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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夫:中国农民维权的悲哀
(博讯2005年2月20日)
      作者:耕夫
    
     几番周折,笔者终于拿到了本文主人公---那位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法律尊严而不屈不挠地上访的农民托人不远千里从家中带来的一小叠涉案材料。随材料一起,有他写给笔者的一封信。看完信,笔者的心情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沉重,不仅是因为他理直气壮却又屡诉屡败的结局,还因为笔者对自己这一举动能否有出乎意料的结果表示深深的忧虑。他在信中说:“此案历经四审,除初审外,均未按法律程序办案,我真是百口莫辩!今年向省高院申诉,高院又不予立案。此外,我曾向武汉市人大,市政法委,省政法委反映情况,除了市政法委批复‘时效问题值得研究’,‘将此案认真阅处’之外,其余俱石沉大海!” (博讯 boxun.com)

    
      接受笔者的“帮助”,或许是他找回法律尊严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是挽救他对法律信任的最后一道防线。从他提出起诉的1998年秋天算起,迄今为止,这场官司已历时6年有余。可能6年的记录在当今社会不是最长的,但在农民群体中,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并自始至终以理性的方式进行维权的却并不多见。这也是笔者为之感动的理由之一。但愿笔者的这一举动换来的不仅仅是善良人们的同情和安慰,更有法律尊严的回归!
    
      笔者曾去过一趟他的家。对于他家的印象,笔者仍然记忆犹新。
    
      在他的家门前,笔者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木制的窗户上悬挂着残破的玻璃。墙壁大概是很久以前用石灰混凝土粉刷的,不少地方都已经大面积剥落。靠西南方向的墙体,在雨水的侵蚀下,早已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房屋的东面堆满了窑制的红砖,砖堆的上面已经开始风化破碎,并生长着密密麻麻的狗尾草。据说,这是他儿子准备盖房子买的,因为这些年在外卖苦力,经常拿不到工资,所以计划便搁浅了。主人的卧室设在二楼靠近厨房的位置。里面非常的简陋,红红的砖块夹杂着肿瘤似的三合土裸露出来。晴好的天气里,从屋内很容易透过墙的缝隙看到屋外的阳光。卧室的前半部分,堆放的是参差的木料。墙边的书架是用破旧的衣柜改装而成的,摆放的书籍大约有几百本之多,有的还是线装宣纸质的。一个功率不算大的白炽灯炮在电线的牵引下,凭借床头竹竿的支撑吊挂在床栏边。这是主人为了方便夜里看书所作的布置。床是用木头和竹片凑合而成的,垫被子的下面还覆盖着金黄的用以保暖的稻草。
    
      他已经60岁过了,但看上去比同龄的老人似乎苍老了很多:花白的头发,只剩下极少的黑色;被太阳光照得发黑的面颊布满了岁月的留痕;高耸的鼻梁竖在瘦削的脸上,显得有些突兀;嘴边的法令在他笑时露出深深的皱沟;当然,最令人感到特别的地方还得算他那差不多90度的驮背,这是农民的显著特征,也是辛勤劳动的杰作。
    
      6年时间,他于金钱上的付出对于那些日日美酒,夜夜笙歌的人看来或许并不巨大,但对于一个仅以农业收入为经济来源的人来说,代价是惨重的。他不具备请律师事的经济条件,他第一次的起诉费还是卖了耕牛才凑齐的;他没有太多的钱买法律书,只得住在卖苦力的儿子那里,徒步到省图书馆,连续半个月废寝忘食地参阅了几乎所有与本案相关的法律;他没有西装革履的外表,却不屑于都市人轻蔑的目光;他不是伟人,却能对一些人的冷嘲热讽一笑置之;他无法享受城市里的灯红酒绿,却愿意在黄土地上耕耘有限的憧憬;不论是骄阳似火的夏日,还是寒飙刺骨的严冬,他都毅然决然地走着,不知疲倦地奔波于都市与乡村之间......
    
      在此,笔者要特别感谢《博讯新闻网》给予我在这个充满良知和正义的平台上一个替弱势和不幸者说话的机会,同时,这也是对笔者自己那颗怜悯伤痛的心莫大的抚慰。我同本文的主人公谨向你以及海内外所有善良的朋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万壑挡道,更见儿女忠心”!1998年的特大洪水至今还令很多人记忆犹新,英雄们的悲壮事迹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行渐远。然而,也正是因为那场洪水,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开始了法律路途上的艰难跋涉!
    
