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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收容的九天九夜——有没有媒体敢于直面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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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6月15日消息】    收容更多文章请看收容专栏

2003年2月17日早晨,洗发后,用梳子精心梳了一个三七开,穿上我唯一的一套西装,然后灌下一大杯茶水。看了一下时间,8:05分。拿起文件包就出门了。

   要去应聘的公司在安贞桥附近,坐358路车到。在那家公司等候和面谈,大概用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他们约我下午再去一次。 (博讯boxun.com)

   从那家公司出来,刚走出三十米左右,两个警察拦住我,问我,身份证带了没有?我递给他们。他们收起来,接着问暂住证呢。我说没有带在身上。

   他们带我上警车。我急着向他们解释,说我来北京三年了,一直都有正当职业。今天来面试,公司就在这里。不信我带你们去问一下吧。他们不理我。其中一个说:“你有暂住证没带身上,就等于没有,就算你有身份、暂住证,那你有健康证、就业证吗?没有!同样属于非法居住。”我无言了。

   警车把我押送到一个四合院中。一进去,立马就把门关上了。院中站着一些外来劳工,前后都有人看守。我觉得奇怪,我们又不是罪犯,干吗这样啊?

   天阴冷阴冷的。我们从早上10点半站到下午两点,不允许打电话,也不让我们吃东西。我感到害怕起来,我已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厕所需事先请示,得到许可才能去。

   下午二点多钟,审讯开始。我被叫到一间办公室。一个警察问:“读过书吗?”当时我没有听清楚,说:“对不起,我没有听明白你说什么?”他重复两遍,我回答:读过。然后问是什么学历,哪一年来北京的。我一一作了回答。

   这时坐对面一的一个警牌号为021***的警察对他说,“我来办!” 然后问:“你做什么工作?”答:“去年我在某某公司工作,现在正准备重新找一个。”

   他大声训斥:“既使你找到工作了,也只是一个合同工!” 我看着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接着问,“你租住的房子门外有一块铁牌吗?” 我想了想,实在想不起来,然后诚实的回答道:“我记不清楚,因为我刚搬的家。”

   他说:“没有那个铁牌说明出租房子是未经许可证,就是非法的,你就是无固定住所。”我回答我不知道房东是否办了,也可能办了。

   这时从里间走出来一个警察,高175cm左右,眼皮有点下塌,他对我大声喝叱:“把手拿出来,站好!”

   021***警察对我说,你站一边去。我退了两步站着。

   他填写完一表格。过了一会,他命令我在表格的末尾签字。我准备拿起来看一下内容,他怒,不允许。在人身完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担心反抗会遭到更严重的后果。他指着他所写的那张纸上的末尾,命我写下我的名字。然后递过一盒鲜红的印墨,再命我按上手指印。

   接着,他又拿出两张空白的纸,命我签字按上手指印。我回答:“还没写,怎么就叫我签字?”他答:“这不是你的事!”然后再次紧逼我签字画押。当时我的大脑真的很乱,犹豫了会,终于签上我的名字按上手印。

   这还不够,他又拿出最先拿张对所谓话记录单,命我在最后写上:“以上全都对。”写完,他舒了口气。

   我再次对他说,:“能让我打个电话吗?”他大声对我说:“按照北京市第某某条、第某某条,你被依法收容遣送了!”他说话时手指着我的胸部。我惊呆了!

   出办公室,我看清楚了一块牌子,才知道这个地方是“和平里派出所治安联防队”。

   站在院中的十一个人都愁容满面,有六个山东人是一起来北京的,一个五六十岁的大爷对我说,他们刚下火车,正准备打电话给老板,就被抓来了。有一个河北的女子是在一家单位做饭,一个是宁夏小伙子,两个江苏人在家就联系好工作的,昨天刚到北京。

   下午3:40分,我们被押进一辆警车送到了昌平收容遣送站。一进大门,办公楼上挂着的标语“以情感人,以德育人…….”格外醒目。刚进的第一个院子,蹲满了被抓来的外地人。

   一下警车,命令我们蹲下,交出所有棍、刀、锤等。山东大爷们搞基建的泥水刀、沙灰尺板等全收了。然后是一个一个排队摄像。再回到院子中蹲着点人数,点完就把我们赶进到另一个大院。

