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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会转型吗?—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第八章 人权外交
(博讯2004年2月12日)
    (编者按:本章以自身的经历分析了中美人权外交的来龙去脉,还特别揭露了中共有选择性地选择异议人士作为人权外交筹码的内幕-被用作筹码的往往是“几个思想浅薄、年纪偏大、争名夺利、缺乏实际政治能量的闲散人员”文中指出“中共政权又想利用价值低廉的北京的‘中国民主党’作新的人权筹码,换取美国的价值较大的回报。这种成本不高的‘一石二鸟’对中共来说无疑是好买卖”)

     据说20世纪以前,一些欧洲的专制国家喜欢在海洋中的某些孤岛上建立监狱,以便更好地将犯人与世隔绝。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伯爵》中的那个主人公,就曾置身于一座海岛监狱。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的民主海洋中,共产主义孤岛可能更需要监狱,因为残剩的共产主义国家有更多的人向往自由。   

 当然,我无法象《基度山伯爵》中的主人公,在监狱的地下挖一条秘密通道,然后只身游向自由的彼岸。我只能平静地、富于耐心地在与世隔绝的牢房中等待。  

  1998年7月23日我被秘密关押之后几天,国内和国外的一些朋友发现我已“失踪”。他们猜测到了“失踪”的原因。他们将我“失踪”的信息告知了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外交机构,也披露给西方媒体。我的“失踪”引起了西方的关注。  

  但是,1998年对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利的年份。 

   这一年的三月,欧盟(EU)首先宣布:考虑到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步,欧盟将不在当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或联署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 (博讯)    

欧盟的这个新决定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它既没有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哪些实质性的“进步”,也没有说明这类“进步”是否会持续下去。欧盟这个新决定的真实背景是:当时欧盟的多数国家已经是左翼的社会党执政,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欧的“社会主义”是同情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同时,欧盟同中国有越来越多的贸易和投资联系,那些有对华经济利益的商人集团积极游说西欧的左派政府采取亲“共产主义”政策。这是一幅带有讽刺意味的画面:西欧的社会党一向是批评“资本主义”的,但是社会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却得到了“资本家”的大力支持。这种荒诞的图画生动地表现了现今西欧左翼政府的实用主义立场。 

   实际上,任何一个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欧洲人,都未必赞同欧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乐观评价。 (博讯 boxun.com)

    在欧盟公布上述决定的前夕,法国驻中国大使馆负责人权事务的一等秘书主动约见我。在他的住所内,我们进行了长谈。他认真倾听了我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人权问题的批评,也谦虚地听取了我对法国和欧盟的软弱的对华人权政策的不同意见。欧盟宣布上述新决定后不久,这位一等秘书又一次约见我。这次会面是3个人,另一位是法国最大的日报—《费加罗报》(Le Figaro)驻北京的资深记者。那位老记者告诉我:他从70年代起就开始采访中国,曾经见过当时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他听了之后自豪地连连点头。我坦率地提醒道,希望法国和欧洲不要过高地评价中国有限的经济改革和畸形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问题是,以江泽民、李鹏、朱鎔基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仍然拒绝政治改革,阻挠中国的根本转型。这两个法国人饶有兴趣地同我讨论了这些敏感问题。分手的时候,那位一等秘书提出准备同我作再一次的会面。可惜,不久之后我就被送进了监狱,无法同他确认新的会面时间。(博-讯)

    1998年下半年起中国人权记录持续恶化,有力地说明了1998年春天欧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乐观判断是不恰当的。    

令人发笑的是,当欧盟宣布了上述不恰当的决定后,美国的克林顿政府紧接着宣布:鉴于欧盟已经决定不在1998年春季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或联署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美国政府也决定不在当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的议案。克林顿政府的这个声明比欧盟的那个声明更令人困惑:美国一直是西方人权外交的领袖,但是这个领袖现在却要跟在西欧的社会党政府后面!   

 其实,克林顿政府的人权政策很早就出现了软弱的倾向。当克林顿还是不太知名的阿肯色州的州长时,为了竞选总统的需要,他曾批评老布什的政府对中国“过于软弱”。但是,当克林顿1993年成为新的美国总统后,这个“年轻人”的对华政策比他的年老的前任的对华政策要软弱得多。  

  1994年春季,刚刚当了一年总统的克林顿,就急切地宣布美国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同中国的人权问题脱钩。这是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一个重大倒退。因为美国并没有太多的可以影响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的有力手段,而每年审议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联系中国的人权状况,是美国影响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的主要途径之一。克林顿政府却主动地并且一劳永逸地放下了这个重要武器。这等于是告诉中共政权:你们可以随意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必担心美国的道义谴责和可能的贸易惩罚。  

  中共政权充分理解了克林顿政府的温馨的信号。1995年,中国政府借口当时的台湾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到美国作了一次私人访问(参加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庆祝活动),单方面宣布中止中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的人权对话。台湾问题同中国的人权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中国政府以李登辉私人访美为借口停止中美人权对话,完全是蛮横无理的做法。这种胡搅蛮缠恰恰说明了中共政权根本无意于真正改善中国的人权记录,对中美人权对话并没有诚意。它只是将人权问题作为外交筹码。令人遗憾的是,克林顿政府并没有对中国政府单方面中止人权对话作出必要的反应。不仅没有必要的反应,两年之后,克林顿打破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6•4事件)后美国政界不邀请中国主要领导人访美的共识,邀请江泽民访美,实际上正式肯定了江泽民的保守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抬高了中国的勃列日涅夫式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国际地位。克林顿政府1998年放弃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是美国的人权外交的新的倒退。相比于西欧的社会党政府,克林顿总统是毫不逊色的左派。(博、讯)

