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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袁世凯登基100周年纪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0月20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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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离开解释“为什么袁世凯以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越来越近了。
    
    那就是中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也需要现代宪政。但是这两者必须分开,不能集中在一个”皇帝“身上。
    
    没有精神领袖,中国就会一放就乱。
    
    没有现代宪政,中国就会一统就死。
    
    皇帝制度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一)
    
    报道指出:袁世凯称帝典礼花费3000万,可买10艘驱逐舰。
    
    报道还指出:袁世凯敢于开历史倒车,将自己的头衔从大总统阁下改为大皇帝陛下,那也是有民意的强力支持的。1915 年12 月11 日上午9 时,中华民国参政院专门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有关变更国体事宜。据记载,当天参加会议的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 人,一致同意国家实行帝制,称“中华帝国”,并袁世凯登基大典筹备处推戴袁总统为皇帝:“恭戴今日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歌功颂德,会议宣告结束,随即便将推戴书送到中南海总统府。面对国民代表机构的“拥戴”,袁总统自然十分感动和激动。在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客套性地推脱了一番后,袁世凯最终接受全体国民的“拥戴”,开始着手策划登基称帝事宜。
    
    与此同时,以朱启钤、梁士诒等人为骨干的登基大典筹备处开始忙碌起来。尽管袁世凯一再叮嘱手下要节省开支,但该花的钱还得花,仅初步预算就得590 余万元,内含祭典费26万,修理大殿工程费105 万,调度费117 万,飨宴费22 万,接待费51 万,犒赏费69 万,大礼关系费166 万等不一而足。而据有关史料披露,实际上为了此次称帝,袁氏政府前前后后竟花了3000 万元!尽管当时国家财政困难,但在“梁财神”梁士诒的精心运作下,还是为此次复辟帝制提供了非常充裕的资金。
    
    据保存下来的账单显示,仅仅为筹备登基大典,袁世凯就支出了2000 万元。例如单是为了感谢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在学术理论上对帝制的“支持”,政府就付给其50 万元的“润笔费”。再有,为了获得舆论界的支持,袁世凯还慷慨地向《亚细亚日报》《国华报》等提供了30 万元的友情赞助。至于为了修缮紫禁城内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则更是一笔浩大的开支。为了显示新王朝的新气象,袁世凯先是下令将三大殿分别改名为承运殿(取意“奉天承运”)、体元殿(取意“恭体黎元”)、建极殿(取意“建国立极”)。由于嫌原来宫殿的黄色不符合本朝的“火德”,又下令大殿内装饰一律改漆朱红色,殿中央的八根大柱加嵌赤金,饰以盘龙彩云。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这项大工程交给了袁世凯同姓不同宗的侄子袁乃宽办理,结果袁乃宽竟花费了270 万元,而据承包商透露实际上只用了100 多万元。
    
