意见,这一天,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和《关于检查银行钢制保险箱的法令》,宣布将所有私营银行并入国家银行。至1918年1月20日,全国各城市的私人银行均被苏维埃政权没收和接管。至此,苏维埃国家银行国有化的任务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铁路、商船、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遵照列宁的指示,苏维埃政权很快接管了官办铁路。1918年1月31日,列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关于海洋与内河商船国有化的问题,并形成了正式法令。这一法令付诸实施半年,便将13754艘河运船只和2476艘海运船只收归国有。到1918年5月,300家大工业企业也实现了国有化。
    
    在从1917年10月至1918年春这段时期里,通过对银行、铁路、商船、大工业企业等实行国有化,苏维埃政权很快便控制了整个俄国的经济命脉。
    
    1918年3月3日,苏维埃政府与德、奥、保、土四国同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此后,俄国爆发了一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内战。面对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和英、美、日、法的反对,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在对银行、铁路、商船、大工业企业等实行国有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加强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质就是撇开市场,建立高度集中的生产、分配和管理体制,采取纯粹军事、行政的手段和方法组织和控制社会经济。而通过这些措施,它也确实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将全国所有的原料、物资和人力资源成功的集中到了自己手中。
    
    到1920年底内战基本结束时,作为内战时期非常措施的战时共产主义不但没有因非常时期的结束而收缩,反而还进一步加强了。如余粮收集制扩大到了棉花、麻类、皮革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国有化由大中企业推广到了广大小企业,进一步取缔一切私人贸易活动等等。
    
“革命母亲”成了“刀下鬼”——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二十二

    
    在列宁式极权制度下,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全面控制着俄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同样也全面控制着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什么是精神文化生活?简单的讲,如同物质生活就是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一样,精神文化生活其实也就是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把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控制住了,也就控制住了这个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与民主制度截然不同,在列宁式极权制度下,人们可以生产传播和消费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不能生产传播和消费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不取决于自己的意愿,而取决于党的意志,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决定权完全操在党的手里,人们毫无自由可言。
    
    讲的更具体点,按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旨意与要求,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就像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一样,也必须自觉服从党的领导,积极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只有服从党的领导的,与官方意识形态一致的,能够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精神文化产品,其生产传播和消费才是党和政府允许与提倡的;反之,对于那些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偏离官方意识形态的,不能够服务于苏维埃政权的精神文化产品,党和政府不但一律禁止其生产传播和消费,而且还要予以严厉打击。
    
    列宁把这叫作“党性原则”,用毛泽东时代的话讲,也就是政治挂帅。
    
    以书报的出版发行和阅读为例。在俄国,出版界历来被誉为“革命的母亲”。作为“出版自由之最热烈的保卫者”,布尔什维克历来认为对“革命的母亲”进行限制是所有统治阶级最愿意干的一件事。
    
    在沙皇时代,列宁不但发表了大量抨击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而且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特别喜欢的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出版的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他还曾发誓革命胜利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到新闻自由。
    
    谁料列宁刚一上台,“革命母亲”就成了新政权的“刀下鬼”。
    
    1917年11月8日,十月政变后第二天,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发布命令,查禁八种“资产阶级报刊”,并通过专门决议,暂时禁止所有资产阶级报刊。
    
    11月9日,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又亟不可待的颁布了《关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临时书报检查制度。这项法令明文禁止反对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反映不同声音的报纸都说成是“毒害大众心灵并使群众意识发生混乱,其危害性甚至超过炸弹和机枪”的“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一星期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报刊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必须查禁资产阶级报刊。
    
    紧接着,苏维埃政权又将出版业国有化,约有1000家造纸厂和印刷厂被全部收归国有,到1920年国营出版社的比例已达到92.4%。当时所有的商店都接到上级的通知,只有党所认可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有使用印刷设备和纸张的权利。
    
    内战爆发后,苏维埃政权对新闻与书报检查的行政管制就更严了。列宁强调说,“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对出版业要“拉紧缰绳”,警惕那些“用写作为白卫组织打掩护”的“当代农奴主的刊物”。那个时候,尽管孟什维克放弃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不计前嫌与其联手共同反对“白卫势力”,但苏维埃政府对孟什维克的出版物仍严令禁止,不允许他们“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
    
比沙皇“第三厅”还厉害的“出版总局”——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二十三

    
    十月政变后颁布的《关于出版的法令》曾申明,取缔各色各样反革命刊物只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消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充分自由。”
    
    但事实上内战结束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不但没有兑现自己当年的这一诺言,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出版界的管控。
    
    为此,1922年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出版总局,其明确职能主要便是规范和管理私人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预审各种出版著作和期刊,并作政治上把关等等。
    
    名曰“出版总局”,实际上其实是“查禁总局”,管辖的事情甚至比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第三厅”还要宽泛、还要严厉。
    
    当时判断作家的官方标准,就是看他对红色政权的态度。20年代,只有别德内、绥拉莫维奇、马雅可夫斯基、布留索夫、勃洛克等少数几个作家的创作被认为是具有进步意义,可以出版的,其他作家的创作以及沙俄时代的文学作品都在“被禁”之列,连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也在“禁书”的名单上,如果在市面上销售这类“黑货”,不但要被没收,还要受处罚。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践踏言论出版自由的倒行逆施,就连被列宁称作“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的高尔基都看不下去了,甚至不惜以放弃俄国国籍相抗议。
    
    高尔基质问说:布尔什维克半年取缔的报纸比整个沙皇时代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要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恐怖的无产阶级专政——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二十四

    
    党天下的第三个特征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恐怖统治,而且这种暴力是不受法律制约的。
    
    与法西斯主义极权国家不同的是,自列宁时代起,共产主义极权国家的恐怖统治就有一个独特的名字:无产阶级专政。
    
    未当权前列宁就强调说,“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
    
    当权后列宁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从已经披露的大量史料来看,首先在俄国出现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完全是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手强加给俄国人民的,这种制度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对自由的践踏和剥夺,所以从它创立的那天起就遭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不止是被推翻的所谓“剥削阶级”,也包括所谓被“解放”了的劳苦大众的反抗,这种反抗而且是不间断的。
    
    为了镇压和预防这种反抗,维系强化极权统治,列宁当政后依靠军队、秘密警察和集中营不断制造和强化恐怖,通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整个国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相比较而言,列宁时代的恐怖统治远比沙皇时代要恐怖的多,而且更残暴更血腥也更严密更全面。
    
“不要害怕使用断头台”——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二十五

    
    翻开各国共产党的历史,最早大开杀戒,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自青年时代起,列宁便是雅各宾派恐怖政治的狂热信徒。
    
    普列汉诺夫在其遗嘱中曾回忆说:“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宁最初会见中的一次,我想那是1895年夏天在兰多尔特咖啡馆里的的一次会见。我们谈起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我开玩笑说,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说:‘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于是我们(在场的有保•拉法格、茹•盖得,好像还有沙•龙格)只是对乌里扬诺夫先生的极端言论付之一笑。但是未来卻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
    
    在列宁看来,“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只意味着记住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连一个鹦鹉都能做到这点。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必须具备合适的心态,也就是人们说的雅各宾主义······雅各宾主义意味着,为了达到你的目标,必须无所畏惧地采用一切坚定的行动去战斗······不是带着白手套去战斗······不要害怕使用断头台······对雅各宾主义的态度的区别正是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划分为两个阵营——革命者与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
    
    十月政变后不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埃萨克•斯坦因倍格曾一度在苏维埃政府中担任司法人民委员。他描述1918年2月间人民委员会开会时的情况,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情节:
    
    列宁提出一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殆中”,其中有一条,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就地正法”。这批犯人范围很广,只是粗略的划为“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以及德国奸细等。”斯坦因倍格反对这项法令,他所持的理由是:此项法令的条文“过于苛酷,······势必将造成全面性的恐怖统治。”
    
    斯坦因倍格写道:“列宁对我的反对性意见大为恼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义进行反驳。于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末,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干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列宁顿时容光焕发,回答道:‘好罢,行啊,······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
    
    现实中,列宁还真这么做了!
    
“杀死他们!”——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二十六

    
    由于苏维埃政府对粮食购销实行国家垄断,农民不愿以贱价出售粮食,城里出现粮荒,列宁便于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装抢粮队到农村去抢夺粮食,这一举措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普遍反抗。列宁不但将这部分农民诬陷为“富农”,而且公开号召“杀死他们!”
    
    1918年8月,列宁在对工人演说时叫嚣说:“富农疯狂地抵抗苏维埃政府,准备窒杀成千上万的工人······要么富农将致使无数工人饿死,要么工人将毫不留情地粉碎少数反抗苏维埃政府的窃贼的暴乱。富农是最野蛮,最粗暴,最残酷的剥削者······这些吸血鬼在针对人民的需要的战争中,积累了其财富。这些蜘蛛因剥削农民而自肥;这些蚂蝗喝辛苦劳动者的血,在城市和工厂的工人越饥饿,他们变得越富有。这些吸血鬼已经,而且还将把越来越多的土地,无论是地主的,还是奴工的,或是贫农的土地,集中到他们手中。展开对富农毫不留情的战争,杀死他们!”
    
