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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见证】 我们好好活着回来作证—香港学生的血泪见闻(198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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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6月01日消息】           我们好好活着回来作证         ——香港学生的血泪见闻(1989年6月)

                   ·林耀强 (博讯boxun.com)

     〖原注:中共领导人试图用新闻封锁的方式来掩盖北京大屠杀的真相,但事实终于会慢慢揭露出来的。虽然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现在还不能亲自公开控诉杀人者的罪行,目睹暴行的香港人可以。一班曾与北京百姓出生入死的香港学生逃出了虎口。“你们得好好回到香港去,将事情告诉天下人。”舍命帮助他们脱险的北京学生说。这些逃出虎口的学生在北京有相同的经历,也有各自的见闻。六月十五日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分别叙述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笔者事先已访问了林耀强同学,现在再把其他同学的话一一记下,希望能够全面地清晰报道这件事。由于时间迫促,本文未及交与有关同学过目,特注明。 ——方礼年整理〗

   ◆ 林耀强(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代表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

     六月三日晚,我们已觉得事态不妙,便弃了传真机,再在北京饭店烧毁一切文件和名单。十时许,我和李兰菊、陈清华和陈宗彝等到天安门广场去。我们先到指挥部,见到柴玲、封从德和李录等人,黯然握手道别。跟着,我们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层探望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不久,广播台传来有人被打死的消息,吾尔开希在广播站激愤地说了几句话,随即晕倒,给抬走了。

     大约凌晨一时,我与程真、李兰菊、陈清华等离开指挥部到广场西面去。在那里,我们看到一辆装甲车高速冲入人群中。气氛即时紧张起来。各人立刻拉栏杆设路障,那辆装甲车回头又向人群冲过来,简直是冷血谋杀。

     之后我们走到历史博物馆,坐着与距离三百码左右的军队对峙。李兰菊走过去与军人谈话,陈清华则于二时左右到广场拍照,给军人发现,脚、腹被殴,照相机也给打破了。他回来告诉我们,我便和程真去看,却看到一队军队由西面冲来,沿途不断向地上开枪。

     一辆公共汽车忽然冲向军队,没有伤人便停下来。邹凤梅在西长安街看到两人由车后跳下,立即给射杀了。我看到士兵打破车窗,将司机拉下,用枪柄狂击。看到的人都很愤怒,他们冲前救助,却给乱枪击回,不少人在枪声中倒地。一名工人冲前,掷出玻璃瓶,击中一个军人的头部。跟着响起两下枪声,那工人抱着腹弯下身子。我们立即跑去把他抬过来,早已软作一团,鲜血像水龙头的水般从背后涌出。只看到他两眼翻白,死了!我和程真的手都染满了血。

     我和程真回到历史博物馆。李兰菊刺激过度晕倒,陈清华便扶她到临时救护站去。

     我和程真走到纪念碑的最高层,那时已近凌晨三时。我看到柴玲、封从德、李录、梁二、马少方等。我跟他们拥抱、握手,生离死别的感觉填满胸间。他们要我立刻离开,好好回到香港将事情告诉天下人。我说,我也是中国人,跟你们一样;他们便不再说什么,让我留下。

     凌晨三、四时,广场的灯突然熄灭。一位男同学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立刻给其他同学捉住了。广场上经常放着几桶汽油,准备随时制造汽油弹。

     大约四时,广场四周亮起了强烈的射灯。封从德向大家说:我们要坚持和平而非暴力的请愿,请各位同学交出全部武器。大家服从地将木棍、铁枝等交出来。希望军队看到,不忍加害。

     这时四位绝食者跟军方谈判回来了。他们说军队要在天亮前清场,劝我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由东南面撤走。