        但是,西方社会是多元社会,不仅存在着某些亲“共产主义”的利益集团,而且存在着很多坚守自由和民主的利益集团。同时,无论是在美国的克林顿政府系统,还是在西欧的社会党政府系统,都有不少官员并不完全赞成他们的领导人的软弱的人权政策。所以,任何一个西方政府都不可能完全搁置对中国的人权记录的关注。 

   1998年9月28日,即我被秘密关押了两个多月之后,中国的公安机关给我的家属送去了一份姗姗来迟的“逮捕通知”。而按照中国的法律,它们应该在1998年7月23日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我已失去人身自由。 

   第二天,即1998年9月29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同我的妹妹约定,9月30日会面商议有关我被逮捕的事情。当然,中国政府绝不会乐于让我的妹妹同美国的人权官员见面。9月29日晚上8点多钟,我的妹妹被召唤到公安机关。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所谓“一处”,这是中国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秘密警察系统的一部分)的负责人严厉地要求她:明天不许去会见美国外交官。我的妹妹表示:中国公民会见外国外交人员是合法活动。秘密警察简单、明确地对她说:如果你不能够答应我们的要求,那么你今天将不可能回家。于是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我的妹妹是北京一个政府管理的公园的工作人员,她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她甚至不完全清楚我在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她主要是从良知出发,认为我不是一个“犯罪分子”,不应该被非法关押。她只有一个七岁的儿子,不让她回家,意味着她的儿子将陷入惊慌和混乱。秘密警察的这种流氓手段也许是有效的。僵持到深夜十二点钟,我的妹妹被迫答应明天不去会见美国的人权官员。 

   但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会永远屈服于专制的压力。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的妹妹多次会见过美国大使馆的人权官员和美国国务院的访华人员,也多次会见过西欧一些驻华使馆的官员,还多次会见过西方媒体的记者。她向国际社会转告了我的被非法关押的真实情况,尽管她为此受到中国秘密警察长期的严密监视和粗暴干扰。  

  我是1998年下半年起中国人权状况迅速恶化的浪潮中第一个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传统的中国政治有一对经久不衰的行动准则:“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中国政府试图将关押我作为一个政治信号,震慑国内的其他异议分子不要“贸然行动”,同时也警告共产党内那些同情和支持我的人,绝不允许在政权体系内出现不同的声音和独立的政治力量。    在此之前,1998年6月,朋友们告诉我,中国浙江省的几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拟议公开成立“中国民主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曾经是1989年“6•4事件”中的大学生积极分子,有的人在“6•4事件”后被非法判刑。这些年轻人在中共政权的长期压制下,不但没有了政治活动的余地,甚至失去了工作机会和生活保障。于是他们愤激地准备以组党表示抗争。  

  我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对一些朋友讲,从长远的民主进程看,中国需要有现代的政治反对党,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投入到组织反对党的努力中去。但是1998年中国组织反对党的条件是完全不成熟的。因为中国的异议分子几乎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几乎没有任何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的空间,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经费来源。所以,中国的民主分子首先应该争取初步的政治活动条件,组织反对党应该在民主活动有了相当的发展后再去尝试。如果现在匆忙而草率地建立“反对党”,不可能产生重要的政治作用,也不可能为今后的民主进程提供切实的政治前提。  

  但是,浙江的这些愤激的年轻人继续筹备组织反对党。参与这个活动的大约有数十人,他们之间的政治联系总的来说是松散的,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政党的框架。这就是“中国民主党”的起源。 

  2002年7月我第一次离开中国监狱后,美国大使馆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曾经征求我的意见:美国政府应该营救哪一个仍被关押在监狱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我认真地建议道:需要营救1998年在浙江筹备“中国民主党”的主要人物王友才。值得欣慰的是,后来我得知,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优先释放的异议分子的名单中,包括了王友才先生。

      当1998年6月浙江的年轻人提出建立“中国民主党”时,北京的个别参加过二十年前(1978-1979年)“民主墙”活动的人,公开发表意见,认为目前不需要组织反对党,应该同中共政权“良性互动”。

    在1998年夏季的几个月,中国政府没有立即对浙江的组党活动采取镇压措施,这似乎预示着一个光明的政治前景:或许中国可以存在温和的反对党?其实,1998年的中共政权绝不打算开放党禁。它之所以没有立即镇压浙江的组党活动,仅仅是因为这个组党活动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安全机关试图悄悄地平息那些年轻人的愤激情绪。但是,北京的某些人也许担心中国“第一个反对党”的桂冠戴在别人的脖子上,于是几个月前还在公开反对浙江的组党活动的人,突然在1998年秋天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这个带有“抢注商标”色彩的举动招致了浙江的年轻人的反感。

  北京的“中国民主党”的参与者比浙江的“中国民主党”更少,联系更松散,年龄比浙江的年轻人大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几乎没有人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长期处于中国主流社会之外,政治影响微乎其微。  

有意思的是,北京的“中国民主党”的被捕者,在监狱里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待。政治上十分吝啬的中共绝不会给异议人士发放免费的优惠。中共政权显然是想给国际社会制造错觉:中国的“反对党”是几个思想浅薄、年纪偏大、争名夺利、缺乏实际政治能量的闲散人员。同时,中共政权又想利用价值低廉的北京的“中国民主党”作新的人权筹码,换取美国的价值较大的回报。这种成本不高的“一石二鸟”对中共来说无疑是好买卖。

  事实上,中国并不存在“第一个反对党”的桂冠,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在漫长的专制过程中,中国产生过数以千计的各种名目的“党”,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或抵制中共。这些“党”的成员少则仅有几个人,多的通常不超过几十人。他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反对党”,从来没有发生过重要的思想作用和政治作用。尽管如此,中共政权仍然对它们一律进行了残酷镇压。这种镇压并不是因为这些“党”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只是体现了共产主义制度排斥一切异己的荒唐。“中国民主党”本质上是这类“党”的继续。  