      这位农民叫刘兆赵,今年61岁,家住湖北鄂州农村。
    
      刘兆赵的养父刘福林,系解放前原国营招商局武昌轮的船长兼驾驶。1953年,48岁的刘福林不幸以身殉职,刘兆赵当年才9岁。
    
      后事由刘兆赵及其养母晏氏一手操办,刘福林之妾李长英(即后面所提到的被告人之一)和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刘志平(即李长英的委托代理人和被告之一)均未参加。刘福林生前所留下的唯一财产是坐落于武汉市汉阳晴川天符街的两间两层砖木结构楼。因为是以身殉职,英年早逝,所以刘福林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遗产如何分配的遗嘱。1998年夏,长江迎来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出于维护武汉城市安全的考虑,有关部门决定将该房在内的多间房屋作为防汛通道拆除。李长英及其子刘志平在未与刘兆赵进行任何商榷的情况下,就与主管部门私下签定了房屋拆迁协议书,并全额领走拆迁补偿费用于购置新房。直到是年长江水落,农事稍减的初秋,刘兆赵到汉阳去看望李长英(平时称她为“小妈”)时,发现已人去楼无,才得知此事。通过在武汉卖苦力的儿子,刘兆赵打听到了李长英的新址。本来是与他称兄道第的刘志平,在一起喝酒时看到他谈及房产的事情,便一反常态,竞出乎意料地叫来他在装饰公司当老板的儿子,要将刘兆赵哄出去。无奈,协商不成,只有诉诸法律。
    
      1998年10月,刘兆赵的一纸诉状递到了汉阳区人民法院。这之后,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但下发判决书却推迟到了次年的6月24日(《民事判决书》1998年阳民初字第743号),结果是刘兆赵败诉。刘兆赵虽说请不起律师,采取自诉的方式打官司,但对相关的法律依据,却是掌握得十分充分!
    
      初审判决书上称其判决结果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该法律条文的原文:“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事实上,刘兆赵“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只能是1998年得知该房屋被拆迁以后。即使在这之前的1986年6月22日,被告人李长英曾以产权人的名义,将该房屋赠与过刘志平。第一,他们的这种行为不会告诉刘兆赵,所以他也不可能知晓。第二,这种“赠与”在法律上讲,其实是一种无效的“赠与”行为。
    
      1987年全国城市房屋产权登记办法中明文规定:“全国城镇房屋产权登记,核发统一的房屋所有权证,只是一种权利保存登记,而不是产权的确认。产权证是确认产权的主要依据,当产权证与客观事实相违背时,应实事求是地认定产权归属。”
    
      1987年4月21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发的《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办法》第15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虚报瞒报房屋所有权情况,不得侵犯他人房屋所有权,违者依法追究其责任。”
    
      1984年8月30日通过的,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55条规定:“部分共有人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应宣布买卖关系无效。因买卖关系无效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有过错的一方应负责赔偿。”
    
      综上可见,李长英对其子的赠与行为,实际是一种不被法律认可的无效行为。初审判决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刘福林去世已达45年,晏氏去世已达32年,原告才提起诉讼主张继承权权利,且无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事实,故根据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规定的诉讼时效,对原告之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不难看出,主管此案的法官是以原告刘兆赵之养父母去世时间过长而判定其已超过诉讼时效的。
    
      《继承法》第2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事实上,在1998年该房屋被拆迁以前,原告刘赵从来没有作出过放弃继承的表示,虽然其养父母均去世了很久,但不能因此而说明他已放弃了继承。原告之所以在1998年该房屋被拆迁之前未向被告人提出分割房产的要求,涉及到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该房屋为两间两层的砖木结构,进行实物分割,可能会有损遗产的效用。《继承法》第29条规定:“遗产的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显然,对于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职业的原告来说,共同共有是处理该房产的最合理方式。其次,自被继承人刘福林去世以后,考虑到被告李长英的处境一直都比较艰难(其子刘志平曾在文革期间因政治问题被判有期徒刑10年,当时,家里只剩下李长英和刘志平的幼子孤孙寡母两个人相依为命,这其间,被告人李长英曾将此房屋的第二层出租达三十年之久以维持生计),出于同情,原告刘兆赵没有向她要过一分钱(她也无力进行“折价补偿”),所以该房屋也只能作为共有房产来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37条:“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之(四)-- 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的;之(五)-- 权属有争议的。”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
    