     封从德于是请全体同学立刻用口头表决:是坚守还是撤走?当时我听到“坚守”的呼声较高,但封从德说“撤走”的声音较大,决定分批撤离。

     封从德的话才说完,便有几个军人冲上来,木无表情的向天开枪。程真原不愿走,但我拉着她就跑。有些同学也不愿走,军人就用枪柄打他们。

     我们到了纪念碑第二层,听到枪声一响,一位同学就跪在地上。其他同学拉着他走。

     走到底层,我们在较安全的石碑后停下来。程真说要看到所有人撤走后才走。这时上层和第二层已尽为军人占据。

     我拉着程真由东南方撤走。北面传来一阵歌声。军队开始向群众开枪,前排的人纷纷倒下。人群急速散开,互相践踏,场面非常混乱。

     学生撤走时,有人大叫“血债血偿”、“把怨恨埋在心里”、“我们一定再回来”。那是悲鸣,但那是多么豪壮的悲鸣!

     我回望广场。整个广场已给军队围住,再也没有通道进去了。我看到场内冒起阵阵黑烟。焚烧的可能不单是营帐。

     逃离广场,我和程真便在大街小巷中穿插,有时还在军人之间挤过,程真还跟他们说话,有时甚至骂他们。到了北师大,学校门口已有悼念死者的挽联。北师大没有地方可以安歇,我们于是转到海淀区一间住所,休息数小时,再到朝阳区住了一晚。我们曾到木樨地看过,街上有大量血迹。

     六月五日早上,我和程真坐三轮车到王府饭店和其他同学会合。司机老伯不但没有收钱,还送我一包中国名烟。

     〔在这次学运期间,林耀强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还参加绝食。他也曾投入一九八六年的北京学潮,但觉得当时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表现都不够积极,这次却完全不同了。

     这次学运,发展至后期,一度出现混乱情况。林耀强于五月廿八日抵达广场,看到的情况可说极为恶劣:广场的环境很差,学生的组织也很松散,他们于是从旁协助。他和学生领袖都十分稔熟,觉得他们有理想,虽然组织能力不很高,却能接受意见。六月一日后,广场的情况开始改善。

     对于外高联,林耀强不大同意一些报章的说法。“那些来自北京以外地方的同学,其实也很有理想,许多人都说是来学习民主的。有些只逗留三两天便回原地,说要将民主的信息带回去传播。我觉得这些同学也很有希望。”〕

   ◆ 李兰菊(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学生)

     在纪念碑的第二层探望候德健和刘晓波等人后,我就与林耀强他们失散了,我一个人返回指挥部,看到吾尔开希和程真。吾尔开希不断催促我回饭店去,说这里很危险,又说这是他们北京人的事,不要我这个多事的香港人来管。我于是拉着程真,说要和她去找林耀强他们,一起堵截军车,吾尔开希这才不再叫我离开广场,只是说找到林耀强后,不要再去堵军车,要回到指挥部。我们回到指挥部时,他说:“我死后,你们得抬着我的棺木游行,让我再看看长安街和这个广场。”

     广播站传来了军队开枪杀死同学的消息。吾尔开希走到广播站,很激愤地说“我们要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我们要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存亡!”激愤的声音忽然中止了。跟着有人在广播中叫唤通知救护车和找氧气筒。我没有看见吾尔开希被送走,以后也不知会不会见到他了。

     我们几个人离开指挥部,走到广场西面,看到高速来回的装甲车,有一辆还在我身边擦过。

     历史博物馆前有近千名戴着头盔、手持长木棍的军人。一个十五、六岁少年在附近人丛中大哭,说他哥哥给军人打死了,他要跟军人拼命。我过去拉着他,叫他安静下来。他伏在我肩膀上不停地哭叫:“哥哥!哥哥!”然后追着救护车去了。我看见军人越来越多,阻挡军队的人却很少,便奔向指挥部,希望指挥部派人增援。在纪念碑下的石阶上挤满了学生,手牵着手,高唱《国际歌》。他们的面孔显得无比庄严。

     我独自回到博物馆前,看见已有人筑成血肉之墙与军人对峙,我加入人墙中。那些静坐的军人每看到有伤兵经过,便激动地大叫。

     负责这排人墙的工人,高声呼吁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和平,不能动武。有几个手持木棍、水管的工人走过来愤怒地说:“你们还坐在这里等死?那些畜生见人就杀!”我们看着那些静静地坐在石阶上的军人,完全没想到他们会动杀机!

