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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萧树:叶飘零,一九四六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1月26日 转载)
    人民不愿相信屠刀,但屠刀真正存在,那天下午,王明和XJ便被关入了组织的禁闭室——一座观音庙里。两个人大声辩驳,但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们,比起对“组织”的忠诚,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瞬间即会土崩瓦解。
    
     2011年秋,我第一次遇到这篇文章的主人公X先生。X先生已年过七十,却有着这个国家迟暮老人少有的英气和睿智,说话时目光如炬,又总是微笑,令我初见便深感敬佩。后来渐渐了解X先生所经历的人生大悲苦。他少年时代在天津读大学,是新中国较早的一批大学生,后供职于一座高校,教授英文,做过许多编译,曾帮叶永烈策划过《小灵通漫游未来》,时常与我谈及哈耶克、洛克等之理论,对国家深有所思。

    
      数十年家国变迁在一次次谈话中掀开被湮没的一角,我听他讲述其先父(虽然,时至今日,这位父亲之生死竟还未有民政部门有效的证明)被卷入建国前后数次阶级斗争并终至抱憾而死的历史,听他讲述家族众人被血祭于政治的圣坛之上的悲剧,听他讲述他所见识的恐怖时刻:尤为震撼的画面是一次运动结束后,一断腿老人在曾经写满纲领口号的土墙上写下“比法西斯还要残酷的三十六种刑罚”。这位亲和的X老教授谈论及此每每落泪,令人动容。
    
      这篇文字源于X先生最后一次交付给我的纪实性小说《叶飘零》,那是他家族史。该作品创作于一九七六年,那时环境稍有宽松,他将文字投稿给一个杂志,杂志社回复说:文章很动人,但希望X先生能再做考虑,发表无大碍,只是如有追究,文责须自负。于是,这篇文字被雪藏近四十年。我读后,X先生说文章虽讲文革,却隐去许多故事,真实的故事是他含泪讲述给我的,那还要上溯至1946年。
    
      壹 审判
    
      1946年的审判没有法庭,没有法官,只有群众。
    
      审判采用的是有罪推定,也极多地渗入了意识形态的导向,但那更为直接:形式上仅仅是一次群众大会,而其本质上则是一场杀人展示。当时国家在酝酿一次大战,国民政府背负巨大债务,民不聊生,解放区群众更是毫无权利观念的,那是尚无“国家”的史前史。
    
      审判不幸降临到X先生一家,被审判者之中便有X先生的父亲XJ,另一个是区政府的进步分子名曰王明。证据是公诉方提供的,但无人知晓取证的方式,亦无人反驳。取证实际是一场阴谋:审判前几日的中午,王明与XJ二人被一个普通群众邀至家中,桌上放着难得一见的花生米,甚至还有酒。喝过几巡,这个村民告知两位老乡,解放区正在开展一场运动,叫“突特运动”,即突击查处国民党特务的意思,政策上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接着这个毫无心机的普通人便直截了当询问二人是否国民党特务。
    
      XJ的家乡是河北省涞水、涿鹿一带,抗战时期肖克和马辉在宣化、涿鹿和怀柔三县建立宣涿怀抗日民主联合县政府。但此地地处山区,资源贫瘠,国民党军队无法进驻管辖,名义上的联合区政府,实际并无国民政府的成分,只是依照国共合作的方针命名为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中的成员多由当地较有文化教养的人员构成,那时的XJ“在终身行医的爷爷的教诲下已是远近驰名的中医了,他为人厚道、善良,只要上门求医的,有钱没钱都给看,求他治病的人便越来越多。经他的手不知拯救了多少人的生命。”XJ行医为生,常读《古文释义》,爱吟诵《渔夫篇》:“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后竟一语成谶。
    
      联合政府刚建立时,有一位通讯员叫邢敏,对XJ异常赏识。X先生的《叶飘零》手稿之中有一段这样的叙述:“就在我三岁那年,从延安过来的部队,在蟒石口村建立区政府,是这一带山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反动势力暗地里已把这个区政府视为眼中钉。一天夜深人静······父亲看到几个人影向土匪头目八大万家聚会。父亲偷偷······从断断续续的话语中,知道了他们······在策划······拂晓前动手,砸烂区政府,杀害区政府的主要干部。父亲曾经给区政府一个叫马合子的区长治过战伤,马区长那顽强的毅力,曾经深深地感动了父亲,同时马区长也给父亲讲述了一些革命道理。······父亲连家也没顾上回,越过沙梁,抄小路奔赴蟒石口村时,鸡还没叫,他把全部情况告诉了区长。区大队听了父亲的汇报,提早做了准备。当八大万的散兵游勇偷袭时,不但没受损失,还把八大万击毙了。”
    
