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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逸:77级、78级大学生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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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4月10日 转载)
    摘要:这两级学生大多也清楚,自己无非是同辈中的幸运儿,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更为重要。就像“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国共合作时期的前四期黄埔军校生,他们之所以纵横当时,无非是历史摆放了一个表演的舞台。
    
     时光虽然任性,但还是没有把77级和78级大学生轻抛。不管是其中“红的樱桃”,还是“绿的芭蕉”,都镌刻在厚重的年轮里。特别是近几年,电影电视,书刊网媒,反映这两届学生的作品犹如“千树万树梨花开”。然而时光又是如此无情,不经意间,就把这两届年龄悬殊的考生照进了人生斜阳,有些已含饴弄孙,有些将届退休,年龄最小的亦从知天命向耳顺挺进,挥斥方遒的岁月与这两级学生恋恋道别。

    
      由于77级、78级考生是时代转折的重要符号,是不可复制的一代,所以相当多的作品聚焦于这两届学生种种的不易与成功,可谓喝彩一片。然谈及他们的不足及两级学生同与不同的文字,似未见到。这篇小文试图从这一视角,为记录中国当代史者提供一个经历者的若干细节,并求教于识者。
    
      两级学生的同
    
      77级、78级考生绝大多数被“文革”十年所耽误,来源庞杂,经历丰富,志趣广泛。既有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也有面朝黄土的农村青年,还有被改造或待改造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工农兵学商,各种成分都有。他们在社会上摸打滚爬多年,栉风沐雨,受冻挨饿,经历过世态炎凉。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把这批阅历不同、年龄参差的青年聚拢到一个群体中。
    
      这两届学生是从二千多万考生中筛选出来的,是通过“独木桥”的幸运者,骤然之间,他们从社会的底层变成了令人称羡的“时代骄子”。因为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加之服膺“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古训,晨曦诵读,挑灯夜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我有个同级室友,总是早晨六时左右出门,晚上十一时左右归舍,四年下来,几乎天天如此。这样的执着刻苦,既有自我期许,又负有家庭和社会的重托。
    
      还别有一景的是,这两级学生的年龄跨度非常大。1966至1978年的十三届高中生,都有代表会聚于此,大的三十多岁,小的十五六岁。有兄弟、姐妹、叔侄、师生、夫妻、妯娌同年考入,入校读书的序列完全被打乱。笔者所在班级就发生过这样的真实故事:1978年10月,78级新生报到,77级一位十八岁的同学,与其他几位一起,举着“新生报到处”的牌子到杭州火车站迎新。未几,一个熟悉的身影迎牌走来,两人大眼瞪小眼,一时无法反应过来。原来,他接到的新生竟是他中学老师——一位出生于四十年代末期的“老三届”(指66届、67届、68届中学毕业生)!又是这位77级同学,在“迎新会”上代表“老生”发言,欢迎新同学。而台下坐着的一群新生中,就有他中学时的班主任。这种别开生面的“喜剧”,只能由那个时代制造。
    
      无疑,这两级考生的成才率很高。77级于1978年2月至3月入学,1982年1月底毕业,78级于同年9至10月入学,1982年7月毕业,相差仅六七个月。毕业那年,国家百废待兴,各个岗位都缺人,社会对这两级学生翘首以待,因而成了“抢手货”。加之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适逢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因而大多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乃至栋梁。如果排列其成功者的姓名,不啻是一个亮丽华彩的方阵,世称“77、78级现象”。
    
      两级学生的异
    
      虽然两届学生入校、毕业都是同一年,但还有一些不同之处。
    
      77级考试方式特殊,录取率之低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社会顿时沸腾。但难题马上出现,报考人数远远超出预期,有1966至1977年高中生,有历届初中毕业生以同等学力报考,还有允许在读的19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报考,总数多达两千余万人。由于管理部门的准备时间短,加上高考废止了十多年,物质和心理准备都难以适应这场规模空前的高考,因而许多省市只得采取先行初试一次的方法,淘汰一批人,初试合格才允许参加正式高考。浙江省的初试以县市为单位出题(时间在11月中下旬),分数上线的参加12月6至7日省里命题的正式高考(上海是12月11至12日)。考试科目,文科为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科为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总分为四百分,不考外语,作文题目是《路》。即使以这样的方式“拦截”了相当大一部分人,全国参加高考者仍有五百七十多万人。加上后来的扩招,录取本科生二十一万,专科生六万三千人,共计二十七万三千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四点八;如算上初试,录取率自然更低。由于参考人员多,当时连印刷试卷的纸张都无法供应,以致动用待印《毛泽东选集》的纸张应急。
    