    1918年6月间,列宁派斯大林到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去,那儿是俄国的传统粮仓。列宁命令斯大林在察里津搞集体大屠杀。斯大林到那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处决在黑市上抓到的做买卖的人、“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等等。法
    
    法国小说家、俄共党员Henri Barbusse当时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忆道:“没有一天当地的契卡总部不枪毙人。”夜里,卡车的引擎持续空转,好让引擎的轰鸣压下枪声和受害人的尖叫声。死者被装进麻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难者的亲属们便到处寻找掩埋的痕迹,把亲人们刨出来重新安葬。斯大林确实做到了他在给列宁的电报中作出的保证:“放心好了,我们的手不会颤抖”。
    
    内战中,红军往西赶白军的时候,打到一个城市,红军不动了。为什么呢?那城市妓女很多,都嫖娼去了。于是,指挥官一个电报给列宁,问:怎么办?回一个电报,谁也想不到列宁的回复竟是:“把妓女统统杀掉!”这个档案现在公开了。
    
    1922年,舒亚发生了僧侣反抗事件。3月19日,列宁就如何镇压这次事件专门给政治局写了封信。考虑到信的内容见不得人,他特地在开头说明只许政治局委员传阅,不得以任何理由复制。
    
    信中杀气腾腾的说:“现在我们必须最决绝地、最无情地粉碎黑色僧侣百人团,必须以如此的残暴镇压他们的一切抵抗,以致他们几十年内都不会忘记。”“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枪毙的反动僧侣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越多越好,因为以这种方式,我们将给这些‘听众’准确地上一堂课,使得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梦想任何形式的抵抗。”
    
“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二十七

    
    在大开杀戒的同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还把苏维埃俄国变成了一个比沙皇时代更恐怖的警察国家。
    
    据《列宁与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一文介绍,1917年12月20日,十月政变后不久,为了镇压政治反对派和社会反抗行为,维护布尔什维克政权,共产党国家秘密警察的鼻祖——简称“契卡”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即应运而生。
    
    在列宁的授权下,契卡被赋予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无边权力,可以随心所欲的对公民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判处罪犯流放乃至枪毙,成了布尔什维克实施恐怖统治的元凶。
    
    契卡第一任主席捷尔任斯基对此供认不讳。1918年7月14日他明白无误的告诉记者:“我们本身就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必须说得非常清楚。在革命时代,恐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与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作斗争,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们判案很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逮捕罪犯与作出判决之间只需一天。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当罪犯面对证据时就坦白认罪了。还能有什么争辩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1918年9月,以列宁和彼得格勒契卡头子乌里茨基被刺为借口,布尔什维克公开声称要制造一场针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红色恐怖”,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器全面强力推行的有组织的恐怖活动。
    
    9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向全党发出通电:“不许再软弱!不许再有感情上的顾虑!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必须立即逮捕起来。并从资产阶级和白军军官中猎取大量的人质;只需有轻微的反对活动或有反抗的企图,或白军的拥护者中有什么最小的活动,便须进行大规模的枪决。······契卡和军事部门应特别努力搜索并逮捕一切改名换姓的人,并不拘何种形式地枪决每一个同白卫分子活动有勾结的人。”
    
    为了给红色恐怖造势,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充斥着嗜血的叫嚣。《真理报》宣告:“如果我们不想让资产阶级毁灭我们,我们就必须毁灭他们,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的城市必须无情地清除腐恶的资产阶级。所有那些绅士们都是算帐的对象,任何对革命阶级构成危险的人都要毁灭······工人阶级的赞美诗将是仇恨与复仇之歌!”
    
    《红色公报》誓言:“我们将把自己的心化为钢,让它在自由战士的苦难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锤炼。我们将让我们的心变得残忍、坚硬与不可感动,使得怜悯无法进入我们的心脏,使得它们在见到敌人的血海时绝不发抖。我们将打开那血海的闸门,绝不怜悯,绝不饶恕,我们将成百成千地杀死敌人。让他们在自己的血里淹死。为了列宁以及乌里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弗洛达尔斯基的鲜血,让资产阶级的鲜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鲜血,尽可能多的鲜血。”
    
    根据《契卡周报》和其他官方文献列出的集体枪决名单,红色恐怖发动后的头两个月内便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被处决。
    
    1919年2月至6月间,在哈尔科夫一地即有2千到3千次处决,同年12月,该城被布尔什维克再次占领后,又有1千到2千次处决。
    
    在顿河畔罗斯托夫,1920年1月的处决次数为1000。
    
    在奥德萨,1919年5月至8月为2200,在1920年2月至次年2月为1500-3000。
    
    在基辅,1919年2月至8月间至少为3000。
    
    在克拉斯诺达尔,1920年8月至次年2月至少为3000。
    
    在库班省的小城阿尔马维尔,1920年8-10月间即有2000-3000次处决······。而这些只是部份名单。
    
    五山城的契卡组织了“红色恐怖日”,一天内便处决了300人。
    
    契卡还发明了各种令人发指的折磨“敌人”的酷刑:
    
    奥德萨的契卡人员将白军军官用铁链绑在木板上,缓慢地送入熔炉或盛满沸水的储槽,或是用绞盘撕为两段;
    
    在哈尔科夫,活剥头皮以及活剥手上的皮成了家常便饭——将受害人手上的皮剥下来做成“手套”;
    
    沃罗涅日的契卡人员将赤裸的受害人放进里面全是尖钉的大桶,然后再滚动之;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契卡人员把受害人钉上十字架或是用石头活活砸死;察里津与卡梅申流行“锯骨头”;
    
    波尔塔瓦和克列缅丘格的契卡人员将神职人员躯体刺穿,活埋暴动农民;
    
    奥廖尔的契卡喜欢将受害人剥光衣服,把他们绑在冬天的街头上,再向他们赤裸的身躯泼冷水,直至他们化为“冰雕”;
    
    在基辅,契卡人员将老鼠笼子固定在受害人的肛门那儿,打开笼子门,再用火加热铁丝笼子,老鼠便不顾一切地啮咬撕开受害人的肛门,钻入受害人的肠子逃生。这酷刑可以持续几小时,有时甚至持续到次日,直到受害人死亡。
    
    为了关押、折磨和屠杀反对十月政变、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不同政见者,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1918年年9月5日,列宁还下令在索洛维茨基群岛组建了第一个特别劳改集中营。
    
    自此之后,这种集中营在全国各地越建越多。1920年底建立了首批84个集中营,共关押了约5万人;到1923年已建成315个集中营,共关押了7万人。这些集中营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实行恐怖政治的重要支柱,斯大林时代闻名全球的古拉格便是以它为前身的。
    
经济大倒退——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二十八

    
    共产党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宣称,“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事实确乎如此——只不过开辟的并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民主自由的新纪元,而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极权主义的新纪元。
    
    在列宁的极权统治下,降临在俄国大地上的根本就不是列宁口口声声所说的什么人民的解放,而是一场全面的社会大倒退,一场比沙皇专制更残暴更血腥的灾难。
    
    先说经济上的大倒退。
    
    资料显示:十月政变时全俄流通货币量仅196亿卢布,至1919年9月已高达613亿,到1919年底升至2250亿,1920年剧增到12000亿,1921年暴涨到160000亿。卢布贬值成1/20000,是法国大革命时货币贬值的40倍。
    
    与此同时,1919年物价则比1917年上涨了15倍。1918年8月,政府定价1卢布1公斤谷物,而莫斯科自由市场上则为18卢布1公斤,彼得格勒更高达26卢布1公斤。肉类与土豆的价格也与谷物类似同步爆涨。
    
    1920年俄国工业生产与1913年比较下降了82%,煤产量下降了73%,铁下降了76%,石油下降了53%,产业工人数下降了51%。
    
    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比战争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1918年春已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了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
    
    一战前在唐波夫省,农民人均有293公斤谷物外加121公斤动物饲料,而到1920-1921年,俄国农民人均仅有69公斤谷物且没有动物饲料。在苏维埃政府强制征粮后,人均仅剩下25公斤谷物,仅有1/8的活命粮。
    
    这些数据表明列宁当权后俄国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经济倒退已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毁灭俄国文化的罪人”——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二十九

    
    列宁的极权统治还造成了俄国精神文化上的大倒退。
    
    早在1906年沙皇政权即废除了出版审查制,实现了出版自由。而布尔什维克一上台,就立即封闭了所有不承认十月政变的报纸。尽管如此,出版自由当时还多少存在,到1918年上半年,俄国仍有数百家报纸,仅莫斯科便有150家报纸。
    
    但1918年7月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起义失败后,苏维埃政府立即关闭了所有非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期刊,取消了自19世纪以来即存在的出版自由,使俄国一下倒退回了彼得大帝时代。
    
    整个国家的教育也是一团糟。1918-1921年,全国教育经费仅占国民收入总数的3%;1925-1926年教育经费仅及1913年(即沙皇时代一战前正常水准)的三分之一。1918-1919年,苏维埃政府还关闭了大学法学院和历史系。
    
    文化精英的大量损失更是令人痛心。作为一个当时的落后国家,俄国的文化精英本来就不多,但列宁当政后,不但不竭力保护国家的这部分财富,还残忍的镇压迫害他们。这些人中除了许多人被逮捕被枪杀外,还有许多人则被驱逐出国外。
    
    1922年夏天,在列宁的指示下,苏维埃政府掀起了一股大规模逮捕和驱逐知识分子的浪潮。列宁甚至直接点名批示道:《经济学家》杂志“是当代农奴主的刊物”,应予以查封,“《文学者之家》和《思想》杂志所有的作者,要么是最狡猾、最阴险,要么就是布尔什维克最凶恶的敌人把几百个这种先生毫不吝惜地驱赶出境,我们就将长期净化俄罗斯”。
    
    列宁还在1922年5月19日给契卡头子捷尔任斯基的信中说,给《经济学家》杂志撰稿的人“是最应该被驱逐出境的”。结果,三个月以后,一百多名俄国顶尖级的人文学者真的就被驱逐出境了。
    
    无怪有人说列宁是“毁灭俄国文化的罪人”。冤吗?我看一点也不冤!
    