   进去后,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铁牢吗?这是由上下两层平房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四合院。楼层比普通平房要高的多,大概有四到五米。全都用很粗的钢铁和一道一道铁门封着走廊,漆着深绿色,显的阴森恐怖。

   整个院子分为东一区、东二区,北一区、北二区、北三区;西一区、西二区。后来得知南一区、南二区,是关押最近要遣送的人员。

   进了大门先叫我们看挂在墙上的《被收容人员行为规范》。第七条是:被收容人员应接受所安排的劳动。第八条:应当主动坦白自己违法犯罪问题,揭发他人违法犯罪事实。我心一下子冰凉,他们已把我们当作罪犯了!

   然后再次搜身。要求把身上所带的所有东西放在地上,他们认为不允许带的东西统统没收。他们没收了我两支笔、一把我最钟爱的小梳子,还有钥匙绳带。然后他们带着一次性手套从上到下搜遍全身。

   弄完一个,通过一段通道进入下一个环节“换票”。让你把身上的钱掏出来,换成在这里流通的纸票。出门时没有多带钱,身上一共只有五十三元钱。二十元换成票,三十元买了一张只限北京地区使用面值29元的IC卡。我问能打电话吗?答:组织统一安排打。

   之后是用票换东西。一个带着四川口音的中年人坐在下一通道口。我指着问“多少钱一袋速食面?”他所卖的速食面在市场上很少见到。他一把拽过我手中的票,然后撕去十五元的票值,留给我五元的票值。递给我两袋速食面,和一个圆桶饼干。后来知道,我这样是较少的了。其他人三十元、五十元、六十元买的东西竟然都差不多。

   到此时我一整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也许是因为恐惧,也许是太疲劳,我并不感到太饿。与我一起押来的一个小伙子,身上只有六毛钱,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我吃了一半圆桶饼干,另一半给了他。

   过了这一关后,命我们蹲在大院中。一排站起来,小跑到前方地上堆着被子的地方,拿一床被子,再跑到指定的牢房。

   关押是按原籍所经铁路线。我是云南的,被关北二区楼上。当我进去35号牢房时,心里一下子沉下来。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地板上用黄色的油漆画了几十个框,那就是床,就是垫子。几天后明白,实际比这还要糟糕。

   被子经无数人用过,很脏。我不知道还有哪里的黑心棉被比这里更多、更脏、更不人道。

   虽然很累很累,但一直难于入睡。我靠在墙上,大脑很恍惚。心里千百遍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真的失去自由了吗?真的被关在昌平吗?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厕所没有大便坑,只有小便槽。地面上汪着二至三公分的脏水,每次上厕所鞋子都要湿一部份。四十几平米的牢房,关了七十多个人,上厕所的人返回后,落脚的地方都难找,用湿着的脚踩着被子就进来了。整个房间充满了各种臭味。然而十一点钟一过,人们就静下来,一些人就睡了。

   我听着他们的呼噜声。外面的院中还在忙碌,人不断的被送进来,训斥声、骂声不绝于耳。这种场景使我想起昆明大板桥生猪屠宰场。那种深夜忙碌的气氛极为相似,流程也大同小异,只不过我们被遣送,它们被杀了。猪从各个地方收购,关起来,凑够一车后运到昆明。再关押,然后一个一个拉出来杀了。

   早上四点左右,在极度疲劳中,我蒙蒙睡了。正在恍惚中,忽然响起呼叫声来。睁开眼睛,周围的人都提着被子往外面跑,地面上只有我一个人。我起身也向下跑,到楼底,被子扔在指定的地上。

   然后有几个人在叫,“蹲下!蹲下!”蹲下后才发现自己西装上沾满了灰,如同刚从垃圾堆里趴出来。警察来了,看了看大叫:“蹲下,傻逼!”然后再折腾一翻,再点名。又命我们抱着头跑上牢房。过一会再叫下来,点名。早上如此反复三至四次。

   印象较深的是一个牌号为:004***的警察,不断的骂着:“我操你妈!傻逼!”“你给我蹲好!”“傻玩意!”

