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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黄维:文革死了许多人 有什么可肯定的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30日 转载)
    
    来源:各界导报 作者:汪东林
    
    核心提示:“‘文革’死了许多人,伤害了许多人,人斗人,派斗派,破坏了国民经济,总之是祸国殃民的大灾难。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肯定的,梁漱溟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又错在何处呢?”
    
    1978年黄维:文革死了许多人 有什么可肯定的


    本文摘自:《各界导报》2010年9月24日,作者:汪东林,原题:《固执的黄维》
    
    他沉默寡言,知道言多必失的古训,也知道言者常常有“罪”的现状。但在他身上,最可贵的不在话多话少,也不在讲的是错是对,而在于直言,讲真话,不轻易苟同别人,随大流。
    
    黄维和杜聿明、宋希濂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都是在蒋介石手下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同一时期台阶式升迁的;后半生,他们又都因为在中国两种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中,站在人民阵营的对立面而先后做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进了战犯改造所,差不多同时开始接受教育改造。
    
    同杜、宋二位比较起来,黄维这个人比较“怪”,说轻点是“秉性固执”,说重点是“顽固不化”。杜聿明、宋希濂是1959年12月第一批获特赦的,而黄维却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被特赦。
    
    (一)
    
    1975年黄维最后一批被特赦,他由一名战争罪犯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又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进了政协机关的大门。
    
    那时特赦人员安排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待遇已分为两类:一是诸如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人已于1965年1月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由100元增至200元;一是诸如沈醉、郑庭笈、罗历戎、董益三、杨伯涛、周振强等人,还未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为100元或120元不等。
    
    黄维这一批特赦人员到政协后,因已在“文革”后期,不可能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但唯独黄维一人生活费每月200元。
    
    1978年2月召开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黄维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常委。他连任三届,直至1989年病故。这是后话。
    
    黄维的名气较大,凡读过《毛泽东选集》的,大体都知道黄维率领的国民党机械化兵团,在增援陷入重围的杜聿明时被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的事实。因此黄维进政协机关,比别的特赦人员更引人注意。
    
    在笔者见到黄维之前,就听机关里见过他的同志说,他与别的“战犯”不同,走路昂首挺胸,旁若无人,神气得好像还在国民党将军的任上,实在不可思议。
    
    沈醉认为黄维这个人就是“怪人”,在战犯改造所也与众不同,以固执或“顽固”著称。但他补充说,黄维为人正直、清廉,律己严格,解放前谢绝请客吃饭这类应酬,把主要精力放在治学治军上,蒋介石对此颇为赞赏,故一直重用他。
    
    那时候,黄维同其他文史专员一样,到机关上班只有一项任务:参加一周二三次的政治学习小组讨论。其他时间不过是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读读政治书籍而已。
    
    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到上海、苏州等地视察,黄维以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参加了这个团,是团里唯一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我是这个团的工作人员之一,对他照顾较多,彼此多次长谈。
    
    值得回顾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坚持要重游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一是他向我盛赞他的北伐时期的老上级、原国民革命军独立二十一师师长严重。
    
    政协视察团到上海的第二天,黄维就私下向我提出,能不能请示团长,让他重游上海“八一三”抗战旧址?因为他知道,这次视察团是集体行动,任务是考察上海企业经济管理和调查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
    
    我报告了团长,答复是要研究研究,理由一是在京时宣布过不组织个人视察活动;二是“八一三”旧址是国民党抗战的战场,以黄维现在的身份,公开地在旧址出现,当地的干部和老百姓会怎么看?这话我自然不能直接转告黄维,我只转达团长说要研究一下,看组织这次活动地方上是否方便再定。没想到话声刚落,他竟冲着我说,“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八一三’淞沪血战是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指挥的一个师伤亡过半,我忘不掉那些长眠在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官兵,常常做梦重现那些壮烈的场景。我不赞同抗战是共产党一家领导取得胜利的说法,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特别是抗战爆发之初的‘八一三’淞沪之战,曾震动国内外,应该在抗战史上写上一笔。你向团长反映,我只要求在视察团休息的那一天,给我派一辆车,有一个领路人,我一个人单独前往。”
    