     跟着来了一批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气氛马上紧张起来。有人上前试图劝说军人,我也走上去,拉着一位军官的手呜咽着说:“我是香港学生??广场内的全是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和栋梁,他们的和平请愿绝不是暴乱,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你们不能开枪,求求你,不要向他们开枪??”我哭着跪在地上。我看到那军官的眼中也有泪水。

     我回到原位,一个学生拿着木棍加入,我愤然说道:“放下武器,不然就先把我打死。”他委屈地把木棍放在身后。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孩也从身后拿出一枝约十二寸长的小铁枝交给我。

     凌晨三时左右,我看见有人抬着血淋淋的尸体和伤者往来奔跑,不禁冷汗直冒。我忽然看到先前那位死了哥哥的少年。他满身鲜血,由一名工人抱着。我晕过去了。

     我在广场的救护站中醒过来。医生和护理员知道我是香港的学生,虽然明知我并无大碍,仍坚持送我到医院。我身边躺着一个满身鲜血的学生。他的脊背血肉模糊,身体已不能动弹,但仍不停地说:“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第一辆救护车来到时,我没有上,第二辆,我仍然挣扎着不肯上。一位女医生握着我的手,哭着用英语跟我说:“你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的事,知道吗!”

     到了医院,看到墙上、床上、甚至抬我的担架都染满血。我由一位很高级的医生看治,他的医务室躺满了受伤的人。他很细心替我把脉。我求他不要管我,去救治其他伤者。他含着泪说:“孩子,你很虚弱,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你要好好保重。我们需要你回到香港,向世人宣布我们的政府究竟干了些什么。”我被送进一个安静的房间休息;外面的走廊躺满了伤者。

     六月四日中午,医生嘱咐所有可以步行的伤者马上离开,因为入夜后军队便会到医院抓人。

     医院内,不时听到医生说:“疯的!疯的!”我听到一位医生哭着说,在死伤最多的医院内,军人不许医生救人;两位医生跪着哀求,结果竟给枪杀了。后来得知这间医院有九位医生,也在出外取血时给军人枪杀了。

     一位受伤的工人跟我说,市民一直在广场外保卫学生。凌晨四时,他还在广场上,看到军队向人乱枪扫射,坦克车随即推进,另一批士兵就持棍追着人群殴打。他对军人说:“后面的人都给你们打死了,不要再打了!”军人说:“打死你们!暴徒!谁叫你们不走!”这名工人终于给击中后脑受伤。受伤以前,他还看到一个抱着小孩的妇人给枪杀了。这孩子只有七岁左右,一边哭一边跑。一名市民把他抱起来,军人却把他们一起射杀了。

     离开医院时,伴我入院的陈清华将身上的钱分给伤者作路费。一位躺在床上的学生流着泪把钱交回给我,说:“我是不行了,胸口中枪,一条腿也断了,就是不死今晚也不能离开这里。把钱留给其他同学吧。很多谢香港同学的支持??不要再逗留了,回香港去,叫同学们坚持到底。”他看到我腰包扣着“天下为公”的徽章,呜咽着说:“告诉同学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陈清华(香港浸会学院社会工作学系学生)

     我大部分时间与李兰菊在一起。

     当群众围截和焚烧一部坦克车时,我过去拍照,给一个年青军人发现。他当头一棒打来,我连忙躲闪,但腹部和脚部却接连给打着了,幸好力度不太大。他跟着打破我的照相机。我倒在地上,给人抬到救护站。我休息一会,回到博物馆前看到李兰菊呕吐晕倒,便和人合力扶她到救护站。救护站内躺着十多个伤者。一些受伤的士兵也给抬进来,有人试图阻拦,但有人说:“大家都是人啊!”于是伤兵也照样受到护理。

     我陪李兰菊到医院去。救护车曾给军人截住,有人说是“京红的”(北京红十字会),就通过了。车子后来也数次给市民截停,有一次他们甚至上车察看,知道载的是学生,就让我们通过。车上的人除了不停地说“学生”,还说:“我们是不会载狗军队的!”