   我们就这样一天被反复六至七次集合点名,被肆无忌惮的骂着。从被押到警车上时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点完名就立刻又把我们关进大牢。

   2月18日,因为还没有叫到我们,我们在楼上看着。我蹲在牢门口,大院中蹲了一千人左右。一个1.66米左右,壮壮的农民工,不知道什么因原,被两个保安抓着头发,一个保安抓着肩,倒拖着进牢房。大概拖了有十三四米左右。那个农民工,脸上没有表情,只是用双手支着地倒退,以减少痛。一千多蹲在院子中的外地人,一千多双眼睛默默的看着。

   我心里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我们是不是在自己的国家?我控制不住自己,眼泪模糊了双眼。我想起日本人731部队拿中国农民做生物试验。直到今天曾作过试验的日本人,也说中国人是木桩子。他们并不会因此良心感到不安。他们是父母生的吗?

   第二天,看到那个人时,他的脸几乎被打的变形了。他往大门出口走,天真地想出去。这次他们没怎么打他,只是踢了他两脚,训斥他蹲在地上。

   第三次点名后,排队拿吃的。那是一种不知道用何种面做的黄红色块状物。每人两小块,拿在手里。在这里买过碗的,则有一碗白菜汤,用别的饭盒之类,则不给。汤用小推车装着。我没有碗,当然不给(其实给我也喝不下去)。被关在昌平期间,我吃不进去他们发的东西。

   17号,我吃了十几片饼干。18号晚干啃了一代速食面。19号用那张五元的票买了一盒饭。盒饭里的菜是几片土豆片。19号很渴,我用别人扔掉的可乐瓶子在厕所中装上自来水,喝了三瓶。

   2月18、19号晚,四十多平米的牢房关押了一百多人!大多数人只能坐着不能睡,牢房里之挤、空气之差难于想象!18晚只能两个人用一床被子。我和一个云南老乡共用。我睁着眼睛坐了一夜,第二天喉咙就哑了。19号晚上发现自己嘴上起了些泡。

   18号下午,我站在牢门口,忽然看见从楼下一间牢房里带出一个人。那人面首朝下,一动不动,不知是死是活。由四个人各提着他的四肢,向大门口走去。到门口时他们放下那个人歇了一会。那人脸合地,依旧一动不动。

   这样的场景极度震撼,我的心象撕裂了一样。我究竟在哪里啊?!我们是罪犯吗?!

   我的旁边蹲着一个少年,看到这情境后,用双手抱着头埋在双漆中。我拍了拍他的肩安慰道:“不要怕,一切都会过去的。”他抬起头,满脸是泪,哽咽着说:“我出去绝不饶了抓我的人。”我当然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他被吓坏了。

   和他聊天时得知,他叫周松,湖北人,17岁,与爸爸一起被抓。被抓时他和爸爸都有暂住证。他现在不知道爸爸被关在什么地方,已经两天没有爸爸的消息。

   过了一会,楼下牢房又拖出第二个人。那人一脸是血。两个保安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臂膀,连拽带拖。那人双脚背拖着地,全身软软的样子。

   过了十分钟左右,又带出第三个人来。是两个人带着,一个抱着头部,一个人抱着双脚,向大门口走去。

   第二天一个自称知道内幕的狱友说是自杀。第一个人是吞剃须刀片,第二个是用玻璃自杀,第三人就不知是什么原因了。但说法也不可信,因为他并没说出他是如何知道这资讯的。我所能确定的是亲眼看到一个不知是死是活的人和两个受重伤的人抬出去了。

   我被关押的那些天,每天都有被打的,只是轻重不同而已。骂更是他们的口头禅。用词频率最高的词依次是:“蹲下!”“傻逼!”“我操你妈!”

   其实我们几乎没有几次机会和警察说话的。去到警察面前必须蹲下,然后仰着头,象一只哈吧狗一样,和站着的(或坐着)警察说话。

   他们看我们的眼神,我更是一生都忘不了。在他们眼中,好象我们不是人。那种冷漠、无情、鄙视、厌恶的眼神,似乎我们是一群蟑螂。

   人所有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了。他们给我们的所谓人权,就是狗和猪都应有的权利。我认为都还不如。为什么?就是我们是一盘散沙,我们可以任人宰剐!