      该段未提及的细节:通报区长其实的是上文中的通讯员邢敏,XJ告知邢敏情况时,他连一双像样的鞋都没有,不情愿地推脱,于是XJ脱下自己的鞋子给他穿。因此党组织存活了下来,后来XJ便成为了区政府的民政助理。
    
      突特运动爆发是1946年秋,XJ却不再是最早获得消息的人。那时解放区时常爆发疫情。突特运动悄悄开展之时,XJ因疥疮在家养病,政府内的事情一概不知,于是XJ“迟到”了。
    
      农民直接的询问没有奏效,王明和XJ都激烈辩护说自己不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但也许是迫于某种压力——对指标的恐惧,农民又对这二个人保证,承认了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倒会证明自己的坦诚和对组织的信任,不承认倒可能会有危险,因为对“顽固分子”,组织是绝不姑息的。王明首先有些动摇,试探性地问:承认真的不会有事?农民坚定保证说不会。于是,尚未见识过政治清洗的王明幼稚地承认了,但他一直以一种面圣伸冤的口吻说,可他绝不真是特务。农民点点头,接着,XJ也承认了。
    
      人民不愿相信屠刀,但屠刀真正存在,那天下午,王明和XJ便被关入了组织的禁闭室——一座观音庙里。两个人大声辩驳,但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们,比起对“组织”的忠诚,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瞬间即会土崩瓦解。
    
      贰 处决
    
      处决是在两天后牛角庄村的麦场上,秋风绕山,天空阴冷,落木孤独,一座临时搭建的展台,上头便是照耀千年的日头,日光让人眩晕。突特队队长(现已成为一个公开职称)刘永酷组织举行。人民被聚集而来,他们很快安静下来,眼望着审判台之上的刘永酷,刘首先对“国民党特务”王明的累累罪证进行宣读,但事实则是,王明的弟弟曾经是国民党党员,而王明曾长期在一座寺庙出家,后来投身革命运动。组织的臆想极为生动,因这两件事实,王明便成为了一个“以和尚身份从事反动活动”的潜伏特务。
    
      “听了这些诬陷,王明便破口大骂,但大会主持刘永酷丝毫不理会更不容许辩解,刘永酷宣布自己倒数五个数,如有村民担保当事人不是特务便可释放,没人担保便当场处决。”——此时,人民尚未适应这历来未有的运动,于是在台下静默着,被诬陷者在一旁挣扎、咒骂,组织则在冷静地计时。五秒钟后,手起枪响,王明被枪决,血溅大山,于是,这里再非田园。“那些愚昧的村民都被震惊,可当刘永酷要他们欢呼时,他们便又欢呼起来。”
    
      这便是处决,一场杀人展出。完成这篇文字后几日,我又读到“历史百人会”中关于“镇反运动”的描述,这种展出在“新”的国家尤为频繁,而人民慢慢适应之后,邪恶之身披上的正义之名则让人感到舒服和自然!
    
      叁 逃亡
    
      逃离是在处决后的那个夜晚,这是一种巧合,逃离者是X先生的父亲,XJ。
    
      处决王明时,XJ还在禁闭之中,尚未想到王明竟会被处死。X先生介绍,他的先父“信仰毛泽东,是坚定的抗日人士。”因此他应该会相信“坦白从宽”吧,但其实他应在第二天被处决掉。但那天深夜,一位同在组织里的干部偷偷来到XJ被关禁闭的观音庙前,把这一消息告知给他。这位干部良知未泯,只是可惜,我的记录因几经转折其姓名不慎被撕毁,无法查询。X先生讲述这一段时说,他也是多年后通过另一位当事人得知的,那位干部颇有些豪侠之气,看过枪决后便来与这位当事人商议,说:“就这样把一个人枪毙掉,这不对啊,不能啊!”之后二人无言,那天深夜这名干部就悄悄潜至破庙,XJ非常疲惫,却饿得无法入睡,他告诉XJ不要高声,接着便把事实说给他听。XJ便知自己也是活不成了,他坐在那里,不知何去何从,只能等死。可能基于一种传统士大夫的心态,他大致会想到这一死不明不白,未来何处伸冤,也成了未知。直至这位干部再三提醒,XJ才坚定了逃亡之心。
    
