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文摘》2005年第3期，作者：沈容，原题：《沈容的红色记忆》
    
    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沈容，曾是晋冀鲁豫刘邓大军第一位女记者。本文讲述了作者与周恩来、李克农、刘伯承等人交往中的一些轶事……
    
    1946年1月我被调到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这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了特使马歇尔来华，意欲促进国民党和中共的和谈，停止内战。国民党派出张治中，中共派出周恩来，美国是马歇尔，马、周、张又开始了会谈。
    
    我在外事组的工作就是翻译马、周、张三人每天会谈的记录，记录稿是英文的，每人发言的每句话都记录在案。我把它译成中文，由章文晋同志再校一遍，发往延安。工作并不繁重，但必须争分夺秒地译出来。
    
    外事组设在重庆城内上清寺的一所房子里。周恩来亲自领导，王炳南是头儿（当时没有处呀科呀的，我只好称他头儿），此外还有龚澎、章文晋、罗清、金涛等五六位同志。我们都住在上清寺外事组，周恩来夫妇也住在那里。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周恩来工作作风的细致。他每天要参加会谈，会谈记录稿发往延安前都经他过目。他还要看每天的外事组工作日记。有一次，我发现工作日记上有一个标点符号写错了，周恩来把它改过来了。这使我很吃惊。因为我翻译会谈记录时，总要赶时间，有一次把“南”译成了“北”，给章文晋校出来了。他开玩笑地说：“你怎么慌慌张张地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看到周恩来连标点符号的错都要改过来，我再不敢有任何一点粗心大意了。
    
    在外事组还遇到一件大事，就是廖承志被释放了。廖承志在1942年被捕，1945年9月，国民党军阀阎锡山集中十三个师的兵力，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10月，晋冀鲁豫解放区的129师部队，即刘伯承率领的部队发动反攻，歼灭阎军三万五千人，俘虏了阎军军长、师长等多人。这一战就是有名的上党战役。周恩来在谈判中同意将被俘的马法五等人，换回廖承志和叶挺。
    
    那一天，周恩来去接廖承志，我们外事组的人都站在大门口等。当周恩来和廖承志下车时，邓颖超首先跑上去抱着廖承志哭泣。廖承志当时瘦削，胡子拉碴，眼里含着喜悦的泪水。我们也都流泪了。当众人把廖承志让进会议室时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廖承志同志。以后，我曾两度在他领导下工作，那时他已很胖了。夏衍总是叫他肥仔。
    
    在我们搬到翠明庄的时候，李克农是代表团秘书长，主管内部一切事务。大家叫他管家婆。李克农长得很魁梧，神态严肃，自有一股威慑人的力量。不很久，我发现大家都有点怕他，特别突出的是在吃饭的时候。本来大家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只要李克农一到，大家就不敢大声说笑了。有一天，吃罢午饭，各自回房。李克农也回到他的住房，我跟了进去。李克农问我：“小鬼，有什么事？”我说：“想给你提点意见可以吗？”他说：“说吧。”我说：“你是不是太凶了一点？吃饭的时候本来大家有说有笑，一见你来就不敢出声了。”他哈哈大笑说：“就是要这样。”接着他说：你做过地下工作，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的服务员、勤杂人员里面有多少他们的人？而我们的同志以为这里都是自己人，可以随便了，不加警惕。他对我说了一些保密重要性的话。我觉得我提这个意见实在太蠢了，同时也觉得，这位管家婆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凶。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这位管家婆确实是很厉害。
    
    我的一位同乡叫胡小为，是通过地下党介绍去延安的。住在翠明庄的时候，她认为那里住的都是共产党，无拘无束，感到任何人都很亲切、可信。有一天她遇到一个人，问她姓什么，叫什么，要到哪里去，什么人介绍她来的。她一一如实回答了。那人又问她：“你知道我是什么人？”胡小为答：“不知道。”那人说：“我是国民党。”说完就走了。这一下可把胡小为吓坏了，闯了这么个大祸，怎么办呢？尤其不该说的是什么人介绍她来的。这可怎么得了！她回到自己房里，关上门哭了一整天，想不出补救这弥天大祸的办法。隔壁住了一位女同志，听到她的哭声，又见她不出来吃饭，敲敲她的门，问发生了什么。胡小为把自己怎么闯的祸一五一十说了。那位女同志问胡小为，看到的人是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胡小为一一说了。这位邻居马上想到这人可能就是李克农。她叫胡小为等着，立即去找李克农。李克农说：“这小姑娘真天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把什么都说了。太没警惕，我吓她一下。”胡小为对我说，这一吓，够她记一辈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宣传口工作。有一次耿飙和我谈到执行部时的情况，也谈到了李克农。我说，我至今记得李克农的房里进门是两张沙发，沙发前面有一张小圆桌。耿飙说：“就在这圆桌下面发现了国民党安的窃听器。”他说，有一天他和李克农坐在沙发上谈话，不小心把一杯茶打翻了，在收拾茶杯的时候，发现桌下的地板似乎动过，他们把桌子搬开，把活动的地板弄开来。果然发现里面装了窃听器。
    