   从被抓到19日晚,整整三天两夜,所有亲朋好友都不知道我的下落。

   2月19日晚,一个牌号为003***的警察,准许买了IC卡的和家人通电话,每人两分钟。买了卡的只占少部份。大部份人没有卡,他们将继续失踪。只有一部IC卡电话机,人蹲着排队排了十几米。

   轮我时只剩七个人。家里没有人接。其实通了我也不会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帮不了我,只会给爸妈增添担忧和恐惧。打电话是想告诉父母我平安无事。

   牌号003***警察过来,还善意的帮助几个不太会用IC卡的人。他和别的警察有些不同,就是其他的警察没人性,他相对要有人性一些。

   一个小伙子对他说:“我身份证、暂住证、工作证都有还把我抓来,警察真不讲道理啊,我冤啊!”003***问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他说在某某地方。

   我对003***说:“把这么多外地人逼得和你们对立,是很危险的。”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事。”

   这时一个中年人说:“我老婆生病住院,等着我送钱打点滴,在路上就把我抓了。我说你们把我铐上手铐都可以,但请让我把钱送到医院。回来怎么处理都可以。但警察没有人性,一点人性都没有,就把我抓来了。”说着气愤异常。003***警察有些语塞,然后命令道:不要再说了。

   2月20日我被关押在东二区楼上。每一个人都盼着尽快被遣送。每一天都是那么难挨,度日如年。不知道哪天遣送,还要关多久。我担心坚持不了一个月我就要死了。头昏沉沉的,已病了三天了。妈妈知道将会怎样伤心啊!

   河南人河北人走了一波又一波。他们人多。我们云南人只有七个。

   胡仕湘知道我是云南人时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唉呀,我来北京两年喽,第一次遇到老乡。”他虽说和我一个省,但他们昭通话和四川话差不多。他拉我做在一起。

   后来逐步了解他是一个孤儿。在他童年时,父母就死了。从小就和奶奶一起过。四年前奶奶死后,独自来北京。然后跟别人学的手艺,现在搞装潢。他是睡在租住的房子中被抓来的。

   胡仕湘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一双很大的眼睛,但此时眼神极度忧郁。脸上已没有一点血色,极度苍白。常自言自语“哎哟,现在不知该朗个办?”经常一个人蹲坐在一个角落发呆和暗暗流泪。

   我劝他不要太担心了,因为他们最多关我们十五天就必须放,不然违法。一个云南来北京上访被抓进来的大爷说,不一定,有些被关几个月的都有。

   他说他在昌平就被关过六次了。又说,我们云南人少,没有专门的人押送我们到昆明,我们会被遣送到长沙。然后交钱放人,或者叫人出钱来保。如果没钱保,就送到下一站怀化。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他经历很多次了。

   我问他长沙收容站打人凶吗,他说比北京好一些,不过怀化很可怕。关到怀化,如果没钱保,就劳动一到两个月。那是做现代奴隶,都是重体力劳动。他2000年被关在怀化时,亲眼看到三个人活活劳累致病死了。很多出来打工者,家里很穷。家里的人如果知道外面的亲人死了,连路费都没有,怎么去告?善良的父母或亲人,没有出过门,也没有什么见识,他们又不知道怎么告。

   另外一个昭通人说他十六岁时被关在昆明收容所。那个地方叫黄土坡。让他捡白云豆,干了一个半月。每天干十几个小时,出来时瘦了五斤。家里人知道他被关,但没有钱保他出来。

   胡仕湘说:“这次会不会得活着出去呕,哎呀。”他的长发,此时象个鸟巢,乱蓬蓬的。

   我数了一下云南的,共七个。一个玉溪人,四个昭通人,一个镇雄人。

   那个镇雄人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坐在我们旁边。问他一句话,他说一句。他的穿着很让人吃惊。那是我们农村八十年代的衣服。我只记得小学穿过那种衣服,四个包的上衣。布是很次的那种。领口特意用白土布迭加一个领,这样就很耐穿了。他说他是在北京一家橡胶厂打工,下班回家的路上被抓的。

   除了胡仕湘,三个昭通人是在北京拆旧房子的。那个玉溪人是个洗车工。

   一个云南老乡指着墙上一处留言说,你们看。他念道:湖北某某大爷被困在此二十五天!看过后,我又找别的留言。发现了很多大作,当然骂的很多。在此我就不一一写出来了,有些也记不得了。有些写的很好也很有趣。我记住了这三首打油诗:

   一(刻在东面墙上)

   北京警察真热情,到了北京去昌平。到了昌平去干吗?待上两天就回家。

   二(刻在木板上)

   走时留下诗一首,京城养了不少狗。此狗生来性格怪,摇头摆尾迎老外。北京本我首都城,为何去咬自己人?