“新的罗伯斯庇尔”——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三十

    
    在列宁的极权统治下,比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倒退的更严重的是政治生活。
    
    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列宁时代对俄国人民的镇压和迫害超过了俄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在极权主义暴力机器的无情碾压下,人们不但失去了在临时政府时期曾经享有的广泛的自由权利,而且连沙皇时代曾经有过的自由和权利也彻底丧失了。
    
    沙皇对政治异议人士的处罚一般仅流放西柏利亚三年,而布尔什维克则发明了终身流放外国。
    
    在沙皇时代,政治犯可经实质意义上的公开审判,律师可为他们强力抗辩直至最高法院;律师可以向国家和国际社会公共媒体陈情;囚犯和被告享有确定的规则的益处,监管和流放体制相对仁慈,流放者可带上家人,流放期间可以读书看报,打猎钓鱼,将他的不幸告诉他人。这一切到列宁时代全都成了历史。
    
    1922年,针对当时正在起草的刑法,列宁在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的信中写道:“法院不应该取消恐怖手段,答应这样做是自欺欺人,应该原则地、明确地、不掩饰又不夸张地说明恐怖手段的理由,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
    
    列宁是法律史上第一个将司法程序定义成不是为了司法正义,而是为了使国家将任意暴力恐怖合法化的当权者。
    
    更可怕的是,在列宁的极权暴政下,俄国人甚至连生命都得不到基本的保障,许多人动辄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或政治活动而失去生命!
    
    自1825年至1917年2月革命期间,俄国因政治信仰或政治活动被处死刑者仅6360人,其中只有3932人实际执行;而且其中1825年至1905年仅实际执行死刑191人,1906年至1910年执行死刑3741人。而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就达数十万。
    
    1920年8月在饥荒因素介入之前,已有29%的俄国男人死于布尔什维克的暴政下。不同学者的研究表明,从1917到1922年间,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可能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人。受害者不仅仅是反对派的成员,还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平民。
    
    资料还显示:按正常出生率,1922年俄国人口本应有16,000,000,而非13,500,000,亦即在列宁当权的短短5年期间,俄国至少有2500万人死于非命。这个数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交战国丧生者总数的两倍半!死者年龄多数集中在16-49岁年龄段。
    
    因为杀人太多,连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及社会民主党人也纷纷谴责列宁,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和德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考茨基称其统治为“恐怖统治”,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斥责列宁为“新的罗伯斯庇尔”。
    
    “非常愉快”的监狱和流放生活
    ——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三十一
    
    为了更真切的感受列宁的极权制度与沙皇的专制制度之间的鲜明区别,我们不妨把列宁一家在沙皇时代的遭遇与沙皇一家在列宁时代的遭遇做一番对比。
    
    列宁上中学时,他的哥哥萨沙因为刺杀沙皇而被捕。即便如此,沙皇仍批准了列宁母亲的请求,允许她同大儿子见面。
    
    当时,有几个身居要职的官员告诉她,只要萨沙悔过,并请求沙皇予以赦免的话,他的性命是可以保住的。但萨沙拒绝这样做。于是,在充分听取了当事人的自我辩护之后,经过正常的的审判,萨沙被沙皇法庭判处死刑。
    
    沙皇虽然处死了列宁的哥哥,但并没有株连他的兄弟姐妹。列宁中学毕业后,顺利升入了大学。如果不是因为他入学后不久就参加了反对学监的学生集会,也不会被校方开除。
    
    此后,尽管沙皇当局拒绝了列宁的复学请求,但还是准许他参加了大学毕业考试。1891年9月28日-11月21日,列宁作为旁听生顺利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国家考试,并于次年1月如愿以偿的获得了大学一级毕业证书。
    
    1895年12月8日,列宁因发动工人罢工被沙皇警察逮捕入狱,由此开始了14个月的监狱生活。
    
    当时,列宁一个人住在一间半明半暗的小草房里,房间中只有三样东西:铁床、桌子和方凳。尽管屋内陈设非常简陋,但对于一个致力于推翻政府的犯人来说,获得这样的条件并不容易。
    
    据俄国监狱管理总局统计,1900年前后,俄国共有监狱892个,监狱超员现象十分严重,单人囚房仅占7.2%~7.5%,在监狱房间如此拥挤的状况下,大约只有政治犯和特殊重要人物才有资格获得单间。
    
    列宁在狱中的伙食也不错,有面包还有肉,他还可以按自己的口味付钱买午饭,有牛奶和矿泉水,家里还可以每周送三次菜。
    
    列宁入狱后,也没有被狱警驱赶着从事强制劳动。他可以整天读书,也可以写“公开的信”。在监狱中,读书是被允许的,条件稍好的监狱还设有图书馆。除了图书馆的藏书,犯人们还可以接受亲友们送来的图书,克鲁普斯卡娅便以列宁“未婚妻”的名义,给他输送写作急需的参考书。她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时可以给拘留所的犯人尽量送书籍,那里对书的检查是相当马虎的。”监狱的宽松环境,给列宁研究俄国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
    
    在14个月的监狱生活中,列宁做好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准备工作。从监狱里出来后,列宁不无遗憾的开玩笑说:“可惜从监狱里出来得早了点,能再住一些日子把书写完就好了,在西伯利亚是不容易得到参考书的。”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曾见到过刚出狱的列宁,称“他在监狱里竟发胖了,而且还非常愉快。”
    
    如果你以为列宁的这段坐牢经历仅仅只是沙皇时代监狱生活的特例,那就大错特错了。据索尔仁尼琴记载,在沙皇时代的末期,即使是条件最为艰苦的阿卡图依苦役监狱,犯人们在不劳动的日子,也能发给1公斤面包和130克肉类。劳动的日子发1.2公斤面包和200克肉类。不少囚犯居然将成桶吃不完的菜汤和麦粥倒给看守员喂猪。
    
    沙皇时期的政治犯B·费格涅尔被关押在施吕瑟尔堡监狱,她在回忆录中说,她记得刚进监狱的前几年,待遇并不好,牢房昏暗,每天只通风四十分钟,也不让借阅学术书籍,吃的是清水菜汤和稀粥。而到了后来,白面包有了,每天还将糖茶水送到手上,有钱可以买东西,抽烟也不再禁止。凭借书证可以从圣彼得堡图书馆借书看。在狱中,她们向看守要了不少土地,种植的花卉和蔬菜多达四百五十个品种。
    
    1902年,狱吏拒绝为费格涅尔送申诉书,她为此撕下了狱吏的肩章!而赶来的军事侦查员在费格涅尔面前为无知的狱吏百般的表示歉意!.
    
    实际上,在沙俄时代末期,政治犯的地位一直较其他犯人高。索尔仁尼琴曾提到,不少政治犯在被审讯时受到相当的尊重,如果被审讯人认为所提的问题不适当或涉及了个人隐私,宪兵军官就会当即把问题撤回。审讯时,宪兵们尊称对方“您”。曾在沙皇时期进过牢狱的老政治犯泽林斯基回忆说,“沙皇的侦查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
    
    1897年2月,列宁结束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他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三年。
    
    判决下达后,列宁的母亲就向当局要求推迟动身的日期,理由是儿子的身体不好。后来她又要求在路经莫斯科时停留一个星期。
    
    她还提出路上的费用全部由列宁家人负责,这样列宁可以吃得好睡得香。她甚至写信给东西伯利亚的总督,要求将儿子流放的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的某个小镇,那里气候对列宁的健康有利。
    
    同时,列宁本人也向政府提出了这些要求。结果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此后,列宁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在监狱外自由自在的活动,准备好行李,从容的和亲友话别。
    
    列宁的流放地苏申斯克,是西伯利亚气候最好的地方之一,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北国江南。除了家人给他寄钱外,沙皇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每月8个卢布的津贴,列宁根本不用从事伐木或者背纤这些被革命史学典型化了的囚徒苦役。
    
    列宁写信回家描绘自己在那里的生活是:“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化在散步上”,“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常晒日光浴。
    
    他甚至把自己的流放地和家人在瑞士的度假胜地斯匹兹相媲美。在这里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来往,讨论将来如何推翻沙皇制度。
    