      也许有关部门觉得分两次考试有违公平,所以从1978级开始只举行一次考试;高考试卷由全国统一命题,考试时间统一在7月20至22日。这一年参考者有六百十万人,录取本、专科学生四十万二千人,录取率为百分之六点六,也非常低。自此以后,社会上渐有“金77、银78”的说法。
    
      77级高考时,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之分,也不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只能填三个,在“备注”栏还可填报中等专业学校。考试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这年考生的“政审”依然严格。在分数上线、体检合格后,对每个考生组成了两人以上的“政审调查小组”,查考生的政治表现、家庭出身,包括亲属有无政治和历史问题,写成专题“政审材料”。
    
      笔者记得非常清楚,“政审小组”在档案馆查到我那已去世的父亲,在“集体加入国民党”中有他的名字。闻知这一消息,我极为紧张。幸亏所在公社(现今为镇)革委会主任挑担子,召集会议,统一口径,让政审调查小组写上“该考生表现优秀,其父亲已去世,对考生无影响”的结论,再盖上大红印章。那时阶级、成分的意识尚还弥漫,左风依然灼烈,他们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担当。至今想起,还是感念不已!
    
      77级学生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成绩、体检、政审都合格者,1978年2月底3月初入学;第二部分是扩大招收的本科生和专科生,5月份入学;第三部分数量非常少,与第一部分入校时间相同,从历届优秀中学生中选拔,不用参加高考,采用与“工农兵推荐生”相同的入学路径。据说,之所以还要以这种方式招一部分学生,目的是为了对比到底哪种方式录取的高考生更为优秀。
    
      77级的扩招之举,还直接推动了一批中专学校升格为大专院校。由于扩大招生的人数较多(占第一批录取生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原有院校的校舍和师资都成了问题。于是将录取在大城市本科院校的扩招生,以“走读生”的名义入学;在地区级城市入学的,则将一些老牌中专升格成大专。以绍兴师范专科学校(1978年4月以前称绍兴师范学校,后改为绍兴文理学院)为例,77级学生是以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的名义招收,国务院批准“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之名是在1980年8月,其时该校77级生已进入毕业之季。
    
      称77级也好,81届也罢,实际上是同一批考生,然而其数序“名实不符”。恢复高考后,要给考生确定序列,“级”、“届”不能随意称呼。教育行政部门最后统一规定,入学之年称“级”,毕业之年称“届”。如照此处理,77级、78级的学生都是78年入学,82年毕业的,同一年不是有两批毕业生了吗?于是管理部门对77级来个“溯源去尾”,78年春季入学是实,但考试在77年冬举行,那么就定为“77级”;82年1月底毕业也是实,这“一个月时间”就忽略不计了,就称“81”届。浙江大学有位资深教授戏称:“名为七七级,却是七八年入学;算作八一届,实是八二年毕业”。
    
      这一“名实不符”的届次,终给后人带来某些困惑乃至混乱。《南方人物周刊》是一本有追求的刊物,其人物专栏往往产生重磅效应。然而其所刊发的《青年李克强》一文,两个具体日期都错误。该刊2013年第十四期第四十二页如此叙述:“1977年7月23日······见李皋兰进院,李克强迎上前去,跟他说,‘我今天刚从农村参加高考回合肥’。”第四十三页直引李克强的信函云:“老纪······我于上月二十七日到校报到······克强,78.8.13。”李克强是77级北大法律系新生,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2月底到北大报到。显然《青年李克强》所引的两个日期,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在李克强的口述和信件中。文中两个日期为什么有误,猜测度之,撰稿人大概不了解当年特殊情况,“以今推昔”,根据后来的高考日期作了善意的改动。然这一改,却有违当年的历史实情。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这两个日期都是此文作者的笔误。
    
      浙江大学的民间校友会办得风生水起,点子迭出,还不时推出“校友名片”,影响越来越大。但一不小心,也出现过“乌龙”,其校友介绍中多次将“77级”误成“78级”,依据的大概是77级学生亦是78年进校。“校友会”是介绍校友的权威平台,此一“误会”,或会带来后续“误会”。
    