   三(刻在地板上)

   自小向往北京城,今日至此真惊人。脚刚着地黑狗咬,可惜梦醒已不早!

   还有潇洒人士写:某某省某某县某某乡,某某大爷到此一游。然后刻上年月日。有人写:某某在此小住数日。猜想此公定是功力深厚之人。当然写被困的最多,

   2月20日中午,没有给我们食物。有人兴奋起来,说这是遣送我们的信号。果然,经过反复点名清人后,把我们关押进南区小院中一间牢房。然后再次蹲在地上排好队。然后归还了扣押的手机。

   一个牌号为003**4的警察带来三个人,一个中年人,两个年青小伙子。都是被关押这里的人。让他们蹲在地上,然后命那个中年人打那两个小伙子。中年人没动,牌号为003**4的警察威胁道:“你不打他们,那我就叫他们cei你!”中年人扬起手就向两个伙子狠狠扇了几耳光。几百人默默地看着。

   接送我们的人来了,让我们小跑到一道侧门处蹲着,命我们把裤带抽出丢在地上,以防止我们在路途中逃跑。

   云南省的果然是被遣送到长沙。大客车把我们送到西客站一个专用通道,上面写着:严禁进入!

   为了掩人耳目,警察都换上了便衣。几十人早站好了位置。外人跟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无耻啊!

   火车晚上17:45。我们坐18节车箱。四个人坐三个坐位,三个人坐两个坐位。

   此时我几乎支撑不住自己了。不停地流鼻涕,脑袋更加昏沉沉的。顾不上面子,我要求躺在座位下,得到允许。以文件包当枕头,醒醒睡睡中。2月21日早上8:38分到了长沙,不过我病得更厉害了。

   到长沙后,有钱的可自保出去。我身上只有三元钱。

   有手机的不是电没了,就是没有话费。胡仕湘的手机有电,但没有话费。王塞君手机中有三元话费,但没有电。他们都是我在狱中的新友。我把王塞君的卡用在胡仕湘的手机中,发了一条短信给我的朋友。我很担心他是否有能力帮我,因为他也是一个穷光蛋。

   过了一会,他打电话过来了,王塞君说接吧。我用沙哑的声音说:“寄八百元钱给我,我在长沙大牢里啊!”朋友说:“是阿东吗?”他听不出是我的声音。我大喊:“是我!我跟别人借的手机,只有一元钱了。我在牢里面,一定要帮我想办法保我出去啊!按照短信上的位址,寄800元钱,用最快的速度!电汇!”他答道:“我尽力帮你!”然后我大喊一声:“就这样了,再见!”我还要留点钱给别人发短信啊!

   2月22日中午,有四五个人站在牢房门窗口,呼叫要求打电话给家人。工作人员过来后,打开门,一顿打。牢房一下沈默了。

   无论怎么说,长沙要比北京好些。警察不骂人。一个40岁左右警察,帮我写了一个详细地址。

   21日夜晚,我因无法睡,在牢中走。一工作人员过来和我聊天。他告诉我,长沙每抓一个人,民政部和另外一个部门给五十元钱。我问,北京呢?他说北京就高了。每抓一个外地人,民政部就给派出所100元到150元人民币。

   看到胡仕湘的脸更可怕了。不但惨白,还有些微微泛着绿光。几处已起了四五个小泡,上面隐约可见黄黄的脓,很吓人。我从未见过几天内变得如此可怕的脸。他来到长沙后用香皂洗了一次发,我猜想他因此病了。

   他对我说:“你出去后一定帮我打这个电话,叫他帮我收一下工钱。我的钱可能差得不多了。”我说:“他和你关系好吗?”他说:“还可以嘛,平时我们在一起耍,一起干活路两年多。”他想了想,又对我说:“如果我的工钱不够的话,叫他先帮我垫到点(先借钱给他),我回去一定还他。”

