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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丁玲得知毛泽东逝世消息后哭倒在床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2月14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历史
     (博讯 boxun.com)

    核心提示:1976年9月9号下午,丁玲和陈明被遣送到了山西嶂头村定居,突然有人跑进她的院子大声喊她,说老丁快打开收音机。丁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急急忙忙打开收音机,听到了“继承毛主席遗志”这句话,她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哇地一声哭倒在床上。
    
    凤凰卫视2012年2月11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1976年9月9号下午丁玲和陈明被遣送到了山西嶂头村定居,突然呢有人跑进她的院子大声喊她说老丁快打开收音机,丁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急急忙忙打开收音机,听到了“继承毛主席遗志”这句话,她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哇地一声哭倒在床上。她告诉陈明,她的案子当然是文艺界的一些人捏造出来的,汇报上去的,但是没有毛主席的御笔他们打不倒我,我尊敬毛主席,但是我也知道他老人家这件事儿一定是错了,我总相信他老人家有一天会觉察到这个错误,而此刻这个傻念头她是再也实现不了了。
    
    解说:经过对丁陈问题的反复审查,1957年6月6日整风鸣放的末期,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一个反党集团的大帽子眼看就要摘除了,但出人意料会议戛然而止。两天后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党组织扩大会议转变成针对丁陈的批判大会。
    
    徐光耀(原河北省文联主席):我们大卡车刚一停下有人就说哎丁玲来了,丁玲来了,我呢还毫没有印象说是丁玲挨整了,没有这个印象,我以为呢她还很好地过自己的日子呢,她丁玲来参加会呢也是跟我们一样接到通知了,开个什么会就来了,我说丁玲在哪儿呢?他们说那不是就在那,我一看呢陈明搀着丁玲,丁玲戴着个墨镜,两个人走着来了,我就赶紧跳下去,跳下去就追过去了,到了那了跟丁玲同志还想握手,丁玲同志你好,丁玲那个手不伸出来而且那个脸怔着,她那个眼睛因为有眼镜我也看不清楚,我再一看明,陈明是满脸惊慌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怎么回事啊,她也不伸出手来,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说这个大概不对劲了,就赶紧翻身往回跑,这才跟创作室的队伍一块儿进的大楼。
    
    解说:此时周扬对丁陈案的态度再一次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丁宁(原作协办公室主任):1955年呢他为首的批丁陈,后来就是变成反党集团了,批成反党集团了,到了1956年呢调查了经过了调查,调查得非常清楚,那么多人一切都认为1955年是错误的,那么他也改变过来了,他改变得很好,大家都很觉得周扬同志还是心胸开阔的一个共产党员,老共产党员,这会怎么又变了呢?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是从哲学上说,就是叫否定的否定,就像是烧饼,做烧饼翻来翻去,今天翻过来今天又翻过去,就说得很可笑。
    
    蒋祖慧(丁玲之女):我没有想到周扬会整我母亲,因为我跟周扬的女儿叫周密,在延安是同班同学,我们俩一块儿演《兄弟开荒》,我演哥哥她演妹妹,然后到了阜平的时候呢周密的弟弟去世了,我们跟他们住得不算太远大概也走几里地吧,我母亲还说呢说可能周扬,周密妈妈爸爸可能心情不太好,你去陪周密去坐一坐,沖散一下他们那个(情绪),我还跑他们家里住过一段,我到现在还知道他们爱吃什么,就是他们家爱吃那炸馒头,粥。
    
    解说:周扬在这次会上的表现到底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还是身处政治漩涡的无奈,现在已经无从查证,但是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却为此留下了一丝线索,周扬只是一个执行者。
    