    对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我们过去宣传甚少,直至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才以较大的篇章在报刊上宣传介绍。像黄维这样在1979年12月就作如是说,并坚持要重游旧址,又一次使我领教了秉性固执的黄维将军。我当即将黄维的意见反映给团长和有关负责人,于是再一次进行研究,终于同意了黄维的要求。
    
    黄维旧址重游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推开他的房门,不等我开口,他就兴致勃勃地说:“上海的郊区,变化太大了,一座座新房子拔地而起,男女老幼衣着整齐,生活温饱,茅草屋没有了,衣衫褴褛的饥民没有了。更使我高兴的是,老百姓并没有忘记历史。我拜访了好多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还陪我重游旧地,都对‘八一三’淞沪抗战记忆犹新。他们说,那时的国民党军队真是与日本鬼子拼得血流成河,我们老百姓也支持他们,参与战事,几乎家家有人伤亡。后来失败了,日本鬼子占领了上海,那是旧中国国力太弱,国民党上头领导不坚决,那不是他们在前线拼命的官兵的责任呵!我听他们这样说,禁不住热泪盈眶。是呀,中国的老百姓有多好,国民党最终失败,那是它自身的腐败无能,丢了老百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千真万确啊!”
    
    次日黄维说,“昨晚服了两次安眠药才入睡。”
    
    (二)
    
    在上海视察了半个月,全团驱车去苏州。
    
    到苏州后时间尚早,又未安排活动,黄维便要我带他上街逛逛,说他至少有40年没有到过苏州了。我欣然从命,引他在苏州大街小巷穿行。他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知道国民党有个叫严重即严立三的北伐名将吗?他是湖北人,凡是正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没有不敬重他的。”
    
    原来,在黄埔军校创建初期,严重就是威望颇高的军事教官。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拥护国共合作,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除担任战术教官外,还担任学生总队长、训练部副主任(主任为邓演达——编者注)。他从调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并受命组建补充师即第二十一师(独立师——笔者注)开始,就着力实施由黄埔军校确立的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原则。他精心选拔年轻有志有为的黄埔学生担任连排指挥官,并在短促的时间内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严重作为一师之长,他以身作则,严以律己,诚以待人,特别是他在生活上清廉得如一名士兵,使部下都诚服他治军严明,第二十一师从1926年秋天自广东挥师北伐,过江西,进浙江,到达上海、江苏,历时数月,沿途对城乡百姓不犯秋毫,处处受到欢迎。
    
    黄维回忆说,这期间,他是初出黄埔校门的低级军官,在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从排长升为连长、营长。严重师长在他的心目中,是长官、严师,是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万万没有料到,在北伐军势如破竹,二十一师顺利攻下杭州,由浙江向江苏推进,攻占吴江、同里,半夜进入苏州,截断沪宁线,使友军相继攻克沪宁时,突发上海“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他更想不到,他所崇敬的严重师长正在这时,向蒋介石提出辞呈,拂袖去庐山隐居十年,直至抗战爆发才第二次出山。
    
    黄维说,严重辞职的根本原因是对国共破裂不满,他不想追随蒋介石,也不想投靠共产党,他对国是的前途十分失望。他辞职的托辞是“身体欠康,心力不济,难以再担重任”。蒋介石先是不准,后来经严重推荐六十三团团长陈诚担任二十一师代师长后才同意。他先去杭州筹款为二十一师北伐在浙江牺牲的官兵建立烈士墓,然后就只身到庐山山南太乙峰下的只有十多户村民的太乙村结茅屋而居,劳作之余研读《四书》,特别是《大学》,在精心研读后写出一篇篇独具心得的文章。他断绝了同国民党军政界人士的来往,偶有挚友和部属去看望他。
    