   我对他说:“你的脸色真不好啊!”他说:“从抓起来到现在,我六天没有大便了。”我说,我也是啊。

   他拿出手机对我说,想卖掉。我看了看,一个纯白色的,很小巧。我问买时花了多少钱,他说去年买的,1300元。现在可能值不了几个钱了。特别是在这里,更没有人要了。卖了,钱也不够出去。我对胡仕湘说,等会我帮你问问,有没有人要。

   2月22日下午,那个打人的家伙,提着扩音器喊:“邓红卫,谁是邓红卫?”我跳了起来:“是我!我是邓红卫!”心中狂喜,天啊!终于有人来救我了。转身进了牢房,取文件包,并对狱友说:“我出去了!”

   王塞君把他的存折递给了我,请我帮他取出钱来救他。存折密码写在一张纸条上。胡仕湘和其他几个人,把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条上。嘱咐我,出去后,帮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

   走出收容所大门,门口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对我说:“你是邓红卫吗?”我连忙答是。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来接你出去。” 我很激动,不知说些什么是好,口中不停的谢他。

   他拔通了何小明(我在北京的朋友)的电话,介绍了一下情况,然后又递给我接。何小明对我说什么已忘记了。我只是谢谢他。何小明嘱咐他给我几百元钱路费,他借给我了四百元钱。

   和他分手后,看着外面车来车往,人们自由的行走,不禁感慨万千。算了算,我已被无辜关了六天五夜。这在我一生中,或许是很短暂的时间,但在我看来却很漫长很漫长,好象恍然隔世。

   王塞君的存折是邮政储蓄所的。对这个城市,我完全陌生。我走到一个报刊亭,里面坐着一对三十岁左右的男女,看上去象夫妻。还未开口问路,那个女子就冲我露出和善的笑容。我说:“请问最近的邮政储蓄所怎么走。”他们非常认真详细地告诉我,怎么怎么走。心里莫名地很感动,走在路上,眼泪几乎要流出来。他的存折中的钱只有280元,而保他出来需要340元人民币。我只好贴上60元人民币,把他保了出来。他高兴异常。搜身上只有六元钱,回家路费不够。他说要去投靠在长沙的好友,就道别了。

   天已渐黑,身心极度劳累。计划在长沙住一夜。

   在一家招待所交钱登记后,就下楼买了两瓶矿泉水喝了。去一家叫岳阳烧烤店的,吃了一手羊肉(一手十串)、一手牛肉、一碗刮凉粉、一碗绿豆汤。吃得甚是满意。沿着街回招待所,在路上又发现了一家叫“正宗常德牛肉粉”的小吃店,吃客甚多,去吃了一碗。三元钱一碗,很好吃很实惠。

   然后去超市买了香皂、毛巾、牙刷、内裤等,共花了60元人民币。

   回到住处,想休息一会去洗澡,没想到靠在床上就睡着了。晚上11:00醒来,去上厕所。从被抓到现在已六天五夜没有大便过了。大便池的前墙壁上写着”正面”,后墙壁上写着”屁面”,脚底也画好位置。照房主所指示的蹲下,拉出的大便又干又硬,恶臭万分。之后是痛快地洗了一个澡。

   2月23日,早上十点钟,去一个卖小碗菜的小吃店吃饭。很是实惠,很好吃。花了五元钱,一小碗肉片、一小碗小瓜、两小碗米饭。吃完饭后去火车站买火车票。排了四十分钟的队,被告之只有2月25日晚17:46的火车票,还是站票。无奈,只得买了。

   还有三天才能走,怎么渡过呢

   数了数身上的钱只有七十三元人民币。除去两天住宿费四十元,只剩下三十三元人民币。从北京西客站到我住的地方,还要三、四元车费。我决定不吃中饭,用吃饭的钱去上网。

   长沙的上网费很低,一元五毛钱一个小时。不用登记身份证,不象在北京网吧必须登记身份证。回完三封EMAIL,用了一个小时。

   外面的天空阴沉沉的。想着没有去处,遂上了一个长沙本地聊天室聊天。取了一个名字叫”长沙过客”。

   一个网名叫女教师的问我,是否是来长沙出差?我说不是。她又问,是做生意?我说不是。她很好奇的问:“你来长沙干什么?”我告诉她,我刚被放出来。她问:“从什么地方放出来?”我说:“从收容遣送站放出来。”她说,你开玩笑吧,又问我,哪个遣送站?遣送站在什么地方?我告诉她,在窑岭西村二十七号。此后她没有回话。过了十秒钟吧,就从电脑萤幕上消失了。

