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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新借口:信仰危机

【博讯4月06日消息】 〖编者按:腐败就想爱情一样,是不需要理由的,没有舆论监督和完善的司法体制,绝对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但是在某些思想僵化的共产党官员的脑子里,似乎还有可能找出共产党官员腐败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从而防止腐败,这不是缘木求鱼是什么?〗

关于“信仰危机”问题,社会争论比较大,焦点有两个:一是有没有,二是主要表现在谁的身上。

信仰危机究竟存不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的一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可以给出答案。在诸多调查问题中有“有无信仰”一道题,对此,被调查者回答的结果是:回答“有信仰的”占28.10%,“曾有过信仰的”占22.24%,“没有信仰的”占36.09%,“不想回答的”是13.57%。“有信仰的”只占28.10%,这一数字表明“信仰危机”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还很严重。

那么,当今信仰危机主要存在于什么样的群体呢?

在我看来,认为信仰危机主要存在于百姓群体的说法是不公平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信仰危机”既存在于普通百姓之中,同时,它也存在于领导干部之中,甚至在后者身上表现得更为严重。“三讲”的第一讲就是“讲政治”,而在“讲政治”中最最重要的就是理想信念问题。正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才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分子。所以,江泽民同志说,当前需要着重抓好的几项教育的第一件事,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 

有人不信,那么,就听一听腐败分子是怎么说的吧!

胡长清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

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那个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的胡建学对其部下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

一个“小干部”,中共合川县原县委副书记高万成说得更是坦率:“1991年岁末,苏联解体,使我的信仰发生了大裂变。我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顶住,变不变也很难说呀!两个月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了,我误认为中国要搞的市场经济和苏联解体后的自由经济是一回事。自由经济就是自由捞钱。于是,我便用手中余权大捞钱。”

……

现实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这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经不起考验,蜕化变质,跌入了腐败的泥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理想信念的丧失的确是一些领导干部陷入腐败泥坑的最重要因素。

也许有人会说,这几个腐败分子能代表得了广大领导干部吗?这种“反诘”似乎很有力,然而却禁不住一驳。我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可以驳倒它:当今社会腐败的严重性已经有目共睹,那么,造成这一状况的难道只是成克杰、胡长清、胡建学之类的几个腐败分子?

造成这一严重状况,除了一部分是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更多的则是沾上了腐败行为的、但是属于“好的和比较好的领导干部”。前者是腐败的始作俑者,蜕化变质分子,属于法纪范畴;后者属于党纪、政纪范畴,是社会腐败现象的推波助澜者。当今反腐败艰难,就在于这两种腐败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理不断也剪不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或是“属于好的和比较好的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都是以损害人民的利益为其主要特征的。很难相信,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会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去搞腐败的。在理想信念问题上,对腐败分子来说是“完全丧失”的问题,而对那些有腐败行为的领导干部来说则是一个“动摇”的问题。

理想是精神的支柱,信仰是行为的源头,当一个领导这两样东西发生危机后,就会步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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