    为了准备登基大典,袁世凯及其家人乃至大小官员都要添置新式服装和各类用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门为袁世凯定制的两件龙袍,据说花费了60 万元!说起这两件龙袍,其豪奢程度真是丝毫不亚于古代帝王的龙袍。据亲历者记载,该龙袍由内务部官员陶洙设计:“冠用平顶,皇帝十二旒、卿九旒、大夫七旒、士五旒。上衣下裳,绣山龙火藻八章。······黄龙袍由庶务司长郭葆昌承办,命大栅栏瑞蚨祥制衣,特绣金龙,双目皆嵌以精圆珍珠。”龙袍全用真金丝织成,上面镶嵌大大小小无数颗珍珠,甚至还有一颗从逊清皇宫“借”来的鸽子蛋大的东珠。尽管龙袍的承办商、著名的老字号“瑞蚨祥”不敢怠慢,集中了所有名师精心制作,可当他们将做好的第一件龙袍呈送给袁世凯审查时,却遭到了一番奚落。原来,龙袍尽管看上去富丽华贵,上面所绣的九条龙张牙舞爪,但要求苛刻的袁世凯却总觉得“龙气”太散,缺乏帝王之气。恰巧那几天著名京剧老生刘鸿声正在上演《斩黄袍》,身为其戏迷的袁世凯便大方地将这件龙袍送给偶像作戏服了。于是乎,刘老板竟有幸身穿货真价实的龙袍在舞台上亮相,因此而红遍全国。之后按照袁世凯的要求,瑞蚨祥又重新做了一件九团龙袍,每团绣一条龙,龙眼上各嵌一颗大珍珠,龙头各部还镶有小珍珠,龙鳞处则缀有珊瑚断片。对于这第二件龙袍,袁世凯很是满意。此外登基大典筹备处还花10 万元定制了两顶复古式皇冠,12 万元的一枚玉玺,60 万元的两颗金印,40 万元的一把新龙椅,如此等等。除了袁世凯外,其家人的服装用品也是一笔大开销。据说光是众多“娘娘”所需费用就高达200 万元。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袁世凯还兴致勃勃地下令将中南海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下令发行一套刻有其本人头像和“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字样的纪念金币,甚至专门派手下到景德镇督造一批“洪宪”瓷器。
    
    万事俱备后,按照原定计划,新皇帝将于1916 年1 月1 日在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袁世凯竟没有耐心地突然决定提前登基,并且地点也临时变动,闹得众多官员手足无措。关于当时忙乱无序的情形,曾亲身经历这一过程的唐在礼是这样回忆的:忽然,在12 月13 日(阴历十一月初七日)早晨8、9 点钟,在我们毫无准备之下,由段芝贵临时通知皇帝即日在居仁堂登极,召集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即刻准备依次分批参与朝贺。说办就办,一时忙乱异常。大家想,参与盛典需要整换衣履,但时间确已来不及。当时在京城左近的大员有的也得到消息,赶着入京朝贺,但负有地方守土重责的大员则接到指示,应以职守为重,概免朝贺。约在9 点多钟,居仁堂大厅内朝贺典礼开始了。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出于一般意料的是龙座设在龙案前面,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这天龙衮、皇冠并未加身,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他素来不喜欢上饰叠羽的元帅军帽,平时很少戴用,这时也未戴帽。参加朝贺的人先到先贺。当时段芝贵传袁的话,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大家朝贺时,仍旧跪拜,很多人还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只是旁无司仪,因之行礼时并不齐整。朝贺人下拜时,袁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袁就作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内心受用而外表故作谦逊的、难于刻画描写的复杂心情。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当天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段祺瑞等并未参加。总之,这次大礼使我这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这样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事后大家说:“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吗?”可见抱着闷葫芦的不止我一个。我们这一批人认为,如此大典,殊欠郑重。因此对负责张罗布置的段芝贵、黄开文、张士钰等有意见的人就很不少。
    
    至于袁世凯为何如此匆忙草率地举行登基典礼,外人始终无法探知。就这样,在外界的一片议论声中,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政体,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从此,中华民国大总统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华帝国大皇帝。为了安抚一些老资格的地方大员和民国元勋,袁世凯又于12月20 日专门下令特批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位元老级人物为所谓的“嵩山四友”,即他们不用在皇帝面前称臣跪拜。与此同时,新皇帝又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分别赐予128 人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爵位。
    
    ······
    
    上述报道没有能够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袁世凯以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
    
    这个问题,我在1974年毛泽东行将就木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了。毛泽东以后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无法摆脱这个“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
    
    (二)
    
    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由整人运动驱赶着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叶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等暂且不去说它,且从二十世纪开始说起。本世纪伊始,中国就发作了一场史称“义和团运动”的社会痉挛,这是对西方文化势力〔如教会的布道活动和科技势力,如采矿、修铁路等等〕的非理性反抗,为什么说它非理性?因为它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不知道应该发明一些替代品,然后这种反抗方能奏效。当时中国的南方省份虽然避免了这一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义和团招致的八国联军入侵和满洲政权的权威破产,却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气候,南方诸省亦莫能外。
    