    徐光耀(原河北省文联主席):这个反右的时候要再批判,把这个丁玲的什么《三八节有感》什么《在病房中》啊、《在医院中》啊反正几篇文章有问题的文章,哎又重新在《文艺报》上发表,发表之前,发表的时候呢在前头加一个按语,这个按语呢是刘白羽他们起草了之后交中央,你看,他要把这个事都交给中央去审查,毛(泽东)呢是亲自把那个按语改了的,大概至少篇幅一半左右是毛(泽东)亲自改了的,丁玲呢报纸上一出来,丁玲一看她说我没有希望,没有希望能够逃得过这一关了,因为按语就是毛泽东(写的),那个文风她一看就看出来了,其实那个毛(泽东)的文风是有特点的,我们那个时候呢看了以后也觉得这可能是毛主席的,里头至少有一部分话是毛主席的。
    
    张凤珠(丁玲秘书):有人那么来分析说毛泽东这个人他从来不感情用事的,就是反右了需要把一些个有头面的人物抛出来,所以那时候就把丁玲就抛出来。
    
    解说:会议结束了,丁玲和陈明被划为右派,1958年两人过了一个寂寞的春节,在春节后陈明突然接到单位给的判决书,撤销级别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改造。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我们两个人都开除出党了嘛,开除党籍,我们两个人都下了决心了,我们自己都想了主意,到哪里去?怎么办?我们那个时候都定了,那个就是过去的历史党龄都不要了,你开除我都不要了,我跟丁玲我们俩都是这么一种心情,我从头干革命就像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参加革命那个时候,那个情绪一样,我们知道你错了,错的是你我没有错,党没有错,党是哪一级错,哪一个时候错,责任在哪里,那个我们将来再瞧,反正把我打成反党集团错了百分之百的错了。
    
    解说:多富巷16号的小四合院,丁玲五十年代初的居住地,曾留下多少各界名流的身影,此时却门可罗雀,一派萧索,陈明已去了北大荒,两个孩子都远在莫斯科读书,只剩下她一人在京,丁玲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风暴总算过去了,可是人还在风雨中飘零,撕碎了的心魂日夜不宁。
    
    张凤珠(丁玲秘书):她那个长长篇她一直惦记着,还可以写东西,可是后来她一想不行,她说就在这么一个高墙之内,跟社会肯定没有来往,没有接触,谁来敢跟她接触啊,那么自己就整天在这四合院里,她说还写什么东西啊,灵魂都枯萎了,你想陈明那时候已经下到北大荒去了,陈明先去了,觉得她说她也去,她也干脆到北大荒,做足了精神准备说到北荒,不但不是从零做起,从负数做起。
    
    解说:当时中央对右派的处理特别对一些著名人物,允许他们不离开北京,超过50岁的也可以不用下放劳动改造,此时的丁玲已年过半百,但是她要求去北大荒,丁玲说过去毛主席说过丁玲是个很好的同志,就是缺少锻炼,应该到基层去锻炼锻炼就更好了,丁玲在北京不断争取去北大荒的机会,但是最终实现她这一心愿的却是发生在东北的一件事儿。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我到了不久,王震到我们那个生产队去看我们,王震他本来也知道我,我还到他们那个部队去慰劳过嘛,在南泥湾,所以呢过后完了以后,讲话完了大家都散了,我又去找他,我说王部长有个问题想跟您汇报,我说关于丁玲的问题怎么处理的?我说丁玲自己呢也愿意到东北来,王部长说是她到东北来我欢迎啊,她到这来我欢迎啊,我就说啊,我说可能呢领导上对她还有些照顾,觉得天气冷了,天寒地冻,怕她,她有关节炎,怕她身体不合适,我说如果您赞成的话,您支持的话,请你回到中央给中央提一提,我也不知道他跟谁,我说请给中央提一提,结果他说好,她来我欢迎。
    
    解说:在陈明到了北大荒三个月后,丁玲也被批准前往黑龙江汤原农场,她随身携带的一张从中宣布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中却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丁玲拿着信就去找这个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老红军福建人,都长征的,看了这个信哎,这个信不对呀,给工资呀,怎么不给工资呢?那你们吃什么?丁玲就说我还有一点公债,还有一点公债,目前还可以,这个不符合政策,俘虏还给饭吃呢,怎么你到这儿不给工资呢?
    