    黄维长叹说,“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年盛夏,他刚升任为师长不久,应蒋介石之召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利用会议空隙,他去太乙村看望老师长。当推开那被称为“劬园”半掩着的小门时,严重正对窗聚精会神地伏案读书。那是多么简陋的小屋!一张床,一张旧方桌,一张书桌,堆满了线装书。严重回头一望,他立即作了一个揖,大声说,“老师长,学生看望您来了!”“好好,你又登门了!”这是在他上庐山隐居之后,黄维第二次登门。不等他坐定,严重劈头就问,“听说你现在也当师长了,不知贵师现驻防何处?同谁作战?”严重单刀直入地说,“东北三省都送给日本人了,蒋介石却把大军压在江西对付共产党。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现在的情况是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在即,不先攘外又怎能安内,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当军人虽说服从命令是天职,但也不能没有头脑呵!”接着,他讲了他正在精心研读的《大学》中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说今日中国人同为孔孟之后人,对得住列祖列宗,保住我华夏江山,当是最起码的职责呀……临别时,看他生活清苦,斟酌再三,取出随身一点点并非是事先准备的钱,力劝他收下,小补日用。但严重老师长连连摆手说:“不必,不必。你来看我这个没用的老头子,就不错了,现在我自食其力,还有一口饭吃;如果有一天真揭不开锅了,我再写信求你接济也不迟。”
    
    讲到这里,黄维便打住了,我看出他回忆这段往事,心绪颇为激动。相对沉默了一会儿,黄维说,“国民党的失败,表现在军事上打败仗和经济上的大危机,而就其执政党的纪律和风气而言,则在于腐败蜕化之风的滋生蔓延而不可收拾!像严重这样人品风骨的人太少了,国民党人在北伐时期呈现的浩然正气一步步消失,最终荡然无存!
    
    (三)
    
    黄维将军的秉性是有固执的一面。固执并非好品性,但表现在他身上,固执的另一面则透露正直、刚毅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沉默寡言,知道言多必失的古训,也知道言者常常有“罪”的现状。但在他身上,最可贵的不在话多话少,也不在讲的是错是对,而在于直言,讲真话,不轻易苟同别人,随大流。作为军人,他的这一个性却是与学者型的梁漱溟相通的,他们也因此有着共同的给人印象颇深的性格特征——固执。
    
    黄维与梁漱溟彼此结识,是在1978年2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之时。在这次会议上他俩才同为全国政协常委,而且被编入同一个小组——政协直属组。
    
    1978年2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小组会上,又作了一番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人治法治”的发言,矛头直指毛泽东主席,说他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呼吁必须彻底否定“文革”,这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当时,再一次遭到批判是势所必然的。
    
    对梁长达数月之久的批判,黄维是从头至尾都参加了,但他始终极少发言,特别是对梁漱溟的言论,一次也没有正面触及。组长动员他,他还是那几句者话:“‘文革’十年,我在狱中八年,不了解外情,无资格横加评论。”他还补充说:“至于梁漱溟先生的言论,我作为一个学识浅薄的军人,听起来高深莫测,这批判又如何能批到点子上?希望各位组长容我旁听受教育。”
    
    黄维的这种态度,在学习组20多成员中,属极少数。组里绝大多数人,对梁的种种言论,反对也罢,赞同也罢,最低限度也得讲几句表态的话——即便是违心之言,也得过这一关。他的保留态度引起高层注意,他们指示要个别找他谈谈,解除他思想顾虑,让他说心里话,以真正了解到他的思想认识和真实态度。有关领导挑来选去,找到了笔者。
    
    1978年4月间的一天,我和黄维开始了一个小时的令人难忘的对谈。我开门见山地说,“黄老,全组都在批判梁漱溟,您至今一言不发,组长让我找您聊聊,您是否顾虑在会上谈不方便,希望您能在会下发表高见,有什么谈什么,由我负责转告组长。”
    
    黄维沉思了好一会儿,慢悠悠地说:“你给我出了难题。我要是不说,你完不成任务,好像我也过不了这一关——会上不说,会下也得说,总之不表态不行,是不是?”
    
    “您也给我出了难题……不表态不行,组长没有这么明确要求;组长让我来约您个别聊聊,都是为了避开会上公开说话的不便,谈谈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而这实际上是一种表态。我受组长之托,当然是能完成这项任务最好,但您若拒绝发表意见,我也无可奈何,如实向组长禀报。”
    
    黄维笑了,甚至发出有克制的“咯咯”声。他拍了一下沙发扶手,大声说:“好!其实这件事我已考虑很久了。你既然受此重任,我还算信得过你,也就不让你空手而去,但你一定要细细地记,再让我看一遍,然后你去如实汇报,好吗?”
    