    义和团运动刚刚平息,“旗中央”政权还归不久,立宪运动就风起云涌。原来立宪运动乃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报复。这层姻缘关系,迄今未能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故此略表一二:例如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有志者纷纷逃往海外藏匿,清朝被视为叛逆,因此首都反动势力一时甚嚣尘上。那拉氏集团和八旗中央顽固派,为自己的反动政策寻找理论根据,就把维新活动和卖国行为划上了等号,恰巧维新者师承的那个“新”,恰恰具有外国的来源,正是这层复杂的关系,使得反对变法维新的活动,仿佛具有了一种民族的色彩,这真是荒唐透顶。因为我们看到,这时以反对西方文化和科学这一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和十年后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民族主义〔先前是文化〕,恰具完全相反的社会属性及社会功能。因此这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一种伪民族主义。这种虚伪的愚味的民族主义,正是在上层逆流的默许和鼓动下,裹挟了民间的会道门势力以一种极其落伍行式的开始了“政权主导的动乱”,就像后来的毛所发动的文革。应该说,毛的红卫兵和那拉的义和团,有其神似。这两个“运动”发作起来都是惊天动地,没有官方的赞助是不可想象的。
    
    以前,中国革命的历史、反抗当局的动力,总是在边远地区发生的。义和团和红卫兵却一反常态,表明两者后面“另有黑手”即“地下力量的支持”。而在义和团与红卫兵、支持它们的那拉氏和毛氏集团失败以后,立宪势力和改革势力再度崛起,迫使“中央政府”同意采取措施,召开立宪会议和改革会议。
    
    立宪运动和改革运动的始末,最能说明中国事态的悲剧性质。中国的改革,总是来得太晚又进行得太慢,最后就成了一种满大人式的敷衍和推诿,成了一种拖延时间的策略,这是老人政治一种最怕的痼疾之一。维新运动经历义和团运动的反击而成为立宪运动之后,正是如此便成了一种点缀品和喜剧角色:其关键在于精华社会人物的背离。社会精英们敏感地看到的总是症结所在,他们转而采取革命的立场。这就是1905年以后同盟会力量空前剧增的社会动力。所以继立宪运动之后,又发生了辛亥年间的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运动之后又有倒袁运动和二次革命。1916年袁世凯死,中国中央政权从此丧失对整个国家局势的控制,直到今天。但运动的精灵并未随着中央政府的垮台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剧增起来,弥漫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方域。
    
    运动的样式在不断翻新,性质也不断变化。例如袁世凯的对头蒋介石打赢北代战争,这期间席卷中国大地的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运动不仅触及了人们的社会存在,还第一次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开近代另一革命的之先河。
    
    新文化运动为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通路,而国民革命运动最后又引出了北代战争,它把中国现代史中运动的意义空前鲜明地现了出来;运动是一种合乎时期的社会战争,而战争不过是一种激进形式的社会变革途径罢了。
    
    事实上,从太平之乱以来,伴随着华工的贩卖、南方和北方的交通、满洲的汉化以及中日战争期间的剧烈移民运动、对西藏及新疆的殖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大规模人口的重新配置工作,它的结果之一就是许多家庭的破裂及夫妻分居等等,这一系列历史性运动,意味一场新形式的民族迁徙活动,已经揭开了它的序幕并逐渐转向高潮。是的,这只是“转向高潮”──因为真正的高潮尚未来到。在我的意念中,那个高潮正在凝聚其压抑力量,并向全球范围的广延,作出惊世骇俗的怪诞形态。
    
    (三)
    