    列宁是1897年春季到达苏申斯克的,7月他参加了一个流放同志的婚礼。也许这次婚礼使他动了和志同道合的女友克鲁普斯卡娅完婚的念头。克鲁普斯卡娅当时因为同一罪案被流放在南乌拉尔的乌法。他们同时向流放当局提出申请,要求将克鲁普斯卡娅转到列宁流放的地点结婚,这个要求获得了批准。1898年5月,列宁的未婚妻来到了他身边,同行的还有他未来的丈母娘。那年7月,他们在一个教堂举行了婚礼。
    
    列宁婚后的生活由两个女人照顾,自然是悠哉游哉。
    
    克鲁普斯卡娅有一段文字描绘她丈夫在流放地的起居:“苏申斯克的东西便宜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八个卢布的‘工资'给他提供了一间干净的屋子、食品加上洗漱和缝缝补补。午饭和正餐当然是简朴的。他们每个星期给伊里奇宰一头羊,他每天吃羊肉一直吃到倒胃口。他们还把伊里奇每周供应的肉食倒在饲料槽里,由村里的姑娘给他切成肉排。伊里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喂他养的那头叫赞卡的狗,教它把抛出去的骨头拣回来和其它各种游戏。”
    
    然而两个女人还不能伺候得列宁心满意足,于是出现了第三个女人:“那个夏天我们找不到人来帮我们做家务。妈妈和我在灶前手忙脚乱,我不知把汤打翻了在地板上多少次。十月里,一个叫帕莎的女孩来帮我们了。她13岁,瘦得皮包骨头,她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教她识字,她对墙上妈妈贴的一张纸条奉若神明:‘永远,永远不准把茶打翻!’”
    
    多年后,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当年的流放生活:“总之,流放时期还过得不坏。这是一个严肃的学习时期。”
    
残杀沙皇一家——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三十二

    
    如果说沙皇虽然绞死了列宁的哥哥,逮捕并流放了列宁本人,但他所做的这一切,尤其是对列宁的处罚,即使用现代文明标准衡量,也没有僭越人道底线的话,那么列宁对沙皇一家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他上台后,不但杀了沙皇本人,而且杀了沙皇一家,甚至连沙皇的御医、佣人和橱子都一块杀了,真的是斩尽杀绝!
    
    二月革命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就逊位了,和平逊位,不但交出了所有权力,而且放弃了沙皇的一切特权。退位后,由于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拒绝接受其家族前往英国避难,沙皇一家被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安置在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
    
    十月政变后,沙皇全家包括沙皇夫妇和五个儿女,还有一个医生、一个厨子、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佣,被布尔什维克军队囚禁于叶卡捷琳堡。
    
    1918年7月初,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军渐渐对叶卡捷琳堡形成了包围之势。一旦叶卡捷琳堡失陷,沙皇就会被救走。于是,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分别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共同签署了处死沙皇全家的命令。
    
    英国著名自由撰稿人、批评家和记者胡果•达文波特在《震惊世界的日子》一书中详尽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血腥一幕。
    
    1918年7月17日凌晨,叶卡捷琳堡秘密警察头目按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指示,带领十几名枪手把沙皇一家骗到地下室集合。女孩子们赶紧把宝石等首饰塞进内衣裤中——自到叶卡捷琳堡后,许多东西都被人偷走了。与沙皇一家一起的还有他们的家庭医生尤金•波特金,宫女玛利亚•德米多娃,还有一个男仆与厨子。
    
    到了地下室,荷枪实弹的士兵们走了进来。负责行刑的首领卢洛夫斯基向他们宣读:“请注意!现在宣布乌拉尔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决定。鉴于你们的亲属在继续向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乌拉尔执行委员会决定枪决你们。”
    
    沙皇尼古拉二世不相信的往前走了一步,接近口吃的问“什么?什么?”——说话间,子弹已经射到了他的脸上,他最先被杀死。
    
    紧接着,他的妻儿也随后中弹。遇害者包括沙皇夫妇、四位女儿,一位儿子、一名御医、三名待从,共计11人。被杀死的四位公主分别是:22岁的长女奥莉佳,20岁的塔吉雅娜,玛丽亚 19岁,阿娜斯塔茜雅17岁,最小的王子阿列西斯才14岁。其余被关押的皇室成员,如公爵、公爵夫人、塞尔维亚女王等,也在沙皇被处死前后,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据参与这次屠杀,曾任驻波兰大使的沃依柯夫等人回忆:枪决后进行了毁尸,历时三天,尸体被毁容,用斧和锯肢解、洒上硫酸、扔到了废矿井里。
    
    当局为掩盖罪恶,后来把关押处决沙皇的房子彻底摧毁,连纪念女皇的叶卡捷琳堡也改名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但后来的几十年里,不断有人秘密的寻找沙皇一家的遗骨,终于在1978年发现了灭尸现场,继而又在矿井中发现了沙皇与亲属的遗骨,上面有斧剁锯拉过的痕迹。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比不知道。这句话用在列宁与沙皇之间真是太合适了——沙皇不过逮捕和流放了列宁,并没有杀他,只杀了他哥哥一人,列宁却杀了沙皇全家;沙皇杀列宁哥哥之前是经过法庭审判的,而且给了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充分权利,而列宁杀沙皇一家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更没有给他们中任何人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沙皇虽然杀了列宁的哥哥,却没有对他毁容灭尸,列宁不但杀了沙皇全家,而且将他们全部毁容灭尸。
    
    当然,有人肯定会说,列宁之所以要杀沙皇,是因为在当时面临“白匪军”进攻的情况下,沙皇的存在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构成了极大威胁,只有处死他才能彻底摧毁旧王朝复辟的机会。苏共的历史教科书一直也是这么说的。
    
    不过,退一步讲,就算是这样,有必要对沙皇全家满门抄斩吗?沙皇的儿女对新政权能有多大威胁?再退一步讲,就算是有必要处死沙皇全家,干嘛连沙皇的医生、仆人和橱子都也都杀了个精光呢?难道这些人也能对苏维埃政权构成威胁?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这些人都该杀,有必要把他们全部毁容灭尸吗?难道他们的真容和尸体也能威胁到苏维埃政权吗?
    
    说一千道一万,不管沙皇怎样迫害列宁一家,总还是有人性底线的,多少还是给他们保留了些许尊严和权利的,而列宁对沙皇一家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禽兽不如,不但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丝尊严和权利,而且压根就没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可以说完全突破了人性的底线。
    
    由这一点也足以看出,就残暴血腥程度而言,列宁的极权暴政远远超过了沙皇。
    
“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三十三

    
    1921年春,就在布尔什维克军队击退了外国武装的进攻,打败了国内的白军,取得了国内战争胜利之际,列宁不但没有因此庆祝苏维埃政权站稳了脚跟,反而公开宣布它正在遭遇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列宁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甚至承认,此时如果“允许苏维埃自由选举,可以肯定,他们全都会被赶下台”。
    
    列宁这么说是在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吗?非也。此时的苏维埃政权确实遭遇到了比之前被德国割去大片土地、榨取大量赔款、白军逼近莫斯科还要严重的危机。
    
    这个危机不是别的,就是来自人民的大规模反抗。如果说在这之前威胁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敌人是政治上的反对派,那么现在的主要敌人则是它口口声声代表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曾支持拥护过它的农民、工人和士兵。
    
    十月政变前的俄国,是个坐在火山上的国家。底层民众对现实普遍不满,农民、工人和士兵的骚动与反抗此起彼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正是抓住和利用了这种特殊的情势,一举夺得了政权。
    
    不过,当列宁如愿以偿的开始驾驶俄罗斯这艘巨轮后,农民、工人和士兵的不满骚动反抗不但没有消失,甚至变的更强烈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他们的矛头指向的已不是被赶下台的沙皇和临时政府,而是正在台上自称“代表”他们执政的列宁、布尔什维克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府。
    
    导致此番政局转变的原因在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当政后,俄国百姓的生活急剧恶化,到1921年彼得格勒的人口只剩下1/3,生铁产量只是战前的2%,糖产量是3%,棉布产量是5%~6%,货币流通量是战前的1/70,人们每天只靠着2盎司面包和少量的冻土豆来维持生活。
    
    内战期间人们忍受这一切,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强制劳动”只是暂时措施,“无产阶级英勇地走上革命的祭台,做出了无数的牺牲,他们耐心地等待共和国转向十月的轨道”。
    
    但是事与愿违,内战即将结束,《真理报》却发表了托洛茨基“论劳动军事化”一文,表明“强制劳动”的螺栓仍在继续拧紧。而到内战基本结束时,残酷剥夺农民的“余粮收集制”不仅没有废除,反而还变本加厉了。
    
    总之,十月政变后的现实使农民、工人和士兵越来越失望,人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大权在握的列宁是如何面对农民、工人和士兵的这种不满和反抗的呢?他对他们的态度和对策是什么?
    
