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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曾两次大怒欲枪毙的是哪位开国将军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1月23日 转载)
    
    来源:人民网 
    
    
贺龙曾两次大怒欲枪毙的是哪位开国将军

    李文清将军资料图
    
    在1955年首批授衔的1042名开国将军中,有9位独目将军,李文清乃其中之一。他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洪湖苏区斗争到进军大西北,从普通战士到大军区副司令员,他从枪林弹雨中一路拼杀出来,浑身上下7处负伤,右眼因伤失明,贺龙戏称他“李瞎子”。
    
    李文清号称贺龙麾下三员猛将之一,功勋卓著。长征中,当团长的他同师长贺炳炎端起花机关枪(冲锋枪),带着敢死队冲向敌阵,在瓦屋塘为主力部队杀出了一条血路;抗战时,率七一五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浴血奋战,全歼日军吉田大队800余人于齐会,创平原地区大量歼灭日军的范例;解放战争中,率部攻克青涧县城,歼敌4100余人,生擒蒋军悍将廖昂,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创造了条件;建国后,参与组织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和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文清不似其名字那般“文”,是个性烈如火的血性男儿。他军旅生涯留下的一个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复仇者怎样炼成一个革命者。

    为报夺妻之仇参加红军
    
    李文清,1910年出生于湖北松滋李家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靠租种地主家的7亩薄地勉强度日。李文清是家中独子,不到20岁,遵父命娶表妹周幺妹为妻。婚后不久,周幺妹就到地主的二少爷李学武家当佣人。那年松滋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李文清只好撇下新婚妻子,到百里外的公安县去做长工。他替地主家放的牛突然暴亡,地主扣了他全年的工钱不说,还把他轰了出去。
    
    一无所有的李文清一回家,就连忙到李学武家接久别的妻子周幺妹回家团聚。可他一进李家的门,就不明不白地被连打带踢地赶了出来。原来是李学武早就把周幺妹给霸占了。
    
    李文清怒从心头起,晚上提了一把刀去找李学武寻仇。他本家的一位叔叔一把夺下他手中的刀:“你这不是去白白送死吗?人家有钱有势,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把人要回来就行啦!”
    
    听了叔叔的劝告,李文清硬着头皮,提着一点礼品上了李家三少爷的门,想托他说个情,把周幺妹放回来。谁料还没等他开口,三少爷一烟杆脑壳砸在他头上,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土匪,你是不是还想杀我呀?!”接着,一群狗腿子围着他又是一顿毒打,把他扔出门外。
    
    李文清怒火直往头顶上冲,他横下一条心:这个仇不报老子誓不为人!
    
    当时,贺龙领导的红军正在松滋一带活动。李文清听说红军是为穷人出头的军队,便下定决心参加红军报仇。他整天坐在村口路边,望眼欲穿,生怕错过红军经过村庄的机会。一天傍晚,听说邻村在过队伍,他心急火燎地赶过去,见一支背着长枪短炮、大刀长矛的队伍正在过河,便一挽裤腿跳下河去,跟着队伍爬向对岸,走进了红军队伍。
    
    李文清参加红军后,把复仇的怒火转化成为练就本领的动力,他刻苦操练,打仗勇敢,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当上了班长、排长。
    
    1931年年初,红三军转战到松滋、长阳等地。一次,李文清带着他的排执行完任务,正巧离他的家乡不远。仇人就在附近,复仇的火焰把他的理智烧得荡然无存,他带上几个战士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找李学武寻仇。李学武闻讯逃遁,恨得牙痒痒的李文清把李学武的房子一把火给点了。
    