    二十世纪初年,反革命分子梁启超曾经预言:中国革命一旦爆发,必将延续百年以上。果然,辛亥革命之后将近百年,中国迄今还在不断流血,不仅海峡两岸经常兵戎相见,而且大陆中国也不断流血,1989年的六四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偶尔露峥嵘。这种百年革命如果连上1850年开始的长毛和捻军,就显得更加漫长。这种悲惨处境的规模巨大,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是空前的,它迫使中国不得不继续革命,也迫使我们不得不继续思考有关继续革命的话题。
    
    思考“不断流血的革命”,使我在1974年以前成为一个“社会分权”、“互相制衡”的信徒,认为社会的活力来自分权的现实以及随之而至的“制衡与竞争”。那时我崇敬希腊,景仰立法者梭仑──并对历史学术形成浓厚的兴趣。
    
    但是1974年的批孔运动使我燃起了对于古典的热情,并逐渐趋向于社会等差的礼制信念,我认可定先秦精神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脱离惰性、走向自新的可行指引。
    
    时光冉冉,到了1984年,我已经可以较为客观也就是较为超脱地看待社会分权与社会集权等问题,因为我发现,无论分权集权,都是实行并贯彻社会动员的手段;如果分权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一个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就倾向于分权;如果集权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一个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就倾向于集权。其中并无一定之规,因为长期观察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发现它在分权集权之间来回摇摆的事实,尽管不同的社会其分权集权的倾向各有不同,但就其自身而言,却是在不断地摇摆之中。
    
    一般说来,多国环境需要进行国内动员,所以容易促成社会分权发展。因此从长期历史观察,单纯的分权倾向与单纯的集权倾向都是不可取的。任用其中一个倾向──不足以使他的祖国摆脱历史的沉疴,直趋复振的朝圣之途。
    
    这种历史精神觉醒使我萌发了一个新观念:新的战略,不仅仅停留在“并用〔兼顾〕分权措施与集权措施”的理论水平;它应深入“交替发展分权实践与集权实践”的政治堂奥。交替式的极端发展──废弃了兼顾式的中庸之道。
    
    那时我对自己说:勇敢的人们!要是我们只能停留在两千年来〔集权式的、压抑的〕的生活状态或精神状态里──试问,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
    
    第一步为分权,以驱散那“借集权之名而肆行的腐败”。第二步为集权,以便在腐败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结构。第三步是从业已制度化了的分权结构──日益归于世界性集权的大趋势之中。从而在根本上弘扬中国之精。至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想,首次成为有积极意义的实践指南。〔前此的这类企图都是早产儿〕关键在于“可塑性”──不要死抱住某个“模式”、“道路”、“理论”,以至一道沉沦。
    
    要认清它们的工具性质。要善于更换工具,对于一个具有伟大前程的民族而言,与某种工具一道沉沦、毁灭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
    
    分权不是目标,集权也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在于追求活力;在于追求活力〔反抗增熵趋势〕的激励下进行运动,在不断“完善”的运动中显示活力、以活力自娱······
    
    1984年4月20日,我写下了《中国新王国的战略图景》,首先谈到了“民主也就是分权的口号,具有革新社会的功能”,是“唤魂之始”,即社会动员的第一阶段。其次,任何民主革命或民主运动都会随后经历一个反动时期,其表现是“集权的实践与秩序的重建”。但与此同时,“民主的分权的实践与唤魂术的普及”却在潜入社会的每个细胞,最后造成一个不同于“中王国”也就是秦至清两千年大一统帝国的“新王国”。“新王国”远离“中王国”而接近先秦的“古王国”,可以成为“宪政中国”、“中国宪政时代”,以区别于“中国王政时代”〔古王国〕、“中国帝政时代”〔中王国〕。宪政中国比王政时代更比帝政时代为民主,但在世界范围内,其作用如果发挥开来,却可能导致集权倾向的加剧。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s/xuanjun++xie?_requestid=236307
    
    我觉得,我们离开解释“为什么袁世凯以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越来越近了。
    
    那就是中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也需要现代宪政。但是这两者必须分开,不能集中在一个”皇帝“身上。
    
    没有精神领袖,中国就会一放就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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