      如此例子俯拾皆是,不一而足,这种差错乃至国家级的信息平台也有。
    
      到了78级开始,大学有了“重点”和“非重点”之分,再无推荐入学生,考生知道了自己的分数,政治审查也大大放松,“级”、“届”序列名实相符。这些细节的变化反映出历史的演进。
    
      两级学生的特质与不足
    
      77级、78级毕业生大多有几分理想色彩,较能独立思考,不大肯随意附和,内心颇有几分“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狂傲。这样的特质,遇到开明的领导,会因势利导,用其所长;而碰到嫉贤妒能的,给你穿小鞋也不难。而这两级学生包括稍后79级等届次的毕业生,较多集中于党政机关。他们既有通力合作,也有互相竞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还有血气方刚、互相不服气的争吵。
    
      笔者当时所在机关,有两个77级本科生,四个78级本科生,还有相当数量的恢复高考后的大中专生。工作之余,常到单位食堂买几个菜,沽酒聚餐,海阔天空,其中有一个老三届的78级生也时常参加。他为人处事,机敏练达,颇受领导赏识,不知不觉间成了众同学的顶头上司。
    
      有次聚会,不光有十多位大学生,还有几位领导参加。因是周末,大家酒喝得不少,话题天南地北。哪知在酒酣耳热之时,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插曲,一位77级的同学突然向78级的上司喊话:“来,师弟,给师兄敬上一杯酒。”
    
      78级那位也许没有听到,也许懒得理会,依然与其他人高谈阔论。77级那位以为是故意不理他,面子上挂不住,追问道:“叫你给师兄敬酒,没听到吗?”
    
      那位78级的顿时反诘:“什么师兄师弟,我与你同一年,我还是全国出卷的重点大学生。”
    
      77级的声调立马升高:“我是首届的,有我在,有你这种重点大学生吗?”
    
      “我第一年是所谓‘政审’,没进校,要不,我也是首届的。你牛什么?”
    
      “既如此,我们两人再考一次,你敢不敢?”
    
      众人一时惊愕,因为按照这两位平时的处事风格,是不会这样激烈交锋的。然而酒精发酵时那番控制不了情绪的对话,还是值得玩味。
    
      不过事后还好,这两位同学都未记隙,工作依然合拍。再以后的人生经历证明,这两位确实不同凡响。
    
      77级那位,在九十年代下海创业,筚路蓝缕,企业办得有声有色,手下有多个上市公司,多次跻身“福布斯”百强之列。
    
      78级那位,凭着出色的才干,综合的协调能力,在政界崭露头角,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农家孩子变成省部级主官,实在不易。
    
      当然,这也许是个例,不具有普遍性。但这两人的奋斗历程,实是77级、78级学生的缩影。
    
      不过,这两级学生大多也清楚,自己无非是同辈中的幸运儿,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更为重要。就像“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国共合作时期的前四期黄埔军校生,他们之所以纵横当时,无非是历史摆放了一个表演的舞台。
    
      坦率说,77级、78级学生有许多先天缺陷。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工科生,大多欠缺学问“童子功”,外语基础普遍较差,再加上地域的局限,视野也欠宽阔。如今互联网时代来临,77级、78级学生的知识和年龄结构方面的缺陷,露怯得更加明显。尽管他们力图融入,但毕竟是“外来移民”,与后几届,特别是当今大学生的“自然居民”身份无法相比。在这一领域,他们似乎难以与后辈同场竞技。
    
      收笔之时,我想起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77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册》中的一段话,就以这篇文白相间的“序言”作结。文曰:
    
      杭州大学历史学系一九七七级同学以毕业离校三十旬岁,乃摭拾旧影,掇集成册。众同学肄业于史学,虽多未以习史为业,然久聆师训,岂不知世事之远袤。以不百之群好,倏尔之记忆,本无足称。乃汲汲者,盖有说焉。想我七十同学来自南国,于浩劫之后,长者或有家室之牵,少者甫及弱冠之年。共读成均,携手西子湖畔。“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同窗相亲之谊,历时弥坚。读史知世,豁达人生。学教政商,挥斥纵横。更以知命耳顺,曾无金瓯之缺,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众同学咸曰:物变无穷,人灵有常。同窗契心,厚地高天。掠取旧踪,以志此盛。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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