    解说:丁玲知道这是针对自己的种种刁难,失去经济来源的她只能依靠陈明每个月28元钱的生活费过活,她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我下决心,什么也不说,不问,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一心准备继续协作的丁玲此时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那么丁玲考虑到我刚刚到东北,到这么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都是周围的人,周围的人都把你看成右派,是反党的,我怎么能就关着门些东西呢对不对,我尽可能地吧干一些,他们领我们参观,看了一个什么,有一个养鸡队,丁玲说我到养鸡队吧,养鸡队她也不能啊,养鸡队什么的捡鸡蛋,上交鸡蛋,每天到鸡窝里捡鸡蛋,那都是集体喂鸡,一百多少一群,一百多少一群,一个畜牧队一两千只鸡呢,那么你那个不行,那么里面有一个孵化室,孵小鸡的,孵下鸡也不是人工抚养,是那个半机械化,木头机器,搁鸡蛋,养鸡,她说我挑了一个工作,我到孵化队养小鸡,这个可以,你试试看吧,你干得了就干,干不了你就走。
    
    解说:同丁玲一道的姑娘挑鸡蛋,可以一手拿五个蛋,丁玲一开始却只能一个一个拿,动作很慢,心里很慌,一位从河北来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跑来看大右派,见到满头大汗的丁玲忙说,我说丁玲长啥样子,原来是一个老太婆。
    
    张凤珠(丁玲秘书):就住在那个鸡场里,满院子都是鸡粪,完了有那一间房子让她住在里边,有时候她都得从窗户那么出来进去的。
    
    郑笑枫(原《光明日报》高级记者):你得拌饲料吧,东北是半年冷,霜冻期是半年呢,是霜冻,至少四个月不能化冻,她那个白菜萝卜都摆在外面,拿回来冻了,得剁啊,冻了不是不好剁嘛,她说她手都剁伤了还得继续干。
    
    解说:大右派丁玲在中国文坛上消失了,开始用握笔杆子的手摆弄鸡蛋和小鸡,她再也未能完成构思已久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他不能写作,写了也不可能发表,稿费收入也就断了,又没有工资,曾经把五万卢布“斯大林文艺奖金”全部捐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会的丁玲,感受到了生活的窘迫,甚至抽不起烟。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那个时候抽的烟都是树叶子,不是正经烟,没有钱啊,哪能买那些烟呢,有的时候我拿我的津贴买一两包烟给她,你别抽了,以后别抽了,这些里面都是渣子,不晓得什么东西,对身体不好,慢慢地慢慢地就抽得少了,那个钱没有买的,所以她也就不抽了。
    
    解说:陈明的右派帽子在1961年摘掉了,但是农场连续几年对丁玲摘帽问题写的报告均无回应,那段岁月陈明成了丁玲唯一的精神寄托。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我摘了帽子那我样怎么样?工资怎么样?我还谈什么?一个都不提,为什么?我不愿意刺激丁玲,所以我摘了帽子还是30块钱,原来28块,30块,现在到了这还是30块。
    
    解说:多年后丁玲在回忆北大荒生活的文字中写了这样一件往事,有一次陈明听说丁玲生了病,立刻请假赶回来看望她,并对她说,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已经承受了一切,还准备着承受一切,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你,接着丁玲又用这样一段文字记下自己对陈明的依恋,他拭去我脸上的泪痕,飘浮在海洋中将要沉下去的我的身躯,忽然被一双有力的手托住了,我挣扎着,我不怕了,我又得救了,我能达到彼岸,踏上新大陆。
    
    张凤珠(丁玲秘书):后来多了两年,王震打招呼了,这好了,她另外她在那儿也很努力,除了养鸡还当文化教员,后来有些群众对她非常好。
    
    郑笑枫(原《光明日报》高级记者):最后丁玲还讲她这个农场里面在北大荒的地是这么叫的,1号地,2号地,3号地,地很多,一大片一大片的,有一个叫11号地,11号地呢就是一个有很多坟地,丁玲去访问的时候说以后我要死了我就回到11号地来。
    