    黄维沉重而缓慢地说,从2月中旬至今,梁漱溟先生已几次发言,他每一次都认真地听和记。他说,梁先生讲的“人治和法治”,其要害有两点:一是毛主席几十年来没有认真搞法治,主要搞的是人治,新中国有过两部宪法(指1954年和1975年制定的——笔者注),都成了一纸空文;二是毛主席搞人治的本钱是运用了他本人曾经缔造了党、国家、军队的他人无法比拟的空前权威,其结果是造成了十年“文革”的大灾难,直至他本人去世,“四人帮”被粉碎才告结束。梁漱溟强调,“文革”必须彻底否定,人治必须结束,法治是中国的前途所在,现在已经到了由人治转向法治的大变革的时候了。梁漱溟是位学者,他广征博引,讲了一大套,但重要的结论是上述两点。
    
    “使我迷惑不解的是,小组会上大家一哄而上的批判并未直接针对梁漱溟发言的实质和事实,而是讲梁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因此所说‘毛主席搞人治’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要彻底否定文革,恢复法治’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我觉得这种做法本身就不符合毛主席关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教导。对毛主席本人的评价暂且不说,一般人都忌讳直接议论毛主席本人,但对于“文化大革命”却是大家差不多异口同声地会上会下都说过,‘文革’死了许多人,伤害了许多人,人斗人,派斗派,破坏了国民经济,总之是祸国殃民的大灾难。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肯定的,梁漱溟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又错在何处呢?”
    
    这次约谈后不久,因形势发展,对梁漱溟的批判不了了之。
    
    笔者留意到,在后来中共中央彻底否定“文革”之后,黄维始终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白过自己在这之前的看法就如何如何——像不少人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所做的那样。这也是黄维秉性“固执”存在着另一面特点的注解。
    
    如果说黄维的秉性“固执”反映在他对若干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上,折射出来的是其正直、刚毅的个性,那么,表现在他直至1989年病逝前仍然一如既往地研究他的无需燃料做动力的机械重力机——亦即“永动机”的设计上,则是一种近乎顽固的不同凡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了。
    
    (四)
    
    平川先生在《同舟共进》上发表过《“没有去爱过,怎知他错?”》一文,对世界上一百多年来一直有不少人前仆后继而不顾一切地在研究“永动机”的精神深表赞赏。倘若黄维在世,看到这篇文章,他一定会与文章的作者联系,甚至不远千里去同作者见面聚谈的。因为据我所知,几十年来,没有人真正支持黄维的这项研究,几乎都无例外地规劝他:此路不通。平川先生在文中说,这些研究者在“文革”中被称为“资产阶级没落的表现”,“幸好这些研究者和试验者都是外国人”。这最后一句有失偏颇了,中国也有一些研究者和试验者,黄维就是其中固执己见最顽强的一个。
    
    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至1975年特赦,经历前后27年的改造生涯。他从50年代开始沉迷于“永动机”的研究,曾多次受批判,说他借此逃避思想改造,但黄维始终不服。
    
    如果说当初研究真的是为了“逃避思想改造”,那么到了后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已经卸掉了“思想改造”的重负,他的“研究”自然应该收摊了吧,然而他却更加专注地从事这项研究。为了节省开支,少交房租水电费,国家分配给他四居室高级住宅,他婉谢,只住三居室的普通民房。他多方寻求支援,十次几十次地写提案,写报告,写信,北京不成,就到外地,到他的家乡江西省求助。他不承认他从事的是一般意义的“永动机”,而是利用重力而不需燃料的“永动机”。
    
    大科学家如钱伟长等当面同他讲解、分析,说他研究的虽然兜了弯子,却仍然是一般意义的“永动机”。但他不能接受,坚信自己从事的研究是一项新技术,新发明,是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即便自己终其一生不得实现而后人一定会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取得成功。
    
    笔者曾几度听他详细介绍原理设想、技术设计和试验方案,虽然不敢苟同,却不得不为他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激动地说过,“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发明创造不为当时人所理解,发明者甚至遭围攻,丢了脑袋,但真理总是真理,在发明者的身后,乃至几百年,上千年后,实现了,被世人承认了,为人类造福了!我坚信我所从事的这项研究,总有一天会迎来这个成功的时刻!不是说死不瞑目吗?说得对!我赞同‘不达目的,死不瞑目’的精神!正是这股韧劲,猛劲,冲劲,才是人类创造一切的力量的源泉!”
    