    “粮食专政”
    ——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三十四
    
    为了取得农民的支持,十月政变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规定一切土地为全民财产,并交给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但事实上,农民虽然有了“自己的”可以使用的土地,这样的土地却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并不归自己支配,而是全被政府收走了。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则是列宁的粮食政策。
    
    布尔什维克执政后,源自沙皇时代和临时政府时期的严重粮荒不但没有减轻缓和,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深入的程度蔓延到所有由苏维埃政府控制的城市和地区,毫不夸张的说,粮食问题此时已严重危及到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决定实施“粮食专政”,即把全国的粮食分配掌握在国家手中,以专政的方式解决粮食的消费和分配问题。粮食专政的核心是垄断,对粮食的垄断,对粮食分配、消费的垄断,这就等于在农业中实行了类似工业中的国有化。
    
    为了保证粮食垄断的实施,把农民的粮食拿到国家手里,列宁先是组建了由“几万名精干、先进、忠于社会主义的工人”组成的征粮队下乡征粮,接着又进一步将军队和军事手段引进了征粮队,组建武装征粮队下乡征粮,最后列宁甚至提出了动用部队直接来做征粮工作。
    
    征粮大军所到之处,整个村庄往往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挖地三尺搜查粮食,家有藏粮者即当作富农对待。搜查出来的粮食,例如马铃薯往往很难运走,就任其腐烂在地头。
    
    实施粮食专政后,苏维埃政府手里征集到的粮食虽然比以前多了,但粮食危机并未改观。到1919年1月11日,苏俄人民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在产粮省份中摊派应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这就是“粮食摊派制”法令,又被称作列宁的“面包法令”。
    
    “面包法令”的核心是禁止私人粮食买卖,实行粮食垄断贸易,在产粮省份的农民中摊派其应上交给国家的最低限粮食。
    
    具体办法是:首先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国家需求制定征收年度的征收总额,然后再通过地方各级粮食机关逐级摊派给各产粮省、县、乡、村,直至到每个农户头上,再由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工会派出征粮队下乡,按固定价格付给农民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少量工业品,把粮食强制征购到国家手中。
    
    这一法令除了涉及粮食,还涉及到各种农产品。实施后的结果,不但农民的全部余粮,甚至连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都被强制征购了。同时,由于付给农民的主要是迅速贬值的货币,农民交出的产品几乎是无偿的。
    
    从粮食专政再到粮食摊派制,列宁的粮食政策可以说一个比一个更严酷,更具有强制性,更蛮不讲理,其实质就是为了维护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利用国家的力量,采用行政命令式的乃至是军事化的强制手段剥夺农民——不仅是剥夺他们生产的粮食以及其它农产品,而且是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农民实际上已经沦为了国家的“农奴”。
    
    发展到最后,这种剥夺甚至已严重到了使农民无法再正常生存下去的地步,只能揭竿而起。
    
与富农的“最后的决战”——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三十五

    
    进入1920年后,俄国的农民暴动和起义可以说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全国几乎每个省份都有农民暴动。
    
    以坦波夫省为例。这个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粮食一度销售到全俄与欧洲,十月政变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该地一直对列宁的粮食政策消极抵制,并最终演变为公开的农民武装暴动。
    
    暴动始于1918年初,也就是从苏维埃政府开始在坦波夫省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那一刻起。为从农民手中强行收缴粮食,苏维埃政府组织了一支支“武装征粮队”,在同一时间从四面八方进入坦波夫省境内。
    
    为了反抗这伙强盗,当地农民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自卫军,参加者多达5万余人。起义者的口号是:“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为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而战!”“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他们有时将“征粮队”打得溃不成军,有时则将其全歼。
    
    为了镇压当地农民的反抗,苏维埃政府甚至将肃反小分队和红军开到了坦波夫省境内,但农民暴动却愈演愈烈,到1920年已席卷坦波夫全省。
    
    当年夏天,零散的农民游击队逐渐组建成了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并宣告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仿效布尔什维克政权组建了内卫部队、警察局、检察院等机构,还出版了自己的报刊。
    
    联合后的暴动农民武装在统一指挥下,将军事行动的主动权掌握到了自己手中,甚至还拥有了大炮。1920年末至1921年初,是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鼎盛时期,暴动者人数达到了30多个团。
    
    起义者呼吁镇压起义的红军战士,“停止对农民,特别是起义农民的敌对行为吧!······难道说你们的父辈、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义农民生活得一样,不是在忍受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压迫吗?请看哪里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这一切都被苏维埃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你们都随处可见的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
    
    几乎在红军占据的每一个村庄,在你们的眼皮底下都有强奸妇女的事情发生。而你们,应征的士兵们以不可原谅的无动于衷面对野兽般的共产党人所施行的可怕的暴行。人民游击军向你们最后一次以至永远号召:离开红军,带上手中的枪回家吧,建立游击队,挣脱共产党人的桎梏。”
    
    如果说列宁掌权后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红”“白”战争,即苏维埃政权反对所谓“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到后期,已转变成了“红”“绿”战争,即苏维埃政权同农民的战争。
    
    面对农民的不满和暴动,列宁非但不反思其粮食政策的失误,改弦易张,反而采用暴力手段对农民的反抗进行血腥镇压。
    
    1918年8月5日,奔萨地区的农民不堪苏维埃政府强抢谷物,奋起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在此期间,列宁向奔萨地区领导发了几份电报。苏联解体后,这些电报被公诸于世。
    
    8月11日列宁发的电报如下:“同志们!应无情镇压5个富农地区发生的暴乱。整个革命的利益需要这么做,这是因为与富农的‘最后的决战’现在正在各地展开,必须为此树立个榜样。1、吊死(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2、公布他们的名字。3、抢走他们的全部谷物。4、根据昨天的电报指定人质。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他们正在被绞死并将窒息而死,那些吸血的富农们。’收到电报后回电告知并报告执行情况。你的列宁。”
    
    8月19日,列宁又发电催促:“古别尔尼亚执行委员会奔萨抄送古别尔尼亚共产党委员会,关于你们最后到底采取了什么严厉措施,去无情镇压5个区的富农并没收他们的谷物,我至今毫无所闻,对此我极端愤怒。你们的无所作为是犯罪。应将所有的努力集中于一个区,将该区的所有剩余谷物都抢光。任务完成后电覆。”在列宁看来,抢光农民的粮食、饿死他们不是犯罪,不这么做才是犯罪。
    
    1921年5月19日,镇压农民暴动的红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发表了《告前线红军将士书》,号召红军将士对“劳动者阶级的敌人”实施“勇敢而坚决的打击”,“坦波夫的匪徒们注定要灭亡!”
    
    为彻底平定坦波夫农民暴动,1921年6月21日,苏维埃政府“反匪徒委员会”甚至建议图哈切夫斯基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要极其谨慎,在有充足的技术准备并且确保成功时可以使用”。
    
    于是图哈切夫斯基命令他指挥的部队:“被击溃的匪帮的残余现在聚集在森林中。······我在此命令你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能确保它能散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
    
    在整个战役中,图哈切夫斯基动用了4.5万名士兵,706挺重机枪,铁甲列车,以及18架飞机,用毒气与大火使得塔姆波夫地区的一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区。在镇压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中,估计有约10万农民起义者和他们的家属被囚禁或被流放,可能有15000人被处决。
    
    1921年9月,布尔什维克军队终于成功的掌控了坦波夫省的局势。这时,“清洗”工作开始了。根据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凡是落到契卡手上的暴动参加者统统被枪毙。
    
    契卡还给暴动参加者的家属建造了一座座集中营,所有学龄儿童和学前儿童必须跟自己的母亲分开关押到不同的集中营,可以留在母亲们身边的只能是正在吃奶的孩子。
    
    此外,那些不曾参加过暴动而是无意中出现在坦波夫省的人也被关押进集中营。契卡的一份报告说:“与匪帮有关的最近的亲族,不分男女老幼,全体被扣为人质。集中营里接收了大量的幼儿甚至婴儿。”
    
下令把罢工工人当流氓处理——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三十六

    
    工人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曾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反对沙皇专制和临时政府最常用的政治手段。沙皇政权垮台前后,他们不仅是罢工示威的积极鼓动者,还是罢工示威的积极组织者。
    
    然而,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如愿以偿的夺得政权后,他们对罢工示威的态度立刻就变了,从昔日罢工示威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一下变成了罢工示威的反对者和镇压者。
    
    关注苏联历史的人很少人不知道“契卡”,也就是“肃反委员会”,但知道“契卡”全名“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从这个全名可以清楚的看出,它要“肃清”的对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反革命”),还包括更加漫无边界的所谓“怠工”者。试想,连“怠工”都要镇压,更何况罢工示威?
    
    1917年末,十月政变后不久,彼得格勒苏维埃就在其发布的《告彼得格勒全体工人书》中宣称:
    
    “革命正在凯歌行进——革命已经胜利了。全部政权已转归我们的苏维埃。最初这几个星期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必须彻底粉粹那已经被打垮的反动势力,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事业能得到完全的胜利。在这些日子里,工人阶级应该而且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坚定和忍耐,以便使新的苏维埃政府得以顺利地完成其全部目标。
    
    “全部政权己转归我们的苏维埃。现在,如果彼得格勒的工人群众再罢工或示威游行,那就只能造成危害。
    
    “我们要求你们立即停止一切经济性的和政治性的罢工,大家都去上工,并且在良好的秩序中进行工作。
    
    “在这些日子里,拥护新苏维埃政府的最好方法,就是做好本岗位的工作。”
    
    说是“要求你们立即停止一切经济性的和政治性的罢工”,其实就是变相的警告禁止!不过仍有不买新政权账的。
    
    1917年12月25日,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讲的就比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告彼得格勒全体工人书》更露骨了,他杀气腾腾的说:必须铁腕镇压罢工的工人,即所谓“流氓”。“富人和流氓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他们是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两种主要寄生虫,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必须置于全民的特殊监督之下,必须为他们最轻微的违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和规定而受到无情的惩罚,在这方面表现出人性的软弱、犹豫或温情脉脉,都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犯罪”。
    
    瞧,在当权后的列宁眼里,昔日的英雄罢工工人如今一转眼竟成了“流氓”、“坏蛋”,而且必须跟“富人”一样“受到无情的惩罚”,谁“在这方面表现出人性的软弱、犹豫或温情脉脉,”他就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犯罪”!
    