    解说:文革初期,丁玲和陈明在远离北京的北大荒得知,当年几位坚持给丁玲扣上反党分子帽子的高官也变成了黑帮分子,他们就想彻底解决自己问题的时机快到了,但不久他们却亲身感受到了文革的灾难。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过了一个时期,他半夜晚上常来人,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就是半夜晚上来,来了干什么翻你的东西,我没有东西翻,就是一个大木头箱子,又是等于我们的桌子放在床头,那里面就是几件洗换衣服嘛,就翻东西,翻东西呢他们就在炕上,丁玲也坐到炕上,我也坐到炕上,没地方,炕下没坐儿,没地方坐,翻,翻了东西之后呢从那个窗户里面,从我们那个有一扇窗户,把有些什么袜子什么东西就往窗户外头扔,外面呢就有人收拾这些东西,要东西。
    
    解说:丁玲和陈明从农场招待所被强令搬老当地称为马架子的一间牛棚里,他们在这七平方米大小的空间也难得安宁,很快丁玲就在这个牛平里遭到了批斗。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那还是在家里面,他拿那个擀面杖打,我要挡啊,我要挡啊,后来结果他们就把我夹到她的两个腿的中间,把我脑袋这脑袋夹在两个腿当中,把我背上的衣服收起来,就拿皮带抽啊,所以我们说那是皮带专政嘛,丁玲后来一看哎呦,你怎么这样,背上都紫的。
    
    张凤珠(丁玲秘书):有那老乡是同情她,就说你死了算了吧,这样活着受罪压呀。
    
    解说:1970年4月初的一个半夜,住在集体宿舍的陈明被人叫醒。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我们一个队长来叫我陈明,半夜我睡集体宿舍,陈明你起来到队部来一下,我就跟着他走,一走出睡觉的门走到走廊上,一个高个子的军人拿着个电棒照着你叫什么名字?陈明,跟我来,就把我带出那个走廊,刚走出这个走廊两边两个解放军就把我摁住,戴上手铐,我一看门口很多车,就那个宿舍周围好多车,都没有人,很多车,到了队部给我那个逮捕状,叫我签字,我一看北京市公安局对陈明逮捕归案,我心里就明白我说归案,归什么案,我看你今天抓我,看你将来怎么放我。
    
    解说:被押往囚车的陈明听见有个带队的说“材料都带上了”,他心里知道丁玲也被抓了,他一路上都在寻找机会要见上丁玲一面,车从农场开到了鹤岗火车站,他见到另一两囚车上出来一位女警,才最终断定他将和丁玲一道被押往某地。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我怎么证实了她也在车上呢,我这一个包房,她一个包房,她在包房里咳嗽,是真咳嗽,不是假咳嗽,我一听她咳嗽我就也咳嗽,我就希望给她信息呀,我咳的次数很多,而且咳得很响,两边看着我的人说你怎么,你感冒了,我说是,昨天半夜晚上感冒的,后来几年以后我出来了,我给丁玲我问她,我说我给你信号,我咳嗽你听到没有,她说我没听见,所以她一直不知道我在里头,我跟她一个车,我是知道我跟她是一个车,等到到北京下车,我是也是她在前面一个黑车,在我前面,在站台上,从站太台上看出去的,我呢我是坐的那个,我那个车呢是在后面,但是我没看见她人,就望着前面那个车,我这个车上拉各带队的人看见回头一来,看见我睁着两个大眼睛望着前面的车,低头低头,两边那个警卫员坐在我两边,把我脑袋一摁,看不见前面的车了,我尽量听声音也听不出来,车怎么转弯怎么都没感觉了。
    
    解说:丁玲和陈明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丁玲一直不知道陈明也在同一所监狱,陈明则惦记着丁玲,担心着她的腰病,也担心她的精神状态是否能挺得住。
    