  早在1992年,几个曾经参加过1989年“6•4事件”的年轻知识分子,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只有几名成员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他们很快被捕,为首的胡石根先生被判处了长达20年的重刑。他的刑期之长远远超过了“中国民主党”的任何被捕者。但是,由于胡石根先生不善于对国际社会进行自我标榜,很多西方国家甚至不知道这个异议分子的存在。所以,他至今仍然在北京市第二监狱过着惨淡的囚徒生活。这个例子也说明,“中国民主党”并不享有发明“反对党”的“知识产权”。   

 总之,1998年的中国并不存在更大的民主活动舞台。相反,这是中国人权状况新一轮恶化趋势的开始。当时少数异议分子对政治形势的乐观估计显然不切实际。更不可取的是,某些异议分子试图向中共的第三代领导人暗送秋波。当我在1998年初多次明确地对西方媒体批评第三代领导人拒绝民主时,一位1994年被美国政府营救出狱的异议分子在美国对记者发表谈话,不赞成我对第三代领导人的政治批评,认为虽然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压制民主,但是还不能断定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会拒绝民主改革。而主张同保守的中共政权“良性互动”的北京的“中国民主党”的一些人,具有类似的投机倾向。后来的中国政治进程清楚地表明:第三代领导人更害怕民主。  

  从1978年中国产生最初的民主运动以来,始终有一部分异议分子期待中共能够将他们个人容纳进共产主义的政权体系。具体地说,他们希望中共政权给他们一个官职(哪怕这个官职很小、没有实际权力),或者给予政治关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参加民主运动作为争取这种官职或关照的筹码,作为同中共政权讨价还价的个人资本。这不是民主政治的立场。这是传统的中国式的“造反”心态。中国著名的描写“造反者”的古典小说《水浒》,概括地总结了这种“造反”心态:若要官,先造反,后招安。也就是说,一个原先无法进入政权体系的民间的失落者,可以选择反叛政权的道路,然后以归顺政权为条件,要求统治者给一个职位。1978年,一部分异议分子歌颂邓小平,但是邓小平不屑于理会;1998年,一部分异议分子对江泽民寄予希望,但是江泽民没有伸出友好的双手;2003年,一部分异议分子又积极赞美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但是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中国的民主转型需要成熟的健康的政治反对派,不需要庸俗的陈旧的“造反者”和“招安者”。我主张政治反对派按照民主政治的规则在必要的时候同共产主义政权进行政治对话或政治谈判,但是不赞成任何异议分子为了谋求个人的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同共产主义政权做交易。  

  在1998年,由于我反对颂扬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大合唱,所以我只能留在阴暗的牢房内。  

  1999年1月的一天,同牢房的一个犯人悄悄地告诉我:今天的《北京日报》登了一条消息,中国和美国恢复了人权对话,这件事对你的案子有利。这个犯人是广东人,将近四十岁,五个女孩的父亲,只读过小学。共产主义制度是高度政治化的,因而它的普通民众在政治上也是敏感的。所以即使是这种文化很低、从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囚犯,也能领悟出中美人权外交的某些意义。我向他表示了谢意,然后向那位“囚犯领导”借阅了囚室唯一的一份报纸。  

  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北京日报》按惯例引用了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通用新闻稿:1999年1月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华盛顿恢复了中断四年之久的人权对话。但是同以往的官方新闻稿一样,并没有披露人权对话的具体内容。 

    但是,我认为恢复中美人权对话很难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因为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和1998年克林顿访问中国,已经充分巩固了保守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国际地位,低级别(副外长级或司长级)的人权对话不大可能解决重要的人权问题。况且,中共政权已经制造了人权状况严重倒退的既成事实。他们在有了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同意恢复人权对话,是一种狡猾的作法。这种作法更多地是为了象征性地安抚美国国内批评中国的声音,而不是为了实质性地改变中国人权记录的恶化。 

    按照中国的法律,一个人被正式逮捕后的五个月内,公安机关通常应该向检察机关提出起诉建议书。我是1998年8月28日被“逮捕”的,正常情况下应该在1999年1月28日之前提出起诉建议书。1999年1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警官到牢房找我,让我在身份证的单据上签字。这件小事同样引起了一些犯人的善意的猜测。一个20多岁的年轻的维吾尔族犯人用不大流利的汉语对我说:老方,可能要放你回家了。我故意问他:为什么?他解释道: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一个人在释放之前,先要在身份证的单据上签字。我笑了,对他说:我不一定会发生这种事。他的突厥人的大眼睛忽忽闪动,似乎不太相信我说的话。总之,牢房里的犯人始终认为,秘密警察关押我是荒唐可笑的,而且一致判断,我会很快回家。因为他们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我没有犯罪,警方也提不出我的犯罪证据。但是我心里十分清楚:如果我坚持不同中共政权作政治交易,将很难回家。  

  1999年2月的一天,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两位检察官到看守所向我宣布:检察机关受理了公安机关的起诉建议书。我首先平静地向这两位照本宣科的检察官重申:我是被安全机关非法秘密抓捕的。公安机关事后出具的“拘留证”和“逮捕证”,都没有我的涉嫌罪名,因而对我的“拘留”和“逮捕”也都是非法的。这两位检察官并不正面回答我的疑义,只是含混地表示,希望我同检察机关“配合”。“配合”是一个富有中国司法特色的词汇,他是指一个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同政府合作,承认政府对他的指控或者接受政府提出的政治交易条件。这两位检察官故意回避以什么罪名受理我的案件。我猜想秘密警察可能又在玩弄新的花招。于是我主动问他们:检察机关受理的是什么案件?他们沉默了片刻,然后尴尬地说:你涉嫌经济犯罪。我忍不住笑了。看来中国的秘密警察已经黔驴技穷。他们甚至不敢以政治罪名起诉我。秘密警察十分清楚,我的政治改革主张和外交政策构想,引起共产党内部的开明官员的同情和民主国家的兴趣。如果中国政府以政治罪名审判我,无疑是对国内的改革者和民主国家的一个消极的刺激。所以,中国政府试图制造非政治性的罪名对我实行压制。  