    (五)
    
    1989年黄维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他生理上虽然瞑目了,但苍白、安详的脸上仍透露着一股常人所不及的刚毅的精神。
    
    黄维的秉性固执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同疾病的顽强斗争上。1975年3月获特赦时,他已满71岁,身患心血管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但他认真对待,精神乐观,注重控制饮食,加强锻炼,健康状况一直比较稳定。不料两年后发现膀胱有肿瘤,很可能癌变,医生认为开刀切除膀胱是上策。黄维历来对西医动不动就开刀的做法持保留态度,轮到自己头上,就更不轻易接受了。他提出,“很可能癌变”是不是已经癌变?已经癌变了是否只有开刀切除整个膀胱这个办法?医生答复,癌变的可能性基本确定,不开刀切除,扩散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按常规短则半年,长则二三年。黄维一听笑了,“西医再科学,也不可能像算命先生一样,连何年何月死都能算出来。你们的意见我现在不能接受。”
    
    医生把情况通知政协机关,机关领导和家属劝说黄维要听从医院的决定。没想到众人的劝说反而刺激了黄维的固执劲,他干脆不登西医的大门,改看中医,服汤药了。黄维让家属转告,“命是我自己的,我自己负责最好,谢谢你们的关心,不必再劳你们的大驾了!”
    
    出人意料的是,黄维病情竟一天天好转,最后尿样化验一个血球也没有了,进而连糖尿病都有好转,整个身体健康状况超过从前。不止是二年,三年、五年的警戒线也过去了,到1985年,81岁高龄的黄维被国家体委有关部门授予“健康老人”称号,奖给一个慈眉善目的瓷制老寿星,黄维把它端端正正地安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对8年前险些被切除膀胱的事,他从不对人提起,但知情者却在背地流传:“好在黄维能固执己见,有主心骨!要换个人,早就吊着尿瓶子成半残了。”
    
    (六)
    
    黄维并非在一切方面秉性固执。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他积极参政议政,到全国各地调查考察,倾听各方人士的意见,提出若干重要的提案和建议。他虽然耗尽积蓄专心致志地设计和试验他的新型“动力机”,但并没有忘记撰写、审看重要的文史资料,他坚持每天阅读多种报刊,特别是处理一些老部下、老同乡要求落实政策和反映问题的来信,他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作为一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与台湾军政当局有着历史的渊源,他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肩上的一项重任。他在一次回故乡探亲访友返京后对笔者作过一次长谈。他说,“贵溪你有亲戚,你是去过的,全县不过几十万人口,但现在在台湾的贵溪籍官兵有三千人之多,若包括他们的家属,就有一万多人了。他们的根在贵溪,就像许多国民党人的根在大陆一样。国共的分裂和对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大陆和台湾隔海而治之后,大陆的对台政策也屡经波折,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完全对头了,很得民心,只不过中央的政策要真正落实,还得费不少时日。但大方向对了,不会变了,现在海内外的炎黄子孙眼睛都看着台湾当局,看他们如何举措。中国必须统一,只有统一才能显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有更高的地位。新中国仍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大,岂能与旧中国同日而语?如果大陆、台湾实现了和平统一,那前景又会怎样呢?应该说凡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盼望这美好一天的早日到来。”
    
    黄维还喜形于色地向我出示一本由台湾贵溪同乡会主办的向海外发行的杂志,说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在台乡亲们浓厚的思乡之情,“亲不亲,故乡人”,真是一点不假呀!黄维还对笔者说,“你知道,我这人非不得已是不愿上镜头的。这次回家乡,破例了。家乡人以我为主线,拍摄了一部电视录像片,借此介绍贵溪面貌的巨变和湖光山色,向海外发行。为了让在台湾的老乡能看到他们阔别几十年的故乡,看到我这个国民党老兵还活得很好,我心甘情愿充当了这个‘演员’。”黄维边说边发出爽朗的笑声,这在我和他十多年的接触中,是不常有的事。
    
    是的,他秉性固执,但并不古怪,在他固执的个性中,蕴藏着对祖国和家乡深情的爱……
    
    本文来源:凤凰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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