    陈明(丁玲丈夫):我自己轻轻地唱歌,我就后悔哎呀,我说我那个时候在外面为什么不帮助丁玲,我们一块儿多长点歌呀,那么这样子她在牢里头也还有有点儿消遣呢,她也能唱啊,我还后悔就这个,出来了以后我们两个人一对呀,她可真是也是唱歌,她唱什么歌?唱这个西哈努克的《万岁毛(主席)》。
    
    解说:据丁玲的回忆在囚室中的几年来,她更多的是背一些古诗词来防止语言和思维能力下降,她还用破毛巾,卫生纸扎成自制的篮球往墙上投,活动腰腿,但这些对于近在咫尺的陈明来说却无从所知。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我在秦城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我说万一丁玲不好了,身体不好了,这个他总得会通知我吧,牢里总得去通知我去见一面吧,我说这个时候我要见面我讲什么呀,我能讲什么呀都还在牢里头,丁玲病死了你去见她一面,我见到丁玲我该说什么呀,我想了一下我只讲一句话,我说丁玲你革命到底了。
    
    解说:1975年春天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受审查着予以释放,已经有五年没有见到丁玲的陈明在牢狱中第一次从他人口中,听到有关丁玲的消息。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中央根据政策有规定释放,对你呀,不提问题,也不定问题,我问他,我说丁玲呢丁玲怎么样?他说丁玲呢年纪大了,也没什么新问题,所以决定一个月给80块钱生活费养起来,不低,到哪里呢,到山西长治。
    
    解说:几个月后,中央专案组做出了丁玲是叛徒的结论,释放了丁玲和陈明,1975年5月22日傍晚,陈明被遣往山西长治老丁山公社嶂头村,此时丁玲已早一天到达,陈明见到从屋里走出来的丁玲六年不见,他发现丁玲老了,连讲话的声音都老了,丁玲却笑着说这个地方好啊,陈明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两人紧握着双上朝屋里走去,陈明希望丁玲再次拿起手的笔我支持她写。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我还写过一首顺口溜写给丁玲的,躺在炕上我想起来了,我说我有个顺口溜,她说好,你念给我听,我就讲了,我说满头白发胜少年,药不离口心里甜,太行山路镶楠木,葵花向阳色泽鲜,数不尽的风浪险,一部《春秋》若晚年,就什么呢,就是《在严寒的日子里》,一部《春秋》写这部书,晚年高兴。
    
    解说:丁玲无法静下心写作,在太行山的嶂头村,她多次向北京的中组部和胡耀邦申诉,1978年7月丁玲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她真正在人们心中摘掉油改帽子是在她复登文坛的作品《杜晚香》发表以后,1979年他们被批准以看病的名义返回北京,离开嶂头村前丁玲和陈明把一万元人民币捐给了这个太行山的小山村,用于购买拖拉机,这笔钱主要是陈明补发的工资,他们用这种方式向抚平他们心头创痕的人们表达了感激之情,1979年听说丁玲回到了北京,徐光耀找到张凤珠,两人约好一起去看丁玲。
    
    张凤珠(丁玲秘书):路上啊我心里挺难过的,我心想这么二十多年一定是老态龙钟了,她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吧,没曾想到那儿一看腿脚非常利索,而且呢当然老也是老了,头发也白了,但是那个眼睛眼神什么的根本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
    
    徐光耀(原《光明日报》高级记者):他一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说,哎呀徐光耀你是吃了我的挂落了,我连累你了,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后来我说不,我说跟你没有关系,我说是我自己一些事情闹成这样子的。
    
    张凤珠(丁玲秘书):她跟徐光耀说就说你们部队,部队里的这一帮作家,将来的文坛主要靠你们,你们应该是文学的脊梁。
    
    解说:令一些人不解的是,饱经风霜的丁玲对自己所受的一切不公并没有太多埋怨,表面上丁玲依旧谈笑风生,但陈明却感觉到丁玲内心困苦,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丁玲就给作协党组提出希望尽快恢复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党籍,几个月后,作协却仍旧认定丁玲在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有变节行为,丁玲想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遭受这样的磨难,恢复名誉有那么难。
    