  我请这两位检察官出示我的“经济犯罪”的证据。他们显然没有作好充足的准备,或者安全机关无法向他们提供充足的伪造的材料,这两个人只是模模糊糊地说:有人证实我在1995年参与了两起“经济犯罪”活动。我对他们说:仅仅有几个人的口头“证言”是缺乏说服力的,你们需要提出其它的实质性的证据。这两位检察官再次沉默不语,他们没有真正的证据。最后,我明确地告诉他们:某些人的所谓“证言”,只是安全机关炮制的诬陷我的伪证。我不但在政治方面没有任何“犯罪”,在经济方面同样没有任何“犯罪”。     回到牢房后,我回想起两个经济方面的花絮。 

    1998年夏天安全机关秘密审讯我时,曾经不无遗憾地表白:他们十分详尽地调查了我的住宅、存款、财产和纳税等方面的情况,很可惜没有找到问题。我完全理解他们的这种遗憾。因为如果我在经济活动上有把柄可抓,他们将喜出望外。但是我让他们十分失望。当时我告诉秘密警察:我的经济活动和个人经济状况一向符合中国的法律和规章,因为我在道德上十分厌恶贪污腐败。现在,安全机关在找不到真实的经济犯罪的情况下,不得不制造虚假的经济犯罪。  

  另一个花絮是,当我一再拒绝秘密警察的政治交易后,他们竟然试图收买我。在一次审讯中,他们表示:如果我能够接受他们提出的政治条件,不仅可以立即恢复人身自由,政府还准备给我“酬劳”。90年代的中国已经全面腐败。安全机关在腐败的大潮中名列前茅。他们兴办了许多享有特权的公司和高级饭店,利用巨额的收入过着奢靡的生活。秘密警察以腐败的心态和腐败的手段同一些异议分子打交道。据我所知,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一部分异议分子被秘密警察用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收买。但是,我绝不愿意接受安全机关的“酬劳”。然而,如果说存在着经济犯罪,那么安全机关试图以金钱收买一名“犯人”,似乎有“行贿”之嫌。 

    在检察机关有气无力地宣布将以“经济犯罪”为名对我进行审查后,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政府的虚弱和无能,从而更坚定了我的政治信心。  

  1999年3月,在我的反复要求下,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妹妹帮我聘请的两位律师。     两位律师一致认为警方对我的指控毫无根据。他们表示将为我做无罪辩护。我向他们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从这时起,我才稍许知道一点外界的情况。自从我被非法关押后,美国政府和欧盟为营救我进行了努力。国际人权组织为声援我进行了呼吁。西方媒体也对我的案件作了报道。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不愿意作出让步。有关的国际交涉仍在进行之中。我感激国际社会的帮助,但是我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西方的人权外交没有重大改进的情况下,对我的营救不大可能成功。  

  中国的司法程序往往只是一种装潢,检察机关的起诉程序更是如此。通常在一个案件中,检察官仅仅会见一次犯人,然后就向法院提出起诉。但是在我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先后会见了我四次,因为他们试图同我达成某种“交易”。  

  在前三次会见中,我断然否认了警方对我的指控,并且对检察机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我进行审查提出异议。我丝毫没有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同政府“配合”。 

    第四次会见时检察官的开场白是:方觉,你是一个有能力的聪明人,我们希望你能够看到自己正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如果你愿意同政府合作,我们可以不起诉你;但是如果你仍旧拒绝同政府合作,我们只好起诉你。一旦起诉了,势必要判刑。我们希望你充分认识到后果的严重。我估计到这些检察官之所以反复找我,最终一定会亮出他们的上级的“底牌”。我再次拒绝了这种交易。我简短地对他们说:我同中国政府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分歧,我反对安全机关对我的非法关押。我坚持以往的政治立场,并且准备在司法过程中进一步阐述我同中国政府的政治分歧和我对安全机关的异议。检察官追问道:这是不是你最后的表态?我们需要把你最后的表态向上级报告。我确认道:这不仅是我现在的态度,而且是我被关押以来的一贯态度。于是第四次会见结束了。第二天,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了起诉。  

  中国总理朱鎔基定于1999年4月6日访问美国。这时美国国内批评中共政权的声浪正在高涨。1998年6月克林顿毫无必要地提前访华,引起了美国大多数政治家的不满。这一年的秋天,美国国会公布了著名的“考克斯(Cox)报告”,就中国秘密利用美国的尖端技术发展军事能力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同时,美国舆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表示了关切。朱鎔基访美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平息美国国内批评声浪的基础上,诱使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在此前得到信息,美国政府准备在朱鎔基访美期间,向中方代表团提出我的案例。当然,中国政府也会在朱鎔基访美的问题上打“人权牌”。在首脑外交中打“人权牌”是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  

  1999年4月5日,律师通知我,法院决定4月6日开庭审理我的案件。中国政府特意选择朱鎔基访美的当天开庭,也许是想向美国政府展示两种前景:如果朱鎔基访美得到了预期的收获,中国政府可以从轻处置我的案件;如果朱鎔基访美得不到预期的收获,那么中国政府就可能从重处置我的案件。但是我认为中国政府选定4月6日开庭似乎太露骨地展示了它的外交目的。  

  第二天,吃过监狱的简陋的早餐后,我平静地坐在牢房的水泥台上,等候警察送我去法庭。但是直到粗劣的晚餐送进牢房,也没有任何开庭的动静。犯人们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怪事十分好奇。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同我开玩笑:老方,也许用不着开庭,你就可以回家了。  