      关于逃亡X先生在《叶飘零》中如是描述到:“村南面的一个庄户小院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从院里轻手轻脚走出几个人来。一个年竟四十的中年人,那便是我的父亲,身体并不壮实,但两只眼睛却奕奕有神,一个怀抱三、四岁小男孩的中年妇女,那是母亲和我,还有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那是哥哥和二姐。五个人一齐移到那棵大核桃树的阴影里。哥哥把一个掉着黑面的短皮袄披在爸爸身上,爸爸伸手把我抱过去,狠劲地亲了亲,然后,又松手递回母亲怀里,压低声音对母亲说:‘你们娘四个挣扎着过吧!’母亲的眼眶里滚动着泪花,姐姐和哥哥呜呜咽咽,几乎要哭出声来,母亲狠了狠心,咬了咬牙说:‘夜长梦多,你快走吧,保重自己身骨!’父亲回头看了一眼,便嗖地一声跳下石坝,夜风鼓起了他的皮袄的后襟,他又一连跳下几蹬石坝,身影一直消失在苍茫的夜幕中,母亲、哥哥、二姐又都轻身轻脚返回屋,一上炕,一家人就抽泣成了一团······”
    
      只是这段话被X先生嫁接到上文托邢敏给区政府报信后,逃避八大万党羽的故事中。其实XJ从山村外的小路离开,他走了没多久,来到南三区外一处悬崖旁,再次陷入心灵的苦痛,终至选择以自杀来证明自己,他从悬崖跳下,那是他第一次自杀。
    
      “然而这次自杀却没有成功,命运把它推迟到1968年,那是后话。这次是秋收后的玉米秸秆救了他的性命,但秸秆也刺破了他的头颅,血流不止。昏迷几个小时后,直至清晨被人救起。”之后XJ一路逃亡,望门投止,来到了天津卫,隐姓埋名,化名X志真,他落脚到当地一座工厂,因有一手医术,又生性平和,更是胸中藏有巨大冤屈,正如白虎堂后的林冲,便唯有屈辱地生活,才得保全性命以图未来。
    
      而这个世界上,“突特运动”已如被埋葬的地火一样,再无消息,由于年代久远,至今甚至已被遗忘。X先生说,他们那一带解放区,运动持续了两三个月,波及范围不知多广。想想共产主义运动对指标的迷恋,就知道突特运动的残酷性了,那时运动有小分队,中队,大队,XJ所涉案例尚属于解放区突特小队的范畴。这也只是XJ一家第一次蒙受不白之冤。而历史的吊诡在于,荒谬的法统来源正是荒谬本身,突特运动不了了之后,X先生一家没能得到对于这次运动的平反,也许是那时还不流行“平反”,但组织上的确说过运动有扩大化的失误,但那也仅仅是失误。20后这场运动却会酝酿为另一场更为残酷的政治运动,X先生一家从来未能逃脱这追魂司命般的魔爪。
    
      肆 囚禁
    
      囚禁是在1947年冬,被囚禁者自然不再有XJ,XJ本人甚至不会得知他的家族将面临更为恐怖的迫害,那时他尚埋名于天津,因为对运动的恐惧,甚至没敢给老家来过一封信。他与故乡最初的一封通信是在解放后。如果他早已看过1947年的场景呢?那时左倾土改之风已经吹遍整个解放区,那时X先生已经五岁,开始略微知晓世事,故而这一段经历在X先生讲述起来更为真切和悲惨,他曾几度落泪,我不敢想象这种人间地狱般的挣扎压在人身上多么疼痛。但《叶飘零》中X先生依旧没敢说起土改的故事,左倾土改波及到这家人那天,X家一族人住在祖祖辈辈的长屋里,晨星朦胧,寒风凄凄,直至这短暂的安静被一群人愤怒而嘈杂的喊叫声惊醒。那些人“仿佛从地狱而来的恶鬼,有的强行推开大门闯进屋里,有的则从依山而建的屋子后梁破窗而入,X家人匆忙穿衣从土炕上爬起,屋里早已便挤满了人,他们无不面带凶相,满脸愤怒,用仇恨的目光扫视着屋里的一切。
    
      闯入者自称“贫民团”,顾名思义,是由贫下中农组织而成的,带着王朝将尽时起义军共有的暴戾。贫民团的队长是一个女干部,她指挥人们搜查,一群疯癫者便开始了翻箱倒柜。因为对土改运动早有耳闻,所以,X家人把但凡有些价值的东西全都深藏起来。其实这一带地处山区,土地贫瘠,近七成是盐碱地,种地只能勉强糊口,XJ靠行医为生,虽有些额外收入也极其有限。贫民团的干事们却不管这些,他们几经搜寻,终于从房梁上找出一袋小米,另一个人从灶膛里掏出一只小陶罐,打开一看是十几枚银元。银元是抗战时期XJ的父辈藏下的,以备不时之需,这家人不敢轻易缴公,既是害怕被抓住把柄,又怕将来无路可退。但无孔不入的组织最终还是把它寻了出来。
    