    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还制定了对“富人、流氓以及逃避工作的工人”的各种惩罚措施:将其投入监牢;令他们去扫厕所;在他们刑满被释后发给“黄卡”,以便所有的人都将其作为具有特殊危害的人加以监视;从每十个闲人中抽出一个来当场枪决;可改正的则交保释放。
    
    列宁说到做到。1917年12月,彼得格勒印刷厂的工人罢工,列宁立刻下令把罢工工人当作流氓处理。如果罢工继续下去,就该逮捕他们。
    
    1918年,当工人遵循多年来的传统,不顾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禁令,在5月的“圣尼古拉节”休息而不来上班时,列宁又命令说:“与‘尼古拉’节妥协是愚蠢的。我们应该让契卡全部出动,枪毙那些因为‘尼古拉’节而不来上班的人。”
    
示威工人的鲜血——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三十七

    
    比之于罢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工人游行示威的镇压可以说更残暴血腥。
    
    1918年1月6日,为了抗议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俄国两个首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不约而同的举行了游行示威,参加者可能多达数万人,结果遭到了布尔什维克军队的开枪镇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
    
    在彼得格勒,示威工人是“举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红旗走向塔夫利达宫(按:立宪会议所在地)”的,而杀手们不仅未经警告就从埋伏的暗处开枪,而且还“从工人们手中夺过革命的红旗,用脚践踏它们,把它们投入篝火中”。
    
    这之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罢工示威的镇压一直没间断过。
    
    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的特鲁博奇厂工人举行会议,通过了要求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提出取消共产党的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府为此决定关闭该厂并宣布重新进行职工登记,这一举措让工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
    
    2月24日晨,当派驻特鲁博奇厂的学员兵岗哨不允许工人进厂时,约300名该厂工人便带动波罗的海厂、费尔拉姆厂等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走上街头,开始进行示威游行。
    
    当天下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把工人的罢工定性为“反革命破坏”,决定对彼得格勒戒严,对罢工工厂实行军管,对工人进行重新注册。
    
    次日,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彼得格勒戒严公告,宣布:“为了实施军事戒严,恢复各区的革命秩序,应在各区成立由相应党委领导人主持的革命三人小组。革命三人小组所有的军事行政命令和决定对该区所有居民有效。所有部署在行政区的军事力量必须服从该区的军事三人小组,在特别情况下也可征得军事委员会的同意。命令自发布之时即刻生效。”
    
    按照这个公告,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三人小组的所有命令和决定,三人小组具有至高无上的、包括采取极端惩罚措施在内的“镇压权”,“可在每一个别情形下使用军事力量”,“如若街上有人群聚集,部队可动用武力,如有抗拒者,就地枪决”,尤其是对那些具有鼓动能力的工人活动分子决不手软。
    
    但就在这天,工人们仍然无畏的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要求释放最近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手,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游行示威的工人与设置于各区的军事院校学员兵岗哨发生了数起冲突。
    
    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局势,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镇压政治反对派。当天,全俄肃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同反对派斗争的命令,要求“所有省肃反委员会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粉碎反苏维埃政党的机关”,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粮食机关、配给机关中清除出去;禁止他们号召罢工、演讲、游行示威的活动。
    
    根据这一命令,契卡开始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者超过100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唐恩。另外还有约200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通过实施严格的戒严措施以及镇压政治反对派,苏维埃政府最终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局势。
    
    可见,自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当权后,俄国工人在沙皇时代可以频繁罢工示威的权利就再也不复存在了。难怪有人讽刺说,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镇压罢工示威的“无产阶级领袖”,布尔什维克则是世界上第一个镇压罢工示威的“工人阶级政党”。
    
    也许有人不解,当权前拼命鼓动组织罢工示威,当权后却竭力禁止镇压罢工示威,列宁对罢工示威的态度前后何以截然相反?
    
    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权前之所以拼命鼓动组织罢工示威,并不是为了争取工人的利益,而是因为罢工示威会动摇沙皇和临时政府的统治,对自己夺取政权有利;而当权后之所以拼命禁止镇压罢工示威,则是因为罢工示威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对维护自己的政权有害。
    
    可见,不论是鼓动组织罢工示威还是禁止镇压罢工示威,列宁的出发点都是政权的得失。
    
“喀琅施塔得兵变”(上)——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三十八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成功的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并在随后的险境中保住政权,主要靠的是谁?是农民吗?显然不是。是工人吗?也不是。主要靠的是士兵,尤其是水兵,特别是波罗的海水兵。
    
    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士兵尤其是水兵的支持和参与,十月政变不但不可能成功,就连是否能够发动恐怕都成问题。
    
    但十月政变后,就像农民和工人一样,越来越多士兵开始对依靠他们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感到失望和不满。
    
    早在1917年11月30日,第一骑兵团团委员会就给全团士兵发出了这样一封呼吁书:“我们在一起不是要求高尚光荣,不是要求成堆的黄金,我们不是寻求过分的东西,我们所要求的只是面包,那种普通的黑面包,那种没有它我们的孩子和兄弟就会浮肿的面包。”
    
    “给人民以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我们不需要关于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漂亮的豪言壮语,我们需要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民主、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份呼吁书并且宣布,绝不从这些要求后退一步。
    
    1918年1月15日,来自前线的一封写给列宁的信中这样写道:“列宁同志,我们已经四个昼夜没有见到面包了,我们抱着饥饿的身体、光脚行走,而和平还是没有。”士兵们随后发出警告:“列宁同志,你的良心何在,你做出的三天内就会有和平、土地和自由的承诺何在,您为了夺取政权作出过这些承诺,而你不想去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如果在2月1日前您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这就是敌人,你们将会像杜鹤宁一样。”
    
    日积月累的失望和不满终于引发了士兵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抗,这当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便是著名的“喀琅施塔得兵变”。
    
    喀琅施塔得是距离彼得格勒以西29公里处的一座军港要塞,早在临时政府时期,布尔什维克就控制了这座军港,以至于当时喀琅施塔得全岛就被称作“不向统治当局屈服的红色共和国”。
    
    后来,波罗的海水兵几乎全部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喀琅施塔得因此又有了“十月革命的最坚定的堡垒”、“革命的先锋”、“俄国革命的莫大骄傲”等一连串声誉。
    
    然而,距离这场所谓的革命仅仅三年之后,在这座昔日的“红色共和国”里,当年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水兵却发动了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兵变。
    
    引发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导火索正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1921年2月下旬发生在彼得格勒的大罢工。这场罢工就像一串落到干柴上的火星,使得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情绪一下变得异常激动起来。
    
    其实,早在1920年12月,包括驻防于喀琅施塔得的舰艇在内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就已经躁动不安了。这主要是因为,虽然内战已经结束,但水兵们仍然不得复员,他们觉得疲惫不堪;其次,粮食供应状况日益恶化,军纪越来越严,士兵甚至不得休假和离开舰艇,而军队长官的特权则在日益增长;再加上与家乡通信得知的坏消息。
    
    当时,波罗的海舰队布尔什维克组织大约有40%的人要求退党,甚至有人把党员证都撕了。一些人用宗教信仰来说明自己的退党理由,一些人则用吃不饱感到疲倦来解释,一些人则是因为对美好的未来丧失了信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彼得格勒工人罢工、骚动的消息传到了喀琅施塔得。1921年2月25日晚,“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士兵开始聚集于公共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举行会议。
    
    26日晨,为了查明彼得格勒罢工的具体情况,由“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选出的代表团抵达该市。罢工工人“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他们的情绪极大的感染了代表们。
    
    2月28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决议《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舰员全体会议决议》,其主要内容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工人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一律平等;2、保障言论出版和集会游行自由;3、释放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犯和因工潮农潮被捕的工人农民士兵;4、取消一切机关工厂单位的政治部(契卡)和军队政治委员制度;5、允许不雇工的自由手工劳动和农业自由耕作喂养牲畜;6、以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苏维埃政府。
    
    显然,《决议》的实质是要求布尔什维克归还1917年10月宣布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结束其一党专政。
    
    《决议》于3月1日发布后,迅速传遍了要塞各个部队,各部队战士纷纷转抄、散发和讨论《决议》,所有要塞部队都召开了支持《决议》的士兵大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十分强烈!
    