    回到连队,李文清被关了禁闭。他对指导员说:“我私自带人回家报仇犯了纪律,领导批评的都对。可我参加红军就是为了找李恶少报夺妻之仇,不然我吞不下这口恶气。”指导员耐心地开导他:你跟李恶少是有仇,可我们这个连里哪个人没有仇啊?不能光记私仇,要记阶级仇。你想一想,李恶少霸占你的妻子,你去讲理,他还反过来毒打你,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手中有权把子,我们只有把这个吃人的政权推翻,才能报阶级仇。指导员的这席话,特别是“阶级仇”三个字刀刻般地烙在了他的心里。他的觉悟提高很快,仗也越打越精,很快就当上了连长。
    
    红三军撤离洪湖苏区后,李学武放火烧了李文清家的房子,李文清的父母被迫背井离乡,从此杳无音信。被李学武霸占的周幺妹,也被卖给他人为妻。
    
    1952年,担任川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李文清回到阔别20年的家乡。那个恶少李学武听说李文清到了县城,胆怯至极,上吊自尽。李文清回到乡下,周幺妹夫妇已经浑身颤抖地跪在那里,周幺妹说,我是没有办法才做了别人的女人,请求他原谅。
    
    他们哪里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李文清,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知报仇的“愣头青”,而是一位早已把个人仇恨升华为阶级仇恨的军队高级将领了。他扶起周幺妹夫妇,和蔼地说:“你们也是受苦人,现在全国解放了,再也没有人敢欺压我们了!”当知道他们的生活拮据时,他还慷慨资助了他们一些钱。

    贺龙两次动雷霆怒要枪毙他
    
    1931年4月,贺龙率红三军攻打鄂西秭归县城。在激烈的战斗中,李文清右腿被炸弹炸伤,弹片嵌入大腿胫骨(直到去世也没有取出来),腹部被枪弹洞穿,肠子流出体外,他只好用一个碗扣着,奄奄一息的他躺在路边,等待战友们的救援,可等了大半天也没见着人。
    
    天色渐晚,李文清想这下肯定完蛋了。正当他绝望之时,红三军军部打这里路过,贺龙发现躺在路边的李文清,以为他已牺牲,便叫人把他掩埋了,这才发现他还活着。贺龙叫来担架,嘱咐把李文清送到巴东万仙洞一农户家养伤。两个月后,李文清伤愈重新归队。
    
    为报答贺龙的救命之恩,李文清作战更加勇敢。1932年2月,在洪湖的一次战斗中,他左上背负伤,被送到洪湖柳关红军医院疗伤。伤未痊愈他便参加了京山瓦庙集战斗,与敌徐源泉部队激战七天七夜,李文清的右眼在战斗中被炮弹片擦伤。由于部队经常机动,战事频繁,他的眼伤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右眼视力模糊,阵发性剧烈头疼时时折磨着他。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伴随着李文清征战南北,走完万里长征。
    
    到达延安后,条件有所改善,贺龙亲自向卫生部长贺彪交代,尽快安排李文清去苏联治疗眼伤。但未及动身,李文清所在部队奉命挺进大青山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便主动放弃了去苏联治疗眼伤的机会,率部远征绥远。后来他右眼完全失明,头疼加剧难忍。贺龙“命令”李文清住进延安和平医院,做了右眼球摘除手术。贺龙跟他开玩笑:“现在脑壳不疼了,可成了‘李瞎子’啦!”
    
    李文清的命是贺龙捡回来的,但贺龙又两次亲自下令要枪毙他。
    
    一次是在长征途中。李文清担任红二军团五师十五团团长,奉命断后,1000多人的队伍走到草地边缘,只剩400人左右。看着就要走到草地尽头了,但被饥饿耗尽了体力的战士们,只能蜗牛般地艰难向前挪动。不远处的草地发生了激烈的枪战,负责断后的十五团本应前去增援,但此刻他们已是强弩之末,力不从心了。
    