  司法机关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过为什么1999年4月6日没有开庭。几天之后律师告诉我:他们也只是在4月5日傍晚突然接到法院的电话,通知4月6日的开庭推迟。但是法院拒绝向他们说明推迟开庭的原因,也没有预告新的开庭时间。我猜想,也许是中国政府内某个稍许明智一点的人,在最后一分钟醒悟到,选择朱鎔基总理访问美国的同一天开庭,多少带有挑衅性。  

  朱鎔基是一个自视过高的人。他感觉到美国政府对他有好感,因而他估计很可能在首次访美中大有收获。可悲的是,美国公众并没有对朱鎔基的到访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克林顿顾忌到美国国内批评中国的强烈声音,也不敢匆忙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结果是,朱鎔基长达一周的访美实际上无功而返。这使这个盲目自信的71岁的老人羞怒,也使他的政府恼火。于是中共政权决心从反面来打“人权牌”。  

  朱鎔基回国几天后,1999年4月26日早上,牢房的铁门突然打开了,警察通知我马上去法庭。 

   我淡然地走出牢门,警察叫住了我。他们十分仔细地搜查了我的全身,并特地问我有没有携带纸或笔。我回答说:你们从来没有给过我纸和笔。我的口袋里有两片准备上午吃的药,他们告诉我不能带任何东西去法庭,所以药必须放回牢房。  

  在宽阔而幽深的监狱楼道的尽头,站着两位陌生的法院的警察。令人奇怪的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也站在那里。法院的警察向看守所的所长请示说:我们现在把他带走?所长表示同意。看来,警方要确保毫无差错地将我押离看守所。  

  按照惯例,每次开庭的囚车上通常要坐几个犯人,他们将在不同的审判厅受审。但是我的囚车却空空荡荡。我一个人坐在宽大的囚车后部,几个警察坐在囚车前部,中间隔着一道镶着铁栏杆的玻璃。警笛刺耳地鸣叫起来,囚车在北京的公路上疾驰。 

   四月的北京正是最美好的春天。透过囚车的窗户,我看到了道路两边的碧草、绿树和鲜花,它们仿佛在向我展示生活的风韵。但是我知道,我将为争取政治自由付出美好生活的代价:碧草、绿树、鲜花对我将是奢侈的。  

  正当我在囚车内一个人默默地欣赏北京的春色时,一件怪异的事故发生了。半路上突然有一辆只坐着一个司机的轿车,紧追在我们的囚车的后面。这不合常理。中国的司机总是害怕警察的,中国的民用车辆总是躲避警车的,因为中国警察的权力太大,中国警察对公众太专横。但是这辆轿车似乎钟情于囚车,紧追不放,两辆车的距离大约只有两米。我预感到可能会发生事故。果然,囚车突然减速,它的“追求者”—轿车的车头沉重地撞在囚车的车尾。我因为戴着手铐,无法在剧烈的震动中及时地支撑住身体,摔倒在囚车的铁板制成的地上。我难以理解这种事故怎么可能发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一辆民用轿车愿意主动贴近呼啸而过的押解着犯人的囚车。也许,一场交通事故,有助于打乱我在开庭前的冷静的心态?或者有助于抑制我在开庭时可能采取的强硬态度? 

   我的开庭地点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给我确定了一个最小的审判厅,大约只有25平方米。事后我听说,不只一个西方国家驻北京的记者希望旁听我的庭审,但是他们得不到批准。事后我也听说,不只一个朋友希望旁听我的庭审,他们同样得不到批准。法院只允许我的一名家属旁听。我的妹妹坐在小小的审判厅的最后一排椅子上。在她的旁边仅有四名旁听者。但是,这几个旁听者显然不是来自外界的普通公民,他们明显地具有特殊身份,因为他们相互会心地交换眼色,有的人甚至用熟识的口吻同法院的警察悄悄打招呼。这种“公开审判”完全是虚伪的形式,更确切地说,是一场事先编导好的闹剧。  

  当审判长装模作样地宣布开庭后,我首先对庭审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我指出,安全机关在秘密抓捕我的时候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实际上是政治绑架;公安机关事后制作的“拘留证”和“逮捕证”都没有我的涉嫌罪名;所以对我的关押始终都是非法的,因此今天的庭审没有合法依据。 

   充当公诉人的检察官声称我的态度恶劣,建议法庭对我从重判刑。  

  紧接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法庭辩论。律师为我进行了全面的无罪辩护。我则逐条反驳了警方、检察机关和法院对我的诬陷。  

 中国庭审的最后一个程序是犯人进行自我陈述。这是犯人表达对庭审的意见的最后机会。当4月5日我接到4月6日开庭的通知时,我估计法庭不会允许我当庭陈述本案的政治真相。在4月6日中国政府未加说明地推迟开庭后,我预感到整个庭审将禁止我披露本案的任何政治原因。所以,我在4月6日向牢房内的“囚犯领导”借了一支劣质的圆珠笔和几张粗糙的纸(他是经狱方同意唯一可以保留少量的纸和笔的犯人),写了一份书面的最后自我陈述。我在这份陈述中直率地批评了中共政权继续压制民主的错误做法,并具体说明了本案的政治背景。我的打算是:如果法庭强行禁止我当庭作口头的最后自我陈述,我至少可以留下一份书面的最后自我陈述。但是,我的牢房内有一个辛勤工作的电子监视器,而且狱方还安排了几个靠拢政府的犯人随时向警察悄悄报告我的一举一动。所以,当我写好最后自我陈述后,狱方及时将它收缴了。因此,当庭审的最后一个程序到来时,我首先向法官和检察官抗议狱方非法没收我的书面最后自我陈述。他们对我的抗议默不做声。接着,我开始进行口头的最后自我陈述。我刚刚讲了大约两分钟的话,仅仅说到秘密警察1998年7月23日对我进行政治绑架,法官就立即禁止我继续讲话,并宣布庭审结束。我对这种剥夺最后自我陈述权利的违法行为再次提出抗议。最终法庭作出让步:同意我返回牢房后重新写一份书面的最后自我陈述。  