      这家人当日便被驱逐出户,全体囚禁到一座长工大屋中听候发落。随之而来的批斗大会上,X家一族被打成八户地主、三户富农,当时村内总共七十来户人家。组织定性后,便是数日的侮辱与迫害,令我难以下笔的是,这一家族几乎所有女性都曾被脱光衣服倒捆在树上接受鞭笞!当时只有五岁的X先生亲眼目睹了那个贫民团女队长在母亲那赤露的身体上抽打的场景!那是北方的寒冬,太行山上阴冷的风已如刀割,而今人间更甚地狱!X先生的母亲几度晕厥,被放下后急忙抬回屋里,家里人所有的衣服都披到她身上,可她的身体却几乎没有一丝温度。
    
      她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呢?有一次X先生哭泣着对我说,也许是为了父亲的消息,也许是人本身的坚毅,也许只是命运,是命运让中国人去面对更多的恐怖与杀伐。他们在这囚禁的长工大屋里每天只能吃糠,喝凉水,甚至连水的供给都是极为有限的。煎熬持续着,而更大的恐怖又在诞生。一次土改讨论中,这名女队长决议枪决几名富农,以展开“土改清洗”,这对于外面的人来说仿佛是节日,而对里面的人则是秘密。
    
      多亏X家历代都很有修养,这一次又是一个组织里的干部良心所使,救了一家人的性命。那时贫农团的副队长名叫邢坤,是XJ的一位故交,他得到确切信息,组织要枪毙X先生的二哥。多年后,X先生曾去看望邢坤,老先生只说“你们一家都是顶好的人,要枪毙了也太不对了!”那天晚上,邢坤借到长工房外磨面的机会,把组织决定告诉了X先生一家,于是二哥连夜逃走,再度延续了父亲饮恨离别的故事。
    
      那次“土改清洗”先打死了一名汉奸,后来又发生过一件事,叫“刀劈邢占山”,此人的父亲靠念超度经为生,弟弟是共产党员。只因为在一次国民党围剿中,区政府躲到地窖中,有人说听到邢占山在外面大声叫喊,便猜疑他是在给国军通风报信。于是一次群众大会上,此人被扒光衣服,倒挂一棵树上示众,接着便被一刀劈死!
    
      X先生回忆当地左倾土改中的惨案,确切的有:圣佛堂,刘桐,八路军区干部,被打死;上团,两个,乱石砸死;康家沟,一个;河北,一个抗战时期堡垒户被打死;沟里头,一个贫农因偷手榴弹炸鱼被打死;赵家头,一个贫农团队员因土改分衣服时多拿一件被打死······其余已经无法统计。多年后这次左倾土改被平反,X先生在他所在县城亲眼目睹人民的控诉,便是本文开头所述场景:断掉了一条腿的农民在墙上用大字写下“比法西斯还残忍的三十六种刑法”,许多人成为残疾,他们不知能否活过十七年后的文革。
    
      直至1948年的大年初一,X家一族才终被释放,而这个家已是四分五裂,残破不全。当日他们用糠皮子加水熬粥作为粮食,吃过这些后,人无法正常代谢,须用木棍挖掘排便,就像杨显惠先生描述过的,这虽不雅,却是不雅的时代的共性。X先生一家回到家中,开始了乞讨生涯,一群男人和女人带着难以抹平的创伤,拉扯着孩子们四处借些杂粮,渐渐度过了艰苦岁月。第二年的春季,左倾土改的余波渐渐消退,他们又竟然被分给了土地,只是那块土地已经很远。
    
      伍 新罪
    
      解放之后,X先生一家终于迎来短暂幸福,他们第一次接到来自天津的信件,那时的激动可想而知。不久后,X先生的哥哥便把X先生和母亲一起送往了天津。
    
      《叶飘零》中写到:“公私合营的锣鼓声中,父亲转到一个国立中医院。他那一颗为病人服务的心,却是令人难忘的,······星期日,他一向很忙,总是自费坐车去给别人看病,又从来不在病人家里吃饭,从不接受人家的礼物。······父亲对母亲说:‘咱这是救人,使好心眼,还能打个人的小算盘?’他的医术确实是比较高的。就是木工厂党委书记也冒着阶级路线不清的危险,要父亲去给他唯一的十六岁女儿治疗尿床病。······果真在吃了几副药之后,病治好了。”X先生谈论起这段经历时颇有些骄傲,后来他成为从那山村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正是得益于能够来到天津,“父亲曾经当过一、二年的私塾教员,所以晚上常抽空教我几段古文。他教得很耐心,总是亲自为我点读,仔细讲明每个字的出处。他为我买了一套晚清《味经堂重订古文释义》。其中一篇《渔父辞》,他经常诵读。他摇晃着身躯,拖着长声——
    