     我在医院里站了一会,看见护士为一名伤者剪开衣服时,骇得连退两步,医生也呆了一阵。原来伤者的胸口血红一片,部分好像不见了,但医生还是趋前替他治理。一位年青的伤者跟我说:他是逃跑时给军人在背后开枪射伤的。

     在医院里,我们曾经致电英国大使馆求助,却只得到敷衍式的答复。我们说军人可能来抓我们,对方却叫我们留在原处。

   ◆ 陆德泉(香港中文大学学生)

     六月三日晚,我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颇为平静。十时许,严家其和他的妻子高皋应邀到天安门民主大学致词。我听了一会,转身走到指挥部的广播站,听到消息说群众成功地将军队堵截于安定门外。

     十一时左右,枪声分别由人民大会堂和新华门传来。跟着陆续有伤者被送到救护站;一位同学送到救护站时已经死了,有人为他念一首诗,说他是死在天安门的,他的血不能白流。

     广场的气氛渐趋凝重。广播站呼吁同学聚集到纪念碑周围。有些同学拆了营帐,拿着木棍和竹枝聚集在纪念碑下。但有些同学仍在帐内睡觉。

     我留在广场上看事态的发展。我看到一辆装甲车好像是撞了人,被迫停下来。人群围上去,开始打车、砸车、烧车。后来听一位同学说,车上的士兵走出来,被人围殴。一位香港同学试图保护他,也给打伤了。

     我退到北京饭店外,看到板车来来回回,车上载着伤者。由于长安街有公共汽车堵塞,救护车不能开进广场,板车便将伤者送到北京饭店前,再转到救护车上。板车每次三部,我看到来回了二三十次。

     四时左右,枪声特别频密。群众不再像先前那样退了又进,而是急速地后退。情况非常恶劣。就在这急退的时候,我前面的一个少女尖叫一声,便即倒下。有人将她扶走,我看到地上有一滩血。这时大约是凌晨四时半。饭店外的人很少,人群都聚集在王府井与长安街交接的街口。

     我返回饭店。五、六时左右,由记者房往外望,看到不少坦克、军车等由东驶来,拦截的公共汽车给撞断了。很多群众躲进行人隧道。我看到隧道内有黄烟冒出——是军人向群众投掷催泪瓦斯吧?

   ◆ 黎洪(香港中文大学学生)

     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后,我还在天安门广场上。广场的喇叭传来官方的广播,要场内人立刻离开。我跟着听到学生的广播。封从德说:“我们平日在这里学习民主,现在就少数服从多数,分批撤离广场。”

     “你们才是少数,我们坚持不撤!”我身旁的一个学生在叽咕。有学生说:“我们不能撤离,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支持我们的市民一定会很伤心!我们只要支持到天明。北京市民每人一块砖头,就可以把军人砸跑。”现在看来,他不是太天真了么?

     军队杀到时,我由纪念碑上层的北面转到南面撤走。营帐内还有学生没有离开。我穿过人民大会堂旁边的小巷,走到西长安街,跟着大堆人跑——和在后面追赶的坦克车赛跑。我们在惊惶中逃进一条小胡同,逃不及的有些给坦克车压死了。我走回去看,只见一具具支离破碎的尸体浸在血泊中。

     几经转折,我走到政法大学。该校的一位学生领袖说,据他们从医院、红十字会等收集到的消息,死伤者达六、七千人。

     政法大学内放着五具尸体,都是抢回来的。三人是该校学生,其中一人的头颅爆裂,显然给坦克车压过。有两个伤兵给抬进来,有人要以牙还牙,但是我制止了,因为恐怕政法大学也遭血洗。当时,大学已吃了几记冷枪。

     我离开时,一些学生领袖也离开了政法大学,但刚才所说的那位领袖还留下来。他说领袖不能一下子全部撤离。他面上完全没有张惶的神色。这分勇气令人难以置信,难以忘怀。 摘自《明报月刊》1989年7月号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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