  离开法院后,我的单独乘坐的囚车前面,又多了一辆开道的警车。也许有关方面是要向我展现更多的共产党专政的威力,因为我在法庭上的表现太恶劣了。  

  走进熟悉的牢房,回到水泥台上指定的位置,突然铁门又打开了。这个看守所的所长站在门外。在大多数犯人的眼中,看守所所长在某种意义上是权力无边的“国王”,他从来没有亲自到牢房找过犯人。其实,这个所长的言谈举止是含蓄的,在含蓄中透露出丰富的经验。他客气地把我带进了一间办公室,这时另一位负责警官已经在房内,一位狱警坐在摆好纸和笔的写字台前准备记录。  

  那位所长首先故作和善地询问我,对关押期间的生活条件有什么意见。我对他说: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低于正常人的最低生存水准,我希望改善全体犯人的生活。对此他没有明确表态,而是把谈话转向了主题。他问我对案件的结果有什么预期。我告诉他:我是无罪的,律师也为我进行了无罪辩护,但是中国政府出于政治原因要对我进行刑事处罚。他不失时机地追问:你估计可能会判多长的刑期?我心里明白,这句问话是今天谈话的关键。有关方面想揣测我对判刑的心理承受限度。我再次强调:我是无罪的,所以我并不关心中国政府要对我判多长的刑。他也再次和善地强调:我们可以不谈有罪还是无罪,我只是想知道,你对刑期的长短有什么样的估计?我完全清楚,他是受上级的指示向我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我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而应该明确表示我并不害怕判刑,无论刑期长短。明确表态或许有助于打消有关方面再次同我做政治交易的念头。于是我平静地对这位看守所所长说:有关方面可能会判我十年刑。这位所长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的脸。然后,他又亲自把我送回了牢房。  

  牢房的水泥墙壁出奇地高大,铁窗又出奇地狭小,因而室内出奇地阴冷。5月的北京已经开始变热,时髦的女孩子往往尝试穿起薄裙。但是很多犯人仍然穿着冬天的破烂的衣裳,他们还感受不到初夏的来临。  

  1999年4月26日第一次庭审之后不久,我得到一个信息:美国政府就这次开庭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异议。但是我想,中国政府还会继续打这张“人权牌”。 

  1999年5月9日上午,狱方突然要求全体犯人集体收看电视新闻。这是极其罕见的安排。因为这个警戒森严的看守所通常禁止犯人收看电视新闻,大概是为了防止这些重刑犯和死刑犯了解更多的外部信息,从而更顽固地对抗政府。所以犯人们对在一个普通的5月的上午收看电视新闻颇感惊奇,大家猜测一定是发生了重大事件。一个喜欢开玩笑的犯人悄悄地说:是不是中国发生政变了?另一个大胆的犯人则回敬道:如果真的发生了政变,狱警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冲锋枪把我们全部打死! 

   这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官方播音员愤怒的表情和愤怒的声音。他正在一丝不苟地宣读中国政府的措辞严厉的声明:美军飞机在昨天(1999年5月8日)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了三名中国官方记者死亡。  

  中国政府关于美军飞机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的认定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因为此时的克林顿政府是1949年以来对中共政权最友好、最软弱的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没有任何必要用硬梆梆的炸弹去向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进一步表达温情。 

   那时正是科索沃战争的高峰。从1999年3月24日起,北约(NATO)开始大规模轰炸南斯拉夫境内的目标,以便迫使米洛舍维奇政权停止镇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的自治运动。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政权是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中保留了最多的共产主义专制余毒的政权,也是最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权。但是中共政权一直是米洛舍维奇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共政权支持被现代文明唾弃的米洛舍维奇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力图在欧洲保留最后一块准共产主义的领地,以便在西方的后院制造一点麻烦。这是中共抗衡西方的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更可能的情况是,美军飞机由于技术性的错误,误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意外事件,但是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妥善处理。然而中共政权更想利用这个意外事故达到其它目标。这些目标包括:

  1. 进一步声援米洛舍维奇政权,试图阻挠北约在科索沃和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  

2. 防止北约或西方援引科索沃战争的先例,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独裁政权或流氓国家进行军事打击和政治干预; 

 3. 由于朱鎔基首次访美极其不成功,中国政府试图迫使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作出更大的让步,特别是希望美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妥协。   

 中共政权虽然不是文明外交的高手,但是堪称阴谋外交的高手。  

  当犯人们看完电视新闻后,狱方立即要求犯人就“美军飞机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进行集体讨论。在牢房的讨论会上,一些熟知中共的“政治学习”技巧的犯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语言声讨“美军的暴行”。我则明确表示:我对中国政府关于美军飞机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的说法有怀疑。  

  “讨论会”后,狱方又找我单独谈话,询问我对美军轰炸中国大使馆的看法。我对狱方说:中国政府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美军飞机蓄意轰炸中国使馆的证据,所以我对此事存有疑问。狱方并没有直接反驳我,因为他们找我谈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上级汇报我对这一突发事件的看法。  

  当然,我十分清醒:中共政权利用这个突发事件做文章,将对我的案件的处理十分不利。  

  第二天(1999年5月10日),两名法院工作人员到看守所向我宣布:法院决定对我的案件延期审理。  

  按照中国法律,延期审理通常是一个月。看来,中国政府想等待美国政府在中国使馆被炸事件后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就在1999年5月10日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鉴于美军飞机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方决定:

    1. 停止中美防务和国际安全磋商;

    2. 停止中美军方高层交往;

    3. 中止中美人权对话。

      很明显,中方处理使馆被炸事件的首要的意图,是借机阻止美方对中国迅速增长的军事力量的关注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把人权对话同使馆被炸生拉硬扯在一起完全荒谬,这实际上还是把人权问题当成“牌”。 