      “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呼。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婴,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也许这段古文反映出XJ心中隐藏的不安吧,但表面上他仍是满心欢喜,“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极大信心,”结合土改时的家庭悲剧,XJ曾说过这些话:“当初把咱们打成地主,现在咱们天天过地主的日子,每个礼拜都能吃上饺子。”
    
      然而命运终未赦免他们,那是1957年秋,一天晚上,XJ家中突然迎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人,XJ热情地接待他,沏茶、递烟,又陪他热情地聊了一个多小时,让人后悔莫及的是,这本来毫无防范的谈话,却给XJ换来一顶同情右派的帽子。当然,XJ有着极强的个性和传统士君子的坚持,必难见容于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成为右派大概也是必然。X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小段故事为证:
    
      1956年(编者注:此处应该是1958年的笔误),我上初二,报纸大登特登高产卫星的消息,那时我是班上的“小文豪”,每次作文比赛,在全校都是名列前茅。一次天津市的青年报上也登了我的一首短诗,就是歌颂亩产几十万斤高产卫星田的。我拿了这张报纸去给爸爸炫耀。谁知他看了这首诗却火冒三丈,瞪起了眼睛说:“你的诗,屁也不值,还有脸登报。”
    
      我不知所措,眼里噙着泪花,茫然地拿着报纸,问:“为什么,爸爸?”
    
      “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吗?一亩地打一千斤麦子,就不得了,若收上一万斤,一亩扎一个垛能堆多少斤麦子?”
    
      “爸爸!这是报上登得啊!还能有错?”
    
      “你总认为报上登的就全对,上万斤麦堆在一亩地里,咋通风?咋透光?咋施肥?无光,无水,无肥,庄稼咋长?”
    
      父亲的话句句铿锵,我心里不服,认为他是老保守,但总找不出适当的证据来反驳他······
    
      而国不辩民疑,1957年,XJ被下放到一家木工厂做木工。X先生的小说中,对于反右依旧是隐晦的,考虑到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这一历史因素,一笔带过则是正常,只有一处描写,XJ说:“今儿我磨了五十个铡草刀片,小青年们也落后了。”
    
      经历种种磨难,X先生和母亲几次劝XJ寻求庇护,当年解放区那位把XJ引上革命之路的马区长马合子,如今已成为某省军区司令员。X先生和母亲劝他给马司令写信,说明情况,希望能恢复中医职务。但XJ不肯,他说:“当工人不是很好吗?想看病有星期日,何必去打搅人家,他管着一个省的军队,忙啊!”也许是XJ身上传统士的气节,才导致他终被摧残的命运吧?
    
      陆 投江
    
      日子熬过了反右,紧接着便是文革,这重重艰险有时真让人感到生不如死。
    
      下面文字是对文革的描述,全全抄录于X先生的小说手稿,是国史,也是家史,时间是一九六八,但我真的希望这不是真实:
    
      两年的“文化革命”中,我一直是个旁观者,怀着一颗颤抖的心,吃惊地注视着每天发生的“壮举”:奇妙的上纲法,把真理说成谬误,欺骗术煽起的盲从和狂热,践踏着人类的灵魂,毁坏着人类的文明。党委书记、院长,直到市委的革命功臣、科学巨匠······诸葛被挂上黑牌,坐“喷气式”,戴高帽子,“砸烂狗头”······;科学的智士,无辜的群众披麻戴孝,敲锣嚎哭,拉上街头示众;而各派“革命群众组织”,建堡垒,安据点,制武器,拖拉机改制成坦克,价值数万元的化学药剂和仪器,制成“催泪弹”和地雷。血洗“XX厂”踏平“XX校”;几十年积累的科研资料投入火堆,新盖的大楼在火光中倒塌,一辆辆汽车被砸成废铁,而有些武斗英雄们自己也“悲壮”地倒在血泊中。
    
      工宣队进校了,我在中学时期的一个白卷大王,成了工宣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咋样,小X?中学时你当学习委员,管我;我现在是工宣队长,管你了,你要好好接受我的再教育啊!······”
    