“喀琅施塔得兵变”(中)——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三十九

    
    1921年3月2日,水兵和士兵代表召开了以改选喀琅斯塔得苏维埃为主要议题的大会,舰队政委库兹明发言声称布尔什维克党不会自愿放弃政权,哪怕流血也在所不惜!他和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的威胁性发言激起了与会代表的愤慨。
    
    大会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文书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彼得里琴科等5人当选为“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临时革命委员会”准备立即组织全体公民进行投票选出喀琅斯塔得苏维埃政府,它宣布所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力量都有平等参与选举和自由宣传的权利。
    
    当天,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共产党员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
    
    委员会还号召水兵、红军、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同志们!公民们!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饥饿、寒冷、经济崩溃将我们置于铁的桎梏中已经三年了。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脱离群众,已无力拯救国家于全面的崩溃中。它不重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且认为这些要求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骚动,这些要求是所有人民,所有劳动者的心声。”
    
    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迅速瓦解。从3月3日起大批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布尔什维克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党组织。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00人退出俄共(布),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政变时就入党的。
    
    同时,有2600名共产党员参与了起义。据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事后公布的材料,海军中30%的党员参加了起义,40%的党员宣布中立。
    
    3月3日,由“临时革命委员会”派往彼得格勒申明士兵、水兵和工人政治要求的喀琅斯塔得代表团被当局逮捕。与此同时,根据由列宁和托洛斯基签署的命令,逮捕人质的行动开始了,要塞炮兵司令科兹洛夫斯基的全家被逮捕,后来还有三个姓彼得里琴科的农民及家属被逮捕。列宁指出,科兹洛夫斯基及其战友不受法律保护,可以对其亲属实行镇压。
    
    同一天,临时革命委员会收到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交出事件的主谋。临时革命委员会曾把警告的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居民公开,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
    
    喀琅斯塔得起义者多次试图与当局谈判,但苏维埃当局的立场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没有谈判的余地!列宁甚至恶狠狠的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
    
“喀琅施塔得兵变”(下)——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四十

    
    尽管喀琅施塔得起义士兵的抗争自始至终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只不过他们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起义的参加者几乎都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分子,甚至包括大量的前共产党人,可以说没有一个是革命前的上层人士,但3月4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发布的《通告》和彼得格勒发出的最后通牒《告受骗的喀琅斯塔得人书》,仍不管不顾的将这次起义定性为法国间谍机关和沙皇将军科兹洛夫斯基策动的“暴动”,把喀琅斯塔得水兵作出的决议叫做“社会革命党黑帮”的决议。
    
    喀琅斯塔得起义者实际上已经没有选择了!
    
    当天,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通告,“喀琅施塔得正处在为自由而战的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迎来共产党员的进攻,他们为的是夺取喀琅施塔得并重新把我们置于只会带来饥饿、寒冷和崩溃的他们的政权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为我们已经取得的自由而坚定地战斗,不会交出喀琅施塔得;如果他们企图用武力达到目的,我们将坚决给予还击。”
    
    《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号召:“与共产党员以及他们掌握的要塞权力做斗争不能只进行到一半······应当进行到底······没有折中。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3月5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的镇压形势,喀琅斯塔得人号召自卫,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部的军事专家开始部署要塞保卫战。根据军事专家的意见,要塞部队应首先进攻,占领要塞两岸的有利地位,然而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首先开始军事行动的建议,他们不愿留下当局镇压的借口。
    
    当日,苏维埃最高当局发出平息“暴动”的命令,要求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第七集团军在最短时间平息“反革命暴动”。下午14时,军委主席托洛斯基、武装力量总司令加米涅夫和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参谋长列别杰夫联合署名并发布了命令守备部队和水兵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警告》。
    
    镇压前夕,起义者曾向全世界发出呼吁:“12天来,一部分真正的英雄们——工人、水兵和红军战士们,被迫同全世界隔绝,忍受着共产主义刽子手们的攻击。我们坚定地捍卫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使人民从一个党的狂热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在临死前高呼:自由选举的国会万岁!愿全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事件的真相!同志们!我们需要你们道义上的援助,抗议共产主义专制者们的残杀!”
    
    喀琅施塔得起义者的呼吁很快便淹没在了布尔什维克凶手的枪声之中。
    
    从3月7日下午6点25分开始,十几万政府军向起义的水兵发起了攻击。托洛茨基下令:不要吝惜子弹。于是,镇压者“像打松鸡一样向水兵射击”,他们甚至对起义者使用了毒气。
    
    当地报纸上写道:“托洛茨基元帅站在齐腰深的血泊中,对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开火,喀琅施塔得奋起反抗共产党的专制,为的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原定为大会献礼的平暴胜利没有如期实现,讨伐部队遭到严重损失,退回了进攻出发地。不仅如此,部队中对镇压持有异议的也不乏其人。
    
    为此,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极度震怒。从这天开始,各部队成立了流动军事法庭,政治委员作为证人指证“不服从命令”、“消极执行战斗任务”和“临阵脱逃”的红军战士,法庭以雷霆手段进行惩处,“为维护革命秩序”被枪决的人一个接一个,而其他战士则被强迫表态支持当局的镇压行动。
    
    之后,整个军事进攻整整经历了10昼11夜,一直到3月18日拂晓,喀琅斯塔得才最终陷落。近万人被打死,他们被鲜血染红的尸体横躺在俄罗斯阴沉的天空底下,8000人跑到了芬兰。起义被镇压后,被俘的官兵中有2103人被判死刑,6459人被判处监禁和流放。
    
    这次起义的主力,十月政变中曾经全力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两艘战列舰“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水兵,遭到的镇压尤为残酷,有230名水兵经在过临时军事法庭“三人小组”简单的讯问后就被告知立即枪决并不得上诉。
    
    鲜血染红了要塞的炮台、操场和军舰的甲板,残酷的集体处决使得牺牲者的遗体根本来不及清理而被冰雪掩埋。
    
    因为这次事件,列宁对整个水兵群体充满了憎恨,这种憎恨甚至超过了他对“白匪”的仇恨。因为他的逻辑历来是:“如果我是对的,或许还可以宽恕你;如果你证明我错了,那么我先杀了你再谈改正。”
    
    一年后,逃亡者因相信列宁的大赦承诺而自动返回了家园,结果一踏上故土便遭逮捕,大多数人惨死在集中营里或被丢进德维纳江里喂了鱼虾。二战后,斯大林又把当年兵变失败后逃到芬兰的喀琅施塔得士兵抓了回来,关到集中营里。苏联解体后,俄国政府终于给喀琅施塔得事件平了反,并向这次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致歉。
    
    在前苏联时代,喀琅斯塔得兵变一直被官方定性为为一场在白卫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黑帮、无政府主义者和“协约国间谍”有计划的阴谋挑唆和鼓动下发动起来的,受沙俄旧将军指挥的,旨在反对苏维埃工农政权的反革命武装暴动。
    
    然而,几十年后才解密的档案里根本找不到有关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有组织的行动证据,也没有白卫军参与的证据,更没有任何“协约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证据。当年的档案表明,所谓的沙皇旧将军唯一指的就是要塞炮兵司令亚历山大.科兹洛夫斯基,此人在国内战争时期参加工农红军,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战斗,他的旧少将军衔是因为作为高级机电工程师被沙俄军队授予,只有在工农红军里他才成长为炮兵旅长和炮兵司令。而所谓的“协约国间谍”也纯属子虚乌有。
    
    事情很清楚,喀琅斯塔得兵变并没有任何政党参与组织和策划,具有自发的性质,政府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起义者的要求,不肯与他们谈判,最后迫使他们才不得不拿起武器。而引发兵变的原因其实跟引发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示威的原因并无不同,都是对列宁极权统治日趋严重的不满。
    
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凶恶的敌人——还原列宁真实的一生之四十一

    
    作为马克思的忠实信徒,列宁一成不变的继承了他身上那种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所普遍具有的道德自大——终其一生,列宁都像马克思一样,始终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代表,声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在他的文章和演讲中,类似这样的说辞可以说俯拾即是。
    
    在十月政变当天发表的《告俄国公民书》中,列宁把他和布尔什维克正在进行的政治实验称之为“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
    
    在十月政变次日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列宁把他和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夺权起义说成是“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
    
    1917年11月26日,列宁在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说:“谁也不能否认,现在俄国的政府是布尔什维克党所建立起来的----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业无产者的政党,也是农民无产者的政党。我们布尔什维克是苏维埃的保卫者——是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保卫者,也是农民苏维埃的保卫者。现在的政府是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是人民群众的最完美的代表机关——是工厂、矿山中的劳动者的代表机关,也是田野中的劳动者的代表机关。”
    
    在1918年1月25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后作为第一篇载入1918年《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列宁不仅“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承诺“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政权应当完全,而且只能由劳动群众及其全权代表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掌握”,而且直接把自己的这篇文章堂而皇之的冠之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的名头,意思是他起草的这篇宣言代表了“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心声。
    
    尽管列宁始终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代表,声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但一个政治家究竟是否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他所从事的事业到底是不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具有裁定权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的同党,而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本身。
    
    用共产党经常挂在嘴上的话讲,人民是主人,他们是仆人,领袖也是仆人中的一员。既然是主仆关系,仆人自己说自己代表主人,自己做的事都是为了主人的利益,这能算数吗?当然不能算数。事实表明,这种话很可能是王婆卖瓜自吹自夸。
    