    我和李克农接触不多，但印象很深。他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
    
    1946年11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谈判已经破裂，内战已经开始。《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一部分撤退到香港，大部分派到解放区。那时，我和李普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多年在被称为大后方的重庆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在部队待过，根本不懂得打仗是怎么回事。
    
    11月21日，当我们在一个村子宿营时，政治部的同志通知我们：刘师长（曾任一二九师师长，当时部队许多同志都这样称呼刘伯承司令员）要我们到他的前线指挥所去见他。我们高兴极了。
    
    在我的想象中，前线指挥所一定是摆满了电话机、电报机，并且一定有很多工作人员，忙忙碌碌。这种想象大概是从电影或小说里看来的吧。至于仰慕已久的常胜将军刘伯承，一定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人物。当高帆同志把我们带到指挥所时，我才知道，我的想象又完全错了。刘司令员的指挥所就设在一所普通的民房里，有一盘炕，靠窗有一张很小的方桌，靠墙放了一小盆炭火。我没有看到什么电报机、电话机。只是后来在刘司令员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几次有同志进来简单地报告战场的进展。
    
    刘伯承同志坐在炭火边，看来好像是在等我们。他身穿一件崭新的蓝色棉军服。我们一进去，他就站起来和我们握手，动作矫捷，和蔼可亲，不像我想象中的将军，倒像一位学者。
    
    我们围着火盆坐下。他对我们到前方工作一再表示欢迎。
    
    这一天正是滑县战役打响的第四天，我们自然首先问起这次战役。刘司令员先从晋冀鲁豫战场当时的形势讲起。这次蒋介石企图在11月份打通平汉线，一面下令从11月11日中午起停战，一面密令他的部队兵分两路，一路侵占滑县一线，一路沿林县一线进去。两路到大名会师，然后直趋邢台，与另一部队会师，回头再取邯郸，“于是平汉路通矣”，这是刘将军当时的原话。他的语言挥洒自如，那么风趣，常常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讲到这次的打法，他说这叫作“猛虎掏心”。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常常用这种打法的。大凡作战，国民党军队进入战场、总有两支或几支部队摆在前面，指挥部总是摆在后面一些，或多或少呈一个倒“品”字形。所谓猛虎掏心，就是监视它的先头部队，出其不意打掉它的指挥部。那天刘将军给我们解释这种打法，他微笑着说：“我们的打法也怪，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从他们的手边擦过去，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他接见我们的时候，这次猛虎掏心已经得手，一下子消灭了蒋军的旅部和总队部，活捉了他们的旅长、副旅长和总队长。
    
    他不等我们发问，便谈起蒋介石来。他说：“蒋介石，你不能以人情常理来推断他。他越下令停战，我越当心他吃我。”他语重心长地说，“对蒋介石这种人，鲁迅的《推背图》说得好，他说什么话，你要从反面想。”李普那次的报道中讲到这个情景的时候写道：“这时候，这位老革命家的表情是很复杂的：有勇者的愤慨、智者的鄙夷和仁者的热忱，热忱地教人不要上当。”这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确实是这样的。
    
    当晚，我们住在一家老百姓家里，半夜里就被叫起来，到战场去。我们去了两处，上官村和黄庄，都是滑县战役的三个主攻点之一，国民党军队旅部所在地。所谓“猛虎掏心”就是掏的这种地方。敌人的工事构筑很严密，黄庄也是这样，都是如昨晚刘将军所说的那种坚固的“乌龟壳”。那时他说：“我们打进去固属不易，但是，他们从旅长到伙夫要爬出来也很困难，你们可以想到那是多么结实。”
    
    滑县战役共消灭蒋军一万一千多人。人们大概想不到，当战场上正在激战的时候，指挥这一战役的刘伯承将军，却在他那简陋的指挥所里向两个新兵讲解战局和部队生活的ABC，从容不迫，谈笑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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