      然而,我并没有被管几天,分配方案下来了,我被分配到远离天津市的华北一个小县城,尽管我的心里很不安:留下两个年逾六旬的老人,自己却远走他乡!然而一想到那混乱乱的学校,实在也没有丝毫留恋,恨不得立即插上翅膀,飞走。农村,也许倒清静些。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亲听了分配的消息,老泪纵横,为我收拾行装;父亲得知我分配的消息,脸上却露出从未有过的兴奋。他告诉我:我分配的那一带地方,人们都很老实,重义气,很有点《水浒传》里的精神(后来实践证明,并非完全如此),他们把馒头叫成“馍馍”,并再三叮咛,要和人们团结好,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两派不要表态······
    
      那么,我要告诉父亲什么呢?我只记得,XX厂革委,经常要他写交代材料,他怕思想跟不上,写错了什么话,总是要我替他修改、抄写。特别是有关领袖的话,要逐字逐句逐段地校查几遍,连一个标点也不能放过。因为写错了什么,就是现形反革命,要坐牢杀头的······而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几乎有点疑神疑鬼。跟同学要主席像章时,措辞思改再三;贴主席像时,生怕动作上有不当之处,特别是读社论,每逢遇到语录,“万岁”“万寿无疆”之类,总是谨慎的。我亲自看过不少因此而犯罪的:游行甩手时,手臂碰到主席像,是对主席的“刻骨仇恨”,呼口号时,把“······万岁”和“打倒······”念反了,被判十二年徒刑,而不慎将一只主席半身瓷像摔了,竟然是“死刑缓期”······这怎能不使人胆战心惊呢?所以,我只是再三叮嘱父亲:“啥时候,可千万注意,别出了错,叫人抓住辫子。”
    
      我离开天津市的那天早起,父亲四点起床,要上早班去了,我便追了出去,晨星还没有退尽,路灯也尚未熄灭。早班汽车“嗡嗡”叫着,在大街上穿行,人们或骑车,或步行,向着自己的单位走去。我默默地伴随着父亲,走在大街上,我应该再和他说些什么呢?想来想去,仍然是那句老话:“爸爸,我走后,再写什么东西,没人替你抄写了,你可千万小心,别出什么错。”父亲却说:“嗯,这个我知道了,你放心吧!你到那儿后,需要什么,来信,我给你寄去!”最后,他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说:“别往前走了,早起天凉,你穿得又单薄,回去吧!到那给我来信!”我止住步,默默地目送他,一直到他的背影完全消失在人流中······然而,谁知道这竟是我和相依为命的父亲的最后诀别呢?!
    
      我在小县城一个月了,对异乡的一切,仍感到陌生,大街上,妇女们还穿着印花土布,手里捧着高粱面窝窝,窝窝里添一勺韭菜花;拉石灰盖房子的人们,在公路侧用三块砖搭起锅灶,熬饭充饥;饭店里总有几个穿着肮脏的孩子或者披头散发、满脸污垢的男女,伸出枯瘦的手,嘴里讷讷地喊着:“给点吧,叔叔!”(我有时甚至感到孤独和恐惧。)田野里已然是老牛木犁,肩担人扛······在村外的“幸福墙”上,为毛主席的画像搭了一个小房,这是社员早请示晚汇报的地方,似乎使人总算感到一点现代化的气味了。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至少在舆论方面,农民是很吃香的,和我大学毕业比较,就有些骄傲的资本了,一些青年农民,经常拿着一些不知名的草,流露着嘲弄的眼神,问:“大学生,这是什么?”或者提出一些“牛耳朵长还是驴耳朵长”的问题,每当有人答错,则传为笑话,而且传得很远很远,成为十七年的教育的罪状······
    
      X先生被分配去的地方他描述为“一个枣子的世界”,在河北省。此时,XJ已在文革的恐怖中生活了两年,1966年,那个“滴血的红八月”,一日傍晚已化名X志真的XJ回到家中,发现门口张贴着一张大字报,上书:“勒令国民党区分部副书记XJ低头认罪!”小说中虽未提到大字报中的头衔,但时过半个世纪,X先生却能够清晰记得。为这头衔开出证明信的则是“突特运动”中没能将XJ置之死地的刘永酷,那个倒数五个数字便将一人击毙的革命者!XJ目睹大字报,便觉事情不妙,“他驼着背,倒背着手走到门口,在那‘勒令’面前一字一句地看过一遍,进了屋”,屋里已是一片狼藉,“仅有的一些瓷器和装饰品砸了个粉碎,几个装着相片的玻璃框子,落满尘土的旧顶篷用竹竿捅了几个窟窿,一只搪瓷痰盂被砸扁,我过去上中学时写的小说底稿拆了一地。然而这个靠60元薄薪维持一家三四口人生活的家庭里,的确没有照相机、金壳表一类的珍品,于是‘英雄们’几张封条一粘,便扬长而去,得胜回朝了。”
    