    事后方知,总部骑兵排遭遇敌骑兵营的围剿,因得不到增援,全部壮烈牺牲。这个骑兵排,是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后,亲自训练的,贺龙十分看重。贺龙马上召集团以上干部会,大发雷霆,下令将李文清绑了,连声说:“枪毙!枪毙!枪毙!”李文清心中有愧,一不喊冤,二不求饶,狂吼一声:“让老子在抗日战场上去死!”吼叫声惊动了刘伯承,他叫“枪下留人”,向李文清问了当时的情况,一是不明骑兵排被包围,二是全团已完全丧失战斗力,便向贺龙建议“情有可原”。贺龙采纳了刘伯承的意见,下令将李文清松绑,但撤了他的团长,罚他到前线去背弹药。
    
    另一次在抗日战场上。被撤了职的李文清到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前线急需军事干部,李文清就补缺当了一二0师七一五团团长。在齐会战斗中,他缴获了一支精致的手枪,想留着自用。负责清点战利品的政委却坚持原则,收了这支手枪上交。后来他得知,政委私下把这支手枪送给了延安的一个女学生。
    
    李文清火了:“老子想要,他却收去讨好小女子,真不够意思!”便去质问政委。开始他还半开玩笑,说说粗话,一来二去火药味就上来了。脾气暴躁的李文清拔出手枪顶上火,政委拔腿就跑,一个在前没命地跑,一个在后舞着枪追,一时弄得满城风雨。
    
    李文清本想吓唬吓唬对方消消气而已,可时值延安整风,有人抓住这件事说贺龙部队的土匪习气重。贺龙勃然大怒:“这个李瞎子要干啥子?!”下令将李文清五花大绑,就地正法。关键时刻,又有人出来讲情,他才得到从宽处理,将他由团长降为营长。
    
    经过这两次“死里逃生”,李文清认真反思了自己身上的缺点,从中吸取教训。他老老实实地从营长干起,又干到了团长,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纵队参谋长,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参谋长,建国后长期担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文革”期间,专案组在整贺龙的黑材料时,多次逼迫被“打倒”的李文清揭发贺龙。但李文清一下笔就写贺龙如何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又如何救了他的命。专案组的人挑拨说:“贺龙两次要枪毙你,你还包庇他干嘛?”
    
    李文清竟忍不住又动了粗口:“你懂个球!”因此他被专案组的人打伤,在床上躺了几个月。

    过草地差一点饿死,又差一点胀死
    
    红二方面军是最后过草地的部队。李文清的十五团是后卫,走在部队的最后。从甘孜出发时,每人只领到5斤青稞面,怎么省着吃也只能维持半个月。可在荒无人烟的原始水草地带一走就是20多天,粮食早已告罄。
    
    原本想到达阿坝时弄点粮食,可当地藏民在国民党欺骗下带着吃的早已跑光。只有一营某班在敌人扔下的帐篷里幸运地找到一大袋青稞。班长说,缴获归公,应分给全营。营长张树芝说,应该分给全团。
    
    李文清深为感动,当即号召指战员要学习一营的集体主义精神。就这样,全团每人分到一小碗青稞,这是最后一个多星期的口粮。李文清掂了掂手中那一点点青稞面说:“粮食就这么多,这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要用它征服草地。粮食肯定不够,但我们是红军,从来就没向困难低过头。中央、毛主席都过去了,我们也要走过去!”
    
    李文清每天都只能吃一小撮青稞面,一天到晚肚皮仿佛贴在脊梁骨上一样,像个纸片人风一吹就要倒似的。露营时,他到师部汇报工作。一进帐篷就闻到一股香味,口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师长王尚荣一把拉他坐下说:“先别忙汇报。我们捡了个牦牛脑壳,来,先干它一碗。”他接过师长亲自盛的一碗汤一扬脖子喝了下去。他说,这辈子再也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汤了。
    