   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的工作效率极其低下,但是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效率却如此之高。  

  我的案件再次陷入了出“牌”前的沉寂。上一次的沉寂(推迟开庭)发生在仅仅一个月前。犯人们又一次猜测我将不会被判刑。我没有做这种乐观的估计。因为我明智地相信,专横而无能的中共政权不会允许一个拒绝政治交易、未来有可能成为政治竞争对手的“网中之鱼”重新回到大海。   

 “6•4事件”10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了。我始终认为中共政权对和平示威者的屠杀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特别令人反感的是,“6•4事件”十年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仍旧处在灰暗之中。虽然我现在困居监狱,但是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讲,我都应该对“6•4事件”作出一个纪念性和抗议性的正面表示。   

 于是,1999年5月25日,我约见了狱方人员,告知:为了纪念“6•4事件”10周年并抗议中国政府继续镇压民主分子,我准备在今年6月4日进行绝食。为什么我要事先将绝食的打算告诉狱方?因为我一向主张,民主政治是公开和透明的,没有必要把绝食行动当成对监狱的突然袭击。  

  狱方没有对我的绝食计划立即表态,只是说“向上级报告”。   

 几天之后,狱方约见我,希望我放弃绝食的打算。狱方表示:如果我对自己的案件或者生活条件有意见,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向领导机关提出,狱方将及时转达我的意见。   

 我答复说:我的有关意见已经多次向有关机构表达过。我准备在6月4日绝食,并不是要提出某项具体意见,而是为了纪念“6•4事件”10周年并反对当局继续压制持不同政见者。  

  6月4日的前一天,狱方再次约见我,询问我的身体条件能否承受绝食,并且提出:如果我认为健康状况难以承受绝食,监狱可以事先准备一些急救的设备和药品。我礼貌地向狱方表示:我能够经受绝食。  

  6月4日的早饭我没有吃。将近中午的时候,看守所的一位副所长、医务室主任和一位狱医共同约见了我。那位医务室主任对我说:我们是医生,不懂政治。你有自己的政治信念,我们不干预。我们只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希望你为了身体健康而停止绝食。如果你想通过绝食表达你的政治立场,你已经做到了,因为你早上并没有吃饭。我们希望你从中午开始吃饭。  

  我平静地告诉他们:6月4日这一天还没有过去,所以我还不准备结束绝食。  

  其实,狱医都是现役警察,他的讲话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且是在履行上级交办的劝说我停止绝食的政治任务。  

  纪念“6•4事件”10周年的抗议性24小时绝食顺利地完成了。虽然狱方没有强行禁止我绝食,但是我知道,我的这种顽固地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立场肯定进一步刺激了领导层的政治神经。   

 在延期审理的一个月中,我得到了方向不同的信息。一类信息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批准对我严惩,朋友们希望我做好判重刑的精神准备。另一类信息是,虽然中方单方面中止人权对话使美方失去了正常的人权外交渠道,但是美国政府仍然在为妥善解决我的案件进行着努力。我的判断是:对我的案件的最终处理将是中美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   

 1999年6月10日,即法定的延期审理的最后一天,牢房的铁门又一次打开了:狱警通知我去法庭。  

  那天的情形同4月26日第一次开庭相比,显得更为异样。   

 押送我的囚车不是按惯例停在看守所的第二道大门之外,而是停在最后的第三道大门之内,直接停在了关押我的灰白色水泥楼房的门口。囚车上仍然只有我一个犯人,当然,前排坐着几个警察。当囚车开出看守所的第二道大门时,我发现我的“车队”竟然包括了五辆车!囚车的前面有两辆警车,囚车的后面还有两辆警车。在最后一辆警车上,坐着看守所的一位副所长。这种安排更是不符合开庭的惯例,因为看守所从来不需要派人去法庭,而是由法院的警察押送犯人去开庭。甚至囚车前排的一位法院的警察也不解地问身旁的负责人:为什么看守所要派副所长跟车押送?  

  这五辆车鸣着警笛、闪着警灯,排着队驶上了北京的环城公路。我在车上注意到,在每一个途径的路口,都增添了更多的警察,较大的路口还停着警车。在每一个途径的路口,红灯都阻止了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警察们则严肃地监督着车辆和行人不要逾越红灯前的停车线。被迫止步的行人好奇地观望着我们的这支“特殊车队”,他们也许在猜测,是哪一个要犯正在被押赴神秘的刑场!我知道中国的警察很多,但是我没有想到中国的警察如此之多,为了押送一个毫无暴力倾向的政治犯而兴师动众。很难想像有权作出这种警戒安排的高层机构是出于何种考虑。难道是出于谨慎,防备我途中脱逃?或者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极权制度的“规格”?  

  第二次庭审的情景比第一次庭审更可笑。它仅仅进行了二十分钟。检察院和法院草草宣读了几份办案材料后,既没有给我时间作辩解,也没有给律师时间作辩护,而是匆匆宣布休庭,等候宣判。  

  几十分钟之后重新开庭。审判长煞有介事地宣布了事先准备好的判决。如同我所预料的,这次判决好像是外交妥协的产物。中国政府放弃了先前指控我的两项罪名中的一项,以另一项罪名对我判刑四年。   

 审判长刚刚读完判决书,我立即表示:这是非法判决,我提出抗议!   