    反之,只有当主人自己承认仆人确实是他们的代表,仆人所做的事确实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时,这样的评价才是具有权威性的,才是靠谱的。此其一。
    
    其二,撇开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意见不论,一个人究竟是否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他所从事的事业到底是不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关键不在于他嘴上说的如何动听,而在于他做的事是否符合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意志,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是否能够得到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真心拥护。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讲,就是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而在观其行这点上,最能够检验一个人是否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否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的标准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当他口口声声代表并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批评和反对他时,他是认真了解他们的不满,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善意化解他们的反抗,还是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甚至对其实行高压。
    
    一言以蔽之,就在于他是自觉主动的服从人民的意志,以人民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还是以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人民的意志之上,强迫人民接受自己的意志。
    
    说的更透彻些,所谓观其行,“观”的主要不是人民拥护某个人时,或者不反对某个人时他怎么对待他们,而是当人民反对他时他怎么对待他们。
    
    不言而喻,当人们拥护某个人或者不反对他时,笑脸相对是容易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他真的把他们当回事,真的是他们的代表;而当人们反对某个人时,如果他还能一如既往继续诚心诚意的笑脸相对,那才说明他是真的把他们当回事,真的是他们的代表。
    
    试想,如果一个人口口声声说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但只有当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拥护他或者不反对他时,他才对他们满脸堆笑,而当他们转而批评反对他时,便立马收起了原来的笑脸,变的穷凶极恶,甚至拳脚相加,挥刀相向,这样的人还能称之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代表,还能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若用上文所论述的三条标准来衡量列宁,我们便不难发现,所谓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所谓自己所从事的事业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不过是列宁自己以及他的党徒贴在他身上的一种政治标签,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客观的讲,当初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发动十月政变,成功夺取政权,这与相当一部分俄国民众的支持,特别是彼得格勒士兵和工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对于支持拥护自己的这部分民众,列宁曾说过许多赞美之词。
    
    然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当政后,由于未能兑现十月政变前给予人民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的承诺,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和士兵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由失望不满纷纷走上了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愈演愈烈的暴动、罢工、示威和起义其实就是他们投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一张明白无误的反对票,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他们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憎恨与吐弃。在这些觉醒了的民众眼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根本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代表,而是他们凶恶的敌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反对者中不乏当年积极支持拥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夺权,甚至参加十月政变的人。如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参加者不但没有一个是革命前的上层人士,而且几乎都是十月政变的积极分子,其中还有大量的前共产党人。
    
    那么,当农民、工人和士兵一起给列宁投反对票时,口口声声代表他们的列宁又是怎么做的呢?他俯下身认真倾听过他们的意见吗?没有!他耐心善意的安抚过化解过他们的情绪吗?也没有。
    
    他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气急败坏迫不及待的向反抗他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举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屠刀,把俄国变成了一个血肉横飞的屠宰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
    
    可见列宁对反抗者是何等咬牙切齿心狠手辣!这不但赤裸裸的表露了一个自大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而且彻底扯下了列宁蒙在脸上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领袖的面纱!
    
    他虽然口口声声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但实际上不但不自觉服从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意志,反过来竟然还用暴力手段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可见在他的内心深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完全就是一群应该对他百依百顺的奴仆,而他自己则是他们至高无上凛然不可侵犯的主人。
    
    试想,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为他们的解放而奋斗的政治家可能这样吗?说穿了,列宁代表的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而只是他自己,他所做的一切根本也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只是为了强迫他们充当自己任意颠覆和主宰世界的炮灰!
    
忽悠民众的政治魔术——列宁罪恶的一生之四十二

    
    当然,对于道德虚荣心极强,醉心于以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领袖自居的列宁来说,掌权后不但没有受到俄国民众的顶礼膜拜,反而成了他们仇恨和反抗的对象,这毕竟是一件既丢脸又尴尬的事。
    
    为了自我平衡和欺骗舆论,继续在公众面前维持其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领袖的形象,列宁不惜无中生有,将反对他和布尔什维克的民众诬陷成是人民中的败类,要么造谣说他们被所谓的敌人操控利用了,或者干脆不承认他们是人民中的一部分,给他们扣上敌人的帽子。
    
    于是便出现了相当奇葩的一幕:当农民拥护或者不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时,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而当他们拒绝执行或者暴力反抗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余粮摊派制时,一转眼便成了富农,被踢出了人民的队伍;
    
    当参加罢工示威的工人反对的是沙皇和临时政府时,他们是无产阶级,而当他们参加罢工示威反对的是列宁和苏维埃政权时,一转眼又成了“流氓”、“坏蛋”,成了跟富人一样的“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两种主要寄生虫”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之一;
    
    当士兵积极支持和参加十月政变,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卖命时,他们是革命的英雄,当他们起来反抗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极权暴政,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时,一转眼他们竟成了在白卫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黑帮、无政府主义者和“协约国间谍”有计划的阴谋挑唆和鼓动下发动起来的,受沙俄旧将军指挥的,旨在反对苏维埃工农政权的反革命武装。
    
    其实,在列宁眼里,谁是人民,谁是敌人,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客观标准,一切都取决于他个人的意志。他认为谁是人民,谁就是人民,他认为谁是敌人,谁就是敌人。他今天认为谁是人民,谁今天就是人民;他明天变卦了,认为谁不是人民是敌人了,今天还是人民的人明天立马就变成了敌人。说白了,他所谓的人民其实就是拥护支持他的人,他所谓的敌人,就是反对他的人。
    
    更奇葩的是,即便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都对列宁投了反对票,他自己也跟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撕破了脸皮,列宁却象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一如既往的以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代表自居,一如既往的声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
    
    可见在他眼里,自己是否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否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裁定权并不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手里,而在他自己手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看法并不算数,他自己的意见才算数。所以当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视列宁为他们的敌人时,他却依旧能够不管不顾的以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代表自居,脸不改色心不跳的声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
    
    由此可见,列宁最常见最经典的政治姿态——以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代表自居,自称其事业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不仅是一种对民众的忽悠,一种政治魔术,也是一种典型的意淫,一种道德虚荣心的自我满足!
    
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列宁罪恶的一生之四十三

    
    苏联解体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浮出水面,苏共精心编造的关于列宁的神话终于破灭了,一个真实的列宁正在被人们还原!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列宁根本不是什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而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式的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
    
    从青年时代起,他对现实世界就充满了仇恨,妄想要“把俄国翻转过来”。在列宁生活的那个时代,活跃在俄国政坛上的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不曾像他那么狂妄自大,那么野心勃勃——他不仅自以为是俄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拯救者,而且把充当这一角色当成了他生活的唯一目标。
    
    在列宁眼里,他就是历史的主人和化身,他就是这个世界的最高意志,其他所有人都得围着他转,听命于他。当他说“党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时,他内心不便说出的真实想法其实是“我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在这种畸形人格的驱动下,列宁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强迫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接受了他的意见,采用阴谋手段一举推翻了新生的俄国民主政府,亲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极权制度和极权国家。
    
    至于经常被列宁挂在嘴边,一直声称代表了其利益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其实只不过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满足自己的道德虚荣心所利用的政治工具罢了。
    
    当他们心甘情愿的为其效命时,列宁并不吝啬对他们摆出笑脸,而一旦他们不愿接受列宁用暴力强加给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特别是当他们奋起反抗他的极权暴政时,列宁就会毫不客气的用刺刀和来福枪来对付他们,把他们和他们的亲人送进集中营,就象他这么对待所谓的剥削阶级一样。
    
    谈及农民时,列宁就曾恶狠狠的说过:“如果需要,我会毫不犹豫地消灭五千万农民。我要把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的新奴隶,直到他们理解了形势并和我们一起走。”
    
    列宁的极权统治把刚刚从沙皇专制下获得解放的俄国送进了更加黑暗血腥的人间地狱。
    
    诚如《列宁——灾祸的根源》的作者保尔·穆鲁西在书中所说:“俄罗斯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监狱。为了保住政权,政府镇压自由思想的所有表达形式······这个寡头政权认为一切独立性的表达都是危险的,所以将其取缔。这个政权将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监狱,让他们在骇人的条件下成年累月地承受长期的折磨。”
    
    而有着铁石心肠的列宁对这些苦难却完全漠然。“由于他,血的海洋流遍了全世界。但是,他没有丝毫的道德意识,这反倒有利于革命。他一直都理直气壮地承认:名誉,人的生命,良心,对他没有意义。”
    
    最后,在结束本文前让我们把视线移到1998年7月17日。这是沙皇一家遇难日的第二天,为了专门安葬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俄国政府在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弥撒会。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葬礼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中说道:“我们必须终结这个世纪,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血腥的世纪,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
    
    对俄罗斯来说,二十世纪确实“是一个血腥的世纪”,而这个血腥的世纪首先是和列宁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总是试图把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与列宁的政治生涯切割开来,认为前者跟后者不是一回事,殊不知前者虽然比后者更残暴更血腥更反人性,但却是从后者这个母体中孕育而出的,这个母体已经包含了斯大林式极权制度的基本元素。或者说,斯大林式极权制度只不过是列宁式极权制度的升级版罢了。
    
    正因为如此,对斯大林式极权制度乃至整个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反思和清算,当然就必须从对列宁式极权制度的反思和清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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