      大字报事件直至1968年最高指示下达“彻底消灭国民党残渣余孽”,甚至刘少奇也成为内奸,这可算作突特运动在文化革命中的再升温和大爆发!XJ自此重新背负起突特运动中的罪名,并屡受折磨:专政队长要求XJ交代国民党入党志愿书的格式,通过刑讯逼供要他承认发展国民党特务罪名。而据X先生介绍:后来才知某些县城对“最高指示”执行地更为严酷,通过打击迫害,让人一咬五,五咬二十五,以致对“新老国民党员”所用刑法竟达三百多种!“当时的老党员、老贫农、老干部、老复员军人被活活打死者竟有四百余,而自杀的,终身残疾的就更不必说”。参与迫害的革委主任朱汉彪曾在一次大会中介绍:“全县县直机关82.5%都是新老国民党员。解放后十九年中先后发展了三批,他们有起义番号,有电台······”而这里的每一句谎言都是用钉满铁钉的棍棒、烧红了的铁条,甚至剪刀、铁锹威逼出来的,那所谓的“电台”有的只是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XJ在这屈辱中坚持了两年,至死他对党和国家依旧抱有诚挚的信仰,“党不兴陷害好人,什么事都要有个证据!”也正是凭借坚信清白的意志力,他活到了1968。但XJ坚持终身的士大夫之不屈精神,也终被时代的巨压弯折,他时时格外谨慎,每次写检查,都由X先生代抄。“父亲总怕在文字上疏忽,给人抓住什么政策路线的把柄。”
    
      但普通人总难逃天劫,1968年,X先生刚刚离开父亲两个月,“一个早晨,忽然看到邮递员来到我们住的院子。递给文革副主任尹队长一件东西,像是书信一类。······中午,我吃午饭回来,他却叫了我一声:‘小X,给你吧!’我吃了一惊,那是一张没有封皮的电报纸,我的心咚咚跳个不止,颤抖的双手,接过了电报,只见上面写着‘你父亲外出三日未归,速返!’”
    
      归家,父亲已失踪三天,回忆生前那时时吟诵的《渔父辞》,寒秋之凄凉,死亡之恐怖,降临人间。寻父的记忆,X先生历历在目,令人动容:“我草草地吃了几口饭,便疾步向市郊走去。穿过人声喧闹的大街小巷,越过铁路栅口,工厂稀少了。有的只是旷野草滩、湖沼土丘,枯荒的野草在秋风中瑟瑟抖动。记得一九六一年,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经历着节粮度荒的年月,每逢周末,我总是和父亲骑上那辆破旧的二六自行车,后边衣架上夹着一只麻袋,在野草滩中捡些草籽,或继续往东走,在农田里偷偷拔些“马齿苋”,回来和着玉米面蒸菜饼子吃。还有一会,我和父亲在北面的运河边上甚至捉过一些只有核桃大小的螃蟹。回家后,放些盐煮了吃······父亲,会不会在这些沟沟壑壑里,结束了自己可怜的一生呢?”
    
      民心已死天地老!几日后,X先生了解到父亲赴死的缘由,极为荒谬:一次上厕所时,革委会的朱德彪,翻出父亲用过的手纸,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字迹。而之前,XJ还曾遭受朱德彪的批斗,只因将万寿无疆后的省略号,写成了六个圈。
    
      于是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第二天,“早起,我走进里院的唐叔哥家里。他见我进来,低声说:‘回来了?’然后眼里噙满眼泪。‘兄弟,我对不起大伯啊!我来天津比大伯早,可在这里始终没有找到正式工作。开始,在船上给人拉纤,头顶烈日,赤着双脚,一步一步地挪······三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碰上了大伯,俺爷俩抱头痛哭了一场。后来他说啥也不让我干这倒霉的差事,把他积存的一百多元钱支助了我,我用这一百多元钱做本,改为贩卖古衣。谁知咱看不透人心,有一次,我卖的古衣,被一个骗子端锅骗走······这打击,闹得我简直活不下去了,几次徘徊在河边······又是大伯解囊支助我一百五十元,重新摆了个糖摊······就这样,命运把我们爷俩捆在一起······五七年以后又在一个厂子上班······前几天他出事了,我看到他被人揪头发、压弯腰,心里痛啊!一个六十七岁的老人,怎经得这等折磨!然而,我不敢接近他!即使这样,革委的那个朱德彪,还在批评我战线不清······兄弟,我当时也真想象不出,大伯会是怎样的结局。人家说他疯狂诬诲伟大领袖,无产阶级司令部,我怕呀!出事那天晚上,我听到了大伯的敲门声。我怀着恐惧的心情,慢慢穿好衣服,我不敢大声答话,我怕人家说咱秘密策划。等我开了门,大伯已经回去了。我恨啊!恨我自己没有到他屋里去的勇气。也许当时,和他谈个痛快,解开他心里的疙瘩,就会······”
    
