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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试探彭德怀:我死后你别造反行不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1月21日 转载)
    
    来源:文史参考 
    
    毛泽东公开警告彭德怀后,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本文摘自2011年第16期《文史参考》,作者刘统,原题为《庐山会议前后的毛泽东与彭德怀》。
    
    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彭德怀平反后,所有关于彭的传记,都把彭塑造为一个刚直不阿的形象,似乎历史已成定论。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为何最终分手,其中的原因却少有论述。1998年,原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中将以及王焰、王亚志、王承光同志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使我们了解到当年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也使读者了解了庐山会议前后毛彭斗争的历史真相。

    上海会议上,冲突公开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将。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抗美援朝作战,打败了现代化的联合国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回国之后,他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此时,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俗话说“功高震主”,毛泽东最重视军队,但彭德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对毛请示不够或不及时,使毛感到彭权重位高,越来越难以驾驭。毛后来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这一段时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彭说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处于一个尴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的请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常委会,当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因“反冒进”受到毛严厉批评的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彭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情况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动提出的。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辞职对他表示不满。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时,毛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噤然无语”。
    
    此后,毛与彭的关系骤然紧张,冲突也公开化。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
    
    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毛对彭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事实也是如此。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毛泽东给彭德怀一闷棍
    
    毛泽东召集庐山会议,初衷是要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做法,使国民经济不致失控。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毛就察觉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做法。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后,毛在11月召开郑州会议,提出纠左。然后,毛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听取地方干部汇报,批评“大跃进”中产生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并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等问题。为了把问题搞透,他召集地方领导和中央负责经济的干部上庐山,开个“神仙会”,“压缩空气”。毛亲自定了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说明,毛不是固执己见,要把国民经济搞垮的,而是看到了问题,准备认真解决问题的。
    
    但是毛有个大前提。“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全国人民干劲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在此基础上纠正偏向。用毛的话说,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也是他给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
    
    既然是摆问题的会议,与会者难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实情况。当时已经出现了饥荒的前兆,情况相当严重。彭回到家乡视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令他极为焦虑。他上山就直言“大跃进”的问题很严重,斥责地方干部向中央报假情况。为了引起毛的重视,他在7月14日给毛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他对“大跃进”的意见。
    
    这封信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只是信中用了“有失有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毛当时没有表态,只是给信起了个名字:《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人员。彭看后只说了一句:“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也没往深处想。
    
    其实,这是毛即将发起政治斗争的信号。历史上曾有一个案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1936年2月,中央下令红军发起东征,过黄河去山西,名义上说是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彭等许多将领不理解,认为红军走了那么多路,再长征怕队伍出问题。彭要毛切实保证部队能回来,毛不高兴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保证不了的。”洋顾问李德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东征是危险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见书》,让中央留在陕北的负责人猛批李德。彭作为当事人,应该清楚这个过程。但在庐山他却没有察觉到危险,究竟是他政治嗅觉不灵,还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还有,那封信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谁写的。如果是旁人写的,或许毛不会看得多么严重。但彭就不同了,作为军队方面的负责人,却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这么多意见。毛的阶级斗争意识如此敏感,自然会想到一些严重的问题。彭的信下发后,许多干部表示赞同,一些意见反馈到毛那里,引起他的高度关注。
    
    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评“大跃进”的话,和苏联赫鲁晓夫批评我们的话差不多。彭总刚去苏联访问,是不是取了什么经回来?这纯属猜测。1959年6月,彭率领军事代表团到东欧和苏联访问,在阿尔巴尼亚正好与出访的赫鲁晓夫会面。期间有三次外交礼仪性的会见,其实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谈。但毛却认为彭是去苏联“闻味”,“取经”,怀疑彭是“里通外国”。这个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还在全党宣布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在小组会上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彭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说这个话,严重刺激了毛泽东。毛历来最重视军队,所以毛后来批彭的时候讲:“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还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汇报:“彭在山上拉队伍,人都快被他拉过去了。”这就引起毛的警惕,认为彭是在向他的领导权和权威提出挑战。后来毛批彭的时候说:“写这封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这样,彭的罪名就升级为“篡党夺权”了。
    