    到第5天,青稞面全光了。草地可吃的野草也几乎被前面的兄弟部队吃光了,他们只好挖些他们剩下的草根充饥。有时吃上毒草,轻的口吐白沫,重的丧失生命。
    
    饥饿像魔鬼一样不停地吞噬着红军战士的生命,饿殍载道,惨不忍睹,李文清心如刀绞。
    
    没有倒下的战士继续挑战着生命的极限,相互搀扶着摇摇晃晃地在茫茫草地上蠕动,每天只能走8到10里。有一天露营,通信班的战士实在饿得不行,把皮带放在火上烤,然后切成一块一块,竟然可以充饥。李文清立即把这个“伟大的发现”向全团推广。于是,枪皮带、腰皮带、皮挎包,只要是皮,全部吃光。
    
    走出草地后,战士们半年多没有理发了,胡子像头发,头发像苎麻,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一双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仍闪射着坚定的光芒。
    
    到达哈达铺,见有藏民巴扎(集市),饿了几个月的李文清最大的愿望就是饱食一顿。他和顶替他当十五团团长的唐金龙等4人买了20只鸡、2个锅盔(类似烧饼的面食,每个约5斤重),4人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半夜4人都腹胀如鼓,在地上打滚,结果竟有一人胀死。
    
    李文清和唐金龙大发感慨:“过草地差一点饿死,又差一点胀死!”

    几十年不原谅他的老战友同他抱头痛哭
    
    李文清有个老战友叫周树槐,是湖北仙桃人。歌剧《洪湖赤卫队》刘闯的原型就是周树槐。当赤卫队队长的周树槐带着队伍,常常把团防打得晕头转向。后来赤卫队整编进红军,周树槐分到李文清当连长的连队。周树槐从事后勤工作,开始抬担架,后来到炊事班工作,当了炊事班长。
    
    1932年春,部队打了一个胜仗,连队打土豪弄到一头肥猪,给全连改善伙食。久不沾油腥的周树槐一时兴起,竟和炊事班的几个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把猪下水(内脏)先弄来吃了。
    
    李文清闻报此事,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全连集合,把炊事班好一顿训斥,最后命令把周树槐吊在树上进行体罚。孰料手下人下手太重,竟将他的腰打折了,落下终身疾患。
    
    李文清感到此事处理得过火,深感内疚,主动向周树槐道歉。但周树槐一直耿耿于怀,不肯原谅。从此,这两个从一个连队打拼出来的红军战友成了冤家,再也不说一句话。
    
    “不是冤家不聚头”。解放后,两个人又走进了成都军区大院,李文清当军区副司令员,周树槐当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两家同住在军区大院,但形同路人,老死不相往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曾为此专门多次出面调解,但周树槐一想到腰疼发作时的痛苦,心头怒气难平,扔出一句硬梆梆的话:“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暴君!”
    
    “文革”期间,李文清被“隔离审查”。专案组给他罗织了三条“罪状”:一是贺龙的黑干将,在回忆录《最后的脚印》和《转战荆江南北》里“肉麻”吹捧贺龙;二是假党员;三是历史问题。当专案组得知李文清和周树槐之间历史上有过节后,便向周树槐“做工作”,要他“反戈一击”:“只要你证明李文清是假党员,那么你和贺龙的关系问题可以不追究。”周树槐义正辞严地说:“要我证明李文清是党员可以。但要我说假话,你们找错人了!”为此,周树槐与李文清一样,都被打成“贺龙分子”,蒙冤多年。
    
    上世纪80年代,李文清因病住院。一天,病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位穿着没有佩带领章帽徽的旧军装的老人,拄着拐杖一声不吭地站在门口,愣愣地望着躺在病床上的李文清。
    
    是周树槐!李文清看清后,想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同他打招呼。周树槐连忙示意他躺着,步履蹒跚地走到他的床边。也许是几十年两人没有说过话,也许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两位老人相互无言地凝视对方。突然,他们俩颤巍巍的手臂不约而同地伸向对方,紧紧地抱在一起,一任老泪在皱纹纵横交错的脸上冲锋陷阵,几十年的隔阂随风飘散。
    
    1987年2月15日,周树槐在成都逝世,享年84岁。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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