 毫无疑问,没有美国和欧盟的努力,我的刑期很可能要比四年长得多。中国政府之所以先前提出了两项指控,就是做了讨价还价的准备。必要的时候,它可以放弃一项指控。当然,如果国际压力不足,它就会坚持两项指控。   

 对我宣判之后不久,大约在1999年6月下旬,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向中方递交了一份照会,就我的案件提出了三条要求:  

1.无条件释放;  

2.允许出国治病;  

3.改善关押条件。  

  中方没有答复美方的要求,因为中方不认为有必要在人权问题上作出太多的让步。  

  根据中国的法律,第一审判决之后,犯人可以在十天之内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在中国,可能99%的上诉是被驳回的。就政治犯的上诉而言,其成功率大概是零。但是,我不能放弃上诉的法定权利。因为如果我不上诉,等于承认了对我的非法判决。所以,虽然上诉的前景毫无光明,我仍然在法定时间内提交了上诉书,全面批驳了中国政府对我的政治迫害和诬陷。  

  六月下旬的一天,受理我的上诉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位工作人员到看守所同我谈话,其中一人就是不久以后第二审的审判长。这位日后的审判长离开司法问题,提出如果我愿意,可以向领导机关写书面报告,谈谈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无论我向哪一个领导机关写报告,法院都会及时转递。  

  我作为一个过去的政府官员,熟悉共产党的政治语言。这位审判长实际上是暗示我,可以向高级领导层写认错材料。如果我能够递交认错材料,中国政府或许可以对我的判刑作出某种调整。我完全明白,这是一种更为含蓄的政治交易。 

   我告诉这位审判长:我不想通过法院向有关机关送交任何材料。中国政府以政治原因秘密关押我,现在又诬陷我“非法经营”,这两者都是不可接受的。我只接受无条件恢复人身自由。 

   审判长只是谨慎地表示将把我的看法“向上级报告”。 

   七月的一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我的上诉。但是这次审理不是公开审判,而是秘密审判:不允许律师出席,不允许家属旁听,当然也没有其他旁听者。中国政府不敢公开审理我的上诉,再次表明了他们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心虚。  

  我在法庭上首先对秘密审判提出了质疑。三位法官回避我的质疑,只是重复一审法庭对我的诬陷。我要求二审法庭出示我的“犯罪”证据,但是这三位法官同一审法官一样,也提不出任何证据。我告诉他们:你们对我的指控,我在一审期间已经作了全面反驳,律师也作了无罪辩护,所以二审的内容毫无新意,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法律形式。  

  这个无意义的、空洞的二审形式还需要一个预先设计好的结局。1999年7月2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我进行了二审宣判:维持一审原判。  

  审判长装腔作势地念完二审裁定书后,我马上说道:我不接受任何出于错误的政治目的而非法实行的刑事处罚。我并且要求法庭的书记员将我的这句最后的表态写进庭审记录。直到亲眼看到书记员将这句话记录在案,我才同意离开法庭。  

  一审宣判的当天和二审宣判的当天,狱方都立即找我谈话,询问我对判决结果的想法。当然,这不仅是看守所的兴趣所在,更是它的上级的兴趣所在。有关机构可能想知道,判刑是否令我情绪激动,或者心情沮丧,抑或回心转意?我告诉狱方:判决的结果是我意料中的,我很平静,但是我绝不承认判决的合法性。   

 这场审判闹剧不仅在政治上漏洞百出,而且在技术上漏洞百出。检察院对我的起诉书的编号,竟然同一个儿子杀死父亲的案件的编号雷同,这使检察院事后不得不修改了我的起诉书的编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一审判决书,应该交给我副本,正本必须保存在法院,而是它却将正本交给了我,于是第二天法院不得已又用副本来向我更换正本。这些前所未有的技术性的差错,从一个侧面表明审判我的主角,并不是检察院和法院,而是中共政权的政治机关和安全机关。政治机关和安全机关在幕后指挥司法机关对我进行审判,傀儡式的司法机关就难免不发生技术性的混乱。 

   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的宣布时间看来也是精心安排的。  

  宣布一审判决的日子是1999年6月10日。正是在这一天,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北约地面部队进入科索沃,并责成南斯拉夫军队和警察撤出科索沃。这标志着西方在科索沃战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中国对安理会的这个决议投了弃权票。人们可以想像中国政府是如何厌恶这个决议,但是它不敢行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因为中国政府在本质上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正如极权在本质上害怕自由。选择这个日子宣布对我的判决,一是可以曲折地表达中国政府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的不满,二是可以防止西方媒体更多地关注我的判决。   

 宣布二审“维持原判”的第二天,即1999年7月22日,中国政府公开取缔“法轮功”。选择此前一天对我进行二审裁定,一是可以将政治性的民主反对派同非政治性的民间信仰运动“无意中联系起来”,二是可以用“法轮功”分散西方对中国民主反对派的关心。  

  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粗糙的政权,行事往往马虎。但是它也有精细和认真之处。这种精细和认真主要体现在敏锐的政治问题和敏感的外交问题上。  

  按照中国的法律,二审裁定就是终审判决。从1998年7月23日被秘密拘捕到1999年7月21日二审裁定,拖延了差不多一年。 

   我心里十分清楚,由于我拒绝了安全机关的政治交易,拒绝了公安机关的政治交易,拒绝了检察院的政治交易,拒绝了法院的政治交易,高级领导层对我政治上的顽固无疑极其不满。虽然由于美国和欧盟的努力,中国政府最后不得不对我轻判,但是它会在今后的三年中千方百计迫使我改变政治立场。因为四年的刑期对中国政府来说太短了,我很可能在四年之后“死灰复燃”。  

  我需要做好应付更恶劣的挑战的准备。  

  1999年7月28日上午,看守所的一位负责人对我宣布:奉上级指示,今天把你转到另一个监狱。我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 

   我走上囚车,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熟悉的、宽阔的、戒备森严的大院子。此时已经是北京的盛夏,灼热的阳光照射在灰色的水泥地面上,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我猜想,下一段的监狱生活可能比酷夏还要严酷。那位看守所的负责人带着几名警察坐在囚车的前排。这时我听到他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唉,政治犯,政治犯……”,他一边轻声说着,一边仿佛惋惜地轻轻摇头。他也许真的不理解: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人拼命追逐权位、金钱和女人时,中国还有人情愿做“政治犯”?  

  囚车启动了。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Modified on 2004/2/12)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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