   我呆了几分钟。外面下了很小的雨,阴沉沉的,无处可去。又和一位叫蒲公英的聊起来,她问我来北京多久?我说三年。她说,她也是来北京三年了。公司在北京紫竹院附近。公司派她到长沙开拓市场,现在住河西边。她说她是东北人,很爽快地告诉我她的手机号码。我说我很狼狈,手机也没带身上。她说没有关系。她说她现在武汉,今晚回长沙,明天打电话给她。

   2月24日,心里充满了郁愤,充满了恨,憎恨得难以抑制住自己。只好拼命地安慰自己,没什么,没什么,就当一次旅游,特别的旅游。9天花900元左右人民币,不贵啊。

   我沿着八一路一直向前走,想记住点什么,也想体验一下什么。想要去湘江边走一走。一般来说,一个城市,河边总会修建一些散步的地方,也会是这个城市最美的地方之一。走了三四里路到达湘江边时,却颇为失望。一排破破烂烂的房子,卖润滑油的把地上弄得脏兮兮的。

   想起昨天和网友蒲公英的约定,在小卖部打了电话给她。她说请我吃饭,我推辞,说我现在很糟糕,有机会在北京见面。她说她不在乎。她说她现在离我很近。叫我在省口腔医院旁的肯德基见面,她穿一件黄皮衣。我说算了,我有些脏。我尽力推辞,她一再邀请。感到她有英雄般的气概,自己倒象个懦夫。再推辞不好,算了,就是上刀上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了。

   她坐在窗户边,向我招了招手。我几乎有些退却,不过还是过去了。总的来说,和她聊的很愉快,不过对于她来说,我象刚从别的星球来的一样,恍若幻想,难以相信会有那样的事。我感到很悲哀,每年成百上千万国人被无辜关押,中国竟然如此沉默,世界竟然如此沉默。许多国人听说、了解和体验后无动于衷。下午五点左右,离开肯德基。她说打一辆车送我回去,我说我更喜欢散步回去。

   为了不重复来时走的路,绕了些大弯,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到旅馆。很累,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2月25日,天依旧阴沉沉的。头很痛,比昨天咳嗽得更厉害了。也许因为在农村长大,抵抗力比较强,从小就很少生病。一般感冒不吃药就能好。这次虽然身体很不舒服,但心里想再扛几天会自然好了。

   睡到十二点钟,收好东西就去逛街了。中午在一个小店里买了一个麻坨吃,不饱,寻思再吃点别的东西。听说长沙臭豆腐很有名,但前几日没寻到。25日这天,路上看到一个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的,后座上一边挂着火炉,火炉上面放着油锅,一边挂着调料。他吆喝,一元钱三块臭豆腐。我对他说:“来三块。”豆腐从油锅中捞起来,黑漆漆的。一看那小贩蓬头垢面,心里想打退堂鼓。再看小贩竟很象被关进昌平的哥们儿,心里顿生怜悯。不买心里不忍,买了弃之又觉可惜,最后忍着恶心吞了。

   在路上东张西望,漫无目地地打发时间。路上一间发廊里坐着四五个花枝招展的姑娘,向我招手。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没理她们。以后经过几家发廊,里面都有三四个姑娘,对着门口坐着,观察着过往行人。我经过,都向我暧昧地招手。

   在阿波罗商业广场逛了一圈,看到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到火车站候车室。过了天桥,在邮电局商业铺面外,一小妇人过来对我说:“看脱衣舞,看的不满意不收钱。”我大惊,天啊,还有这种事。

   上火车时,吃了三个包子,两个鸡蛋,身上只剩下五元钱。火车上人较多,我在厕所附近的过道站着。

   一个中年男人过来吸烟,和我聊了起来。与他讲了我们遭受的屈辱。最后我气愤地说:“为什么我们农民总是受欺负,象菜板上的肉,任别人宰割!就是我们的政治权利被剥夺,又不联合,象一盘散沙!”