    出于这些考虑,毛认为彭不是简单的提意见了。但毛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还要最后试探一下。于是,他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去找彭“闲聊”。曾希圣在长征期间是军委2局局长,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下。曾向彭提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写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气?彭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2.是否出国访问受了影响?彭说,在国外没谈总路线、“大跃进”的事情。3.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彭说:从未想过这种事。曾希圣失望地说:“这样我们就没法子谈了。”彭也不客气地说:“那就不谈了吧。”
    
    曾希圣提的三个问题,绝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受毛之命来对彭做最后的争取。但是彭丝毫不给面子,对三个问题一概否认,就使毛认为彭是一意孤行了。因此,毛定了决心,在7月23日大会上对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庐山会议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并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彭在庐山会议上并未屈服。毛泽东此后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对彭进行批判。话题早已超出那封信的内容,而是清算历史老账,表明彭在历史上是一贯反对毛的。彭有口难辩,窝了一肚子火,在笔记中写道:“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所有旧账一齐搬出来,再打四十大板,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四十大板,一共八十大板,打得遍体痕伤,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不准翻案,不准辩驳,但免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抓住你这个自高自大的王八旦,整整你吧!以观后效。”

    军委扩大会议专门批判彭德怀
    
    庐山会议由讨论经济工作的工作会议转为八届八中全会,专门解决彭德怀等人的“反党集团”问题。虽然作出了决议,但彭本人并未认罪。于是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军队师以上干部1061人,列席干部508人。主要对彭德怀和黄克诚进行批判。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始终是秘密进行的。至今很难看到有关的材料。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描述的场面,会议过程中,只有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主持正义,在会场上公开为彭总澄清事实,当场被拉出会场,打成“反革命”。其余众多高级将领,众口一词地猛批彭德怀。彭既然是坚持真理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从大家的发言来看,大多数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风粗暴这个缺点。
    
    在军队干部中,彭的严厉和喜欢骂人是众所周知的。秘书们在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过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边的干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视察弹药库区建设时,看到库区过于暴露,库间距离过密,树木很少时,大发脾气,要追究库区建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审批者的责任。他越看火气越大,秘书和陪同的领导都很紧张,谁也说不清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东北白城子靶场视察,看到苏联专家设计的钢筋水泥横梁和立柱,又怒气冲冲,大发脾气,指责这是典型的浪费工程,说我们的干部不动脑筋,听任苏联专家摆布。其实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弹片弹射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在场干部一个个吓的不敢吭声。就是高级将领,也免不了挨训。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按规定应穿元帅服。彭觉得穿便衣显得随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劝他穿军装,被大骂一顿,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见了。肖立正静听,不予表态。彭骂过之后又觉得自己不对,最后还是着军装去接见。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而是经常。所以彭与同事和下级的关系都很紧张。
    
    林彪在批判彭的讲话中说:“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这些话抓住了彭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内心想说的话。
    
    所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帅们群起而攻之,彭显得非常孤立。

    不忍部下受牵连,彭德怀不服气地作检讨
    
    眼看着邓华等老部下受他牵连,陆续被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彭于心不忍,1959年9月4日,他终于给毛写了一封信,作了检讨。信中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批判,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请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信送到毛的住处,毛立即给彭打来电话,说已收到他的来信,欢迎彭的态度,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有时间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是很好的。毛兴奋地一口气讲下去,彭始终没有插话的机会。放下电话后,彭沉默半晌,慢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
    
    彭的心里没有服气,毛又如何呢?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上批示:“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的老同志。”这个批示发到了全党。
    
    但是两天之后,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上来就说:“同志们,我说居心不良的人,要走到他的反面。彭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同路人。”毛严厉批判彭“搞阴谋分裂活动,违反党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切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自古以来,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直到“文革”中,毛还说:“机会主义的头子,要改也难。彭德怀改了没有?没有改。”彭最终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一页。
    
    今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对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反右倾’斗争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使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不良倾向在党内进一步发展。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给一些说假话、见风使舵的人以可乘之机。这就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良风气,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长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党内的言路。”“它使得党难于防范,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失误。”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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