      民心已死天地老!这便是一位常读《渔父辞》的中国人一生的故事!
    
      柒 飘零
    
      “我回家整理父亲的遗物:一箱医书,《黄帝内经》《针灸大成》《医宗必读》······我把这些送给了一位曾经多次向父亲求教的中医学院的学生。使我最心悸的是父亲用来教我古文的那套石印《古文释义》了,他亲自为我圈点的《渔父辞》摆在眼前。显然父亲在下最后决心时,是读过它的,因为里面夹着一张崭新的信纸,信纸的右上端用毛笔写着四个字:
    
      “秋风凉兮······
    
      “笔记是很新的。这显然是一首辞的开端······
    
      “父亲是常写些古诗词的,可惜在文化革命开始那年,只能被我全部烧掉。
    
      “我又不知不觉来到父亲他们厂门前。这是木工车间,老远就传来隆隆隆的电锯声,在那高大的围墙外面,两条被雨淋湿了的大标语,使我意识稍清醒了一些:‘逃亡地主,死有余辜’、‘打倒现刑反革命分子XJ’我心里一惊,他们仍在鞭尸啊!
    
      “我转向H河周围。有时我双手扶住栏杆,望着秋雨中雾雾蒙蒙的水面出神。我仿佛看到三天前的清晨,在昏暗的葵花灯下,有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蹲在灯柱下,望着河水,长叹一声,然后在自己的双脚上捆上两块砖,纵身一跃,冲进了滚滚滔滔的河水。然而这整天不绝地讲述着哲理的H河,却不能向我证明,这幕悲剧是否发生过?
    
      “半个月后,故乡的嫂嫂闻讯醒来。母亲那憔悴的心稍有平静。我自己却越来越觉出父亲的良苦用心。显然,父亲的最大可能是自杀了,只不过他那细心的性格,为我们故意留下了这样一个谜:他清醒地知道,如果他的遗体被母亲看见。这将意味着什么。母亲那虚弱的体质,如果看见他的遗体,在恸哭中,长眠在他身旁,这是完全可能的。
    
      “我安慰了母亲,并安排嫂嫂在这多住些时日,自己便踏上了通往小县城的归途。我被分配在一荒凉的小村住教。宿舍是一座座低矮的茅屋,墙上的土都碱落了,露出一排排土坯。床窄得只能侧身而卧。隆冬,不知哪年用破报纸糊过的窗户,现在只剩下一些小片片,在狂风中发出嘶嘶的声音。院子里只长了几丛枸杞和红荆,学校的南面是一片乱葬岗子。自己生活在这里,有时觉得近似生活在坟墓一样。大学时的一位女友,本打算年底结婚的,听到父亲的消息,再也没给我来信。我的性格出奇的怪癖,话格外的少······夜晚是永无休止的噩梦,白天除了上课,就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张白木椅上······
    
      “深秋的静夜,我喜欢默默地坐在院中,仰望蓝幽幽的夜空,巡视着天上的群星。我寻那忽隐忽现的微弱小星。他们虽然微弱,却仍无私地把那微弱的光热,撒向人间。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小星在夜空划出一道闪光,便冥灭了。微弱的小星啊,你飞向哪里?”
    
      【后记】
    
      XJ的死亡证明至今未能获得,仍以“失踪”记录。
    
      1971年,X先生的母亲耗尽生命最后一丝光焰,结束了一生的悲苦。
    
      1975年秋,X先生调到公社中学三年,文教干部建议写入党申请,因家庭历史不清,未予批准。负责入党批准的即当年在厕所发现“万寿无疆”厕纸的朱汉彪,已更名朱永红,为党委办公室主任。
    
      1976年文革结束,在历史宜粗不宜细的总方针下,XJ之事未得到任何解释。
    
      后X先生回到天津,在大学任教,改革开放后得知朱永红的消息:现在还是党委办公室主任,头发烫成了卷,开放得出奇!
    
    来源: 共识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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