   他笑着说:“你不要偏激。现在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只要国家稳定,再过十几二十年,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我说:“你所说的发展,只不过是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这几年所谓的GDP增长有多少是来自内陆省份,有多少是来自农村?不到中国农村,是不会知道中国之穷的。不要用国家稳定这种说法来剥夺农民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国的强大只是让少部份人狐假虎威,农民依旧活的没有尊严。如果可以选择,我情愿生活在平等、自由、尊重人权的小国,即使是一个穷国。我不要哪种虚假的大国自豪感。”

   他笑道:“经过这些遭遇,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其实中央并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我想以后会逐渐改变的。你还没吃饭吧?”

   我说不饿,上车时吃过了。

   他说:“我买一份给你吧”

   我忙说:“不用,不用。真的,我现在不想吃。”

   他不听,硬买了一份递给我,又买了两瓶水给我。我心里真的很感激。

   吃完饭,聊了一会,就站不住了,身体非常虚弱。最后找了一个地方躺在座位底下,睡了。

   第二天,在同一节车箱又遇到在收容遣送站的狱友。他们两个都是搞装潢的劳工。一个40多岁,叫康书龙。他买了一份饭,又拿了一些家里菜特别给我。

   中午,火车到了北京。对很多朋友来说我已经失踪整整九天九夜了。在这个城市呆了三年,对它谈不上喜爱,亦谈不上憎恨,或许憎恨的只是某部份人罢了。这些人伤害了我,他们会忘了被伤害的人,但被伤害的人永远忘不了他们!

   一路上也想了很多,想起那许许多的宣传。够了,我再也不相信无耻的谎言!一个不尊重本国公民的国家,如何让国际社会尊重?一个对内部不负责任的国家,如何成为一个在国际上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歧视威胁本国合法公民的国家,如何让人相信不对他国形成威胁?


后记

   回到租住的小屋,一病二十多天。在贫病交加的绝境中,多亏一位朋友的细心照顾和经济帮助。经此劫难,更深体会了社会的黑暗,农村人的屈辱。也遇到许多善良的国人,心里充满了感恩。

   孙志刚之死,只不过是其中沧海一粟。任何仅仅是语言上的谴责,仅仅只针对个案的处理,并不会改变我们继续屈辱的命运。为了非北京非城市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我们自己必须有合法的维权组织。任何违法侵犯我们权益的个人和组织,都要把他记录在案,永远不放弃起诉的权利。我们也必须有我们的媒体,我们的话语权不容剥夺!城市人的声音太强大了,我们必须发出我们的声音。发声就是主体,主体就是我们自己!

   我所述的,我保证是我所亲身经历的。虽然遭此屈辱,但我尽力保持真实和冷静的表述,不夸张、不说谎。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了一篇《北京收容所亲历记》,深为敬服作者的勇气。我觉得我也有必要有义务把我们所经历的事告诉更多的人。

   当被我被抓进“和平里派出所治安联防队”时,我就想到了有一天要控诉他们严重侵犯人权,所以想尽办法详细记录自已所经过的遭遇,记住违法警察。恰好这段时间网上对孙志刚事件讨论的很热烈,希望我的经历能让更多人了解事实的真相和外来劳工所遭遇的苦难,即使个人冒一些风险也是值得的。

   这些警牌号当时我就经过反复确认,以防错误。然后用笔记下。在收容遣送站内笔被没收,我就用硬物深深的划在纸上。出来后我立马整理记录,以免错误。把我带上车的警察没有记住号码,所以也没有写出来,虽然他们很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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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时报在线编者按:所载文章在中国内地网站出现已有一段时间。作者原意显然希望媒体跟进,但迄今未见有媒体刊用。亚洲时报在线相信文章所述情节真确,故予全文转载。由于未能联系原作者以验证其记录,文内涉及警察的警牌号均不完全照录。

   博讯新闻网编者按:博讯新闻网5月24日转载过此文。现参考香港“亚洲时报在线”网站转载的文本(不完全照录警号),对其分段、标点和文字,作必要的调整和修订。不能与作者联系以征求意见,特此说明。

   参考:

   博讯新闻网5月24日

   www.peacehall.com/news/gb/yuanqing/2003/05/200305242219.shtml

   亚洲时报在线6月11日

   www.asiatimes-chinese.com/61199.php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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