    张凤珠(丁玲秘书):参加政协会的时候就给她组织生活都恢复了,让她以一个党员的身份来参加,那时候已经等于恢复了党籍,现在到这作协不给恢复这也不可以,后来中组部也下来来做工作,周扬什么就一口咬定,这个没办法,周扬他也讲他也有根据啊,这个历史问题她(丁玲)不肯签字,那就还得重新审查,在审查没有结论的时候,右派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右派问题不能解决党籍怎么恢复,党籍也不能恢复。
    
    解说:为了生活丁玲被迫在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上签字。
    
    张凤珠(丁玲秘书):那时候黎辛问她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个时候,你干什么这么屈服啊,她说我得活命啊,那个时候在山西长治一个月给她80块钱,她那个时候已经搬到木樨地22号楼了,安家她80块钱怎么够过啊,所以签的字才恢复她原来的待遇。
    
    解说:本来在延安时早已审查清楚的历史问题,在反右运动中由周扬重新提出,成了压在丁玲身上一座无法翻身的大山,签的字的丁玲仍旧内心不服,继续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诉,为了缓和同周扬的关系,一天,丁玲和陈明住主动去医院看望周扬。
    
    张凤珠(丁玲秘书):周扬呢见着她就是谈自己文革怎么受罪,所以丁玲很失望,就是关于丁玲这样二十多年他没有任何的(道歉)。
    
    丁宁(原作协办公室主任):四人帮倒台了的头一次会,党代会,就是第四次文代会,他在大会上的报告讲话他给很多人这个赔礼道歉,他没有给丁玲赔礼道歉,没有说在丁玲的问题上我有错误,这个问题我对周扬同志我不是说嘛,我非常钦佩,佩服敬重周扬同志,但是在这个对丁玲这个问题上我觉得非常遗憾,他的确是应该向丁玲道个歉的吧。
    
    解说:而丁玲本人在八十年代因为她文学创作上的主张,令她的晚年同样也充满了争议。
    
    解说: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在序言中满怀激情地回忆当年写这部小说的心情,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在偶像早已走下神坛,人们反思过去,憧憬未来的新时期,丁玲的这番表白让很多人都难以理解。
    
    张凤珠(丁玲秘书):再版前言就发在《人民日报》上,发《人民日报》我去看她了,她就问我说你读没读那篇文章,我说你的亮相文章我能不读吗?她说有没有什么反响,我说那当然有反响了,亮相文章嘛,人都注意,她说都有什么反应?我说两种,她说哪两种?我说第一种啊不信,不信你说的是真话,她哦那还有一种呢?我还有一种是不理解,她说你属于哪种啊?我说我是第二种,她说你有什么不理解的,我说你这二十多年九死一生的怎么到今天还像那红卫兵一样的为保护毛主席怎么能是这种呢?她说我当初写书的时候就是这种感情,我说那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不是你写书的时候,她看着我半天没说话,最后说了一句她说看这二十年啊你在政治上进步不大,说我。
    
    解说:70年代末期中国文坛浸泡在伤痕文学的泪水中,此时的人们对一直敢于率性直言的丁玲,对于文革的态度以及她的新作品充满期待。
    
    张凤珠(丁玲秘书):她到庐山去,庐山那时候大大概正好办一个什么文学的什么班就请她去讲课,她也讲课啊还讲啊,就是人呐政治是第一位的,创作也是,得政治第一位。这跟当时那种自由的风气,那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不怎么讲了,连胡乔木都出来讲,文学创作不能先考虑政治,所以丁玲还这么一讲。
    
    解说:有人认为丁玲若能记录下这20多年所受的苦一定会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是丁玲并没有写。
    
    郑笑枫(原《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她也考虑到我这个身份我这个人,我写出去的东西影响大,我这一写那不给党给抹黑了,党本身就路线就错了,错了以后我现在认识过来了改过来,再朝前进,你把它认识过来了,就比如说在过去打个比喻说是说你要用脸盆丢什么东西,水一泼连这个孩子也泼出去了,那结果就不是她的初衷了,她的初衷是信仰共产主义了,所以她就考虑到大局。
    