      综上所述,对被告人的实质性侵权时间只能界定为其与有关部门签定该房屋拆迁协议并领走拆迁补偿费的1998年防汛期间。所以依法计算,原告刘兆赵从得知房屋被被告人私自处理到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实际上只有几个月不到的时间,敢问,他何以丧失时效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10月17日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处理”的批复精神,该案作为析产案处理才最为合理。最高院1989年民字第46号中,也有对河北省高院关于诉争房产,而又未分家析产的,应按先析产后继承的原则处理的指示。
    
      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刘兆赵不服,遂于1999年6月底上诉到了武汉中级人民法院。 1999年11月23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了终审裁定,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除了对一些基本事实与一审有相同的认定之外,判上诉人刘兆赵败诉的法律依据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初审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分别是,原告在被继承人去世多年才提出继承主张和《民法通则》第137条,而终审判决的依据是“被上诉人李长英已于《民法通则》实施前将该房屋赠与了被上诉人刘志平”,其行为虽然侵害了上诉人刘兆赵的民事权利,但无论“被害人刘兆赵知道与否”,都“应从《民法通则》实施之日(即1987年1月1日)算起”。对于终审判决的正确与否,我们且按下不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1987年5月22日最高法院对《民法通则》的时效的批复中的三款(全文):
    
      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民法通则》实施前发生的民事案件,无论是已经受理尚未审结,还是今后受审的,凡《民法通则》实施前法律政策已有规定的则适用原来的法律政策,《民法通则》实施前法律政策没有规定的,则可参照《民法通则》的规定;
    
      第二款:《民法通则》实施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当事人提出申诉,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仍应依照原来的法律政策处理,对于上述诉讼时效期间,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
    
      第三款:《民法通则》实施前,民事权利被侵害尚未处理的,无论被害人知道与否,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分别为《民法通则》的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或136条的一年。
    
      显然,终审判决的法律依据只有上述第三款的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和前二款均被视而不见。这或许不能怪法官,因为被告代理人黄汉生律师在终审的应诉答辩状中的也只是用了该批复全文中第三款的前半截,后半部分被无情地阉割而断章取义。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终审将被告人李长英遗赠他人的无效法律行为认定为有效,我们再看一看《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最高法院针对该条的司法解释有四种:
    
      1。民事行为自始就不发生效力;
    
      2。民事行为当然不发生效力,既不论当事人是否已经知道无效的情况,不论当事人是否提出主张,也不论经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确认,该民事行为都是当然无效的;
    
      3。民事行为的无效,以后的任何事实都不能使之变成有效;
    
      4。民事行为完全无效,既完全不被法律所承认。
    
      综上所述,这样的判决结果怎么能让上诉人接受呢?
    
      刘兆赵对终审判决仍旧不服,于是,又于1999年12月初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向武汉市人民检查院提出了抗诉。不料,抗诉又被否决。
    
      该通知书下发时间是2000年12月14日,该审查结果虽然仍令刘兆赵大失所望,但历时一年多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2002年12月底,刘兆赵再次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同样,直到2001年12月4日,才下发了《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
    
      该通知书对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法律适用性以及判决结果没有丝毫的异议,即使在事实上,刘兆赵又拿出过有力且适用的法律依据。
    
      自2002年开始,尽管刘兆赵又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过无数次的维权努力,但与他携手同行的仍是失败。今年,他又不顾家人的反对以及村民的劝止,毅然决然地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此案提出申诉,没想到,省高院既不予立案,又不能给出拒绝立案的理由。所有的这一切,只能令一个年逾花甲的农民欲哭无泪。笔者根据刘兆赵所提供的真实材料(包括充分的法理依据)和事实,怀着对他由衷的怜悯和一丝对现实的悲愤写下了这篇报道,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国”和日益重视“三农问题”的今天,期待社会的广泛关注,更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此案能有一个理想的结局!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并抚慰笔者和刘兆赵那两颗同样流泪泣血的心!最后,以刘兆赵写给笔者的信中末尾的几句话结束本文:
    
         国有清楚法,庭少明白官。
         上访路漫漫,何日见青天?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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