    张凤珠(丁玲秘书):有一次“七一”的那个座谈会啊,她讲啊她说这个马列主义和党是她年轻时候的追求,费劲了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我既然找到了它我就绝不回头,就绝不再有什么变化,绝不回头,她说我受难党不也在受难吗?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够讲价钱,更不能讲等价交换这些,当时她讲这我觉得她不是在说假话,丁玲这个人呢我觉得从我对她的了解她不是那种会做戏的人,她讲这是她真心话。
    
    解说:但误解仍旧在继续,丁玲被认为是文坛保守势力的代表,但是从丁玲80年代创办《中国》杂志的主旨来看,她给予新一代文学创作者们的自由度,是当时很多人都难以企及的,在丁玲的关注下一批在先锋文学上有着响亮名字的残雪,格非等浮出文坛,然后当丁玲将心力贡献于扶植年轻作家时自己的创作时光却已不多,她再次想到了那篇放下又被拾起来又再被放下的《在严寒的日子里》。
    
    张凤珠(丁玲秘书):那时候魏县的县委书记叫王纯,这个人就是丁玲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时候,这个人那时候也是那个土改工作队的小青年,这个王纯后来一直跟他们来往,她就写王纯呢就让她上魏县,河北到魏县去给她找个住的地方,她到那碴儿安下心来把这长篇写完,准备去了,说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拿点药,一到医院医院就给扣下了,不放她走,她那个肾毛病很大了,所以魏县没去长篇没写完。
    
    解说:在丁玲最后的日子里病魔残酷地吞食着她的生命,但是此时的丁玲却终于等到了命运的眷顾,1984年8月1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张凤珠(丁玲秘书):1984年中组部结论下来了,就是维持在延安做的结论,她那时候住院,住在医院里,陈明就拿着结论到医院去给她看,她看完了跟陈明说我现在可以死了,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结论那都死不瞑目。
    
    解说: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病逝,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是一句沉重的叹息,死是这样的痛苦啊,但是同样痛苦的还有她身后生着的人。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我一直还希望她能活下去,所以一直到在临终以前我还在那给她搞药,药房都跑遍了,找中药找那个犀牛角,等到找来了熬了药了,我正把这个药拿去喂丁玲,要这个特护给我喂丁玲,一个特护掀开被子捶丁玲的胸口,哎呀不行了你出去吧。
    
    解说:对于这名坚定的共产党员,陈明一直积极争取能在她的遗体上覆盖党旗。
    
    陈明(丁玲丈夫2004年录影):我总是心里这么想我说这样子的一个党员,这么一个奋斗了这么多年这么一个妇女不容易,二十多年等于四分之一的世纪她挨冤枉,我说一个人有几个二十五年呢。就是说我说李伯钊好像死了盖了党旗了,后来他们也问习仲勋就说嘛,他说李伯钊当时盖了党旗,那丁大姐当然也可以盖,我说好那就盖,等到后来他们一打听呢,李伯钊没有盖党旗,我说那就算了吧,我就心里想不能盖党旗,我换个红旗。
    
    解说:由于与丁玲同在延安战斗过的杨尚昆夫人李伯钊逝世后遗体未覆盖党旗,陈明为棋子所做的最后努力未能如愿,1986年3月15日丁玲盖着北大荒人敬献的红旗向人世告别,红旗上写着四个大字丁玲不死。
    
    陈晓楠:1979年的复出文坛的丁玲第三次来到了桑干河畔,看看这块哺育过她的土地和父老乡亲,在这里呢她遇到了一些因为她而遭受了苦难的人,她十分感慨地劝他们说这里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我们遭遇的是社会问题,不是哪一个人要把咱们打倒,咱们活着就要好好工作,丁玲呢打算回温泉屯住些日子,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但她最终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心愿,临终之前她对丈夫陈明说请你再亲我一下。感谢各位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见。
    
    本文来源:凤凰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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